再现稀世绝品时的惟妙惟肖成为精湛绝伦的巨大魅力，铜画表达了美术绘画、摄影时所有的技法韵味，无论静物之静、动物之动的任何细节意境均能在铜画中得到隐隐体悟。铜画的表面处理使画面经久不衰，铜画独具的工艺与精美的装裱，以及铜画非通一般的表现能力，成为现代一种的极具艺术表现力的艺术形式。缺点：平板画，立体表现力比较缺乏。#中华匠魂##魅力中国##工艺精湛#
【静安六项工艺入选首批上海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拟入选名单】#关注静安# 经推荐、评审、审议等程序，市文旅局、市经信委拟定的第一批上海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拟入选项目名单于日前面向社会公示。拟入选项目分为纺染织绣、服饰制作、编织扎制、雕刻塑造、家具建筑、金属加工、剪纸刻绘、陶瓷烧造、文房制作、漆器髹饰、印刷装裱、食品制作、中药炮制、器具制作等14类，共63项。
静安区共有亨生奉帮裁缝技艺、绿杨村川扬菜点制作工艺、王家沙本帮点心制作技艺、干肉制品加工技艺、凯司令蛋糕制作技艺和雷允上膏方制作技艺等六项工艺入选。
亨生奉帮裁缝技艺
“亨生”是上海西服业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由奉帮裁缝徐继生在1929年创立。亨生因曾对中山装进行改良和独创的修身裹袖、时尚挺括的奉帮亨生造型而闻名沪上，是上海滩奉帮最著名的店家之一。
亨生奉帮手工技艺在制作中讲究“四功”（刀功、车功、手功、烫功）、“九势”（胁势、胖势、窝势、戤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其服装的特点可以用“十六个字”（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概括，既是实用服装又堪称工艺品。亨生奉帮裁缝技艺是“奉帮裁缝”的精华和代表，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2011年，中式服装制作技艺（亨生奉帮裁缝技艺）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绿杨村川扬菜点制作工艺
绿杨村川扬菜点制作技艺是川扬菜点中烹饪技艺的典型代表。绿杨村酒家创建于一九三六年，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川菜自古讲究五味调和，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杨菜讲究原汁原味，擅长调汤，精于造型；绿杨村的川扬菜肴和淮扬细点的制作技艺兼取两者之长，使之相互交融、相互补充，其工序的细腻程度以及原料、调料、火候等诸多因素的掌控都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是中式烹饪技艺的杰出代表。
2007年6月，绿杨村川扬菜点制作工艺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王家沙本帮点心制作技艺
王家沙点心店初创于一九四五年，迄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王家沙以上海特色点心为基础，形成了汤团、八宝饭、青团、小笼、馄饨、面、糕团、月饼八大系列。
王家沙的美食产品定位春夏秋东四季的变迁，二十四节气，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打造。近年来，青团、月饼、粽子等节令品种更是屡获“中华名小吃”、“上海名点”等荣誉。每年的王家沙八宝饭和王家沙的青团，更是上海滩的一个传奇。
2007年6月，王家沙本帮点心制作技艺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干肉制品加工技艺
立丰的干肉制品加工技艺，由粤籍商人陈光发于1907年首创，以粤式食品制作工艺为起源，至今已有110年，历经六代传人。
该制作技艺通过“腌、烧、煮、煸、煨、炒、烘、翻、窝”等工序，既保证了产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又富有多种口感。其独特的牛肉干、猪肉脯、香肠、肉枣、腊鸡、腊鸭等粤味熟食，风靡沪上，供不应求，“立丰牌”牛肉干素有上海“牛肉干大王”之美誉。
2019年4月，干肉制品加工技艺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凯司令蛋糕制作技艺
上海凯司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一九二八年，是上海西点行业中著名的老字号企业，历经几代人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蛋糕手工技艺，其奶油裱花蛋糕和奶油栗子蛋糕以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造型在市场和顾客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凯司令的蛋糕制作工艺包括选料、配料、搅拌、烘烤、制坯、制作奶油膏、糕坯分层、抹坯、裱花、写字、装饰等多道工序，将中华传统文化和西点制作技法相融合，制成的蛋糕其口感：内质细腻，富有弹性，夹层均匀，口感油润，奶香浓郁；其造型：线条精细流畅，图案美观、造型逼真、文字清晰，蕴含浓厚的生活情趣。
2007年6月，凯司令蛋糕制作技艺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雷允上膏方制作技艺
“雷允上”品牌，始创于康熙元年（1662），中兴于民国，鼎盛于当代，被誉为沪上“四大国药老字号”之一。雷允上制售的中药制剂，素以工艺精湛、质量上乘著称，尤以道地药材制作的传统膏剂为世人称道。三百多年来，雷允上的膏方制作等传统技艺，一直以特有的前店后工场形式代代传承。虽经岁月与战乱磨砺，但在一代又一代雷允上人坚持不懈的研究、打磨和淬炼中，这项独特技艺不仅得到完整保留与传承，而且以企业标准《膏方定制技术标准》的形式被纳入现代化管理。
雷允上膏方制作技艺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讲究用药道地，精益求精。雷允上中药饮片均优选品质佳、疗效好的道地药材。二是对制膏场地、设施设备、人员要求严格。专门定做铜锅用于浓缩和收膏。制膏传承人对药性的掌握、火候的把捏恰到好处，膏体成色、“挂旗”等经验都依靠口耳相传、实践演示。三是遵循传统，精工艺，细制作。雷允上膏方乌金如漆、油润如玉、馨香沁脾、入口似饴，可谓“上品”。
雷允上膏方技艺传承三百年，一靠传承有序，二靠工艺独特,三靠标准控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加工经验，整个工艺流程严谨科学，制作技艺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为传统中医药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2019年4月，雷允上膏方制作技艺项目被静安区命名为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静安区共有亨生奉帮裁缝技艺、绿杨村川扬菜点制作工艺、王家沙本帮点心制作技艺、干肉制品加工技艺、凯司令蛋糕制作技艺和雷允上膏方制作技艺等六项工艺入选。
亨生奉帮裁缝技艺
“亨生”是上海西服业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由奉帮裁缝徐继生在1929年创立。亨生因曾对中山装进行改良和独创的修身裹袖、时尚挺括的奉帮亨生造型而闻名沪上，是上海滩奉帮最著名的店家之一。
亨生奉帮手工技艺在制作中讲究“四功”（刀功、车功、手功、烫功）、“九势”（胁势、胖势、窝势、戤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其服装的特点可以用“十六个字”（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概括，既是实用服装又堪称工艺品。亨生奉帮裁缝技艺是“奉帮裁缝”的精华和代表，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2011年，中式服装制作技艺（亨生奉帮裁缝技艺）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绿杨村川扬菜点制作工艺
绿杨村川扬菜点制作技艺是川扬菜点中烹饪技艺的典型代表。绿杨村酒家创建于一九三六年，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川菜自古讲究五味调和，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杨菜讲究原汁原味，擅长调汤，精于造型；绿杨村的川扬菜肴和淮扬细点的制作技艺兼取两者之长，使之相互交融、相互补充，其工序的细腻程度以及原料、调料、火候等诸多因素的掌控都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是中式烹饪技艺的杰出代表。
2007年6月，绿杨村川扬菜点制作工艺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王家沙本帮点心制作技艺
王家沙点心店初创于一九四五年，迄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王家沙以上海特色点心为基础，形成了汤团、八宝饭、青团、小笼、馄饨、面、糕团、月饼八大系列。
王家沙的美食产品定位春夏秋东四季的变迁，二十四节气，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打造。近年来，青团、月饼、粽子等节令品种更是屡获“中华名小吃”、“上海名点”等荣誉。每年的王家沙八宝饭和王家沙的青团，更是上海滩的一个传奇。
2007年6月，王家沙本帮点心制作技艺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干肉制品加工技艺
立丰的干肉制品加工技艺，由粤籍商人陈光发于1907年首创，以粤式食品制作工艺为起源，至今已有110年，历经六代传人。
该制作技艺通过“腌、烧、煮、煸、煨、炒、烘、翻、窝”等工序，既保证了产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又富有多种口感。其独特的牛肉干、猪肉脯、香肠、肉枣、腊鸡、腊鸭等粤味熟食，风靡沪上，供不应求，“立丰牌”牛肉干素有上海“牛肉干大王”之美誉。
2019年4月，干肉制品加工技艺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凯司令蛋糕制作技艺
上海凯司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一九二八年，是上海西点行业中著名的老字号企业，历经几代人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蛋糕手工技艺，其奶油裱花蛋糕和奶油栗子蛋糕以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造型在市场和顾客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凯司令的蛋糕制作工艺包括选料、配料、搅拌、烘烤、制坯、制作奶油膏、糕坯分层、抹坯、裱花、写字、装饰等多道工序，将中华传统文化和西点制作技法相融合，制成的蛋糕其口感：内质细腻，富有弹性，夹层均匀，口感油润，奶香浓郁；其造型：线条精细流畅，图案美观、造型逼真、文字清晰，蕴含浓厚的生活情趣。
2007年6月，凯司令蛋糕制作技艺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雷允上膏方制作技艺
“雷允上”品牌，始创于康熙元年（1662），中兴于民国，鼎盛于当代，被誉为沪上“四大国药老字号”之一。雷允上制售的中药制剂，素以工艺精湛、质量上乘著称，尤以道地药材制作的传统膏剂为世人称道。三百多年来，雷允上的膏方制作等传统技艺，一直以特有的前店后工场形式代代传承。虽经岁月与战乱磨砺，但在一代又一代雷允上人坚持不懈的研究、打磨和淬炼中，这项独特技艺不仅得到完整保留与传承，而且以企业标准《膏方定制技术标准》的形式被纳入现代化管理。
雷允上膏方制作技艺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讲究用药道地，精益求精。雷允上中药饮片均优选品质佳、疗效好的道地药材。二是对制膏场地、设施设备、人员要求严格。专门定做铜锅用于浓缩和收膏。制膏传承人对药性的掌握、火候的把捏恰到好处，膏体成色、“挂旗”等经验都依靠口耳相传、实践演示。三是遵循传统，精工艺，细制作。雷允上膏方乌金如漆、油润如玉、馨香沁脾、入口似饴，可谓“上品”。
雷允上膏方技艺传承三百年，一靠传承有序，二靠工艺独特,三靠标准控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加工经验，整个工艺流程严谨科学，制作技艺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为传统中医药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2019年4月，雷允上膏方制作技艺项目被静安区命名为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淳化阁帖中的王羲之07#筆法研究# #北京書法培訓#北京書法培訓#
现存阁帖
潘祖藏本
此帖宋代流传未详，明代秘藏于潘家，历经天泉翁（潘祖纯伯祖）、潘凤洲（潘祖纯伯父）、潘祖纯三代收藏，明万历庚申（一六二○）季夏，经吴兴方仁宇重新装裱于观生堂。清代经卓蔗老、梁国治、李宗瀚、李联琇、李翊煌递藏。帖中有潘祖纯、查升、李翊煌、许福昺题跋，以明万历丙午（一三○六）潘祖纯题跋最早，故称之为“潘祖纯本”。清宣统元年（一九○九）经李翊煌手石印行世，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许福昺又用珂版印行，印刷极为精美，但流传极稀，唯罗原觉、曾克专、张彦生诸先生稍有论及。现藏上海博物馆。
上述两种宋拓本亦非同一时间所拓，“懋勤殿本”要早于“潘祖纯藏本”。因相传《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枣木，年代久远，枣木本开裂，后用银锭加固，故有无银锭纹是祖本的凭证。南宋人对此亦深信不疑，往往在宋刻原石上加刻银锭纹，以充祖本，故在宋代拓制“潘祖纯藏本”时，就已经有银锭纹出现，而“懋勤殿本”拓制时还未刻银锭纹。浙江图书馆现存残石上还能找到银锭纹两处。
校勘
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与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的校勘
区别拓本与刻石的异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对比石花痕、字口特征。因两者完全吻合，没有必要一一罗举，笔者随机地抽取了浙图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几块刻石与懋勤殿本进行校对，结果如下：
卷六谯周帖，首行“谯”字右侧、二行“令”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二行“严君”之“严”字右侧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三行“司马相如”之“相”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九授衣帖，六行“忧驰无复”之“复”字左侧有相同圆形石花。
卷九奉别帖，一行“奉别”之“奉”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六行 “当可耳然”之“然”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九行“体气顿至”之“顿”字下有相同石花。
卷一齐高祖萧道成帖，三行“见卿”，四行“知卿”间有相同石花。
此外，（西十石）卷一唐太宗《所疾帖》首行“所疾者”上尚多一“卿”字，（西二石）卷三刘环之《感闰帖》第一行“环之顿首”下尚多一“秋”字，（西九石）卷七《朱处仁帖》后尚多存《吾服食帖》二行，以上特征《淳化阁帖》其它版本均无，唯在“懋勤殿本”、“潘祖纯本”上出现。
通过以上简便的校对已经能够明确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浙图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会不会是明清时期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或相类的底本再翻刻？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翻刻碑刻大多会将石花照样摹刻，翻刻法帖未见有将石花一并摹入的。其次，刻石的质材不可能完全一致，每块石头有其自身独特的石质纹理（石筋、石裂纹），这些纹理是无法用刻刀模仿的。浙江图书馆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上能见到的石质纹理痕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完全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批石刻皆为太湖石所刻，最早共有八十一块，但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有些被人为破坏了。石刻中绝大多数是南宋所刻，还有部分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复刻。两者区别在于南宋刻石皆系双面，而清朝所刻为单面。两者所用太湖石料也有区别，南宋石质更为细腻，颜色更为白皙，而清代所用刻材较粗糙，颜色也相对要深一些”。是否如此呢？其实，上文统计帖目已经可知，现存二十五块刻石（四十六面）已经包括《淳化阁帖》的五分之三强，故此套刻石全套完整数目应该在四十块左右，而不应是相传的八十一块。八十一块的说法可能还包括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明清墓志、刻帖。所谓“南宋刻石皆系双面，清朝所刻为单面”完全是臆测，经鉴定坐南四块单面的刻石亦为原刻无疑。即便偶有补刻，亦是在宋代椎拓“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之前，现存《阁帖》残石绝无明、清补刻现象。
结语
据文献记载，宋代刊刻《淳化阁帖》有数十套之多，要确定它究竟是其中哪一套，还有一定难度。但可以推断的是，此帖刻于浙江杭州，如此众多、笨重的帖石从它处移到杭州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此套帖石可能私刻而非官刻，理由是：首先，此帖存在同一面颠倒刊刻的情况（一卷内容刊刻结束，其后尚有余石，就颠倒刊刻他卷内容），比较节约石材。其次，双面刻石文字有的正反颠倒（为传拓方便，颠倒的帖石翻一面正好是正面），但也有的是不颠倒，不够统一严谨。基于刊刻在杭州又属私刻，笔者推断为“世堂本”，刻于宋度宗咸淳间（一二六五—一二七四），系贾似道门客刻帖高手廖莹中摹刻，因置于世堂而得名。据传贾似道门客廖莹中精于摹勒，王用和工于镌刻，曾令翻刻，故“世堂本”亦属“贾刻本”体系。笔者认为此帖是传世《淳化阁帖》较佳的修缮本，刊刻精细无比，又将《阁帖》原本的刊刻失误一一更正，且笔法墨趣突现，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
二○○七年四月写于上海图书馆碑帖研究室
现存阁帖
潘祖藏本
此帖宋代流传未详，明代秘藏于潘家，历经天泉翁（潘祖纯伯祖）、潘凤洲（潘祖纯伯父）、潘祖纯三代收藏，明万历庚申（一六二○）季夏，经吴兴方仁宇重新装裱于观生堂。清代经卓蔗老、梁国治、李宗瀚、李联琇、李翊煌递藏。帖中有潘祖纯、查升、李翊煌、许福昺题跋，以明万历丙午（一三○六）潘祖纯题跋最早，故称之为“潘祖纯本”。清宣统元年（一九○九）经李翊煌手石印行世，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许福昺又用珂版印行，印刷极为精美，但流传极稀，唯罗原觉、曾克专、张彦生诸先生稍有论及。现藏上海博物馆。
上述两种宋拓本亦非同一时间所拓，“懋勤殿本”要早于“潘祖纯藏本”。因相传《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枣木，年代久远，枣木本开裂，后用银锭加固，故有无银锭纹是祖本的凭证。南宋人对此亦深信不疑，往往在宋刻原石上加刻银锭纹，以充祖本，故在宋代拓制“潘祖纯藏本”时，就已经有银锭纹出现，而“懋勤殿本”拓制时还未刻银锭纹。浙江图书馆现存残石上还能找到银锭纹两处。
校勘
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与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的校勘
区别拓本与刻石的异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对比石花痕、字口特征。因两者完全吻合，没有必要一一罗举，笔者随机地抽取了浙图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几块刻石与懋勤殿本进行校对，结果如下：
卷六谯周帖，首行“谯”字右侧、二行“令”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二行“严君”之“严”字右侧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三行“司马相如”之“相”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九授衣帖，六行“忧驰无复”之“复”字左侧有相同圆形石花。
卷九奉别帖，一行“奉别”之“奉”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六行 “当可耳然”之“然”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九行“体气顿至”之“顿”字下有相同石花。
卷一齐高祖萧道成帖，三行“见卿”，四行“知卿”间有相同石花。
此外，（西十石）卷一唐太宗《所疾帖》首行“所疾者”上尚多一“卿”字，（西二石）卷三刘环之《感闰帖》第一行“环之顿首”下尚多一“秋”字，（西九石）卷七《朱处仁帖》后尚多存《吾服食帖》二行，以上特征《淳化阁帖》其它版本均无，唯在“懋勤殿本”、“潘祖纯本”上出现。
通过以上简便的校对已经能够明确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浙图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会不会是明清时期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或相类的底本再翻刻？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翻刻碑刻大多会将石花照样摹刻，翻刻法帖未见有将石花一并摹入的。其次，刻石的质材不可能完全一致，每块石头有其自身独特的石质纹理（石筋、石裂纹），这些纹理是无法用刻刀模仿的。浙江图书馆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上能见到的石质纹理痕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完全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批石刻皆为太湖石所刻，最早共有八十一块，但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有些被人为破坏了。石刻中绝大多数是南宋所刻，还有部分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复刻。两者区别在于南宋刻石皆系双面，而清朝所刻为单面。两者所用太湖石料也有区别，南宋石质更为细腻，颜色更为白皙，而清代所用刻材较粗糙，颜色也相对要深一些”。是否如此呢？其实，上文统计帖目已经可知，现存二十五块刻石（四十六面）已经包括《淳化阁帖》的五分之三强，故此套刻石全套完整数目应该在四十块左右，而不应是相传的八十一块。八十一块的说法可能还包括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明清墓志、刻帖。所谓“南宋刻石皆系双面，清朝所刻为单面”完全是臆测，经鉴定坐南四块单面的刻石亦为原刻无疑。即便偶有补刻，亦是在宋代椎拓“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之前，现存《阁帖》残石绝无明、清补刻现象。
结语
据文献记载，宋代刊刻《淳化阁帖》有数十套之多，要确定它究竟是其中哪一套，还有一定难度。但可以推断的是，此帖刻于浙江杭州，如此众多、笨重的帖石从它处移到杭州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此套帖石可能私刻而非官刻，理由是：首先，此帖存在同一面颠倒刊刻的情况（一卷内容刊刻结束，其后尚有余石，就颠倒刊刻他卷内容），比较节约石材。其次，双面刻石文字有的正反颠倒（为传拓方便，颠倒的帖石翻一面正好是正面），但也有的是不颠倒，不够统一严谨。基于刊刻在杭州又属私刻，笔者推断为“世堂本”，刻于宋度宗咸淳间（一二六五—一二七四），系贾似道门客刻帖高手廖莹中摹刻，因置于世堂而得名。据传贾似道门客廖莹中精于摹勒，王用和工于镌刻，曾令翻刻，故“世堂本”亦属“贾刻本”体系。笔者认为此帖是传世《淳化阁帖》较佳的修缮本，刊刻精细无比，又将《阁帖》原本的刊刻失误一一更正，且笔法墨趣突现，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
二○○七年四月写于上海图书馆碑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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