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为什么会倾斜# 在西安城南郊，距离城墙2公里的地方是著名的唐代建筑大雁塔所在，每晚的灯光秀，大雁塔被照得熠熠生辉，展示着昔日盛唐的荣光。大雁塔也是西安唐代留下的唯二的地上建筑，另一个建筑是小雁塔。大雁塔是玄奘翻译佛经的所在，名气又比小雁塔胜了一筹，吸引了无数游客到此打卡。可在上世纪90年代最极端的时候，大雁塔却有了倒塌的风险，一时间令文保界大惊。那时候，它曾倾斜了1010毫米。
大雁塔是四方楼阁式砖塔，下面大，上面尖，一层层收敛地垒起来，塔身倾斜不会像比萨斜塔那样夸张，观感上也没有那种强烈的冲击性。但千年以上的古建，潜藏的危害却达到了举国震惊的程度。当然，大雁塔的倾斜也不是一时之功，不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清代康熙五十八年（1719）测定大雁塔塔身向西偏北方向倾斜198毫米；1941年，再次测定大雁塔向西北倾斜413毫米。这说明，大雁塔的倾斜速度是新中国后加快的。
大雁塔的倾斜和西安缺水有关系。大雁塔所在的位置那时候还是西安的郊区，郊区的农民没有自来水供给，都是靠打井取水生活，即使是城里边的机关单位，也多是靠井水。西安的地下水超采，全城形成了四个巨大的地下水漏斗，大雁塔就处在一个漏斗的边缘上。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陷，在不均匀的沉陷过程中，大雁塔的倾斜度越来越大了。
“八百里秦川养了三千万懒汉，陕西人最好的也是最不好的一面，就是顾家，也太恋家了。”这里的老西安告诉我。为什么恋家，“还不是这里的水土养人”。八百里秦川，也就是陕西关中平原，指的是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它南倚秦岭，北界北山，西起宝鸡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60公里。
古代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发迹统一六国提供了丰饶的物质基础。汉唐定都的长安城更有“八水绕长安”的说法，八条河道在长安城汇聚，这里水力条件优越，密集的水网系统，不仅使隋唐时期的长安成为一个用水富足的城市，还给它带来了“陆海”的美称。西汉司马相如在著名的辞赋《上林赋》中写道：“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描写了汉代长安上林苑的巨丽之美，“八水绕长安”就是从那个时候流行开来的。
可自从汉唐在此建都，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就开始了。据陕西省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陈怡平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高达53%，《史记》曾记述了周天子、秦文公在陕北、陇东的森林草原上追逐鹿群。汉代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降至42%，唐代营建宫室、城市大规模采伐黄土高原上的木材，森林覆盖率再降至32%。森林覆盖率降低，导致环境也逐渐恶化。
而近当代西安城的缺水，是和当地的工业化发展、人口大规模移入分不开的。刚解放的时候，西安人口只有59万，建成区面积不足14平方公里，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口增长到150万。那时候的用水无论居民还是机关企业，基本是靠打井，周边虽有河流流淌，但都白白地流进了黄河。当时西安城区日缺水40多万吨，每年夏季用水高峰期，全市断水区域面积达13平方公里，居民出门找水的人数多达30万以上。为此，市政府要调动几十辆大罐车送水以解决市民缺水问题。
西安坐落在秦岭脚下，秦岭素有七十二峪的说法，解决办法便是截流来自秦岭的河流。大致上，来自秦岭的河流比较短，但水资源干净，适于饮用；来自于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的河流，河流流域面积更大，却也污染更严重。90年代秦岭上的黑河水库修复，开始向西安城供水，缓解了用水危机。随着工程能力的增强，本世纪陕西人又开始了改造山河的更为宏大的工程，工程建设者在秦岭的崇山峻岭间修造了一条条隧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难题就是从秦岭开始破解的。西安的城市管理者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引汉入渭的设想，利用公路铁路隧道的修筑，顺便做出引水沟渠，把秦岭南坡的汉水引到渭水流域，自此，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水和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水贯通了。
秦岭南坡的水流到了北坡，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陕西人没有削山填谷，通过打隧道，实现了两个气候带的资源共享。
我们知道秦岭和淮河一线是我国的重要地理分界线，秦岭山地对气流运动有明显阻滞作用：夏季来自太平洋的湿润水汽不易深入西北，使得北方气候干燥；冬季阻滞寒潮南侵，使汉中盆地、四川盆地少受冷空气侵袭。由于对水汽的阻滞作用，秦岭南坡年平均降水800毫米以上，北坡年平均降水800毫米以下。北坡相对寒冷干燥，南坡则温暖湿润。因此秦岭也是我国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秦岭以南河流不冻，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土壤多酸性。秦岭以北为著名的黄土高原，冬季寒冷夏季燥热。秦岭可谓关系中国南北气候的山，使四川盆地成了一个比南方更南方的大暖盆。试想，假如没有秦岭，黄土高原将南扩，四川盆地可能被黄土所填满。
指着眼前葱郁的大山，当地人跟我描述，陕西和四川中间隔着秦岭，一座大山，两边的气候就完全不一样，比如7月是西安最热的时候，四川那边就是蒸笼。
回到大雁塔的倾斜问题。大雁塔位于西安城南，紧邻着秦岭。以地下水的走向规律，这里属于渗水区域，打井取水比较困难，而城市的北面地下水汇集，更易于取水。仅仅因为取水的便利性，西安过去城南的发展一直落后于其他区域。可近年来人们不再依赖于井水生活，开发晚进的城南于是异军突起，成为西安最为繁华的区域。
《大雁塔为什么会倾斜?》 文 | 邢海洋
大雁塔是四方楼阁式砖塔，下面大，上面尖，一层层收敛地垒起来，塔身倾斜不会像比萨斜塔那样夸张，观感上也没有那种强烈的冲击性。但千年以上的古建，潜藏的危害却达到了举国震惊的程度。当然，大雁塔的倾斜也不是一时之功，不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清代康熙五十八年（1719）测定大雁塔塔身向西偏北方向倾斜198毫米；1941年，再次测定大雁塔向西北倾斜413毫米。这说明，大雁塔的倾斜速度是新中国后加快的。
大雁塔的倾斜和西安缺水有关系。大雁塔所在的位置那时候还是西安的郊区，郊区的农民没有自来水供给，都是靠打井取水生活，即使是城里边的机关单位，也多是靠井水。西安的地下水超采，全城形成了四个巨大的地下水漏斗，大雁塔就处在一个漏斗的边缘上。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陷，在不均匀的沉陷过程中，大雁塔的倾斜度越来越大了。
“八百里秦川养了三千万懒汉，陕西人最好的也是最不好的一面，就是顾家，也太恋家了。”这里的老西安告诉我。为什么恋家，“还不是这里的水土养人”。八百里秦川，也就是陕西关中平原，指的是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它南倚秦岭，北界北山，西起宝鸡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60公里。
古代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发迹统一六国提供了丰饶的物质基础。汉唐定都的长安城更有“八水绕长安”的说法，八条河道在长安城汇聚，这里水力条件优越，密集的水网系统，不仅使隋唐时期的长安成为一个用水富足的城市，还给它带来了“陆海”的美称。西汉司马相如在著名的辞赋《上林赋》中写道：“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描写了汉代长安上林苑的巨丽之美，“八水绕长安”就是从那个时候流行开来的。
可自从汉唐在此建都，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就开始了。据陕西省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陈怡平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高达53%，《史记》曾记述了周天子、秦文公在陕北、陇东的森林草原上追逐鹿群。汉代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降至42%，唐代营建宫室、城市大规模采伐黄土高原上的木材，森林覆盖率再降至32%。森林覆盖率降低，导致环境也逐渐恶化。
而近当代西安城的缺水，是和当地的工业化发展、人口大规模移入分不开的。刚解放的时候，西安人口只有59万，建成区面积不足14平方公里，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口增长到150万。那时候的用水无论居民还是机关企业，基本是靠打井，周边虽有河流流淌，但都白白地流进了黄河。当时西安城区日缺水40多万吨，每年夏季用水高峰期，全市断水区域面积达13平方公里，居民出门找水的人数多达30万以上。为此，市政府要调动几十辆大罐车送水以解决市民缺水问题。
西安坐落在秦岭脚下，秦岭素有七十二峪的说法，解决办法便是截流来自秦岭的河流。大致上，来自秦岭的河流比较短，但水资源干净，适于饮用；来自于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的河流，河流流域面积更大，却也污染更严重。90年代秦岭上的黑河水库修复，开始向西安城供水，缓解了用水危机。随着工程能力的增强，本世纪陕西人又开始了改造山河的更为宏大的工程，工程建设者在秦岭的崇山峻岭间修造了一条条隧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难题就是从秦岭开始破解的。西安的城市管理者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引汉入渭的设想，利用公路铁路隧道的修筑，顺便做出引水沟渠，把秦岭南坡的汉水引到渭水流域，自此，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水和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水贯通了。
秦岭南坡的水流到了北坡，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陕西人没有削山填谷，通过打隧道，实现了两个气候带的资源共享。
我们知道秦岭和淮河一线是我国的重要地理分界线，秦岭山地对气流运动有明显阻滞作用：夏季来自太平洋的湿润水汽不易深入西北，使得北方气候干燥；冬季阻滞寒潮南侵，使汉中盆地、四川盆地少受冷空气侵袭。由于对水汽的阻滞作用，秦岭南坡年平均降水800毫米以上，北坡年平均降水800毫米以下。北坡相对寒冷干燥，南坡则温暖湿润。因此秦岭也是我国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秦岭以南河流不冻，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土壤多酸性。秦岭以北为著名的黄土高原，冬季寒冷夏季燥热。秦岭可谓关系中国南北气候的山，使四川盆地成了一个比南方更南方的大暖盆。试想，假如没有秦岭，黄土高原将南扩，四川盆地可能被黄土所填满。
指着眼前葱郁的大山，当地人跟我描述，陕西和四川中间隔着秦岭，一座大山，两边的气候就完全不一样，比如7月是西安最热的时候，四川那边就是蒸笼。
回到大雁塔的倾斜问题。大雁塔位于西安城南，紧邻着秦岭。以地下水的走向规律，这里属于渗水区域，打井取水比较困难，而城市的北面地下水汇集，更易于取水。仅仅因为取水的便利性，西安过去城南的发展一直落后于其他区域。可近年来人们不再依赖于井水生活，开发晚进的城南于是异军突起，成为西安最为繁华的区域。
《大雁塔为什么会倾斜?》 文 | 邢海洋
守护平安出行 阳江公安交警一直在行动！
南方阳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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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已过半
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外出游玩了呢？
你们的长假在路上
蜀黍的长假也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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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的同时
蜀黍还默默地做了不少暖心事
赢得游客和市民的多方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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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命开道
10月3日17时许，阳春110接到求助：一辆接载有危急病人的救护车从永宁驶出，遇上了国庆车流，行车受阻，请求警方协助。
接报后，110指挥室立即指派路面交、巡警前往开道开道民警实时通告位置，智能交通指挥中心为车队开启“绿波”通行。
00:44
从接到救护车开道求助（永宁山牛塘附近）到送达市人民医院，仅用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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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救助爬树老人
10月1日晚上7时许，阳春市城区突降大雨，多个地点发生水浸，多辆汽车被困，路面交通出现拥堵。阳春交警大队及时反应，立即派员到主要路口疏导交通，帮助被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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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执勤民警发现在四中附近有一名老人因害怕暴雨爬到树上，无法自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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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老人跌落，民警急忙用双手扶住老人
两人合力将老人小心救下后，考虑到老人腿脚不适，民警便将老人背到路边安全的地方，并联系其家人将其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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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党叔被救后露出了笑容，对救援队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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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群众推移故障车
10月2日19时26分许，阳西大队执勤民警接到指挥中心电话，获悉县道X605线6公里处发生事故，事故车辆横在路中间，路两旁车辆无法通行，造成路面拥堵，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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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了解，车上只有车主一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车主反映，在行车时，对向来车开了远光灯，使其无法看清行驶方面，结果撞到了路边的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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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后，民警组织周边的群众帮忙推移故障车，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把故障车堆移动到安全区域，路面也恢复了畅通。车主对交警和群众的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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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群众寻找走失家人
10月2日下午15时左右，海陵大队执勤民警在旅游大道疏导交通时，遇到一个焦急寻找孩子的老人家。
民警在了解情况时，受惊的老人已经站不稳脚，边哭泣边用着家乡话回答。民警耐心安抚老人，反复询问后得知，孩子是和奶奶一起出来螺洲公园玩耍时脱离奶奶视线，走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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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警种合作，最终将孩子平安交到老人家手中，民警细心叮嘱老人在假期出行时，一定不能让小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孩子奶奶对警察的热心帮助感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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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中午13时许，在螺洲海洋公园附近，一个大约六岁的孩子在路边来回走动，望着站在马路边边的执勤民警和志愿者欲言又止，看到小孩着急的样子，志愿者便上前进行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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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询问得知，小孩和家人在螺洲公园游玩时走散了，找不到自己的家人，志愿者将情况告诉在现在场的民警。
民警通过与小孩多次的沟通，掌握情况后立即通过对讲机呼叫了各个路口的执勤民警，一起帮助小孩寻找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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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十分钟，小孩子母亲便通过另一个路口执勤民警知道了孩子所在之处，急忙来到执勤岗领回了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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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上快速清障
10月3日上午9时30左右，沈海高速广州方向3252公里600米处，一辆小货车因爆胎导致侧翻，货物飘散在路面，现场仅剩下一条车道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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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正值国庆假期返程时间，往广州方向的车辆较多，为了尽快恢复通行，高速公路一大队执勤民警快速将事故车辆撤离现场，同时帮助司机搬运货物并清理现场碎片等物品，为保障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辖区道路畅通争分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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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为群众送上温饱食物
10月3日晚上7时许，正值国庆出游高峰，高速公路三大队执勤民警巡逻至肇阳高速云浮方向127公里处时，发现一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方设置了三角警示牌。于是，民警立即上前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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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询问得知，车辆在行驶途中发生故障，驾驶人随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检查，车上还有4名乘客，其中一名小孩母亲对民警表示她的孩子肚子很饿，半天没吃饭了，车上没有零食。
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民警利用防护警示设施对现场进行安全防护，随后联系拯救拖车把故障车拖出高速公路进行修理。
此外，民警让小孩及其母亲跟随民警的巡逻警车回到交警营房进行休整，暖心地为他们递上热水、方便面、八宝粥等食物，解决了他们的肚子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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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民警们的护送下，故障车辆安全驶离高速公路。临行前，驾驶人激动地说：“有你们在，老百姓去哪都放心。” 并对执勤民警快速出警、妥善处置、及时救助的行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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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车主更换轮胎
10月1日晚上22时47分许，阳西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在县道X604线巡逻时，发现路中间停放一辆白色小型轿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民警见状立马上前了解情况，得知该车是从上洋往溪头方向行驶途中车胎爆裂，车上有两名女群众和两个小孩，女车主在着急着不知如何解决的时候，碰到了巡逻的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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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民警合力把故障车辆推到安全区域，并拿出随车携带的修车工具，撸起衣袖，熟练地帮助更换轮胎，解决了车主的燃眉之急，车主及乘客都对民警的暖心援助连声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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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14时20分许，高速公路三大队执勤民警在巡逻至云浮方向136公里处时，发现应急车道停了一辆开着双闪灯的小汽车，十分危险，民警马上靠边停车上前询问情况。
经了解，该车在湛江开往云浮方向途中轮胎爆裂，车上人员又不会更换，司机内心焦急却只能把车停在应急车道，等待着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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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做好警示安全措施，并从车上拿出随车工具熟练地更换轮胎，帮助群众解决燃眉之急。司机及车上乘客对执勤人员的暖心帮助发自内心的感激，连声道谢。
温暖无处不在
生活中的感动无处不在
有些小事虽然很小
但足以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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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仍在继续
阳江公安交警坚持为群众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对需要帮助的群众及时予以救助
来源：阳江交警
南方阳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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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17时许，阳春110接到求助：一辆接载有危急病人的救护车从永宁驶出，遇上了国庆车流，行车受阻，请求警方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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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到救护车开道求助（永宁山牛塘附近）到送达市人民医院，仅用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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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救助爬树老人
10月1日晚上7时许，阳春市城区突降大雨，多个地点发生水浸，多辆汽车被困，路面交通出现拥堵。阳春交警大队及时反应，立即派员到主要路口疏导交通，帮助被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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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执勤民警发现在四中附近有一名老人因害怕暴雨爬到树上，无法自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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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合力将老人小心救下后，考虑到老人腿脚不适，民警便将老人背到路边安全的地方，并联系其家人将其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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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党叔被救后露出了笑容，对救援队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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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群众推移故障车
10月2日19时26分许，阳西大队执勤民警接到指挥中心电话，获悉县道X605线6公里处发生事故，事故车辆横在路中间，路两旁车辆无法通行，造成路面拥堵，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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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了解，车上只有车主一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车主反映，在行车时，对向来车开了远光灯，使其无法看清行驶方面，结果撞到了路边的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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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后，民警组织周边的群众帮忙推移故障车，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把故障车堆移动到安全区域，路面也恢复了畅通。车主对交警和群众的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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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群众寻找走失家人
10月2日下午15时左右，海陵大队执勤民警在旅游大道疏导交通时，遇到一个焦急寻找孩子的老人家。
民警在了解情况时，受惊的老人已经站不稳脚，边哭泣边用着家乡话回答。民警耐心安抚老人，反复询问后得知，孩子是和奶奶一起出来螺洲公园玩耍时脱离奶奶视线，走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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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警种合作，最终将孩子平安交到老人家手中，民警细心叮嘱老人在假期出行时，一定不能让小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孩子奶奶对警察的热心帮助感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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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中午13时许，在螺洲海洋公园附近，一个大约六岁的孩子在路边来回走动，望着站在马路边边的执勤民警和志愿者欲言又止，看到小孩着急的样子，志愿者便上前进行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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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询问得知，小孩和家人在螺洲公园游玩时走散了，找不到自己的家人，志愿者将情况告诉在现在场的民警。
民警通过与小孩多次的沟通，掌握情况后立即通过对讲机呼叫了各个路口的执勤民警，一起帮助小孩寻找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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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十分钟，小孩子母亲便通过另一个路口执勤民警知道了孩子所在之处，急忙来到执勤岗领回了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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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民警利用防护警示设施对现场进行安全防护，随后联系拯救拖车把故障车拖出高速公路进行修理。
此外，民警让小孩及其母亲跟随民警的巡逻警车回到交警营房进行休整，暖心地为他们递上热水、方便面、八宝粥等食物，解决了他们的肚子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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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晚上22时47分许，阳西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在县道X604线巡逻时，发现路中间停放一辆白色小型轿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民警见状立马上前了解情况，得知该车是从上洋往溪头方向行驶途中车胎爆裂，车上有两名女群众和两个小孩，女车主在着急着不知如何解决的时候，碰到了巡逻的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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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14时20分许，高速公路三大队执勤民警在巡逻至云浮方向136公里处时，发现应急车道停了一辆开着双闪灯的小汽车，十分危险，民警马上靠边停车上前询问情况。
经了解，该车在湛江开往云浮方向途中轮胎爆裂，车上人员又不会更换，司机内心焦急却只能把车停在应急车道，等待着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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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做好警示安全措施，并从车上拿出随车工具熟练地更换轮胎，帮助群众解决燃眉之急。司机及车上乘客对执勤人员的暖心帮助发自内心的感激，连声道谢。
温暖无处不在
生活中的感动无处不在
有些小事虽然很小
但足以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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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仍在继续
阳江公安交警坚持为群众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对需要帮助的群众及时予以救助
来源：阳江交警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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