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有一种婚姻，叫你妈觉得你们挺好！
知乎有个提问：怎么看待中国式亲人关系？
有条高赞回答说道：
“中国式亲人，就是血缘社会下的一个人性缩影。他们看待人，只会在利益和人情上下功夫，那些所谓的真情，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乍一看，觉得这句话言辞太过犀利，尤其是父母对儿女的亲情，爱是真的，至少情谊大于利益。
但怕就怕那句，“我们是为了你好”，因为这个“好”，并不适用于任何时候，特别是儿女的婚姻，能不插手就别插手！
长辈关心的点，真的跟你不同频
繁衍后代是父母和儿女最大的联系，也是不能触碰的底线。
而且这种执着不分婆婆和妈妈。
佟晨洁，这个不愿生孩子的女人，她就陷在婆婆、亲妈、老公的三面夹击里。
关于生孩子这件事，对综艺《婆婆和妈妈》里陈松伶的婆婆，印象最为深刻。
她不喜欢陈松伶，哪怕面对全国观众，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喜欢。
不仅仅是年龄的差距，最不跨越的就是陈松伶不能生孩子。
无视、哭、闹、刻意贬低…总而言之，她想尽一切办法表达自己对不能抱孙子的不满。
但其实，面对她这种明目张胆的想要孙子，以及明确自己的态度，反而更好应对。
就如陈松伶一样，她也不喜欢自己的婆婆，甚至连表面的功夫也懒得做。
而且还得到了老公、公公及全国观众的支持。
所以，她不仅赢了，而且是从内心的舒坦！
但佟晨洁呢？
她是实惨。
婆婆声泪俱下地表达自己想要孙子的想法，而且句句都踩在人心软的地方。
她无言以对，抿着唇不说话，好似她是做错事的一方。
再来就是佟晨洁的亲妈，这位老太太就更直接了。
先是直接问什么时候生孩子，又试图用“道歉”的方式，说服佟晨洁放下原生家庭的心结。
这个时候的佟晨洁，又是沉默，最关键的是她低了头！
相信很多网友跟我一样，想大声呐喊，“佟晨洁，你站起来，是你错了吗？你为什么不反驳？”
佟晨洁担心魏巍不能做个合格的父亲，担心孩子会重蹈自己的覆辙，担心有了孩子后，家庭的变化，是她不能承受的。
这对一个准备要孩子的女人很重要，但是这对父母辈却没那么重要。
因为生孩子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你不愿生，就是矫情。
其次，魏巍都当着她们的年保证不喝酒了，佟晨洁就应该放心。
最后，就是佟晨洁婆婆的理由，“等我老了，能有个继续照顾你们，有个和你们说贴心话的人。”
看吧，两位妈妈谁都没有关注佟晨洁的担忧，反而找了各种各样的“为你好”的理由。
就连“保证魏巍不喝酒”，也是轻描淡写提了一嘴。
这不是让佟晨洁赌吗，赌个她已经知道不会有希望的结果吗？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其实，这句话是不完全对的，因为两个家庭不会为你的婚姻保驾护航，能守住婚姻的，只有齐心协力的两个当事人。
父母眼里的好，并没有那么好
很多时候，父母看到的好，只浮于表面。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相信每个做儿女的人，都听过父母无数次这样的话。
但是这个“好”，掺杂了太多的东西。正如婚姻，经常会被插手一样。
哪怕前一晚吵的不可开交的小两口，哪怕顶着鼻青脸肿的面容，只要第二天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这在父母眼里，他们依旧会觉得你们还好。
因为还没影响到他们认为的婚姻生活，话句话说，人不走到民政局，那就是没事！
难道父母是真的“眼瞎耳盲”，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不幸福吗？
不，父母是知道的。
如果你自己留意就能发现，只要你撇一下嘴，父母就知道你开不开心。
因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什么都懂。
只是他们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儿女闹到他们跟前，他们也只会说，“夫妻哪有隔夜仇。”顺便再附上一段自己的感情经历。
听了他们有理有据的分析后，这个时候的你，犹豫了，而父母呢，也满足了。
就这样，父母一次次的全力劝阻，不断加深了他们的“自我良好”和无休止的插手。
只是，我想劝那些轻易被父母“治住”的年轻人：
婚姻是两家人的事，但日子却是自己过的，一旦有了吵架的发生，最好要有自己坚定的立场。
无论是亲爸亲妈拦，还是公公婆婆劝，不止要坚定初衷，更要清楚表达，不然，你将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里。
因为同一个问题重复的次数多了，就算你有理，就算父母也知道问题不在你，但他们也不愿站在你这边了。
佟晨洁就是如此。
明明婚姻问题不是生不生孩子，但所有人都统一了战线，矛头直指向她，最意难平的是，她竟又犹豫了！
家人的爱，理应是有边界的。
对于婚姻，父母无论如何都是占劝和组的。
但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对婚姻失望的次数太多，谁会主动提离婚。
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说扒了一层皮也不为过。
达列夫说：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源于缺乏边界感。
也就是说，生活中90%的问题,都是自我边界不清导致的。
很多事情重要的不是怎么去做，而是为什么要去做。
知道了为什么，有了动机，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佟晨洁的痛苦，就来自没有边界的边界感。
曾看过关于“对于婆婆家相处有何原则”的标准答案，是“友善帮助，避免干政”这句话。
觉得特别有道理，而且这句话也适用于“对待亲妈相处选择”。
反过来，亦是如此。
佟晨洁婆婆那句“婆婆就是婆婆，媳妇就是媳妇”，看起来边界很明显。
但她却用眼泪以及自己老了，逼佟晨洁早点生孩子。
同时，佟晨洁妈妈用眼泪和道歉，来掩饰她的愧疚。
但其实，她却是句句都在逼佟晨洁走上她的老路。
一个人缺乏界限感的迹象：没有分寸，没有好恶是非之分。太把自己当回事，不知自己是谁，控制欲太强，总以自我为中心。
说的大致就是佟晨洁。
中国是一个重亲情和联结，但缺乏界限感的社会。
亲人的过度索取和过依赖，早就注定了最深的伤害必将来自最亲的人。
一代人，一代婚姻
父母的婚姻，有没有爱情，都是他们的一辈子。
关于父母辈的婚姻，《父母爱情》就是最好的诠释。
这部剧其实挺好玩的，虽然名字关于爱情，故事讲得却是婚姻。
初看时，觉得安杰和江德福有爱情，有孩子，有事业，简直是婚姻的模范。
再看却截然相反，因为身为资本家大小姐的安杰，她所想象的爱情，是一个又高大又英俊的男人，穿着白色的西服，打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望着她，说：Miss 安，我爱你。
而现实的婚姻却是不争馒头争口气，蛮劲巧劲一起使的粗人江德福。
矛盾的开始，必将带来层出不穷的矛盾。
正如他们的婚姻一样，冷淡高傲了一辈子的安杰，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屈服在当下的政治和世俗里。
可她保留了喝咖啡的爱好，骨子里也刻画了刀叉的形状。
她真的一辈子都离不开江德福，这个给她安稳生活，饱受政治保护的糙老爷们。
但他们就是上一代的婚姻，别扭却坚持一辈子的婚姻。
但佟晨洁这一代呢？
自由恋爱，经济自由，两个完全独立的人，能让他们凑在一起的就是爱情。
没有爱情的婚姻，存在问题的婚姻，得不到保证的婚姻…
无论是占了哪一条，都足以让他们离婚，而且他们已经站在离婚的边缘。
就像一代人有一代色彩一样，婚姻自然也有不了跨越的鸿沟。而且，这种鸿沟是不能被跨越的，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一旦跨越了，哪一代婚姻都不能幸福。
面对父母，面对婚姻底线，明确表达远比沉默更有用
婚姻里，父母都不应该成为影响夫妻关系的障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因为被父母劝阻在一起的感情，本质问题得不到改变，即便当着全家人的面好了，之后还是会不断暴露重复的问题。
到时候交恶的不仅是两个人，很有可能是两家人。
看到魏巍带着两个妈妈一起旅行，真的很感动，因为很少有人能做到。
但这不是生活的常态，只是一点甜。
而且她妈妈婚姻的不幸，不是她能终结的，因为爱是克制的，家人是有边界的。
被亲情绑架的婚姻，你一定要学会坚持，既要坚守住自己的边界，也要尊重他人的边界。远而不疏是种能力，近而不入是种智慧。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西方社会格局中的人比作一捆一捆扎着的柴，聚在一起形成边界清晰的集合结构，而传统中国社会格局，像石头掷在水面上的波纹，每个人是涟漪中心，涟漪间互相干涉。
无界限就是打扰，就是冒犯，更是对他人生活的侵入，和对自己生活的伤害。
即使是亲人之间，也不能越俎代庖。很多时候，因为无界限感，而让事情变得复杂，人为地添乱。
写在最后：
这是我第三次写佟晨洁，她的离和不离关系不到我，我的观点她也未必看到，但她身上的问题，却是我们很多人共同存在的，也是无法起口辩驳的。
因为我们谁都不会轻易拿“刀子”捅自己的父母，父母是爱我们，只是结果是爱的递增，还是爱的“灾难”，就得另当别论了。
知乎有个提问：怎么看待中国式亲人关系？
有条高赞回答说道：
“中国式亲人，就是血缘社会下的一个人性缩影。他们看待人，只会在利益和人情上下功夫，那些所谓的真情，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乍一看，觉得这句话言辞太过犀利，尤其是父母对儿女的亲情，爱是真的，至少情谊大于利益。
但怕就怕那句，“我们是为了你好”，因为这个“好”，并不适用于任何时候，特别是儿女的婚姻，能不插手就别插手！
长辈关心的点，真的跟你不同频
繁衍后代是父母和儿女最大的联系，也是不能触碰的底线。
而且这种执着不分婆婆和妈妈。
佟晨洁，这个不愿生孩子的女人，她就陷在婆婆、亲妈、老公的三面夹击里。
关于生孩子这件事，对综艺《婆婆和妈妈》里陈松伶的婆婆，印象最为深刻。
她不喜欢陈松伶，哪怕面对全国观众，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喜欢。
不仅仅是年龄的差距，最不跨越的就是陈松伶不能生孩子。
无视、哭、闹、刻意贬低…总而言之，她想尽一切办法表达自己对不能抱孙子的不满。
但其实，面对她这种明目张胆的想要孙子，以及明确自己的态度，反而更好应对。
就如陈松伶一样，她也不喜欢自己的婆婆，甚至连表面的功夫也懒得做。
而且还得到了老公、公公及全国观众的支持。
所以，她不仅赢了，而且是从内心的舒坦！
但佟晨洁呢？
她是实惨。
婆婆声泪俱下地表达自己想要孙子的想法，而且句句都踩在人心软的地方。
她无言以对，抿着唇不说话，好似她是做错事的一方。
再来就是佟晨洁的亲妈，这位老太太就更直接了。
先是直接问什么时候生孩子，又试图用“道歉”的方式，说服佟晨洁放下原生家庭的心结。
这个时候的佟晨洁，又是沉默，最关键的是她低了头！
相信很多网友跟我一样，想大声呐喊，“佟晨洁，你站起来，是你错了吗？你为什么不反驳？”
佟晨洁担心魏巍不能做个合格的父亲，担心孩子会重蹈自己的覆辙，担心有了孩子后，家庭的变化，是她不能承受的。
这对一个准备要孩子的女人很重要，但是这对父母辈却没那么重要。
因为生孩子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你不愿生，就是矫情。
其次，魏巍都当着她们的年保证不喝酒了，佟晨洁就应该放心。
最后，就是佟晨洁婆婆的理由，“等我老了，能有个继续照顾你们，有个和你们说贴心话的人。”
看吧，两位妈妈谁都没有关注佟晨洁的担忧，反而找了各种各样的“为你好”的理由。
就连“保证魏巍不喝酒”，也是轻描淡写提了一嘴。
这不是让佟晨洁赌吗，赌个她已经知道不会有希望的结果吗？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其实，这句话是不完全对的，因为两个家庭不会为你的婚姻保驾护航，能守住婚姻的，只有齐心协力的两个当事人。
父母眼里的好，并没有那么好
很多时候，父母看到的好，只浮于表面。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相信每个做儿女的人，都听过父母无数次这样的话。
但是这个“好”，掺杂了太多的东西。正如婚姻，经常会被插手一样。
哪怕前一晚吵的不可开交的小两口，哪怕顶着鼻青脸肿的面容，只要第二天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这在父母眼里，他们依旧会觉得你们还好。
因为还没影响到他们认为的婚姻生活，话句话说，人不走到民政局，那就是没事！
难道父母是真的“眼瞎耳盲”，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不幸福吗？
不，父母是知道的。
如果你自己留意就能发现，只要你撇一下嘴，父母就知道你开不开心。
因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什么都懂。
只是他们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儿女闹到他们跟前，他们也只会说，“夫妻哪有隔夜仇。”顺便再附上一段自己的感情经历。
听了他们有理有据的分析后，这个时候的你，犹豫了，而父母呢，也满足了。
就这样，父母一次次的全力劝阻，不断加深了他们的“自我良好”和无休止的插手。
只是，我想劝那些轻易被父母“治住”的年轻人：
婚姻是两家人的事，但日子却是自己过的，一旦有了吵架的发生，最好要有自己坚定的立场。
无论是亲爸亲妈拦，还是公公婆婆劝，不止要坚定初衷，更要清楚表达，不然，你将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里。
因为同一个问题重复的次数多了，就算你有理，就算父母也知道问题不在你，但他们也不愿站在你这边了。
佟晨洁就是如此。
明明婚姻问题不是生不生孩子，但所有人都统一了战线，矛头直指向她，最意难平的是，她竟又犹豫了！
家人的爱，理应是有边界的。
对于婚姻，父母无论如何都是占劝和组的。
但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对婚姻失望的次数太多，谁会主动提离婚。
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说扒了一层皮也不为过。
达列夫说：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源于缺乏边界感。
也就是说，生活中90%的问题,都是自我边界不清导致的。
很多事情重要的不是怎么去做，而是为什么要去做。
知道了为什么，有了动机，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佟晨洁的痛苦，就来自没有边界的边界感。
曾看过关于“对于婆婆家相处有何原则”的标准答案，是“友善帮助，避免干政”这句话。
觉得特别有道理，而且这句话也适用于“对待亲妈相处选择”。
反过来，亦是如此。
佟晨洁婆婆那句“婆婆就是婆婆，媳妇就是媳妇”，看起来边界很明显。
但她却用眼泪以及自己老了，逼佟晨洁早点生孩子。
同时，佟晨洁妈妈用眼泪和道歉，来掩饰她的愧疚。
但其实，她却是句句都在逼佟晨洁走上她的老路。
一个人缺乏界限感的迹象：没有分寸，没有好恶是非之分。太把自己当回事，不知自己是谁，控制欲太强，总以自我为中心。
说的大致就是佟晨洁。
中国是一个重亲情和联结，但缺乏界限感的社会。
亲人的过度索取和过依赖，早就注定了最深的伤害必将来自最亲的人。
一代人，一代婚姻
父母的婚姻，有没有爱情，都是他们的一辈子。
关于父母辈的婚姻，《父母爱情》就是最好的诠释。
这部剧其实挺好玩的，虽然名字关于爱情，故事讲得却是婚姻。
初看时，觉得安杰和江德福有爱情，有孩子，有事业，简直是婚姻的模范。
再看却截然相反，因为身为资本家大小姐的安杰，她所想象的爱情，是一个又高大又英俊的男人，穿着白色的西服，打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望着她，说：Miss 安，我爱你。
而现实的婚姻却是不争馒头争口气，蛮劲巧劲一起使的粗人江德福。
矛盾的开始，必将带来层出不穷的矛盾。
正如他们的婚姻一样，冷淡高傲了一辈子的安杰，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屈服在当下的政治和世俗里。
可她保留了喝咖啡的爱好，骨子里也刻画了刀叉的形状。
她真的一辈子都离不开江德福，这个给她安稳生活，饱受政治保护的糙老爷们。
但他们就是上一代的婚姻，别扭却坚持一辈子的婚姻。
但佟晨洁这一代呢？
自由恋爱，经济自由，两个完全独立的人，能让他们凑在一起的就是爱情。
没有爱情的婚姻，存在问题的婚姻，得不到保证的婚姻…
无论是占了哪一条，都足以让他们离婚，而且他们已经站在离婚的边缘。
就像一代人有一代色彩一样，婚姻自然也有不了跨越的鸿沟。而且，这种鸿沟是不能被跨越的，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一旦跨越了，哪一代婚姻都不能幸福。
面对父母，面对婚姻底线，明确表达远比沉默更有用
婚姻里，父母都不应该成为影响夫妻关系的障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因为被父母劝阻在一起的感情，本质问题得不到改变，即便当着全家人的面好了，之后还是会不断暴露重复的问题。
到时候交恶的不仅是两个人，很有可能是两家人。
看到魏巍带着两个妈妈一起旅行，真的很感动，因为很少有人能做到。
但这不是生活的常态，只是一点甜。
而且她妈妈婚姻的不幸，不是她能终结的，因为爱是克制的，家人是有边界的。
被亲情绑架的婚姻，你一定要学会坚持，既要坚守住自己的边界，也要尊重他人的边界。远而不疏是种能力，近而不入是种智慧。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西方社会格局中的人比作一捆一捆扎着的柴，聚在一起形成边界清晰的集合结构，而传统中国社会格局，像石头掷在水面上的波纹，每个人是涟漪中心，涟漪间互相干涉。
无界限就是打扰，就是冒犯，更是对他人生活的侵入，和对自己生活的伤害。
即使是亲人之间，也不能越俎代庖。很多时候，因为无界限感，而让事情变得复杂，人为地添乱。
写在最后：
这是我第三次写佟晨洁，她的离和不离关系不到我，我的观点她也未必看到，但她身上的问题，却是我们很多人共同存在的，也是无法起口辩驳的。
因为我们谁都不会轻易拿“刀子”捅自己的父母，父母是爱我们，只是结果是爱的递增，还是爱的“灾难”，就得另当别论了。
【楼市变局下的生存思辨：红线、杠杆与新赛道】
在体验了近20年的“速度与激情”后，房地产这趟列车走到了十字路口。
今年以来，在“房住不炒”的指导思想下，地产调控不断加码，融资管理“三条红线”、房地产信贷“五档管理”、土地出让“两集中”制度等先后出台，行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的“高杠杆—高增长”模式变得难以为继。
“活下去”，对于房企而言，从未如此真切。
9月18日，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发起主办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21届年会在上海圆满闭幕，数十位行业专家与房地产资深从业者围绕“穿越‘红线’：后杠杆时代的梦想与现实”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了新周期、新形势、新理念下的市场逻辑和生存之道，并为变局中的行业提供了诸多启示。
后杠杆时代，地产企业的梦想如何安放？敬请关注本期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特刊。
房地产业正迎来二十年未有之变局。去年以来，随着“三条红线”“五档房贷”“两集中”供地等政策陆续落地，房地产行业的生存规则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房地产业市场化改革以来，沿用了20多年的“高杠杆—高增长”模式不再行之有效，企业的生存哲学也面临重构。
9月18日，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发起主办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21届年会在上海圆满闭幕，本次年会的主题是——“穿越‘红线’：后杠杆时代的梦想与现实”。数十位行业专家与房地产资深从业者共同探讨了新周期、新形势、新理念下的市场逻辑和生存之道，并为变局中的行业提供了诸多启示。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的开局之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经济的走势备受瞩目。曾作为经济增长稳定器的房地产业，也迎来重新定位的契机。”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副总编辑、21世纪报系总编辑邓红辉在致辞中表示。
邓红辉指出，去年以来，房地产融资“三条红线”、个人信贷“五档管理”政策陆续出台，使房地产业走向“去杠杆化”；集中供地制度推出，意味着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更加彻底；租购并举的强化，房地产税改革的推进，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又令房地产业的民生属性更加凸显，并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房地产企业既要赢得这场生存竞争，又需要在新时代重新锚定自己的位置，一场关乎行业生存与发展的思辨亟需展开。
此次论坛既有公开发言，又有闭门讨论，话题涉及政策、市场、企业、行业等各个层面，范围从房地产业延伸到物业、家居、建筑建材等多个上下游产业链。当日，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房地产产品力报告》，从终端的产品视角，探讨变局下的突围之道。2021年度“中国地产金砖奖”研究案例亦同时揭晓，为行业展示标杆的榜样。
变局之判
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中，虽然在改善居住条件和助力经济增长方面功不可没，但一些“副作用”也渐渐凸显，比如土地财政依赖、金融风险累积、房价过高产生挤出效应，等等。
因此，近几年来，监管层通过在政策端的持续发力，试图改善这些局面，并促成市场的长期稳定。尤其是去年以来的政策持续收紧，显得坚决而有力。
“‘房住不炒’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坚持的方向，因此不要去挑战中央坚持这一纲领的决心。”论坛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发布主题为“房地产发展任务”的演讲，强调了对政策的理解与执行。
冯俊进一步解释，住房产品既有投资属性，又有消费属性，这是不可变的。但从调控的角度，显然不能把满足投资需求放在第一位，所以“对中央的决心需要有个确切的认识”。
在调控政策的选择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贾康在演讲中表示，行政手段的“治标”如何对接基础性制度支撑的“治本”、形成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是房地产领域的关键问题。“要打造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一定要以基础性制度建设来治本。”
贾康说，启动房地产税立法早已进入决策层的改革日程考虑，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包含稳房价、深化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优化再分配机制、提高直接税比重等四个方面。从实际操作上，当下存在房地产税进行试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立法之后，对地方充分授权，区分不同情况分步推进。
他还认为，除房地产税改革之外，相关“基础性制度建设”至少还涉及土地制度、住房双轨制等。
那么，按照现有的趋势，行业将如何发展？
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指出，“我们不能延续过去20年的红利，更多的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另一个时代的洗礼。”他表示，房地产行业的高增长远去是趋势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即便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整体的或结构性的有所放缓，它也一定不会迎来新的房地产的周期，周期是没有了，趋势性逐步下行。”
生存之道
“活着才有意义……关于安全、预期、速度，安全肯定是第一的。”在“强监管下的增长边界：安全、速度与预期”专场讨论中，当被问到现阶段企业策略的权衡时，金科股份副总裁张勇表示。
市场环境的巨变，正迫使房企重新考量各项战略目标的排序。近两年来，规模、利润、土储、多元化被提及的频率明显减少。相反，企业对现金流、负债、运营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中南建设董事、中南置地高级副总裁唐晓东表示，只有安全的规模增长是有意义的。“当下一定是现金流比利润更重要，既要求规模，又要求利润，然后又要求现金流，这个其实很难。你肯定要取舍，所以首先要安全。”
过去多年来，房企的一系列策略选择和运营模式都是以“快”为导向的。高杠杆、高周转、高增长，决定了房企在各个运营环节都要与之匹配。一旦降速，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企业如何平衡发展、安全这些事情，从我自己的从业经验来看，还是要回到‘既要、又要、还要、且要’。”旭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中表示，企业经营是一个均衡的逻辑，不能只追求一面。
林中表示，旭辉会在增长、盈利和风险三个方面进行布局，这也分别对应行业地位、发展质量和安全边界三个层面。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采用不同的协同模式，但不可偏废。
此外，由于房地产的开发销售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因此策略的选择也必须要有前瞻性。“今天碰到的问题可能都是过去两三年之前，甚至三四年之前埋下的，等到今天你发现了再来调整已经来不及了。”林中说。
回到当下，从业者的共识已经变成“保卫现金流”，然后在此基础上实施系统性调整。在谈及现阶段“解题方法”时，张勇表示，“去库存，收一收投资，备足现金。在组织架构上再做一些调整和优化，就是把力量用到资金端、财务端、营销端，而不是投资端。”
唐晓东也认为，“如果你手里库存足够多，坚决去库存，坚决把现金流找回来……企业做运营，在运营端体现出来的就是成本、供应链的管理，供应链的优势充分发挥起来，也能抗风险。”
突围之术
房地产业真的没有空间了吗？冯俊指出，今后几十年，房地产市场不可能保持20多个百分点的增长，但是保持现在的建设规模，既是需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总规模会保持在这么一个水平上。”
到202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突破1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也已达到17万亿元。该水平已是历史峰值，但对于常年以规模增长为追求的房企来说，若“蛋糕”不再变大，行业的“内卷”就不会停止。
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在演讲中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大概率会突破20万亿元。但绝大多数房企制定的五年战略目标，销售额都有不少的增幅。如果加总，销售目标总和可能达到50万亿元。相差的30万亿元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完全可以断言，未来的市场竞争只会更加激烈，完成销售目标的难度只会更大。”他表示。
论坛期间，兰德咨询产品力提升事业部和21世纪经济报道地产课题组联合发布了《中国房地产产品力报告（2021）》，对房地产产品力进行了系统的定义和梳理，并就提升产品力、实现销售突破提供了一系列的实操建议。与会人士普遍认为，随着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产品力的提升已成为现阶段的制胜“法宝”之一。
除此之外，随着存量时代的到来，资管赛道的机会也大量涌现。其中，在物管领域资本化浪潮崛起的背景下，物业显然已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
今年，大会设置了“喧嚣与冷静：物业服务的资本化与增长密码”对话，对物管行业的发展进行专题讨论。雅生活集团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大龙表示，在资本化的浪潮中，物业行业进入到新的发展时代，整个行业的聚集度在提升。但这只是企业实现增长的第一步，只有做好投后管理，提高服务力，才能给企业带来有效的增量。
越秀服务执行董事兼常务副总裁毛良敏认为，当下行业内有各种各样新的商业模式，也会进入各种各样的业态。但无论是何种业态和商业模式，核心基础都是把客户服务先做好，这是行业生存的底层逻辑。
关于行业未来的发展，龙湖智慧服务集团副总经理王建辉提出了“一个不变，两个转变”，不变的是这个行业的服务属性和民生属性，而行业的管理方式在未来一定会发生大的变化。此外，在科技的赋能下，作为劳动密集行业的物管行业或许会有新的变化。（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老铁说股##房地产##v光计划#
在体验了近20年的“速度与激情”后，房地产这趟列车走到了十字路口。
今年以来，在“房住不炒”的指导思想下，地产调控不断加码，融资管理“三条红线”、房地产信贷“五档管理”、土地出让“两集中”制度等先后出台，行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的“高杠杆—高增长”模式变得难以为继。
“活下去”，对于房企而言，从未如此真切。
9月18日，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发起主办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21届年会在上海圆满闭幕，数十位行业专家与房地产资深从业者围绕“穿越‘红线’：后杠杆时代的梦想与现实”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了新周期、新形势、新理念下的市场逻辑和生存之道，并为变局中的行业提供了诸多启示。
后杠杆时代，地产企业的梦想如何安放？敬请关注本期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特刊。
房地产业正迎来二十年未有之变局。去年以来，随着“三条红线”“五档房贷”“两集中”供地等政策陆续落地，房地产行业的生存规则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房地产业市场化改革以来，沿用了20多年的“高杠杆—高增长”模式不再行之有效，企业的生存哲学也面临重构。
9月18日，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发起主办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21届年会在上海圆满闭幕，本次年会的主题是——“穿越‘红线’：后杠杆时代的梦想与现实”。数十位行业专家与房地产资深从业者共同探讨了新周期、新形势、新理念下的市场逻辑和生存之道，并为变局中的行业提供了诸多启示。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的开局之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经济的走势备受瞩目。曾作为经济增长稳定器的房地产业，也迎来重新定位的契机。”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副总编辑、21世纪报系总编辑邓红辉在致辞中表示。
邓红辉指出，去年以来，房地产融资“三条红线”、个人信贷“五档管理”政策陆续出台，使房地产业走向“去杠杆化”；集中供地制度推出，意味着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更加彻底；租购并举的强化，房地产税改革的推进，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又令房地产业的民生属性更加凸显，并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房地产企业既要赢得这场生存竞争，又需要在新时代重新锚定自己的位置，一场关乎行业生存与发展的思辨亟需展开。
此次论坛既有公开发言，又有闭门讨论，话题涉及政策、市场、企业、行业等各个层面，范围从房地产业延伸到物业、家居、建筑建材等多个上下游产业链。当日，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房地产产品力报告》，从终端的产品视角，探讨变局下的突围之道。2021年度“中国地产金砖奖”研究案例亦同时揭晓，为行业展示标杆的榜样。
变局之判
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中，虽然在改善居住条件和助力经济增长方面功不可没，但一些“副作用”也渐渐凸显，比如土地财政依赖、金融风险累积、房价过高产生挤出效应，等等。
因此，近几年来，监管层通过在政策端的持续发力，试图改善这些局面，并促成市场的长期稳定。尤其是去年以来的政策持续收紧，显得坚决而有力。
“‘房住不炒’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坚持的方向，因此不要去挑战中央坚持这一纲领的决心。”论坛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发布主题为“房地产发展任务”的演讲，强调了对政策的理解与执行。
冯俊进一步解释，住房产品既有投资属性，又有消费属性，这是不可变的。但从调控的角度，显然不能把满足投资需求放在第一位，所以“对中央的决心需要有个确切的认识”。
在调控政策的选择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贾康在演讲中表示，行政手段的“治标”如何对接基础性制度支撑的“治本”、形成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是房地产领域的关键问题。“要打造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一定要以基础性制度建设来治本。”
贾康说，启动房地产税立法早已进入决策层的改革日程考虑，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包含稳房价、深化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优化再分配机制、提高直接税比重等四个方面。从实际操作上，当下存在房地产税进行试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立法之后，对地方充分授权，区分不同情况分步推进。
他还认为，除房地产税改革之外，相关“基础性制度建设”至少还涉及土地制度、住房双轨制等。
那么，按照现有的趋势，行业将如何发展？
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指出，“我们不能延续过去20年的红利，更多的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另一个时代的洗礼。”他表示，房地产行业的高增长远去是趋势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即便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整体的或结构性的有所放缓，它也一定不会迎来新的房地产的周期，周期是没有了，趋势性逐步下行。”
生存之道
“活着才有意义……关于安全、预期、速度，安全肯定是第一的。”在“强监管下的增长边界：安全、速度与预期”专场讨论中，当被问到现阶段企业策略的权衡时，金科股份副总裁张勇表示。
市场环境的巨变，正迫使房企重新考量各项战略目标的排序。近两年来，规模、利润、土储、多元化被提及的频率明显减少。相反，企业对现金流、负债、运营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中南建设董事、中南置地高级副总裁唐晓东表示，只有安全的规模增长是有意义的。“当下一定是现金流比利润更重要，既要求规模，又要求利润，然后又要求现金流，这个其实很难。你肯定要取舍，所以首先要安全。”
过去多年来，房企的一系列策略选择和运营模式都是以“快”为导向的。高杠杆、高周转、高增长，决定了房企在各个运营环节都要与之匹配。一旦降速，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企业如何平衡发展、安全这些事情，从我自己的从业经验来看，还是要回到‘既要、又要、还要、且要’。”旭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中表示，企业经营是一个均衡的逻辑，不能只追求一面。
林中表示，旭辉会在增长、盈利和风险三个方面进行布局，这也分别对应行业地位、发展质量和安全边界三个层面。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采用不同的协同模式，但不可偏废。
此外，由于房地产的开发销售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因此策略的选择也必须要有前瞻性。“今天碰到的问题可能都是过去两三年之前，甚至三四年之前埋下的，等到今天你发现了再来调整已经来不及了。”林中说。
回到当下，从业者的共识已经变成“保卫现金流”，然后在此基础上实施系统性调整。在谈及现阶段“解题方法”时，张勇表示，“去库存，收一收投资，备足现金。在组织架构上再做一些调整和优化，就是把力量用到资金端、财务端、营销端，而不是投资端。”
唐晓东也认为，“如果你手里库存足够多，坚决去库存，坚决把现金流找回来……企业做运营，在运营端体现出来的就是成本、供应链的管理，供应链的优势充分发挥起来，也能抗风险。”
突围之术
房地产业真的没有空间了吗？冯俊指出，今后几十年，房地产市场不可能保持20多个百分点的增长，但是保持现在的建设规模，既是需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总规模会保持在这么一个水平上。”
到202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突破1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也已达到17万亿元。该水平已是历史峰值，但对于常年以规模增长为追求的房企来说，若“蛋糕”不再变大，行业的“内卷”就不会停止。
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在演讲中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大概率会突破20万亿元。但绝大多数房企制定的五年战略目标，销售额都有不少的增幅。如果加总，销售目标总和可能达到50万亿元。相差的30万亿元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完全可以断言，未来的市场竞争只会更加激烈，完成销售目标的难度只会更大。”他表示。
论坛期间，兰德咨询产品力提升事业部和21世纪经济报道地产课题组联合发布了《中国房地产产品力报告（2021）》，对房地产产品力进行了系统的定义和梳理，并就提升产品力、实现销售突破提供了一系列的实操建议。与会人士普遍认为，随着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产品力的提升已成为现阶段的制胜“法宝”之一。
除此之外，随着存量时代的到来，资管赛道的机会也大量涌现。其中，在物管领域资本化浪潮崛起的背景下，物业显然已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
今年，大会设置了“喧嚣与冷静：物业服务的资本化与增长密码”对话，对物管行业的发展进行专题讨论。雅生活集团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大龙表示，在资本化的浪潮中，物业行业进入到新的发展时代，整个行业的聚集度在提升。但这只是企业实现增长的第一步，只有做好投后管理，提高服务力，才能给企业带来有效的增量。
越秀服务执行董事兼常务副总裁毛良敏认为，当下行业内有各种各样新的商业模式，也会进入各种各样的业态。但无论是何种业态和商业模式，核心基础都是把客户服务先做好，这是行业生存的底层逻辑。
关于行业未来的发展，龙湖智慧服务集团副总经理王建辉提出了“一个不变，两个转变”，不变的是这个行业的服务属性和民生属性，而行业的管理方式在未来一定会发生大的变化。此外，在科技的赋能下，作为劳动密集行业的物管行业或许会有新的变化。（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老铁说股##房地产##v光计划#
【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下篇）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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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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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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