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CBD地区，以前就没有这个概念。”北京民俗学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巍表示，地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意味着就不保护了，老地名的变迁应该被记录下来，建立包含地名名称、来历、沿革、含义、地理信息在内的完整数据库，方便后人了解区域发展的历史沿革。
高巍认为，北京的老地名与北京的老居民、老建筑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北京地名的变化，就像看到北京的发展史。“这和人口变迁是一个道理，随着城市的变化，不断有老人淡出，也有新人加入，这是一个城市有生命力的体现。但是老地名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传承或积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地名有相对稳定性，但变化也是必然的。”孙冬虎认为，应该强调“能不改就不改”，保护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9月24日，史家胡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留住城市历史文化的命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地名会议就提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东城区府学胡同名列其中。这条胡同的63号，是宋末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旧址是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时的土牢。这座四合院曾在明、清、民国时期几经修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在“文天祥祠”这一名称下传承至今。
翻看名录，会发现被列入其中的胡同、街巷大多分布在中轴线沿线。“对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设置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老城里的33个片区跟首批发布的名字基本能对得上。”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说。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地名或许是北京留住历史文化命脉的最后一个希望。”在孙冬虎看来，一座城市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地名也应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受到重视。他认为，发布保护名录是北京推进地名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也是延续北京城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的一部分。
今年发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强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重点保护对象便是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还将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工作纳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很多城市都会经历地名的变化，中外皆然，古今皆然。建筑会消失，但地名会留下。”胡新宇认为，地名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告诉后代人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补充，让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遗产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和传承。这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锦上添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雪中送炭。
承载城市乡愁
1980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涉及地名的来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普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地名消失得非常快，这也让很多学者意识到，对待传统地名，要像对待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起来。”孙冬虎说。
看到地名保护重要性的不仅是学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前，北京没有专门的地名管理机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地名管理已日益迫切。
1978年，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对全市地名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使地名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1988年，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地名规划管理处，专门负责地名工作。
地名于一个城市有何意义？作家冯骥才曾写道：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
“老地名作为特色文化遗留与传承载体，也是留住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乡愁的重要组成。”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说，老地名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
2000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推进“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保护名录、保护规划等工作。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印发，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对传统地名，不能竖个牌子了事”
“老地名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符号，也是打造城市文化地标的有效路径。”奚大龙认为，老城区的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可借此进行对外宣传、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可依托老地名的文化内在价值，积极赋能城市发展。
2016年，一项名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活动启动，项目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培训，让志愿者去胡同遛弯儿，进行拍照、访谈、记录等，记录老城区的细微变化。
作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联合发起人，胡新宇对老北京地名的保护和利用有独到的观察。
近几年，北京开始推广文化探访路活动。通过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串联散落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等，提炼文化价值，设计特色主题，对线路进行整体推介。
胡新宇认为，文化探访路是个好创意，但也有需要改进的环节。比如，文化探访路上有的点位目前仅遗存一间房或一个门楼，对这种历史信息展示过少的情况，他建议通过竖牌等方式增加说明。另一方面，一些介绍用的是篆书，他建议把字体改为当代人能看懂的字体。“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传统地名的阐释和展示，就是要以公众便于理解的方式去传达。”
“对传统地名，也不能竖个牌子了事。”胡新宇说，传统地名的介绍方式可以多元化，各有特点。对居民，要有社区自豪感；对游客，要有获取新知的好奇感。如果能让公众有参与感，就更好了。对地名的保护，要能让人们对老城增加了解，增加感情。
传统地名要保护，更要多运用。胡新宇建议，今后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可以考虑多用传统地名，一来约定俗成，便于认知，二来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利于传播。“保护传统文化，重点是要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这也适用于传统地名的保护和利用。”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沙雪良 陈琳
摄影记者 王子诚 https://t.cn/RI7nYAL
高巍认为，北京的老地名与北京的老居民、老建筑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北京地名的变化，就像看到北京的发展史。“这和人口变迁是一个道理，随着城市的变化，不断有老人淡出，也有新人加入，这是一个城市有生命力的体现。但是老地名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传承或积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地名有相对稳定性，但变化也是必然的。”孙冬虎认为，应该强调“能不改就不改”，保护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9月24日，史家胡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留住城市历史文化的命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地名会议就提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东城区府学胡同名列其中。这条胡同的63号，是宋末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旧址是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时的土牢。这座四合院曾在明、清、民国时期几经修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在“文天祥祠”这一名称下传承至今。
翻看名录，会发现被列入其中的胡同、街巷大多分布在中轴线沿线。“对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设置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老城里的33个片区跟首批发布的名字基本能对得上。”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说。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地名或许是北京留住历史文化命脉的最后一个希望。”在孙冬虎看来，一座城市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地名也应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受到重视。他认为，发布保护名录是北京推进地名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也是延续北京城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的一部分。
今年发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强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重点保护对象便是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还将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工作纳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很多城市都会经历地名的变化，中外皆然，古今皆然。建筑会消失，但地名会留下。”胡新宇认为，地名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告诉后代人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补充，让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遗产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和传承。这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锦上添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雪中送炭。
承载城市乡愁
1980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涉及地名的来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普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地名消失得非常快，这也让很多学者意识到，对待传统地名，要像对待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起来。”孙冬虎说。
看到地名保护重要性的不仅是学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前，北京没有专门的地名管理机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地名管理已日益迫切。
1978年，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对全市地名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使地名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1988年，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地名规划管理处，专门负责地名工作。
地名于一个城市有何意义？作家冯骥才曾写道：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
“老地名作为特色文化遗留与传承载体，也是留住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乡愁的重要组成。”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说，老地名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
2000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推进“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保护名录、保护规划等工作。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印发，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对传统地名，不能竖个牌子了事”
“老地名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符号，也是打造城市文化地标的有效路径。”奚大龙认为，老城区的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可借此进行对外宣传、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可依托老地名的文化内在价值，积极赋能城市发展。
2016年，一项名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活动启动，项目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培训，让志愿者去胡同遛弯儿，进行拍照、访谈、记录等，记录老城区的细微变化。
作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联合发起人，胡新宇对老北京地名的保护和利用有独到的观察。
近几年，北京开始推广文化探访路活动。通过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串联散落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等，提炼文化价值，设计特色主题，对线路进行整体推介。
胡新宇认为，文化探访路是个好创意，但也有需要改进的环节。比如，文化探访路上有的点位目前仅遗存一间房或一个门楼，对这种历史信息展示过少的情况，他建议通过竖牌等方式增加说明。另一方面，一些介绍用的是篆书，他建议把字体改为当代人能看懂的字体。“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传统地名的阐释和展示，就是要以公众便于理解的方式去传达。”
“对传统地名，也不能竖个牌子了事。”胡新宇说，传统地名的介绍方式可以多元化，各有特点。对居民，要有社区自豪感；对游客，要有获取新知的好奇感。如果能让公众有参与感，就更好了。对地名的保护，要能让人们对老城增加了解，增加感情。
传统地名要保护，更要多运用。胡新宇建议，今后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可以考虑多用传统地名，一来约定俗成，便于认知，二来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利于传播。“保护传统文化，重点是要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这也适用于传统地名的保护和利用。”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沙雪良 陈琳
摄影记者 王子诚 https://t.cn/RI7nYAL
蛟河法院：法官的“刚”与“柔”——办案拍摄随笔
8月6日下午13:00，尽管是午休时间，蛟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孙法官和法官助理就已经踏上了办案路程。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到两个未收监被告人的居住地，了解未收监被告人情况，还要探访一个已被收监被告人的母亲，我作为录像人员一同前往。
一、犯危险驾驶罪的老杜
13:30，孙法官到了新站镇被告人杜某某的家中，据悉，这是法官第七次来到老杜家里，已经与这个年过半百的被告人已经打过很多次照面了。老杜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因其妻子患有严重疾病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孙法官这次来，就是再次了解老杜目前生活情况和妻子安置情况，了解其是否能服刑。老杜说：“孙法官，我家情况您也知道，我老伴瘫痪，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小孙女也得我照顾，之前您也给我讲过道理，我知道‘认罪伏法’，但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妻子啊！”孙法官答道：“你的情况虽然困难，但触犯法律必须受到惩罚，你的情况我们一起协商解决……”听着孙法官的教导，老杜深感愧疚，一再表示会尽快安排好妻子的事宜，尽快去服刑。
二、犯诈骗罪患有结核病的张某
第二站是位于蛟河市新站镇的“吉林市第九人民医院”，原新站镇结核病康复医院。我惊讶于办案人和助理不畏惧传染病的威力前往肺结核医院，孙法官表示，这是办案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当事人可能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找到，我们就要当面核实他的情况。未收监被告人张某于今年2月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其因患有结核病且处于开放期无法被收监，孙法官此次来的目的是和其主治医生了解其病情是否符合收监条件。张某的主治医生姜大夫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详细叙述了张某的情况：“张某目前病情稳定，已经处于好转期，不再向外界排菌，但还需要服药稳定病情，如果一年内不继续服药，复发的可能性极大。”随后，在孙法官的要求下，姜大夫为张某出具了诊断书。
从医院出来，看到来往的患者和家属，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感慨于生命的脆弱，同时也赞叹生命的坚强，有这么多不惧疾病危险的医生、护士和法官负重前行，才有了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为脆弱的生命提供了坚强的保护。
三、收监被告人许某的母亲
下午15:10分，我们到达了蛟河市天岗镇里，孙法官要求司机找一个粮店，他要买点东西。我疑惑：“咱们要去的下一家比较困难吗？”他解释道：“这家是相依为命的母子俩，儿子许某因为夜里母亲突发疾病，家里没有药了，着急为母亲买药，就在醉酒后骑摩托车到镇上买药，被执勤的交警抓获，因他有同类前科，本次犯罪被判处实刑，现已收监执行，临走前把母亲托付给邻居照看。老太太一人在家生活，也好让她的生活有个保障。”我感慨于孙法官的细心，但当到了许某母亲的住处，她的表现也让出乎了我的意料。
买完米面后，孙法官拨通了许某母亲赵某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自己前段时间摔了一跤，现在被外甥女接到家里住呢，我们遂又赶往位于天岗镇五家子村的赵某外甥女家。孙法官将米面油拿进屋里的那一刻，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真没想到啊，我儿子犯了法，法院又给他时间安置我，又来看望我，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随后，赵某又说了很多感谢法院的话，在这位朴实的老母亲心里，认罪伏法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子犯了法，就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她认可法院的做法。我在旁边默默听着，为这位母亲的明事理感到惊讶，我见过也听过一些子女犯法，父母包庇子女的案例，像这样配合又感恩的母亲，我第一次遇到。我们临走之前，她又和法官嘱咐：“您别告诉我儿子我摔倒的事，我怕他担心。您让他不要惦记我，好好改造……”得到了法官“保守秘密”的承诺后，她放心的回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问孙法官：“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已经被收监了，我们为什么还来他家啊？”他答道：“这个案子判完后，我是给了许某（被告人）时间的，让他安顿母亲，一开始我以为他会拖延很久，但没过几天，他就来到法院，说安排好了，可以马上去服刑，他的认罪态度和孝顺感动了我。他服刑后，我一直放心不下他家的情况，他们母子两个相依为命，儿子不在家，这老太太可怎么办，所以今天我来看看，看到老太太有人照顾、生活无忧，我就放心了。”
我以为法官只要开好庭办好案就行了，但通过一下午的体验，我才知道身为法官，既要守住法律的底线，维护公平正义，又要稳定当事人的情绪，让法治思想真正走到百姓心理。
“你以为法官必是人人都有一颗公正无私的‘铁心’，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体谅人情冷暖的‘柔情’。面对穷凶极恶的罪犯，我们要铁面无私，面对误入歧途的被告人，我们要引导其迷途知返。我办理刑事案件十多年，发现越来越多的被告人在接受教育后都能知法、守法、遵法，感觉很欣慰。”回去的路上，孙法官法官如此说道。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经过一下午的拍摄，我看到法院人坚守法律底线的执着，体会到办案人追求“案结事了人和”最佳效果的不易，也目睹了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的改变。我相信，在奔波忙碌的法院人的努力下，法治精神终会传播到每一个角落。
8月6日下午13:00，尽管是午休时间，蛟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孙法官和法官助理就已经踏上了办案路程。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到两个未收监被告人的居住地，了解未收监被告人情况，还要探访一个已被收监被告人的母亲，我作为录像人员一同前往。
一、犯危险驾驶罪的老杜
13:30，孙法官到了新站镇被告人杜某某的家中，据悉，这是法官第七次来到老杜家里，已经与这个年过半百的被告人已经打过很多次照面了。老杜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因其妻子患有严重疾病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孙法官这次来，就是再次了解老杜目前生活情况和妻子安置情况，了解其是否能服刑。老杜说：“孙法官，我家情况您也知道，我老伴瘫痪，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小孙女也得我照顾，之前您也给我讲过道理，我知道‘认罪伏法’，但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妻子啊！”孙法官答道：“你的情况虽然困难，但触犯法律必须受到惩罚，你的情况我们一起协商解决……”听着孙法官的教导，老杜深感愧疚，一再表示会尽快安排好妻子的事宜，尽快去服刑。
二、犯诈骗罪患有结核病的张某
第二站是位于蛟河市新站镇的“吉林市第九人民医院”，原新站镇结核病康复医院。我惊讶于办案人和助理不畏惧传染病的威力前往肺结核医院，孙法官表示，这是办案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当事人可能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找到，我们就要当面核实他的情况。未收监被告人张某于今年2月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其因患有结核病且处于开放期无法被收监，孙法官此次来的目的是和其主治医生了解其病情是否符合收监条件。张某的主治医生姜大夫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详细叙述了张某的情况：“张某目前病情稳定，已经处于好转期，不再向外界排菌，但还需要服药稳定病情，如果一年内不继续服药，复发的可能性极大。”随后，在孙法官的要求下，姜大夫为张某出具了诊断书。
从医院出来，看到来往的患者和家属，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感慨于生命的脆弱，同时也赞叹生命的坚强，有这么多不惧疾病危险的医生、护士和法官负重前行，才有了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为脆弱的生命提供了坚强的保护。
三、收监被告人许某的母亲
下午15:10分，我们到达了蛟河市天岗镇里，孙法官要求司机找一个粮店，他要买点东西。我疑惑：“咱们要去的下一家比较困难吗？”他解释道：“这家是相依为命的母子俩，儿子许某因为夜里母亲突发疾病，家里没有药了，着急为母亲买药，就在醉酒后骑摩托车到镇上买药，被执勤的交警抓获，因他有同类前科，本次犯罪被判处实刑，现已收监执行，临走前把母亲托付给邻居照看。老太太一人在家生活，也好让她的生活有个保障。”我感慨于孙法官的细心，但当到了许某母亲的住处，她的表现也让出乎了我的意料。
买完米面后，孙法官拨通了许某母亲赵某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自己前段时间摔了一跤，现在被外甥女接到家里住呢，我们遂又赶往位于天岗镇五家子村的赵某外甥女家。孙法官将米面油拿进屋里的那一刻，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真没想到啊，我儿子犯了法，法院又给他时间安置我，又来看望我，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随后，赵某又说了很多感谢法院的话，在这位朴实的老母亲心里，认罪伏法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子犯了法，就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她认可法院的做法。我在旁边默默听着，为这位母亲的明事理感到惊讶，我见过也听过一些子女犯法，父母包庇子女的案例，像这样配合又感恩的母亲，我第一次遇到。我们临走之前，她又和法官嘱咐：“您别告诉我儿子我摔倒的事，我怕他担心。您让他不要惦记我，好好改造……”得到了法官“保守秘密”的承诺后，她放心的回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问孙法官：“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已经被收监了，我们为什么还来他家啊？”他答道：“这个案子判完后，我是给了许某（被告人）时间的，让他安顿母亲，一开始我以为他会拖延很久，但没过几天，他就来到法院，说安排好了，可以马上去服刑，他的认罪态度和孝顺感动了我。他服刑后，我一直放心不下他家的情况，他们母子两个相依为命，儿子不在家，这老太太可怎么办，所以今天我来看看，看到老太太有人照顾、生活无忧，我就放心了。”
我以为法官只要开好庭办好案就行了，但通过一下午的体验，我才知道身为法官，既要守住法律的底线，维护公平正义，又要稳定当事人的情绪，让法治思想真正走到百姓心理。
“你以为法官必是人人都有一颗公正无私的‘铁心’，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体谅人情冷暖的‘柔情’。面对穷凶极恶的罪犯，我们要铁面无私，面对误入歧途的被告人，我们要引导其迷途知返。我办理刑事案件十多年，发现越来越多的被告人在接受教育后都能知法、守法、遵法，感觉很欣慰。”回去的路上，孙法官法官如此说道。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经过一下午的拍摄，我看到法院人坚守法律底线的执着，体会到办案人追求“案结事了人和”最佳效果的不易，也目睹了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的改变。我相信，在奔波忙碌的法院人的努力下，法治精神终会传播到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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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4字核心价值观分3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传播正能量是一份积极的心态，使自己的内心充满自信、豁达、愉悦、进取；使别人感到暖和、温馨、亲切、友善。一个善良的人，就像一盏明灯，既照亮了周围的人，也温暖了自己，善良无须灌输和强迫，只会相互传播。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4字核心价值观分3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传播正能量是一份积极的心态，使自己的内心充满自信、豁达、愉悦、进取；使别人感到暖和、温馨、亲切、友善。一个善良的人，就像一盏明灯，既照亮了周围的人，也温暖了自己，善良无须灌输和强迫，只会相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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