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宋志南《绝句》赏析[鲜花][鲜花][鲜花][鲜花]
[微风][微风]作品原文
《绝句》
宋 志南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微风][微风]注释
①系（xì）:联接。[1] 拴，系结。[2]繁体为“系”。按：文言文中的“系”（本字）“系”“系”现在都合并为“系”字，但这三个字的意思不完全相同。需要注意的是简化后的“系”在文言文中只有“xì”一个读音，因此很多地方读成“jì”其实是不对的。
②短篷：带篷的小船。
③杖藜(lí)：“藜杖”的倒文，用藜做的拐杖。藜：一年生草本植物，茎杆直立，长老了可做拐杖。
④杏花雨：清明前后杏花盛开时节的雨。
⑤杨柳风：古人把应花期来的风，称为花信风，从小寒到谷雨共二十四候，每候应一种花信，总称“二十四花信风”。其中清明节尾期的花信是柳花，这时的风就叫柳花风，或称杨柳风。在这里引申为春风。
[微风][微风]译文
我在参天古树的浓荫下，系了带篷的小船，拄着藜做的拐杖，慢慢走过桥，向东而去。阳春三月，杏花开放，绵绵细雨仿佛是故意要沾湿我的衣裳似的，下个不停；轻轻吹拂人面的风带着杨柳清新气息的暖风令人心旷神怡。
[微风][微风]作品鉴赏
这首绝美的小诗，写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诗的首句说："古木阴中系短篷。"短篷不就是小船吗？ 老和尚原是乘小船沿溪水而来。诗人走到老树下感觉下雨，便戴上小草帽，继续过桥在细雨中欣赏前方美景。 诗人拄杖春游，却说"杖藜扶我"，是将藜杖人格化了， 仿佛它是一位可以依赖的游伴，桥东和桥西， 风景未必有很大差别，但对春游的诗人来说，向东向西，意境和情趣却颇不相同。 "杏花雨"，早春的雨；"杨柳风"， 早春的风。这样说比"细雨"、"和风"更有美感，更富于画意。 杨柳枝随风荡漾，给人以春风生自杨柳的印象称早春时的雨为"杏花雨"， 与称夏初的雨为"黄梅雨"，道理正好相同。"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南宋初年，大诗人陆游已将杏花和春雨联系起来。 "沾衣欲湿"，用衣裳似湿未湿来形容初春细雨似有若无， 更见得体察之精微，描摹之细腻。试想诗人扶杖东行，一路红杏灼灼，绿柳翩翩， 细雨沾衣，似湿而不见湿，和风迎面吹来，不觉有一丝儿寒意， 这是怎样耐心惬意的春日远足啊！ 有人不免要想，老和尚这样兴致勃勃地走下去，游赏下去， 到他想起应该归去的时候，怕要体力不支，连藜杖也扶他不动了吧？不必多虑，那小船系在溪水边老树下，正待他解缆回寺呢。
[微风][微风]作者简介
志南是南宋的一个诗僧，志南是他的法号，生平不详。
志南的生活状态已不可考，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没有“中兴四大诗人”以及“二泉先生”诸人的风头那么健。但就这短短的一首诗，就以其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把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宋代诗史。
宋人赵与《娱书堂诗话》卷上曾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朱熹激赏其诗，所使用的标准是有无“书生气”，实际上是宋代诗学理论探讨的问题之一。苏轼在《赠诗僧道通诗》中说：“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自注：“谓无酸馅气也。”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命题。他评唐代司空图“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二句说：“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荫满庭，不见一人，惟闻其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书司空图诗》)便明确表现了这一倾向。他的对僧诗书生气的反对，也得到了不少诗人的赞同。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说：“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考察书生气的内涵，大约是指感情的枯寂，境界的寒俭之类，这本是与僧家生活和精神紧相联系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特定的“林下风流”，似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说：“东坡言僧诗要无书生气，固诗人龟鉴。今时误解，便作世网中语，殊不知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尽洗去清拔之韵，使与俗同科，又何足尚！”元好问在《木庵诗集序》中更直截了当地说：“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书生气在耳。”(《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的确，如果我们承认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话，那么，对那种最能反映诗僧生活状态的书生气又有什么理由不加以认可呢？苏轼诸人的说法其实是要把一切诗歌创作都纳入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标准中，而抹杀其应有的独特性。这一点，甚至和苏轼本人经常在诗歌理论中所表示的对多样化的追求也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们宁可理解为是他的一时之言，因为，从他的一些具体作品来看，也是并不缺少“书生气”的。话又回到志南的这一首诗，朱熹称赞其没有书生气，也是从士大夫的立场说的。这说明志南是诗歌创作上的多面手，不管有无书生气，僧人都能写出好诗。
注：朱文公引诗指僧志南《绝句》诗：“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微风][微风]创作背景
《绝句》是南宋僧人志南（法号）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出自《宋诗纪事》卷九三。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
[微风][微风]作品原文
《绝句》
宋 志南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微风][微风]注释
①系（xì）:联接。[1] 拴，系结。[2]繁体为“系”。按：文言文中的“系”（本字）“系”“系”现在都合并为“系”字，但这三个字的意思不完全相同。需要注意的是简化后的“系”在文言文中只有“xì”一个读音，因此很多地方读成“jì”其实是不对的。
②短篷：带篷的小船。
③杖藜(lí)：“藜杖”的倒文，用藜做的拐杖。藜：一年生草本植物，茎杆直立，长老了可做拐杖。
④杏花雨：清明前后杏花盛开时节的雨。
⑤杨柳风：古人把应花期来的风，称为花信风，从小寒到谷雨共二十四候，每候应一种花信，总称“二十四花信风”。其中清明节尾期的花信是柳花，这时的风就叫柳花风，或称杨柳风。在这里引申为春风。
[微风][微风]译文
我在参天古树的浓荫下，系了带篷的小船，拄着藜做的拐杖，慢慢走过桥，向东而去。阳春三月，杏花开放，绵绵细雨仿佛是故意要沾湿我的衣裳似的，下个不停；轻轻吹拂人面的风带着杨柳清新气息的暖风令人心旷神怡。
[微风][微风]作品鉴赏
这首绝美的小诗，写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诗的首句说："古木阴中系短篷。"短篷不就是小船吗？ 老和尚原是乘小船沿溪水而来。诗人走到老树下感觉下雨，便戴上小草帽，继续过桥在细雨中欣赏前方美景。 诗人拄杖春游，却说"杖藜扶我"，是将藜杖人格化了， 仿佛它是一位可以依赖的游伴，桥东和桥西， 风景未必有很大差别，但对春游的诗人来说，向东向西，意境和情趣却颇不相同。 "杏花雨"，早春的雨；"杨柳风"， 早春的风。这样说比"细雨"、"和风"更有美感，更富于画意。 杨柳枝随风荡漾，给人以春风生自杨柳的印象称早春时的雨为"杏花雨"， 与称夏初的雨为"黄梅雨"，道理正好相同。"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南宋初年，大诗人陆游已将杏花和春雨联系起来。 "沾衣欲湿"，用衣裳似湿未湿来形容初春细雨似有若无， 更见得体察之精微，描摹之细腻。试想诗人扶杖东行，一路红杏灼灼，绿柳翩翩， 细雨沾衣，似湿而不见湿，和风迎面吹来，不觉有一丝儿寒意， 这是怎样耐心惬意的春日远足啊！ 有人不免要想，老和尚这样兴致勃勃地走下去，游赏下去， 到他想起应该归去的时候，怕要体力不支，连藜杖也扶他不动了吧？不必多虑，那小船系在溪水边老树下，正待他解缆回寺呢。
[微风][微风]作者简介
志南是南宋的一个诗僧，志南是他的法号，生平不详。
志南的生活状态已不可考，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没有“中兴四大诗人”以及“二泉先生”诸人的风头那么健。但就这短短的一首诗，就以其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把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宋代诗史。
宋人赵与《娱书堂诗话》卷上曾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朱熹激赏其诗，所使用的标准是有无“书生气”，实际上是宋代诗学理论探讨的问题之一。苏轼在《赠诗僧道通诗》中说：“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自注：“谓无酸馅气也。”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命题。他评唐代司空图“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二句说：“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荫满庭，不见一人，惟闻其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书司空图诗》)便明确表现了这一倾向。他的对僧诗书生气的反对，也得到了不少诗人的赞同。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说：“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考察书生气的内涵，大约是指感情的枯寂，境界的寒俭之类，这本是与僧家生活和精神紧相联系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特定的“林下风流”，似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说：“东坡言僧诗要无书生气，固诗人龟鉴。今时误解，便作世网中语，殊不知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尽洗去清拔之韵，使与俗同科，又何足尚！”元好问在《木庵诗集序》中更直截了当地说：“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书生气在耳。”(《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的确，如果我们承认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话，那么，对那种最能反映诗僧生活状态的书生气又有什么理由不加以认可呢？苏轼诸人的说法其实是要把一切诗歌创作都纳入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标准中，而抹杀其应有的独特性。这一点，甚至和苏轼本人经常在诗歌理论中所表示的对多样化的追求也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们宁可理解为是他的一时之言，因为，从他的一些具体作品来看，也是并不缺少“书生气”的。话又回到志南的这一首诗，朱熹称赞其没有书生气，也是从士大夫的立场说的。这说明志南是诗歌创作上的多面手，不管有无书生气，僧人都能写出好诗。
注：朱文公引诗指僧志南《绝句》诗：“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微风][微风]创作背景
《绝句》是南宋僧人志南（法号）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出自《宋诗纪事》卷九三。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
秦观的名字到底怎么读？诗词大会主持人龙洋因念它被嘲，其实挺冤
说起来，当诗词大会主持人也确实不容易。除了要随时都能出口成句外，还要求每句诗词的读音都要念对。可能看到这里有读者会觉得奇怪，读对字音对每一个主持人来说不都是必须的吗？是的，主持别的节目自然是这样，关键就在于诗词的读音有时候还真就说不清楚。
比如前段时间，主持人龙洋就因为一句小学古诗的念法，引来了网友的讨论。当时她念韩愈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时，把“看”读作了第一声。很多观众表示语文老师不是这样教的，应该念第4声。
最后，语文教材主编温儒敏发文力挺龙洋，称：“她并不算错。”是的，如果按古代的平仄来看，就应该读平声。只是现代字典里把作看见之意的“看”，都读第4声，毕竟现代人不讲究平仄。
同样的，近日龙洋又因为一个字音的问题被嘲。事情是这样的，龙洋和同事鲁健一起录了个视频，讲起了诗词里的地理小知识。由龙洋出题，鲁健猜这首诗是在哪里写的，这样的知识普及是很有意思的。
其中有一题，龙洋念出了一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鲁健称这是秦观在郴州写的。鲁健说到秦观时念的是第一声guān，但龙洋听完却认为这个字应念第4声，鲁健接受了这一说法。不少网友就表示不理解了：这个字为何会念第4声？
一：龙洋的念法和大专家不一样
关于这个“观”字怎么读，网友之所以会认为龙洋错了，理由有二：
一来，翻看任何字典，“观”这个多音字只有在作为楼观、庙观这样的名字使用词，才会是第4声。而作“看见”、“观看”这类动词时，都是念第1声。秦观的名字，按理来说应该是取第二种意思，念第1声。
二来，很多大专家也是念第1声，比如诗词大会的嘉宾王立群。第二季的一期节目里考到了秦观的知识，当时王立群念的就是第1声。其实除此以外，也有其他专家念了第1声。不过，可能有细心的观众也注意到了，在这期节目里董卿的念法和龙洋一样，她念的也是第4声。
这就让人觉得奇怪了。为何龙洋和董卿作为主持人都念第4声，而王立群这些专家念第1声呢？这个字到底该怎么读？
二：秦观名字的由来和读法，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其实这一次龙洋被嘲，还真挺冤，咱们还真就不能说人家错了。因为这个问题，是在诗词圈争论了多年却始终没有定论的。
认为读第1声的，除了上文讲到的两点理由外，还有其它佐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秦观有两个兄弟，一名秦觌，另一名秦觏。兄弟3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见”，都表示观看，此意就该读第1声。
但认为读第4声的学者们，显然也有充足的理由，其中有两个是说得过去的：
第一、就是“观”读第4声时在宋代是可以作动词用的。这一点体现在诗词里，比如七律名句“橡叶冈头释马衔，区中奇观得穷探”，大家可以看一看平仄，这里的“观”必须是读第4声，平仄才是合律的。
第二、就和陆游的字号有关了。陆游字务观，因为其母很欣赏秦观，所以才有了这个字。而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记录了这样一段话：
王景文乃云：“真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阴陆务观”。放翁见诗亦笑云：“我字务观，乃去声，如何把作平声押了。”意思是说有一个叫王景文的人，把陆游的字写进了诗里，而陆游则觉得他写得不对，因为自己的“观”应该是去声（即第4声），不押韵。既然陆游的字是由秦观来的，那秦观当然的“观”当然也该是第4声，这样说是说得过去的。
小结：目前关于“观”该怎么读，还没有定论。既然如此，龙洋因此被嘲自然是挺冤的，毕竟没定论的事肯定不能让人家错了。对此事，大家怎么看？欢迎讨论。
说起来，当诗词大会主持人也确实不容易。除了要随时都能出口成句外，还要求每句诗词的读音都要念对。可能看到这里有读者会觉得奇怪，读对字音对每一个主持人来说不都是必须的吗？是的，主持别的节目自然是这样，关键就在于诗词的读音有时候还真就说不清楚。
比如前段时间，主持人龙洋就因为一句小学古诗的念法，引来了网友的讨论。当时她念韩愈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时，把“看”读作了第一声。很多观众表示语文老师不是这样教的，应该念第4声。
最后，语文教材主编温儒敏发文力挺龙洋，称：“她并不算错。”是的，如果按古代的平仄来看，就应该读平声。只是现代字典里把作看见之意的“看”，都读第4声，毕竟现代人不讲究平仄。
同样的，近日龙洋又因为一个字音的问题被嘲。事情是这样的，龙洋和同事鲁健一起录了个视频，讲起了诗词里的地理小知识。由龙洋出题，鲁健猜这首诗是在哪里写的，这样的知识普及是很有意思的。
其中有一题，龙洋念出了一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鲁健称这是秦观在郴州写的。鲁健说到秦观时念的是第一声guān，但龙洋听完却认为这个字应念第4声，鲁健接受了这一说法。不少网友就表示不理解了：这个字为何会念第4声？
一：龙洋的念法和大专家不一样
关于这个“观”字怎么读，网友之所以会认为龙洋错了，理由有二：
一来，翻看任何字典，“观”这个多音字只有在作为楼观、庙观这样的名字使用词，才会是第4声。而作“看见”、“观看”这类动词时，都是念第1声。秦观的名字，按理来说应该是取第二种意思，念第1声。
二来，很多大专家也是念第1声，比如诗词大会的嘉宾王立群。第二季的一期节目里考到了秦观的知识，当时王立群念的就是第1声。其实除此以外，也有其他专家念了第1声。不过，可能有细心的观众也注意到了，在这期节目里董卿的念法和龙洋一样，她念的也是第4声。
这就让人觉得奇怪了。为何龙洋和董卿作为主持人都念第4声，而王立群这些专家念第1声呢？这个字到底该怎么读？
二：秦观名字的由来和读法，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其实这一次龙洋被嘲，还真挺冤，咱们还真就不能说人家错了。因为这个问题，是在诗词圈争论了多年却始终没有定论的。
认为读第1声的，除了上文讲到的两点理由外，还有其它佐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秦观有两个兄弟，一名秦觌，另一名秦觏。兄弟3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见”，都表示观看，此意就该读第1声。
但认为读第4声的学者们，显然也有充足的理由，其中有两个是说得过去的：
第一、就是“观”读第4声时在宋代是可以作动词用的。这一点体现在诗词里，比如七律名句“橡叶冈头释马衔，区中奇观得穷探”，大家可以看一看平仄，这里的“观”必须是读第4声，平仄才是合律的。
第二、就和陆游的字号有关了。陆游字务观，因为其母很欣赏秦观，所以才有了这个字。而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记录了这样一段话：
王景文乃云：“真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阴陆务观”。放翁见诗亦笑云：“我字务观，乃去声，如何把作平声押了。”意思是说有一个叫王景文的人，把陆游的字写进了诗里，而陆游则觉得他写得不对，因为自己的“观”应该是去声（即第4声），不押韵。既然陆游的字是由秦观来的，那秦观当然的“观”当然也该是第4声，这样说是说得过去的。
小结：目前关于“观”该怎么读，还没有定论。既然如此，龙洋因此被嘲自然是挺冤的，毕竟没定论的事肯定不能让人家错了。对此事，大家怎么看？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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