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淄博出土西周早期兽形青铜觥】
青铜觥，是一种源于兕牛角制作的盛酒器，流行于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式微。器身常 呈椭圆形或方形，周身饰以纹饰；有圈足、四足或三足；盖上常为兽首形状，流部用于倒酒，兽首与兽背 一体构成觥盖；有些觥的腹内还置有勺。因其流行时间不长，与其他器物相比，出土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土的和见于著录的青铜觥不到百件。
山东地区考古近来半个多世纪发现的东周时期贵族墓葬较多，而西周的贵族墓葬非常少。2004 年，在淄博市高青县花沟镇陈庄村东南发现了齐国早期故城遗址，后被称为“陈庄 - 唐口遗址”，这是山东地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周早期城址。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 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其中一件西周早期兽形青铜觥，制作精美，铭文内容意义重大。
西周早期 兽形青铜觥 陈庄 - 唐口遗址出土
这件西周早期兽形青铜觥，造型古朴，通高 24、 腹宽 25、足长径 12.7 厘米。器身呈兽形，整器素面为主，椭圆形器腹及圈足上饰弦纹，前有上翘形短流， 后有半环形兽首 ， 下带钩形小珥。盖为昂起的兽首，高鼻鼓目，以子母口相合，两耳之间的兽角似蜗牛触角，上装饰卷云纹，两个触角之间还装饰有一个立体小兽面。
觥盖内刻有铭文：“（丰） 乍（作） 厥文祖甲齐公宝尊彝”，大意为：（丰）始为自己的先祖齐公制作了这件宝贵的礼器。虽然目前“丰” 和“启”两字的释读现存争议，但“祖甲齐公”当为姜太公无疑。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在考证后就认为： “祖甲”即齐国始封君姜尚姜太公，“齐公”是后辈对其之尊号，“文祖”之“文”是美称，而“厥文祖甲” 之称呼则表明齐国早期遵行商代流行的以日干命名的风俗，如太公之后的丁公、乙公、癸公。
“祖甲齐公” 铭文的发现，证实了姜太公的存在，填补了考古学上的空白，是齐国考古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对研究早期齐国文化和周人东征具有重大意义。
兽首局部
陈庄 - 唐口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兽形青铜觥是一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物。根据各类考古实物和学者现有研究表明，商代青铜礼器的等级高低是与器物纹饰的繁简相辅相成的，等级越高则纹饰愈精美。而陈庄出土的西周早期兽形铜觥，与众多精美绝伦的商周两代青铜礼器相比，造型与纹饰虽显得相对朴素，但这与礼器使用者的公伯级别是相称的，符合西周时期的封建礼制。
“文祖甲齐公” 铭文则证实了姜太公的存在，填补了历史空白，其命名方式亦遵循了“商代流行的以日干命名的风俗”。 这件铜觥的造型、纹饰、铭文，都反映了商周文化的延续关系和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
#遇见艺术##艺术公开课##这就是中国风#
青铜觥，是一种源于兕牛角制作的盛酒器，流行于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式微。器身常 呈椭圆形或方形，周身饰以纹饰；有圈足、四足或三足；盖上常为兽首形状，流部用于倒酒，兽首与兽背 一体构成觥盖；有些觥的腹内还置有勺。因其流行时间不长，与其他器物相比，出土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土的和见于著录的青铜觥不到百件。
山东地区考古近来半个多世纪发现的东周时期贵族墓葬较多，而西周的贵族墓葬非常少。2004 年，在淄博市高青县花沟镇陈庄村东南发现了齐国早期故城遗址，后被称为“陈庄 - 唐口遗址”，这是山东地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周早期城址。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 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其中一件西周早期兽形青铜觥，制作精美，铭文内容意义重大。
西周早期 兽形青铜觥 陈庄 - 唐口遗址出土
这件西周早期兽形青铜觥，造型古朴，通高 24、 腹宽 25、足长径 12.7 厘米。器身呈兽形，整器素面为主，椭圆形器腹及圈足上饰弦纹，前有上翘形短流， 后有半环形兽首 ， 下带钩形小珥。盖为昂起的兽首，高鼻鼓目，以子母口相合，两耳之间的兽角似蜗牛触角，上装饰卷云纹，两个触角之间还装饰有一个立体小兽面。
觥盖内刻有铭文：“（丰） 乍（作） 厥文祖甲齐公宝尊彝”，大意为：（丰）始为自己的先祖齐公制作了这件宝贵的礼器。虽然目前“丰” 和“启”两字的释读现存争议，但“祖甲齐公”当为姜太公无疑。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在考证后就认为： “祖甲”即齐国始封君姜尚姜太公，“齐公”是后辈对其之尊号，“文祖”之“文”是美称，而“厥文祖甲” 之称呼则表明齐国早期遵行商代流行的以日干命名的风俗，如太公之后的丁公、乙公、癸公。
“祖甲齐公” 铭文的发现，证实了姜太公的存在，填补了考古学上的空白，是齐国考古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对研究早期齐国文化和周人东征具有重大意义。
兽首局部
陈庄 - 唐口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兽形青铜觥是一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物。根据各类考古实物和学者现有研究表明，商代青铜礼器的等级高低是与器物纹饰的繁简相辅相成的，等级越高则纹饰愈精美。而陈庄出土的西周早期兽形铜觥，与众多精美绝伦的商周两代青铜礼器相比，造型与纹饰虽显得相对朴素，但这与礼器使用者的公伯级别是相称的，符合西周时期的封建礼制。
“文祖甲齐公” 铭文则证实了姜太公的存在，填补了历史空白，其命名方式亦遵循了“商代流行的以日干命名的风俗”。 这件铜觥的造型、纹饰、铭文，都反映了商周文化的延续关系和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
#遇见艺术##艺术公开课##这就是中国风#
#民国时期历史故事#【傅斯年：“张大千损坏敦煌壁画，是不可辨驳的事实”】
张大千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画家之一，作为中国的国画大师，在被人追捧的同时，他身上也有备受争议的三大"公案"。其中一件，就是他来到敦煌面壁考察近三年，在提升画技的同时，也对敦煌的壁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尽管有不少人为张大千辩驳，说他为了艺术，在如此苦寒的地区生活3年，创作出不少艺术瑰宝，但著名史学家向达却亲眼目睹了其破坏壁画的全过程。傅斯年也说，张大千损坏敦煌壁画，是不可辨驳的事实。
慕名来到敦煌提升画技
在纪念张大千的"大千世界"画展中，有几幅色彩艳丽、颇有隋唐风韵的画作。这几幅画，是张大千在1941~1943年，在敦煌面壁探索画出的。这几幅画，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但也正是这几幅画，让张大千在敦煌的近3年，饱受争议。
敦煌的莫高窟中，隐藏着许多朝代遗留下的痕迹，而其中的壁画，更是我国艺术中的瑰宝。细细欣赏、品味莫高窟中历朝留下的壁画，对绘画、审美都会有很大的启发。
1940年，张大千带着自己的太太和儿子，首次抵达敦煌。在来到敦煌的莫高窟后，他便被一幅幅色彩明艳，颇具特色的壁画所吸引，他常常在洞窟中，如苦行僧一般遍遍描摹洞中的壁画。在敦煌住下后没多久，张大千因二哥去世，不得不离开敦煌，回到重庆。
离开敦煌后，一幅幅壁画如旖旎的梦境萦绕在张大千的脑海之中。为了能够提升自己的画技，一直放不下敦煌的张大千在1941年又筹资，带了几位藏僧画师，第二次来到了敦煌。
为满足一己私利损坏壁画
再次回到敦煌的石窟中，张大千又像曾经那样日日在洞中描摹作画。偶然一次，张大千从当地的僧侣口中得知："莫高窟中处处都是宝，画中有画，宝中有宝。"听到此言，张大千便明白，在已经斑驳的五代壁画之下，隐藏着更丰富的文化宝藏。
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张大千选择将外层的壁画揭开。果然，在五代壁画下，还隐藏着多个朝代的壁画。见此情景，张大千喜不自胜，将此处当作了提升画技的宝地。
因为画下有画，为了描摹更多的壁画，张大千常常会描摹一层后便让同行的人揭下这层，之后继续描摹下一层，就这样边画边揭。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本就是全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张大千这样自私的行为，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敦煌的本地人在得知了张大千对莫高窟中壁画的损坏行为后，曾多次举报张大千。但碍于张大千的深厚背景，再加上他在画坛中的地位，当地居民的举报并没有阻止张大千对壁画的损坏。
随着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知道此事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联名给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写信，揭露了张大千为了描摹各朝手迹，不断损毁莫高窟中的壁画的事迹。
傅斯年先生在听后深感震惊，但苦于没有证据，他一方面担心石窟中的壁画被恶意损毁，一方面又担心未查明真相而误伤贤者。
1942年，历史学家向达来到敦煌考察，在此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张大千损坏壁画，在一些精美的壁画上，甚至还写有"蜀都张髯大千"的题字。
震惊之余，向达愤怒地向傅斯年写信，信中写下了张大千在石窟中"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
在收到向达的来信后，傅斯年才完全相信了张大千损坏敦煌壁画的事实。为了阻止张大千继续损坏壁画，傅斯年和李济即刻便给于右任写信，信中提到张大千损坏壁画，是不可辨驳事实。
尽管于右任和张大千交情不浅，但碍于当时的形势，甘肃政府在1943年4月也给张大千发出了"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的警告。可面对政府的警告，张大千依旧我行我素，在同年的11月才离开敦煌。
事实无法抹去，因此备受争议
在离开敦煌时，张大千已经在这里住了2年8个月。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创作出了多幅具有隋唐、五代风格的画作，但同时，他也损坏了许多壁画。每一层壁画的剥落，都是文化宝库中的一次重大损失。
后来，甘肃省议会还提案严惩张大千损坏壁画的行为，张大千因此背上了损坏文物的罪名，饱受人们的议论。
虽然张大千身边的许多好友都发文替张大千辩驳解释，但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张大千在敦煌面壁期间，创作出了多么惊世骇俗的画作，他损毁壁画，是不可辨驳事实。
文化像是一根细线，将每个散落的朝代串联起来，构成了完整的华夏文明，也正是因为有了不同文明的存在，才让已经流逝的岁月变得更加生动。
壁画中的一笔一划，都描摹着当时那个朝代的风土人情，如这时凝结的时间，也是如今宝贵的文化财富。
艺术家为了创作，可以走遍名山大川，历史遗迹去寻找灵感，提升自我，但这都应在心怀敬畏，万分珍重的前提下进行。历朝历代留下的宝贵遗迹，应当是大家共同的财富，每个人都应该有欣赏，品味这种美的权力。
张大千为中国绘画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不可否认，他在画坛中的地位也无人能够撼动。但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毁坏壁画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也成为了他从艺生涯中最大的污点。
壁画是历史遗迹中十分珍贵的作品，每一抹炫丽的色彩，每一个生动的人物，都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
张大千对于敦煌文物的探索和研究，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但他为了一己私欲，毫不犹豫地将壁画一层层剥落，这种所谓的艺术理想与情怀，却让人不可置否。
张大千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画家之一，作为中国的国画大师，在被人追捧的同时，他身上也有备受争议的三大"公案"。其中一件，就是他来到敦煌面壁考察近三年，在提升画技的同时，也对敦煌的壁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尽管有不少人为张大千辩驳，说他为了艺术，在如此苦寒的地区生活3年，创作出不少艺术瑰宝，但著名史学家向达却亲眼目睹了其破坏壁画的全过程。傅斯年也说，张大千损坏敦煌壁画，是不可辨驳的事实。
慕名来到敦煌提升画技
在纪念张大千的"大千世界"画展中，有几幅色彩艳丽、颇有隋唐风韵的画作。这几幅画，是张大千在1941~1943年，在敦煌面壁探索画出的。这几幅画，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但也正是这几幅画，让张大千在敦煌的近3年，饱受争议。
敦煌的莫高窟中，隐藏着许多朝代遗留下的痕迹，而其中的壁画，更是我国艺术中的瑰宝。细细欣赏、品味莫高窟中历朝留下的壁画，对绘画、审美都会有很大的启发。
1940年，张大千带着自己的太太和儿子，首次抵达敦煌。在来到敦煌的莫高窟后，他便被一幅幅色彩明艳，颇具特色的壁画所吸引，他常常在洞窟中，如苦行僧一般遍遍描摹洞中的壁画。在敦煌住下后没多久，张大千因二哥去世，不得不离开敦煌，回到重庆。
离开敦煌后，一幅幅壁画如旖旎的梦境萦绕在张大千的脑海之中。为了能够提升自己的画技，一直放不下敦煌的张大千在1941年又筹资，带了几位藏僧画师，第二次来到了敦煌。
为满足一己私利损坏壁画
再次回到敦煌的石窟中，张大千又像曾经那样日日在洞中描摹作画。偶然一次，张大千从当地的僧侣口中得知："莫高窟中处处都是宝，画中有画，宝中有宝。"听到此言，张大千便明白，在已经斑驳的五代壁画之下，隐藏着更丰富的文化宝藏。
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张大千选择将外层的壁画揭开。果然，在五代壁画下，还隐藏着多个朝代的壁画。见此情景，张大千喜不自胜，将此处当作了提升画技的宝地。
因为画下有画，为了描摹更多的壁画，张大千常常会描摹一层后便让同行的人揭下这层，之后继续描摹下一层，就这样边画边揭。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本就是全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张大千这样自私的行为，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敦煌的本地人在得知了张大千对莫高窟中壁画的损坏行为后，曾多次举报张大千。但碍于张大千的深厚背景，再加上他在画坛中的地位，当地居民的举报并没有阻止张大千对壁画的损坏。
随着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知道此事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联名给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写信，揭露了张大千为了描摹各朝手迹，不断损毁莫高窟中的壁画的事迹。
傅斯年先生在听后深感震惊，但苦于没有证据，他一方面担心石窟中的壁画被恶意损毁，一方面又担心未查明真相而误伤贤者。
1942年，历史学家向达来到敦煌考察，在此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张大千损坏壁画，在一些精美的壁画上，甚至还写有"蜀都张髯大千"的题字。
震惊之余，向达愤怒地向傅斯年写信，信中写下了张大千在石窟中"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
在收到向达的来信后，傅斯年才完全相信了张大千损坏敦煌壁画的事实。为了阻止张大千继续损坏壁画，傅斯年和李济即刻便给于右任写信，信中提到张大千损坏壁画，是不可辨驳事实。
尽管于右任和张大千交情不浅，但碍于当时的形势，甘肃政府在1943年4月也给张大千发出了"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的警告。可面对政府的警告，张大千依旧我行我素，在同年的11月才离开敦煌。
事实无法抹去，因此备受争议
在离开敦煌时，张大千已经在这里住了2年8个月。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创作出了多幅具有隋唐、五代风格的画作，但同时，他也损坏了许多壁画。每一层壁画的剥落，都是文化宝库中的一次重大损失。
后来，甘肃省议会还提案严惩张大千损坏壁画的行为，张大千因此背上了损坏文物的罪名，饱受人们的议论。
虽然张大千身边的许多好友都发文替张大千辩驳解释，但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张大千在敦煌面壁期间，创作出了多么惊世骇俗的画作，他损毁壁画，是不可辨驳事实。
文化像是一根细线，将每个散落的朝代串联起来，构成了完整的华夏文明，也正是因为有了不同文明的存在，才让已经流逝的岁月变得更加生动。
壁画中的一笔一划，都描摹着当时那个朝代的风土人情，如这时凝结的时间，也是如今宝贵的文化财富。
艺术家为了创作，可以走遍名山大川，历史遗迹去寻找灵感，提升自我，但这都应在心怀敬畏，万分珍重的前提下进行。历朝历代留下的宝贵遗迹，应当是大家共同的财富，每个人都应该有欣赏，品味这种美的权力。
张大千为中国绘画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不可否认，他在画坛中的地位也无人能够撼动。但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毁坏壁画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也成为了他从艺生涯中最大的污点。
壁画是历史遗迹中十分珍贵的作品，每一抹炫丽的色彩，每一个生动的人物，都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
张大千对于敦煌文物的探索和研究，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但他为了一己私欲，毫不犹豫地将壁画一层层剥落，这种所谓的艺术理想与情怀，却让人不可置否。
#我的越秀山故事#
我与越秀山游泳场
作者丨曾应枫
《我的越秀山故事》这个征文勾起了我们老广州人的很多记忆。说起来，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最欢乐的时光，就是在越秀山的越秀公园度过的。越秀山是解放后建起的越秀公园，是我们广州人欢乐的场所，最喜欢去的地方。那里不仅有山，有五层楼，那里还有水，有越秀湖，有游泳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与越秀山游泳场的一些故事，那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
我从童年开始的记忆，最深的印象就是去越秀山游泳场游泳。那时大概是1956年，我上的是市教工幼儿园，幼儿园每一年都会带着我们去越秀山游泳池游泳。越秀山游泳池那时候建好不久，有三个游泳场，一个是娃娃池，一个是中级池，一个是高级池。我头次看见这么漂亮的游泳池，蓝天碧水呀，印象深刻极了。幼儿园老师带着我们一大帮孩子跑到娃娃池，一到那儿我们就高兴地跳下去，全个池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水花与欢叫。
我那时有点小聪明，也可以说小狡猾，那时谁也不会游泳，但是我向那些同学吹牛，“我会游泳。”同学们说，“你怎么会？这么小的池，水只到我们的膝盖上。”“你看着我游吧。”说着，我吸了口气，我真的就在那水里游起来，划着两条腿，像蛙泳般前行。“啊？！”“哇”！同学们惊叫起来：“你还真会蛙泳？！“我得意地笑了。其实我的两个手是撑在游泳池的池底，然后两个脚在水上划起来，就像蛙泳一样，蒙到人了。我们班上的同学都说，你看曾应枫会游泳了。后来我们幼儿园还在娃娃池拍了好几幅照片。
我现在翻看那60多年前在越秀山游泳场的照片，是在娃娃池内，与 幼儿园同学的大合照，这些温馨的记忆像是说 “我那时会游泳啊”，其实我那时哪会呢。后来到了1958年我就上小学了，是在越秀区惠新西街小学。我上到了三四年级，老师问我们：“课外活动你们愿意报什么班？”
我马上说：“我去游泳班，去哪儿游泳？”“老师说：“去越秀山游泳场啊。”我很高兴，就跟着体育老师报了一个游泳班。这样我又可经常到越秀山游泳场了。那时的我，可以在中级游泳池游了。中级游泳池可比娃娃池大多了，好多了。那时候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你不怕水，勇敢，就可以学。我那时学会了什么？我记得我当时很快学会了“浮冬瓜”。浮冬瓜，就两手抱膝，整个身子浮在水上。“哇”！那些同学说，“你浮得这么好，比比赛，看谁能浮得久。”我当然觉得行，浮了很久，我觉得浮冬瓜我是最棒，可是我来游泳班不是学浮冬瓜，要来学游泳，那真是要下功夫才能学好的。
老师看我样子，就说：“你就学蛙泳吧。”我学蛙泳是很笨的，学了好久老是喘气，动作不协调，呼吸上不来，但是我坚持每一周都要抽两节时间去游泳，周一周三下完课从惠福东路走路到越秀公园，路也是不近的。
当时我们小学游泳班有高年级学生，高年级有几个同学游得很好，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大姐姐，是比我高三届的孙姐，她待我特别好。我游得又慢又差，动作不协调，跟那些大姐姐没法比，她每次都鼓励我。更让我感到温暖的是，我们洗完头洗完澡时，她总会帮我把头发擦干，还帮我梳头。我没姐姐，妈妈整日忙工作，我印象中妈妈从来没有帮我梳过头，那个大姐姐的行为让我记了一辈子。这位大姐姐后来又成为我的中学同学，从小学游泳班到中学同学，后来又同去海南岛橡胶农场当知青， 我一直把她当作最亲的大姐，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现在我们都七十岁了，这次征文《我的越秀山的故事》，她在网上也看到了，她定居香港多年，认识的人更多，记的事更清楚，她说，你不记得了。当时我们游泳班还有好几个高年级的同学，有的游得可好了，有的还进了省体委专业游泳队。说着还把照片发来。我说这个还真不知道，她说你那时候还小，我们那些大同学要求可严格了，每周一三五下课后要去游泳，有些同学就在那里挑选进了市级的、省级的游泳队，有的还参加全运会。看罢，我很惭愧，相比起来我是最差的，当时我只能游上25米，不到20米就气喘吁吁了。但是在越秀山学游泳的经历就烙在我的心上。我从那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学会游泳，后来，我们家离开了越秀区，搬到东山区去，我还坚持经常游泳。直到现在，游泳成了我一生最爱的运动。
所以一说到游泳，我就想起了越秀山游泳池，她给我很多温馨的快乐的时光。那时五六十年代，我的父母只要有空，周末就带我们三兄妹去越秀山游泳。游完泳我们总要吃点东西，吃什么呢？我最喜欢在小卖部买几个水泡饼，一分钱一个水泡饼，很小，但是发起水来很大，在那里有得卖，别的地方都没有，非常好吃，花5分钱买5个，还不舍得一下吃完，得慢慢地享受。那时候经济困难，但我们是快乐的。周日有父母带我们去游泳，就可以阔气一点，吃点其它的，甚至吃点粉条之类 。
那时候我们还照了好些相，我现在保留的最珍贵的老照片，就是在越秀山游泳池照的，一张就是幼儿园的娃娃池合照，还有一张是我父亲带着我们三兄妹在娃娃池的合影，那时候我弟弟读幼儿园，我是三年级，我哥是六年级，我们就在娃娃池上的一个鲤鱼喷水的地方照相。如今多年没去那了，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越秀山游泳池的记忆是永恒的，同学间的友情也是永恒的。
感谢“我的越秀山的故事”征文，使我寻回到我儿童时代的最温馨的记忆。谢谢大家。
2021年9月8日
【作者简介】
曾应枫，女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一级作家、
历任三届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现任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图一：后排中为作者曾应枫，与家人在越秀山游泳场的全家福）
我与越秀山游泳场
作者丨曾应枫
《我的越秀山故事》这个征文勾起了我们老广州人的很多记忆。说起来，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最欢乐的时光，就是在越秀山的越秀公园度过的。越秀山是解放后建起的越秀公园，是我们广州人欢乐的场所，最喜欢去的地方。那里不仅有山，有五层楼，那里还有水，有越秀湖，有游泳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与越秀山游泳场的一些故事，那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
我从童年开始的记忆，最深的印象就是去越秀山游泳场游泳。那时大概是1956年，我上的是市教工幼儿园，幼儿园每一年都会带着我们去越秀山游泳池游泳。越秀山游泳池那时候建好不久，有三个游泳场，一个是娃娃池，一个是中级池，一个是高级池。我头次看见这么漂亮的游泳池，蓝天碧水呀，印象深刻极了。幼儿园老师带着我们一大帮孩子跑到娃娃池，一到那儿我们就高兴地跳下去，全个池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水花与欢叫。
我那时有点小聪明，也可以说小狡猾，那时谁也不会游泳，但是我向那些同学吹牛，“我会游泳。”同学们说，“你怎么会？这么小的池，水只到我们的膝盖上。”“你看着我游吧。”说着，我吸了口气，我真的就在那水里游起来，划着两条腿，像蛙泳般前行。“啊？！”“哇”！同学们惊叫起来：“你还真会蛙泳？！“我得意地笑了。其实我的两个手是撑在游泳池的池底，然后两个脚在水上划起来，就像蛙泳一样，蒙到人了。我们班上的同学都说，你看曾应枫会游泳了。后来我们幼儿园还在娃娃池拍了好几幅照片。
我现在翻看那60多年前在越秀山游泳场的照片，是在娃娃池内，与 幼儿园同学的大合照，这些温馨的记忆像是说 “我那时会游泳啊”，其实我那时哪会呢。后来到了1958年我就上小学了，是在越秀区惠新西街小学。我上到了三四年级，老师问我们：“课外活动你们愿意报什么班？”
我马上说：“我去游泳班，去哪儿游泳？”“老师说：“去越秀山游泳场啊。”我很高兴，就跟着体育老师报了一个游泳班。这样我又可经常到越秀山游泳场了。那时的我，可以在中级游泳池游了。中级游泳池可比娃娃池大多了，好多了。那时候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你不怕水，勇敢，就可以学。我那时学会了什么？我记得我当时很快学会了“浮冬瓜”。浮冬瓜，就两手抱膝，整个身子浮在水上。“哇”！那些同学说，“你浮得这么好，比比赛，看谁能浮得久。”我当然觉得行，浮了很久，我觉得浮冬瓜我是最棒，可是我来游泳班不是学浮冬瓜，要来学游泳，那真是要下功夫才能学好的。
老师看我样子，就说：“你就学蛙泳吧。”我学蛙泳是很笨的，学了好久老是喘气，动作不协调，呼吸上不来，但是我坚持每一周都要抽两节时间去游泳，周一周三下完课从惠福东路走路到越秀公园，路也是不近的。
当时我们小学游泳班有高年级学生，高年级有几个同学游得很好，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大姐姐，是比我高三届的孙姐，她待我特别好。我游得又慢又差，动作不协调，跟那些大姐姐没法比，她每次都鼓励我。更让我感到温暖的是，我们洗完头洗完澡时，她总会帮我把头发擦干，还帮我梳头。我没姐姐，妈妈整日忙工作，我印象中妈妈从来没有帮我梳过头，那个大姐姐的行为让我记了一辈子。这位大姐姐后来又成为我的中学同学，从小学游泳班到中学同学，后来又同去海南岛橡胶农场当知青， 我一直把她当作最亲的大姐，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现在我们都七十岁了，这次征文《我的越秀山的故事》，她在网上也看到了，她定居香港多年，认识的人更多，记的事更清楚，她说，你不记得了。当时我们游泳班还有好几个高年级的同学，有的游得可好了，有的还进了省体委专业游泳队。说着还把照片发来。我说这个还真不知道，她说你那时候还小，我们那些大同学要求可严格了，每周一三五下课后要去游泳，有些同学就在那里挑选进了市级的、省级的游泳队，有的还参加全运会。看罢，我很惭愧，相比起来我是最差的，当时我只能游上25米，不到20米就气喘吁吁了。但是在越秀山学游泳的经历就烙在我的心上。我从那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学会游泳，后来，我们家离开了越秀区，搬到东山区去，我还坚持经常游泳。直到现在，游泳成了我一生最爱的运动。
所以一说到游泳，我就想起了越秀山游泳池，她给我很多温馨的快乐的时光。那时五六十年代，我的父母只要有空，周末就带我们三兄妹去越秀山游泳。游完泳我们总要吃点东西，吃什么呢？我最喜欢在小卖部买几个水泡饼，一分钱一个水泡饼，很小，但是发起水来很大，在那里有得卖，别的地方都没有，非常好吃，花5分钱买5个，还不舍得一下吃完，得慢慢地享受。那时候经济困难，但我们是快乐的。周日有父母带我们去游泳，就可以阔气一点，吃点其它的，甚至吃点粉条之类 。
那时候我们还照了好些相，我现在保留的最珍贵的老照片，就是在越秀山游泳池照的，一张就是幼儿园的娃娃池合照，还有一张是我父亲带着我们三兄妹在娃娃池的合影，那时候我弟弟读幼儿园，我是三年级，我哥是六年级，我们就在娃娃池上的一个鲤鱼喷水的地方照相。如今多年没去那了，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越秀山游泳池的记忆是永恒的，同学间的友情也是永恒的。
感谢“我的越秀山的故事”征文，使我寻回到我儿童时代的最温馨的记忆。谢谢大家。
2021年9月8日
【作者简介】
曾应枫，女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一级作家、
历任三届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现任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图一：后排中为作者曾应枫，与家人在越秀山游泳场的全家福）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