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离奇的判决
关注焦点：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大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当你的知识产权被以单位的名义占有剽窃；当单位不承认你的著作权却说经过你的授权；当你需要A署名，结果法院判决有B署名；当你以为对手堂堂正正跟你打官司，却发现对手在审案期间与法官在一起“学术交流”，今天陈昌荣的命运，注定就是你们的命运。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为了举办展览，提出先将展品送审，陈昌荣提供了64块展板，而没有交付拉直展布四角的弹簧，于是，中央财经大学派人派车拖走了展板。
中央财经大学举办展览的当天上午，通知陈昌荣到场参加开幕式。
陈昌荣很诧异，作为著作权人，举办时间、场所和参加人都不知道，哪有这样举办展览的？到了现场，根本没有所谓开幕式。陈昌荣看到没有署自己名字的展板，四角不是弹簧而是塑料绳拉坏的展品，作为著作权维权的弱势方，也很无奈，只是提出展览的主展板（第一展板）要加陈昌荣的版权页，用弹簧而不是塑料绳固定展布，展完后完璧归赵。
然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既没有在展品主题版（第一展板）上加陈昌荣的版权页，也没有按展览要求更换弹簧加固，更没有按人情常理——派人派车归还展品，对陈昌荣要求置若罔闻。
一年之后，陈昌荣诉讼法院。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一直不承认著作权归属陈昌荣，连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的《版权登记证》和公证登记机关的《公证书》都认为是假的，按说，这种认识态度和行为指导方针是自己给自己挖“坑”，是危险的，因为不承认陈昌荣的著作权，即意味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举办展览没有经过授权和署名行为发生，这是铁定的侵权。
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无所顾忌，哪怕在一二审法院，还是保持如此“痴心不改”的态度。
一二审法院判决认为：著作权归属陈昌荣，这无问题。
然而，一二审法院认为中央财经大学不承认著作权归属陈昌荣，那是“异议”，是态度问题而不是侵权性质问题，对本案发生侵权行为没有任何影响。至于授权，陈昌荣答应免费提供展板，陈昌荣交付了展板，陈昌荣到达了现场······这是陈昌荣的“许可”，因此，中央财经大学举办展览是经过陈昌荣授权了的。
陈昌荣辩称那不是法律意义的“许可”，而是双方商谈的“要约邀请”；如果是许可，陈昌荣作为著作权人怎么连主办地点、时间、参加人等等都不知道；而且，许可使用是专有使用权时，法律规定要有书面合同，一二审法院不予理睬。
一二审法院同时认为：虽然明明标有中央财经大学署名为主办单位的展板，但与本案无关（即判决书所言：“并非涉案展板的一部分”），也就是同意中央财经大学的观点，展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至于是谁？你们去猜。
虽然主展板（第一展板）没有署名陈昌荣，但把在对外经贸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展览主展板放了进来，尽管上面的时间和场所都不同，不管你们怎么不相信——这不符合展览的常识，只有主展板写有一个或几个主办单位，没有三个主展板写一个主办单位的展览，但一二审法院相信有这样的展览且合法合情的存在，关键是上面有一二审法院认可的“署名”行为。
虽然中央财经大学和一二审法院都承认，陈昌荣提出了展览要加“版权页的要求，但一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陈昌荣要求中央财经大学在易拉宝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标注制作单位‘长路当舞艺术工作室’”。
你说加A，一二审法院说没提出加B，很无奈，也很搞笑。
至于陈昌荣提供的证据显示，在一二审法院审案期间，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与一二审法院审判人员的领导和领导的领导搞“学术交流”，没有遵守民事诉讼法的回避原则，导致干扰法官审案，证人不愿作证，律师不愿参与辩护等怪事发生，一二审法院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理睬。
是的，你没看错，在当今法治社会，居然发生了请不到律师的怪事。
至于陈昌荣提出中央财经大学要对损坏的展板归还及赔偿，一审法院未予理会。二审时陈昌荣提醒该请求，二审法院认为超出了一审诉讼的请求，且中央财经大学“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故二审法院不予处理。
这就是说，陈昌荣的展品不仅不用赔了，连归还都用不着了。
神不神奇？
本是被告的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经过这一番了不起的神操作，化腐朽为神奇，不仅“合法”地抢到陈昌荣展览的著作权和署名权，还加深了与法院领导和领导的领导的交流与联系，而且，损坏了陈昌荣的展品，不仅可以“合法”的不赔，还可以“合法”地永久占有。
高！实在是高！
当代离奇的判决就此破土而“生”，离奇之处在于：
1、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不承认陈昌荣的著作权，却获得了陈昌荣使用作品权和展览的授权。这下应该知道什么是无中生有了。
2、搞笑还在继续。中央财经大学前面拼命争取有权举办展览，接着死硬强调没有举办展览，翻脸比翻书还快。一二审法院倒是没有这么直裸裸，而是比较委婉地认为。虽然明明标有中央财经大学为主办单位的展板，却是“并非涉案展板的一部分”，也就是认为展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至于是谁举办的展览，大家猜猜看。
法院判决书留下猜的悬念，这也少见，实在有趣。
3、陈昌荣现场没有看到主展板署名，一二审法院却认定展览现场有署名的展板，而且有三个主展板。还记得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吗？又一处无中生有破土而“生”。
4、陈昌荣要加“版权页”，一二审法院说陈昌荣没有提出要加“长路当舞艺术工作室”，著作权人要加A，一二审法院说要加“B”，这个故事的典故起源是两千年前的秦末时期，赵高发明的，叫“指鹿为马”。
5、民事诉讼按理说是“谁主张谁举证”，未必，法院还有“常理判断”，法官的主观推断比任何证据都能决定结果，难道不是吗？判决书上写得不一定是证据，但一定写的是法官“常理推断”。
6、陈昌荣作为著作权人，不仅免费提供展板，也没有获得署名，甚至展品都无权要回，做成了当今没有任何权益或收益的“好人好事”。
长达四年的著作权纠纷和三年的诉讼，随着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的一声锤响，陈昌荣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的心念化作一场美梦。
这，究竟是谁的笑话？
（注：详情请参看一二审法院《判决书》和本人的其他栏目和话题）
关注焦点：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大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当你的知识产权被以单位的名义占有剽窃；当单位不承认你的著作权却说经过你的授权；当你需要A署名，结果法院判决有B署名；当你以为对手堂堂正正跟你打官司，却发现对手在审案期间与法官在一起“学术交流”，今天陈昌荣的命运，注定就是你们的命运。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为了举办展览，提出先将展品送审，陈昌荣提供了64块展板，而没有交付拉直展布四角的弹簧，于是，中央财经大学派人派车拖走了展板。
中央财经大学举办展览的当天上午，通知陈昌荣到场参加开幕式。
陈昌荣很诧异，作为著作权人，举办时间、场所和参加人都不知道，哪有这样举办展览的？到了现场，根本没有所谓开幕式。陈昌荣看到没有署自己名字的展板，四角不是弹簧而是塑料绳拉坏的展品，作为著作权维权的弱势方，也很无奈，只是提出展览的主展板（第一展板）要加陈昌荣的版权页，用弹簧而不是塑料绳固定展布，展完后完璧归赵。
然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既没有在展品主题版（第一展板）上加陈昌荣的版权页，也没有按展览要求更换弹簧加固，更没有按人情常理——派人派车归还展品，对陈昌荣要求置若罔闻。
一年之后，陈昌荣诉讼法院。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一直不承认著作权归属陈昌荣，连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的《版权登记证》和公证登记机关的《公证书》都认为是假的，按说，这种认识态度和行为指导方针是自己给自己挖“坑”，是危险的，因为不承认陈昌荣的著作权，即意味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举办展览没有经过授权和署名行为发生，这是铁定的侵权。
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无所顾忌，哪怕在一二审法院，还是保持如此“痴心不改”的态度。
一二审法院判决认为：著作权归属陈昌荣，这无问题。
然而，一二审法院认为中央财经大学不承认著作权归属陈昌荣，那是“异议”，是态度问题而不是侵权性质问题，对本案发生侵权行为没有任何影响。至于授权，陈昌荣答应免费提供展板，陈昌荣交付了展板，陈昌荣到达了现场······这是陈昌荣的“许可”，因此，中央财经大学举办展览是经过陈昌荣授权了的。
陈昌荣辩称那不是法律意义的“许可”，而是双方商谈的“要约邀请”；如果是许可，陈昌荣作为著作权人怎么连主办地点、时间、参加人等等都不知道；而且，许可使用是专有使用权时，法律规定要有书面合同，一二审法院不予理睬。
一二审法院同时认为：虽然明明标有中央财经大学署名为主办单位的展板，但与本案无关（即判决书所言：“并非涉案展板的一部分”），也就是同意中央财经大学的观点，展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至于是谁？你们去猜。
虽然主展板（第一展板）没有署名陈昌荣，但把在对外经贸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展览主展板放了进来，尽管上面的时间和场所都不同，不管你们怎么不相信——这不符合展览的常识，只有主展板写有一个或几个主办单位，没有三个主展板写一个主办单位的展览，但一二审法院相信有这样的展览且合法合情的存在，关键是上面有一二审法院认可的“署名”行为。
虽然中央财经大学和一二审法院都承认，陈昌荣提出了展览要加“版权页的要求，但一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陈昌荣要求中央财经大学在易拉宝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标注制作单位‘长路当舞艺术工作室’”。
你说加A，一二审法院说没提出加B，很无奈，也很搞笑。
至于陈昌荣提供的证据显示，在一二审法院审案期间，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与一二审法院审判人员的领导和领导的领导搞“学术交流”，没有遵守民事诉讼法的回避原则，导致干扰法官审案，证人不愿作证，律师不愿参与辩护等怪事发生，一二审法院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理睬。
是的，你没看错，在当今法治社会，居然发生了请不到律师的怪事。
至于陈昌荣提出中央财经大学要对损坏的展板归还及赔偿，一审法院未予理会。二审时陈昌荣提醒该请求，二审法院认为超出了一审诉讼的请求，且中央财经大学“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故二审法院不予处理。
这就是说，陈昌荣的展品不仅不用赔了，连归还都用不着了。
神不神奇？
本是被告的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经过这一番了不起的神操作，化腐朽为神奇，不仅“合法”地抢到陈昌荣展览的著作权和署名权，还加深了与法院领导和领导的领导的交流与联系，而且，损坏了陈昌荣的展品，不仅可以“合法”的不赔，还可以“合法”地永久占有。
高！实在是高！
当代离奇的判决就此破土而“生”，离奇之处在于：
1、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不承认陈昌荣的著作权，却获得了陈昌荣使用作品权和展览的授权。这下应该知道什么是无中生有了。
2、搞笑还在继续。中央财经大学前面拼命争取有权举办展览，接着死硬强调没有举办展览，翻脸比翻书还快。一二审法院倒是没有这么直裸裸，而是比较委婉地认为。虽然明明标有中央财经大学为主办单位的展板，却是“并非涉案展板的一部分”，也就是认为展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至于是谁举办的展览，大家猜猜看。
法院判决书留下猜的悬念，这也少见，实在有趣。
3、陈昌荣现场没有看到主展板署名，一二审法院却认定展览现场有署名的展板，而且有三个主展板。还记得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吗？又一处无中生有破土而“生”。
4、陈昌荣要加“版权页”，一二审法院说陈昌荣没有提出要加“长路当舞艺术工作室”，著作权人要加A，一二审法院说要加“B”，这个故事的典故起源是两千年前的秦末时期，赵高发明的，叫“指鹿为马”。
5、民事诉讼按理说是“谁主张谁举证”，未必，法院还有“常理判断”，法官的主观推断比任何证据都能决定结果，难道不是吗？判决书上写得不一定是证据，但一定写的是法官“常理推断”。
6、陈昌荣作为著作权人，不仅免费提供展板，也没有获得署名，甚至展品都无权要回，做成了当今没有任何权益或收益的“好人好事”。
长达四年的著作权纠纷和三年的诉讼，随着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的一声锤响，陈昌荣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的心念化作一场美梦。
这，究竟是谁的笑话？
（注：详情请参看一二审法院《判决书》和本人的其他栏目和话题）
【宁夏故事 ·印记 | 一个人“复活”着一座城】这是一部关于灵武市的时光倒带。掀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者，是一群坚守信念的考古人，其中就有灵武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宏安。西夏窑址、二道沟岩画、水洞沟遗址……这些沉寂于历史尘埃中的文化遗珍，在刘宏安和同事们的考古发掘后，重现于世。之后，在对文物的修复、考证中，他致力于打通“古今对话”，阐释文物的“前世今生”，试图把一段更为立体、鲜活的灵武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宁夏故事 ·印记 | 一个人“复活”着一座城】这是一部关于灵武市的时光倒带。掀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者，是一群坚守信念的考古人，其中就有灵武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宏安。西夏窑址、二道沟岩画、水洞沟遗址……这些沉寂于历史尘埃中的文化遗珍，在刘宏安和同事们的考古发掘后，重现于世。之后，在对文物的修复、考证中，他致力于打通“古今对话”，阐释文物的“前世今生”，试图把一段更为立体、鲜活的灵武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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