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 | 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改什么，为何改，怎么改，改之后将如何？】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以下简称草案说明）。
王晨表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特区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进行总体制度设计，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
港区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对《环球时报》表示，此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是一次“全面、彻底、根本性”的改革。“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将近24年，‘爱国者治港’仍未在香港特区的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彻底体现。造成这个局面的成因很复杂，但毫无疑问，回归后香港选举制度欠完善与此有莫大关系。”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选举制度改革与此前国安法的颁布一脉相承，旨在堵塞香港现存的主权、安全漏洞，使香港真正摆脱“政治斗争无休止”“经济民生没人理”的“低品质民主怪圈”，使“一国两制”更加行稳致远。
改什么：提升、扩大、强化“选举委员会”
据王晨介绍，将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通过选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对有关选举要素作出适当调整，同时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进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如何理解王晨所说的“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当天听取草案说明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政府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叶国谦5日对《环球时报》介绍说，这意味着现由1200人组成的选委会成员人数将进一步增加，成员产生领域和范围也将较原先扩大。
他表示，这一改动将使香港更多民众、领域和阶层参与到特首选举过程中，使由此产生的行政长官更具代表性。同时，也通过对选委会的制度性设计，把特首所代表的特区行政权力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有效排除反中乱港势力进入管治架构。“这是一个大方向，也是对香港民主政治发展有利的事情”。
目前，负责选出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共由4大界别组成，每个界别300人，合计1200人。据消息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除增加选委会人数和界别外，还将取消第4界别中区议员的席位，使区议员的角色按照基本法规定去政治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此前对《环球时报》表示，香港区议会没有任何政治功能，而是一个区域性咨询服务组织。取消区议员在选举委员会的席位，是回归基本法原意。而由于近年来香港出现的政治乱象亦与区议会政治化有关，对区议会与选委会关系的调整也旨在针对香港当前的现实问题。
草案说明中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大变化是，经这次改革，选举委员会未来将不仅负责选举产生特首，也将参与立法会议员的选举产生过程。据港媒5日报道，香港立法会中“超级区议会”的议席或将被取消，并将可能新增一些由选委会提名并选出的议席。
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樊鹏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这一调整意味着选委会将在香港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香港政制增加了间接民主成分，其制度设计将更加稳定，不容易被小党控制，也不容易出现“政治素人一步登天”的情况。同时，立法会内一些“左右摇摆”“和中央坐地起价”的人的话语权也将受到限制。
据叶国谦称，由于立法会选举产生方式发生较大变化，未来每届选委会可能需要先于立法会产生，以按照新方式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所以原本预计在今年秋季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或将再度延期。
而全国人大常委、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耀宗5日告诉《环球时报》，此前全国人大有关延期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决定中提到，延期“不小于一年”，所以立法会选举继续延期不存在问题。
“整体来看，此次选举改革有助于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使香港选举制度更具民主广泛性的同时，也更加稳定”，樊鹏称，未来“搞街头政治拉选票”将很难进入特区政治核心。
为何改：外部势力嚣张，反中乱港分子介入管治架构
王晨在草案说明中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的选举制度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为反中乱港势力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他明确讲到，近几年来，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公然鼓吹“港独”等主张，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平台、立法会和区议会议事平台或者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肆无忌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极力瘫痪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运作，阻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策划并实施所谓“预选”，妄图通过选举掌控香港立法会主导权，进而夺取香港管治权；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通过立法、行政等方式和驻港领事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公然干预香港事务，对我国有关人员粗暴进行所谓“制裁”，明目张胆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提供保护伞。
“从回归开始，‘爱国者治港’便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原则，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实践的先决条件。然而，尽管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将近24年，‘爱国者治港’仍未在特区的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彻底体现。造成这个局面的成因很复杂，但毫无疑问，回归后香港选举制度欠完善与此有莫大关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5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外部势力嚣张，选举制度令反中乱港分子介入管治架构，影响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及法定组织工作，以至社会上的媒体、教育界等都被非爱国者或反中乱港者入侵。”刘兆佳表示，香港有一大堆问题，而要解决这一大堆问题，一切都必须先从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开始。
怎么改：只改附件，不改基本法正文，保证特区制度连续稳定
据王晨介绍，本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可以只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不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正文。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前副院长顾敏康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基本法45条和68条框架下，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分别由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规定，基本法正文并未限制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调整，也没有对选委会做任何规定。因此，此次对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方法的调整无需涉及基本法正文。
他介绍称，基本法正文也并非不可修改，其修改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正文一般不能轻言修改，因基本法经历漫长且复杂的咨询过程后制定并通过，以法律形式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其中蕴含着许多承诺，因此修改基本法正文需要十分谨慎，而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此前已有先例，修订难度较小。
“采取这样的安排，将有助于保持特区制度连续性和稳定性”，顾敏康评论称。
此次选举改革的路径与时间表在草案说明中也得到进一步明确。王晨表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提出采取“决定+修法”的方式，分步予以推进和完成。第一步，由全国人大作出决定，明确有关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内容，授权人大常委会根据决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第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对特区新民主选举制度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国家层面完成修订后，特区据此对本地有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据谭耀宗称，整个选举改革过程需要数月完成。相比于此前国安法的颁布过程，由于香港有关选举法律繁多复杂，特区修改各项法律并交由立法会表决需要一定时间。
改之后：加强“爱国力量建设”，促进良性竞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日发表声明称，她和特区政府完全尊重中央对这次完善选举制度的主导权，并认同王晨副委员长今天在大会就有关草案说明中阐述的五大基本原则。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通过本地立法切实执行完善措施，坚持实践“爱国者治港”原则。
她表示，鉴于未来十二个月有多场选举，立法工作刻不容缓，特区政府定必全力以赴，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并按稍后经通过的附件条文制定修改本地的相关选举法例，交立法会审议。
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则发表声明称，在日后进行到本地立法阶段时，立法会将一如既往履行宪制职能，完成审议工作。中央在国家层面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可以理解，亦是合适的做法。完善的选举制度能够理顺宪制秩序，建构一个和平理性的议会，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与矛盾，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有利香港社会繁荣稳定发展，市民生活安定。
他同时表示，香港的政治光谱广阔，中央一直都理解及包容香港社会不同的意见，相信完善选举制度后，议会仍可有不同声音。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这次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全面改革也几乎必然会引发港内和国际社会的一定反弹。南开大学法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李晓兵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香港选举改革被港内和世界高度关注，不排除出现一定争议，外部势力借此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对立，这需要通过中央和特区的充分、反复沟通来解决，争取社会共识。
刘兆佳表示，选举制度改革的下一步是“爱国力量的建设”。反中乱港者出局，不意味着建制派就可高枕无忧。相反，中央会对特区管治团队提出更高的治理要求，而“爱国者治港”力量内部的良性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他们必须拿出真功夫来，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才能获得更好的政治前途。”
“实际上，香港社会要总结的是，在过去数年中几次社会大震荡，从教育风波，到‘占中’发起和草草收场，从政改无果而终，到‘修例风波’演变成暴力乱港……明眼人都能看到，香港的政治、民主和治理品质正走在一个下行的轨道上。”李晓兵表示，中央不能让香港这样沉沦下去，陷于低品质民主的负面循环而无法自拔。此次选改即是阻止香港落入这样的“怪圈”和“政治陷阱”。
王晨表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特区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进行总体制度设计，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
港区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对《环球时报》表示，此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是一次“全面、彻底、根本性”的改革。“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将近24年，‘爱国者治港’仍未在香港特区的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彻底体现。造成这个局面的成因很复杂，但毫无疑问，回归后香港选举制度欠完善与此有莫大关系。”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选举制度改革与此前国安法的颁布一脉相承，旨在堵塞香港现存的主权、安全漏洞，使香港真正摆脱“政治斗争无休止”“经济民生没人理”的“低品质民主怪圈”，使“一国两制”更加行稳致远。
改什么：提升、扩大、强化“选举委员会”
据王晨介绍，将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通过选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对有关选举要素作出适当调整，同时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进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如何理解王晨所说的“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当天听取草案说明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政府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叶国谦5日对《环球时报》介绍说，这意味着现由1200人组成的选委会成员人数将进一步增加，成员产生领域和范围也将较原先扩大。
他表示，这一改动将使香港更多民众、领域和阶层参与到特首选举过程中，使由此产生的行政长官更具代表性。同时，也通过对选委会的制度性设计，把特首所代表的特区行政权力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有效排除反中乱港势力进入管治架构。“这是一个大方向，也是对香港民主政治发展有利的事情”。
目前，负责选出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共由4大界别组成，每个界别300人，合计1200人。据消息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除增加选委会人数和界别外，还将取消第4界别中区议员的席位，使区议员的角色按照基本法规定去政治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此前对《环球时报》表示，香港区议会没有任何政治功能，而是一个区域性咨询服务组织。取消区议员在选举委员会的席位，是回归基本法原意。而由于近年来香港出现的政治乱象亦与区议会政治化有关，对区议会与选委会关系的调整也旨在针对香港当前的现实问题。
草案说明中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大变化是，经这次改革，选举委员会未来将不仅负责选举产生特首，也将参与立法会议员的选举产生过程。据港媒5日报道，香港立法会中“超级区议会”的议席或将被取消，并将可能新增一些由选委会提名并选出的议席。
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樊鹏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这一调整意味着选委会将在香港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香港政制增加了间接民主成分，其制度设计将更加稳定，不容易被小党控制，也不容易出现“政治素人一步登天”的情况。同时，立法会内一些“左右摇摆”“和中央坐地起价”的人的话语权也将受到限制。
据叶国谦称，由于立法会选举产生方式发生较大变化，未来每届选委会可能需要先于立法会产生，以按照新方式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所以原本预计在今年秋季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或将再度延期。
而全国人大常委、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耀宗5日告诉《环球时报》，此前全国人大有关延期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决定中提到，延期“不小于一年”，所以立法会选举继续延期不存在问题。
“整体来看，此次选举改革有助于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使香港选举制度更具民主广泛性的同时，也更加稳定”，樊鹏称，未来“搞街头政治拉选票”将很难进入特区政治核心。
为何改：外部势力嚣张，反中乱港分子介入管治架构
王晨在草案说明中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的选举制度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为反中乱港势力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他明确讲到，近几年来，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公然鼓吹“港独”等主张，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平台、立法会和区议会议事平台或者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肆无忌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极力瘫痪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运作，阻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策划并实施所谓“预选”，妄图通过选举掌控香港立法会主导权，进而夺取香港管治权；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通过立法、行政等方式和驻港领事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公然干预香港事务，对我国有关人员粗暴进行所谓“制裁”，明目张胆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提供保护伞。
“从回归开始，‘爱国者治港’便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原则，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实践的先决条件。然而，尽管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将近24年，‘爱国者治港’仍未在特区的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彻底体现。造成这个局面的成因很复杂，但毫无疑问，回归后香港选举制度欠完善与此有莫大关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5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外部势力嚣张，选举制度令反中乱港分子介入管治架构，影响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及法定组织工作，以至社会上的媒体、教育界等都被非爱国者或反中乱港者入侵。”刘兆佳表示，香港有一大堆问题，而要解决这一大堆问题，一切都必须先从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开始。
怎么改：只改附件，不改基本法正文，保证特区制度连续稳定
据王晨介绍，本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可以只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不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正文。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前副院长顾敏康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基本法45条和68条框架下，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分别由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规定，基本法正文并未限制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调整，也没有对选委会做任何规定。因此，此次对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方法的调整无需涉及基本法正文。
他介绍称，基本法正文也并非不可修改，其修改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正文一般不能轻言修改，因基本法经历漫长且复杂的咨询过程后制定并通过，以法律形式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其中蕴含着许多承诺，因此修改基本法正文需要十分谨慎，而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此前已有先例，修订难度较小。
“采取这样的安排，将有助于保持特区制度连续性和稳定性”，顾敏康评论称。
此次选举改革的路径与时间表在草案说明中也得到进一步明确。王晨表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提出采取“决定+修法”的方式，分步予以推进和完成。第一步，由全国人大作出决定，明确有关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内容，授权人大常委会根据决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第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对特区新民主选举制度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国家层面完成修订后，特区据此对本地有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据谭耀宗称，整个选举改革过程需要数月完成。相比于此前国安法的颁布过程，由于香港有关选举法律繁多复杂，特区修改各项法律并交由立法会表决需要一定时间。
改之后：加强“爱国力量建设”，促进良性竞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日发表声明称，她和特区政府完全尊重中央对这次完善选举制度的主导权，并认同王晨副委员长今天在大会就有关草案说明中阐述的五大基本原则。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通过本地立法切实执行完善措施，坚持实践“爱国者治港”原则。
她表示，鉴于未来十二个月有多场选举，立法工作刻不容缓，特区政府定必全力以赴，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并按稍后经通过的附件条文制定修改本地的相关选举法例，交立法会审议。
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则发表声明称，在日后进行到本地立法阶段时，立法会将一如既往履行宪制职能，完成审议工作。中央在国家层面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可以理解，亦是合适的做法。完善的选举制度能够理顺宪制秩序，建构一个和平理性的议会，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与矛盾，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有利香港社会繁荣稳定发展，市民生活安定。
他同时表示，香港的政治光谱广阔，中央一直都理解及包容香港社会不同的意见，相信完善选举制度后，议会仍可有不同声音。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这次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全面改革也几乎必然会引发港内和国际社会的一定反弹。南开大学法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李晓兵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香港选举改革被港内和世界高度关注，不排除出现一定争议，外部势力借此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对立，这需要通过中央和特区的充分、反复沟通来解决，争取社会共识。
刘兆佳表示，选举制度改革的下一步是“爱国力量的建设”。反中乱港者出局，不意味着建制派就可高枕无忧。相反，中央会对特区管治团队提出更高的治理要求，而“爱国者治港”力量内部的良性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他们必须拿出真功夫来，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才能获得更好的政治前途。”
“实际上，香港社会要总结的是，在过去数年中几次社会大震荡，从教育风波，到‘占中’发起和草草收场，从政改无果而终，到‘修例风波’演变成暴力乱港……明眼人都能看到，香港的政治、民主和治理品质正走在一个下行的轨道上。”李晓兵表示，中央不能让香港这样沉沦下去，陷于低品质民主的负面循环而无法自拔。此次选改即是阻止香港落入这样的“怪圈”和“政治陷阱”。
#简阳播报# #连线成都# 【全球竞争格局下的“城市之问”】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将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城市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战场，国家的竞争力也愈发取决于城市的竞争力。而在经历“十三五”时期的快速崛起之后，中国城市开始走向前列，影响竞争的方向和态势。
近期，各地密集步入“两会时间”，陆续公布“十四五”规划。1月27日，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获批通过，“五个人人”写入2035年展望中；而在日前召开的成都市“两会”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请审议。
一东一西两座城市，均围绕“人”下功夫，并非巧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关注，城市的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
当“人”成为新时代发展的落脚点，谁能下好“人”这盘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世界城市竞争中拔得头筹。
在此情形下，将目光投向“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别有深意。对于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期的成都而言，这是进入新阶段面对新需求的率先探索；更重要的是，透过成都的新实践，更能看到中国城市面对全新时代之问的解题思路。
1、什么是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十四五”开始，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主题，幸福美好生活是主线。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覆盖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通勤效率、营商环境等市民和企业最关心的十大领域，是成都“十四五”的重点和亮点，也是成都通往“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实现路径。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
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
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
生态惠民示范工程
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
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早前表示，“十大工程”是在前期“开门问策”广泛问计于民的基础上形成的，过去的五年规划并无类似专门安排。
今年1月，成都已就《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作为“十四五”开局的“一号文件”，它关系着成都的城市功能能否顺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2、为什么要提出“十大工程”？
没有人能否认成都的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这座西部城市以年均7.1%的增速做大经济规模，以年均超过40万人的流入量集聚人口，不仅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更立下冲刺世界城市的壮志雄心，成为后发赶超的新兴城市代表。
但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的初衷是，通过解决普通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新阶段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改革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共享红利、增强认同，背后既是营城理念和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也是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承诺的具体体现。对今天的成都而言，更广泛的认同，意味着向上生长更强劲的支撑。
3、为什么它不只是民生工程？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许多改善民生的具体举措，涉及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等，但从根本上讲，它并不只是一个“民生工程”。
以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为例，它被放在“十大工程”之首，凸显重要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成都之所急。
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城市第7位，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靠后，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无论是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还是助力扩内需，居民“钱袋子”厚度有待增加。
同时，成都人均GDP已迈过10万元大关——“城市富裕度”站上新起点，继续领跑西部，其意义不亚于“十二五”时期GDP总量突破万亿。但必须看到的是，这样的“人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和部分中部城市仍有不小差距。
如何提升居民收入？成都把目光对准“产业结构”，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岗位，同时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提升就业层次和竞争力。
事实上，成都此举颇有摆脱“西部宿命”之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但由此也造成了西部城市一直以来处在产业链、价值链底端的境况。
“不能永远落后”，带着这样的认识，成都2017年组建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四年来大力推动新经济发展，就是希望重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破传统产业“约等于”较低收入的局面。如此，换个角度看，“十大工程”也将为成都新时期产业培育带来新机会。
4、它如何帮助成都构筑新的比较优势？
《全球城市史》作者乔尔·科特金曾说：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聚集。
在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今天，更是如此。
从李冰父子引岷江之水浇灌成都平原，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开始，这座内陆城市便有了“宜居”属性，“休闲之都”声名在外。
作为西南生活中心和西部消费中心，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加持”之下，不断提升宜居品质，巩固着“生活城市”的比较优势。
视效公司MORE VFX合伙人、《流浪地球》制作总监刘姗姗形容，“吃的太多、绿道太长、公园太美以及住得太舒服”是一种成都式“凡尔赛”。对年轻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不用让安家置业成为一种奢望”，直击要害。
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意味着成都对“生活城市”特质进一步加码，是拉长“长板”的重要策略。
比如“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目的就是聚焦衣食住行，完善供给体系、稳定价格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房价收入比保持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较低水平，打造“中国最具生活成本竞争力” 的超大城市。
5、它如何释放城市活力？
城市发展愈加离不开创新，纵观全球，新一代创新聚集地正从城市郊区回归城市中心城区配套服务与生活环境更优的“硅巷”。面临新一轮创新“抢位战”，“生活城市”特质将有利于成都创造价值、挖掘自身创新能力。
从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年轻人”的重视。
比如，专门提出“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干事创业。又如，“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的第一要务，就是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
“敞开城市胸怀”的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为年轻人实现人生价值减少“后顾之忧”。
据统计，“人才新政”实施以来，成都已吸引超过 41 万青年人才落户，第三方报告评价其为“最受年轻人喜欢”和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新一线城市。预测显示，年轻人还将继续流入，相较于其他同等体量世界城市面临的“人口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优势。
应该说，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做强“生活城市”特色，既是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更将通过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城市活力。
6、它如何重塑“城市”与“人”的关系？
一座城市的兴衰，总是不断上演留住人、吸引人、激励人、服务人的故事。吸引什么样的人、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建设，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社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构。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以市场化逻辑推动共建共享为最根本支撑，特别是打造各类场景，展示了未来城市塑造“人”“城”关系的具体路径。
成都“场景营城”已推进多年。“场景”理论提出者丹尼尔·西尔曾指出，场景强调的正是城市的各项功能在空间和个体生命互相交叠中的重新定位。新场景的构建，不仅将提升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更能激发其在城市中的创造力。
“十大工程”实质上能带来消费升级的新场景。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学、通勤生活、智慧化个性生活等具体场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成都还将定期发布幸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机会清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十大工程”投建管运。通过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运用商业化逻辑，调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特别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场景的构建更有可能实现本地消费的“进口替代”，原来对国际商品的消费潜力有望在本地化场景中释放，既满足了品质消费需求，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7、它能否引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万亿级”城市迎来最大规模“扩容潮”，参与世界竞争的中国城市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城市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整体上看，“十四五”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水岭。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城市通过拓展范围、吸纳人口、提升经济，不断在“造城”上下功夫，搭起“四梁八柱”。随着“人本城市”回归，城市更应将注意力放在“营城”上，围绕“人”的需求注入内涵。
我们欣喜地发现，站在“十四五”开局，先行者已有了更为具体的探索：上海提出“五个人人”，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建设工程，为“人民城市”构建完整理论和实践框架；成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从市民和企业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着手，系统谋划、系统推进，确保每一项举措、指标均能落地可行。
未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应当处处体现“城市的核心是人”，还应在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新向往新期待的基础上，探索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发展模式”。
8、它如何助推成都参与国际竞争？
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为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特殊时期下，联合国人居署在《新城市议程》中提出的“更加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城市”目标，愈加成为衡量世界城市的重要依据——韧性和包容，不仅是城市必须补齐的短板，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放眼全球，先发城市早已有所布局。新加坡提出建设全龄友好的社区、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北京成为首个将“韧性城市”写入城市总规的中国城市。
而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既提出建设国际韧性城市典范，同时亦将建设全龄友好的城市环境。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涵盖“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将成都此前的相关筹谋一并写进“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尚无成熟经验的发展领域，成都有望率先取得突破。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成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去年最新一期GaWC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排名再上升12位，被称为“10年内全球增长最快城市”。受到越来越多全球关注的成都，也理应拿出进一步增强国际化水平、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姿态与动作。
9、它如何帮助成都走向“超大城市”？
根据住建部近期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成都城区常住人口达816.97万人，愈加靠近超大城市的1000万人门槛。若比较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成都就已超过天津，并维持全国第四人口大市至今。
人们用脚投票、加速涌入成都，一方面证明了成都的吸引力，但同时，大城市可能面临的“城市病”，对于处于“超大城市”门口的成都亦是隐忧——城市的治理难度将越来越大，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关系。
此前，成都提出以TOD规划城市的方式，利用轨道交通优化老城、营建新城；最近，成都频频提及EOD，以期“用生活城市的品质留住人，用公园城市的影响吸引人，用天府文化的魅力激励人”。在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一系列新的理念被具化为“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等行动中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新探索，既是对未来理想城市的设计创造可能，也是对成都等超、特大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
10、如何保障落实效果？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项全新探索。“新”既意味着成都有在细分赛道上领先的机遇，同时也说明无先例可循、无标准参照，更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广泛参与，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因此，此次成都“两会”上专门提请代表委员审议和讨论。
与此同时，构建一套可量化、可感知、可分析、可考核的考核体系也势在必行，成都此前在征求意见稿中已提出，将把相关内容纳入目标绩效管理，以确保政策的落实落地。
当然，“人”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将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在保证政策定力同时，也应持续保持对规律的关注和把握。
按照成都的说法，将通过联合全球智库、招募独立观察员，持续展开跟踪研究，让“十大工程”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也更加可持续。（成都发布）
近期，各地密集步入“两会时间”，陆续公布“十四五”规划。1月27日，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获批通过，“五个人人”写入2035年展望中；而在日前召开的成都市“两会”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请审议。
一东一西两座城市，均围绕“人”下功夫，并非巧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关注，城市的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
当“人”成为新时代发展的落脚点，谁能下好“人”这盘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世界城市竞争中拔得头筹。
在此情形下，将目光投向“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别有深意。对于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期的成都而言，这是进入新阶段面对新需求的率先探索；更重要的是，透过成都的新实践，更能看到中国城市面对全新时代之问的解题思路。
1、什么是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十四五”开始，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主题，幸福美好生活是主线。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覆盖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通勤效率、营商环境等市民和企业最关心的十大领域，是成都“十四五”的重点和亮点，也是成都通往“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实现路径。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
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
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
生态惠民示范工程
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
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早前表示，“十大工程”是在前期“开门问策”广泛问计于民的基础上形成的，过去的五年规划并无类似专门安排。
今年1月，成都已就《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作为“十四五”开局的“一号文件”，它关系着成都的城市功能能否顺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2、为什么要提出“十大工程”？
没有人能否认成都的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这座西部城市以年均7.1%的增速做大经济规模，以年均超过40万人的流入量集聚人口，不仅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更立下冲刺世界城市的壮志雄心，成为后发赶超的新兴城市代表。
但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的初衷是，通过解决普通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新阶段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改革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共享红利、增强认同，背后既是营城理念和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也是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承诺的具体体现。对今天的成都而言，更广泛的认同，意味着向上生长更强劲的支撑。
3、为什么它不只是民生工程？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许多改善民生的具体举措，涉及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等，但从根本上讲，它并不只是一个“民生工程”。
以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为例，它被放在“十大工程”之首，凸显重要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成都之所急。
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城市第7位，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靠后，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无论是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还是助力扩内需，居民“钱袋子”厚度有待增加。
同时，成都人均GDP已迈过10万元大关——“城市富裕度”站上新起点，继续领跑西部，其意义不亚于“十二五”时期GDP总量突破万亿。但必须看到的是，这样的“人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和部分中部城市仍有不小差距。
如何提升居民收入？成都把目光对准“产业结构”，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岗位，同时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提升就业层次和竞争力。
事实上，成都此举颇有摆脱“西部宿命”之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但由此也造成了西部城市一直以来处在产业链、价值链底端的境况。
“不能永远落后”，带着这样的认识，成都2017年组建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四年来大力推动新经济发展，就是希望重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破传统产业“约等于”较低收入的局面。如此，换个角度看，“十大工程”也将为成都新时期产业培育带来新机会。
4、它如何帮助成都构筑新的比较优势？
《全球城市史》作者乔尔·科特金曾说：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聚集。
在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今天，更是如此。
从李冰父子引岷江之水浇灌成都平原，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开始，这座内陆城市便有了“宜居”属性，“休闲之都”声名在外。
作为西南生活中心和西部消费中心，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加持”之下，不断提升宜居品质，巩固着“生活城市”的比较优势。
视效公司MORE VFX合伙人、《流浪地球》制作总监刘姗姗形容，“吃的太多、绿道太长、公园太美以及住得太舒服”是一种成都式“凡尔赛”。对年轻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不用让安家置业成为一种奢望”，直击要害。
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意味着成都对“生活城市”特质进一步加码，是拉长“长板”的重要策略。
比如“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目的就是聚焦衣食住行，完善供给体系、稳定价格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房价收入比保持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较低水平，打造“中国最具生活成本竞争力” 的超大城市。
5、它如何释放城市活力？
城市发展愈加离不开创新，纵观全球，新一代创新聚集地正从城市郊区回归城市中心城区配套服务与生活环境更优的“硅巷”。面临新一轮创新“抢位战”，“生活城市”特质将有利于成都创造价值、挖掘自身创新能力。
从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年轻人”的重视。
比如，专门提出“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干事创业。又如，“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的第一要务，就是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
“敞开城市胸怀”的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为年轻人实现人生价值减少“后顾之忧”。
据统计，“人才新政”实施以来，成都已吸引超过 41 万青年人才落户，第三方报告评价其为“最受年轻人喜欢”和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新一线城市。预测显示，年轻人还将继续流入，相较于其他同等体量世界城市面临的“人口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优势。
应该说，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做强“生活城市”特色，既是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更将通过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城市活力。
6、它如何重塑“城市”与“人”的关系？
一座城市的兴衰，总是不断上演留住人、吸引人、激励人、服务人的故事。吸引什么样的人、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建设，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社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构。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以市场化逻辑推动共建共享为最根本支撑，特别是打造各类场景，展示了未来城市塑造“人”“城”关系的具体路径。
成都“场景营城”已推进多年。“场景”理论提出者丹尼尔·西尔曾指出，场景强调的正是城市的各项功能在空间和个体生命互相交叠中的重新定位。新场景的构建，不仅将提升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更能激发其在城市中的创造力。
“十大工程”实质上能带来消费升级的新场景。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学、通勤生活、智慧化个性生活等具体场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成都还将定期发布幸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机会清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十大工程”投建管运。通过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运用商业化逻辑，调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特别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场景的构建更有可能实现本地消费的“进口替代”，原来对国际商品的消费潜力有望在本地化场景中释放，既满足了品质消费需求，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7、它能否引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万亿级”城市迎来最大规模“扩容潮”，参与世界竞争的中国城市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城市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整体上看，“十四五”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水岭。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城市通过拓展范围、吸纳人口、提升经济，不断在“造城”上下功夫，搭起“四梁八柱”。随着“人本城市”回归，城市更应将注意力放在“营城”上，围绕“人”的需求注入内涵。
我们欣喜地发现，站在“十四五”开局，先行者已有了更为具体的探索：上海提出“五个人人”，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建设工程，为“人民城市”构建完整理论和实践框架；成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从市民和企业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着手，系统谋划、系统推进，确保每一项举措、指标均能落地可行。
未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应当处处体现“城市的核心是人”，还应在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新向往新期待的基础上，探索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发展模式”。
8、它如何助推成都参与国际竞争？
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为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特殊时期下，联合国人居署在《新城市议程》中提出的“更加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城市”目标，愈加成为衡量世界城市的重要依据——韧性和包容，不仅是城市必须补齐的短板，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放眼全球，先发城市早已有所布局。新加坡提出建设全龄友好的社区、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北京成为首个将“韧性城市”写入城市总规的中国城市。
而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既提出建设国际韧性城市典范，同时亦将建设全龄友好的城市环境。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涵盖“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将成都此前的相关筹谋一并写进“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尚无成熟经验的发展领域，成都有望率先取得突破。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成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去年最新一期GaWC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排名再上升12位，被称为“10年内全球增长最快城市”。受到越来越多全球关注的成都，也理应拿出进一步增强国际化水平、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姿态与动作。
9、它如何帮助成都走向“超大城市”？
根据住建部近期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成都城区常住人口达816.97万人，愈加靠近超大城市的1000万人门槛。若比较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成都就已超过天津，并维持全国第四人口大市至今。
人们用脚投票、加速涌入成都，一方面证明了成都的吸引力，但同时，大城市可能面临的“城市病”，对于处于“超大城市”门口的成都亦是隐忧——城市的治理难度将越来越大，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关系。
此前，成都提出以TOD规划城市的方式，利用轨道交通优化老城、营建新城；最近，成都频频提及EOD，以期“用生活城市的品质留住人，用公园城市的影响吸引人，用天府文化的魅力激励人”。在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一系列新的理念被具化为“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等行动中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新探索，既是对未来理想城市的设计创造可能，也是对成都等超、特大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
10、如何保障落实效果？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项全新探索。“新”既意味着成都有在细分赛道上领先的机遇，同时也说明无先例可循、无标准参照，更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广泛参与，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因此，此次成都“两会”上专门提请代表委员审议和讨论。
与此同时，构建一套可量化、可感知、可分析、可考核的考核体系也势在必行，成都此前在征求意见稿中已提出，将把相关内容纳入目标绩效管理，以确保政策的落实落地。
当然，“人”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将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在保证政策定力同时，也应持续保持对规律的关注和把握。
按照成都的说法，将通过联合全球智库、招募独立观察员，持续展开跟踪研究，让“十大工程”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也更加可持续。（成都发布）
【哈尔滨出台十四条措施稳楼市：鼓励房企打折促销让利销售新房、上调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女性专业技术人员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年龄...... 】[笑而不语][围观]
11月18日，据东北网消息，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决策部署，支持房地产和建筑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积极应对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困难，哈尔滨市将印发《关于疫情期间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策的通知》，《通知》共计十四条扶持措施，其中明确鼓励房企采取打折促销、团购等方式让利销售新建商品房；同时公积金贷款项目随时提交随时审批。
《通知》中明确鼓励房企让利销售。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支持并鼓励开发企业对销售的住宅房屋、居住型公寓等新建商品房进一步让利给购房群众，在此基础上，对援鄂人员、抗疫受表彰人员等特殊贡献群体购房的，予以购房更加优惠的政策。政府将对让利企业的销售情况进行考核，给予表彰、嘉奖。
对新建商品房销售下行压力较大的区及县(市)，及时通报本地新建商品房库存量、销售量和下行压力等情况，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采取打折促销、团购等方式让利销售新建商品房。
在放宽公积金贷款政策方面，《通知》提到，公积金贷款项目实现项目签约网上审批，由原有每周召开审贷会，调整为单个签约项目随时提交，随时审批。支持异地缴存公积金职工在哈购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实现异地职工享有在哈市同等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同时，将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女性专业技术人员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年龄由原来的55周岁调整为60周岁。对于灵活就业人员连续缴存公积金六个月即可申请贷款。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0月份，哈尔滨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2.8%，在70个大中城市中，同比涨幅排名第48位。
以下为十四条具体扶持措施：
一、2020年度，对在哈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2019年度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信用评价结果，进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延至2021年12月31日再做调整(2020年度参照执行，红牌企业除外)。
二、2021年12月31日之前，纳入到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项目，只留存监管资金额度的3%用于庭院的绿化、道路、照明等后续配套工程建设，其余资金开发企业可以随时申请，直接拨付至《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标注的施工单位账户。
三、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单位可申请以承诺方式缓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缓缴时间最长不超过2个月。逾期违约未足额缴纳的，按规定列入失信企业名单，由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
四、2021年9月30日之前取得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且符合公积金个人贷款项目签约其他有关规定的，可以受理项目签约。
五、公积金贷款项目实现项目签约网上审批，由原有每周召开审贷会，调整为单个签约项目随时提交，随时审批。
六、支持异地缴存公积金职工在哈购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实现异地职工享有在哈市同等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七、公积金借款人及共同还款人可按月分次提取公积金偿还商业购房贷款，同时开通网上办理方式，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办理。
八、将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女性专业技术人员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年龄由原来的55周岁调整为60周岁。
九、灵活就业人员连续缴存公积金六个月即可申请贷款。
十、支持哈尔滨银行等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对居住用途的公寓产品给与享受住宅按揭贷款同等政策支持。对实际用于居住用途的公寓房屋水、电、煤气收费按民用价格标准执行。
十一、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支持并鼓励开发企业对销售的住宅房屋、居住型公寓等新建商品房进一步让利给购房群众，在此基础上，对援鄂人员、抗疫受表彰人员等特殊贡献群体购房的，予以购房更加优惠的政策。政府将对让利企业的销售情况进行考核，给予表彰、嘉奖。
十二、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发企业可在联机备案系统中行使合同签订、解除自主权，每套房屋买卖合同解除次数限定为一次。
十三、对新建商品房销售下行压力较大的区及县(市)，及时通报本地新建商品房库存量、销售量和下行压力等情况，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采取打折促销、团购等方式让利销售新建商品房。
十四、各区、县(市)政府要切实履行房地产市场属地主体责任，严格指导企业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积极引导支持房地产开发项目复工复产。自然资源规划、财政、税务、金融、住建、公积金、不动产等有关部门要大力协同，积极支持企业恢复生产经营，适时研判房地产走势，做好市场监测分析工作。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做到落实防疫措施和搞好生产经营两不误，共同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11月18日，据东北网消息，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决策部署，支持房地产和建筑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积极应对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困难，哈尔滨市将印发《关于疫情期间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策的通知》，《通知》共计十四条扶持措施，其中明确鼓励房企采取打折促销、团购等方式让利销售新建商品房；同时公积金贷款项目随时提交随时审批。
《通知》中明确鼓励房企让利销售。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支持并鼓励开发企业对销售的住宅房屋、居住型公寓等新建商品房进一步让利给购房群众，在此基础上，对援鄂人员、抗疫受表彰人员等特殊贡献群体购房的，予以购房更加优惠的政策。政府将对让利企业的销售情况进行考核，给予表彰、嘉奖。
对新建商品房销售下行压力较大的区及县(市)，及时通报本地新建商品房库存量、销售量和下行压力等情况，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采取打折促销、团购等方式让利销售新建商品房。
在放宽公积金贷款政策方面，《通知》提到，公积金贷款项目实现项目签约网上审批，由原有每周召开审贷会，调整为单个签约项目随时提交，随时审批。支持异地缴存公积金职工在哈购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实现异地职工享有在哈市同等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同时，将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女性专业技术人员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年龄由原来的55周岁调整为60周岁。对于灵活就业人员连续缴存公积金六个月即可申请贷款。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0月份，哈尔滨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2.8%，在70个大中城市中，同比涨幅排名第48位。
以下为十四条具体扶持措施：
一、2020年度，对在哈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2019年度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信用评价结果，进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延至2021年12月31日再做调整(2020年度参照执行，红牌企业除外)。
二、2021年12月31日之前，纳入到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项目，只留存监管资金额度的3%用于庭院的绿化、道路、照明等后续配套工程建设，其余资金开发企业可以随时申请，直接拨付至《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标注的施工单位账户。
三、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单位可申请以承诺方式缓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缓缴时间最长不超过2个月。逾期违约未足额缴纳的，按规定列入失信企业名单，由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
四、2021年9月30日之前取得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且符合公积金个人贷款项目签约其他有关规定的，可以受理项目签约。
五、公积金贷款项目实现项目签约网上审批，由原有每周召开审贷会，调整为单个签约项目随时提交，随时审批。
六、支持异地缴存公积金职工在哈购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实现异地职工享有在哈市同等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七、公积金借款人及共同还款人可按月分次提取公积金偿还商业购房贷款，同时开通网上办理方式，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办理。
八、将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女性专业技术人员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年龄由原来的55周岁调整为60周岁。
九、灵活就业人员连续缴存公积金六个月即可申请贷款。
十、支持哈尔滨银行等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对居住用途的公寓产品给与享受住宅按揭贷款同等政策支持。对实际用于居住用途的公寓房屋水、电、煤气收费按民用价格标准执行。
十一、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支持并鼓励开发企业对销售的住宅房屋、居住型公寓等新建商品房进一步让利给购房群众，在此基础上，对援鄂人员、抗疫受表彰人员等特殊贡献群体购房的，予以购房更加优惠的政策。政府将对让利企业的销售情况进行考核，给予表彰、嘉奖。
十二、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发企业可在联机备案系统中行使合同签订、解除自主权，每套房屋买卖合同解除次数限定为一次。
十三、对新建商品房销售下行压力较大的区及县(市)，及时通报本地新建商品房库存量、销售量和下行压力等情况，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采取打折促销、团购等方式让利销售新建商品房。
十四、各区、县(市)政府要切实履行房地产市场属地主体责任，严格指导企业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积极引导支持房地产开发项目复工复产。自然资源规划、财政、税务、金融、住建、公积金、不动产等有关部门要大力协同，积极支持企业恢复生产经营，适时研判房地产走势，做好市场监测分析工作。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做到落实防疫措施和搞好生产经营两不误，共同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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