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川渝人气景区满意度调查为您提供消费指南】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进入倒计时，川渝各大景区也将迎来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又一个“小长假”旅游高峰。
近日，四川省消委、重庆消委会联合举办了“大美巴蜀 品质旅游”2021年川渝十大人气景区暨川渝游客权益保障调查活动。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评出的十大热门景区分别为：四川省的阿坝州九寨沟、乐山市峨眉山乐山大佛、德阳市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达州市巴山大峡谷、巴中市光雾山旅游景区；重庆市的城口县亢家寨景区、忠县石宝寨、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铜梁区安居古城、万州区七星谷景区。
两地消委共同委托调查机构，组织调查人员对九大景区（亢家寨景区因正在维修未能进入）的“吃住行游购娱”服务进行了实地体验，并采用拦访方式对270名游客开展了满意度问卷调查。总体来看，游客对景区的观赏游憩价值最为认可，满意度评分达89.0%；景区的防疫服务、安全管理、售检票服务满意度排名靠前，分别获评86.8%、84.1%、83.3%；而配套设施和餐饮服务的满意度排名相对靠后。九大景区中，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95.3%的综合满意度评分名列榜首。综合调查体验情况，川渝消委给出消费者旅游建议：
建议一：带好相关证件，畅享门票优惠
调查结果显示，73.6%的游客认可景区收取门票，85.3%的游客对门票优惠制度感到满意。八成（80%）体验者表示小孩子和老人的门票有按年龄或身高的优惠政策，比如儿童在身高1.2米以下免费、1.2米-1.4米半票、老人年龄60岁以上免门票等。
具体到景区来看，大部分体验者认为乐山大佛、九寨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光雾山风景旅游区等景区门票制度合理。其中，安居古城和磁器口古镇是免费景区；乐山大佛有医护人员门票免费政策。
小贴士：《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283号）规定：各地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游览参观点，对青少年门票价格政策标准：对6周岁（含6周岁）以下或身高1.2米（含1.2米）以下的儿童实行免票；对6周岁（不含6周岁）～18周岁（含18周岁）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实行半票。《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0〕568号)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对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以及未成年人、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宗教人士等，应按规定切实提供门票减免等优待。红色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按规定对学生等群体参观予以优惠。
川渝消委提醒消费者，对于门票收费不合理或不落实国家相关门票优惠政策的景区，消费者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建议二：合理安排出行，出租车不打表可举报
调查结果显示，各景区交通情况总体评价较好，满意度达84.9%。其中，光雾山风景旅游区、巴山大峡谷、石宝寨、七星谷等风景区可直接乘坐长途汽车抵达。
停车服务获评满意度仅为77%，其中，乐山大佛和磁器口古镇景区存在车位比较少、停车位离景区入口较远等问题（具体见下图）。
景区停车服务情况
景区打车情况总体评价满意度较好，达80.6%。近五成（49.5%）游客表示附近打车（出租车、网约车等）方便，但也有16.5%的受访人员表示景区附近存在出租车不打表、黑车一口价100元等高价宰客现象。
川渝消委提醒消费者，在景区遇到出租汽车不打表、拒载、拼客等违法经营行为，可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投诉举报。同时，要注意记录乘车的时间、地点和车牌号等信息，拍照保留副驾驶座前排的服务监督卡等，以便执法部门后续调查取证。
建议三：提高维权意识，就餐购物以下情况可投诉
调查结果显示，游客对各景区餐饮、购物服务总体评价一般，满意度为79.7%（详见下图）。调查人员反馈，部分景区存在餐饮、购物虚假宣传、货不对板等情况。
具体到景区餐厅方面，调查人员普遍认为数量充足、卫生整洁、食物新鲜，64.8%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了“反对浪费、节约粮食”的标语提示，67%的调查人员认为餐饮价格并未明显高于景区外同类服务，但16.5%的调查人员遇到了景区内餐厅拒绝开发票的情况。
川渝消委提醒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遇到上述情况，消费者可保留有效凭证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建议四：提升安全意识，确保出游平安
调查结果显示，各景区安全警告标识设置基本齐全、醒目、规范，游客对各景区安全情况满意度达84.1%，但认为景区内流动安全保护人员设置尚有不足（详见下图）。
小贴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条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就旅游活动中的下列事项，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警示：(一)正确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的方法;(二)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三)未向旅游者开放的经营、服务场所和设施、设备;(四)不适宜参加相关活动的群体;(五)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其他情形。第八十一条规定：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游者作出妥善安排。
川渝消委提醒消费者，“双节”出游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注意查看旅游安全须知和提示标识标牌，自觉听从景区工作人员提醒和安排。消费者不慎在景区发生意外，应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或安保人员求助，将自身损失降至最小。如因旅游经营者未尽到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义务导致消费者受到人身财产损失的，消费者可以主张景区承担赔偿责任。
建议五：遇各类纠纷，及时拨打景区维权电话
调查结果显示，游客对各景区维权救助情况总体满意度为79.7%
调查结果显示，各景区均公布有消费者维权电话，并放置了投诉信箱和意见本，但有的标识不明显或是设置位置不合理。
川渝消委提醒消费者，在景区内遇到各类消费纠纷，可及时拨打景区维权电话寻求帮助，以便快速解决问题。也可保留相关证据，向景区所在地的消委组织进行投诉。（记者 康沙 图片 四川省消委）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进入倒计时，川渝各大景区也将迎来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又一个“小长假”旅游高峰。
近日，四川省消委、重庆消委会联合举办了“大美巴蜀 品质旅游”2021年川渝十大人气景区暨川渝游客权益保障调查活动。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评出的十大热门景区分别为：四川省的阿坝州九寨沟、乐山市峨眉山乐山大佛、德阳市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达州市巴山大峡谷、巴中市光雾山旅游景区；重庆市的城口县亢家寨景区、忠县石宝寨、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铜梁区安居古城、万州区七星谷景区。
两地消委共同委托调查机构，组织调查人员对九大景区（亢家寨景区因正在维修未能进入）的“吃住行游购娱”服务进行了实地体验，并采用拦访方式对270名游客开展了满意度问卷调查。总体来看，游客对景区的观赏游憩价值最为认可，满意度评分达89.0%；景区的防疫服务、安全管理、售检票服务满意度排名靠前，分别获评86.8%、84.1%、83.3%；而配套设施和餐饮服务的满意度排名相对靠后。九大景区中，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95.3%的综合满意度评分名列榜首。综合调查体验情况，川渝消委给出消费者旅游建议：
建议一：带好相关证件，畅享门票优惠
调查结果显示，73.6%的游客认可景区收取门票，85.3%的游客对门票优惠制度感到满意。八成（80%）体验者表示小孩子和老人的门票有按年龄或身高的优惠政策，比如儿童在身高1.2米以下免费、1.2米-1.4米半票、老人年龄60岁以上免门票等。
具体到景区来看，大部分体验者认为乐山大佛、九寨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光雾山风景旅游区等景区门票制度合理。其中，安居古城和磁器口古镇是免费景区；乐山大佛有医护人员门票免费政策。
小贴士：《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283号）规定：各地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游览参观点，对青少年门票价格政策标准：对6周岁（含6周岁）以下或身高1.2米（含1.2米）以下的儿童实行免票；对6周岁（不含6周岁）～18周岁（含18周岁）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实行半票。《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0〕568号)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对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以及未成年人、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宗教人士等，应按规定切实提供门票减免等优待。红色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按规定对学生等群体参观予以优惠。
川渝消委提醒消费者，对于门票收费不合理或不落实国家相关门票优惠政策的景区，消费者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建议二：合理安排出行，出租车不打表可举报
调查结果显示，各景区交通情况总体评价较好，满意度达84.9%。其中，光雾山风景旅游区、巴山大峡谷、石宝寨、七星谷等风景区可直接乘坐长途汽车抵达。
停车服务获评满意度仅为77%，其中，乐山大佛和磁器口古镇景区存在车位比较少、停车位离景区入口较远等问题（具体见下图）。
景区停车服务情况
景区打车情况总体评价满意度较好，达80.6%。近五成（49.5%）游客表示附近打车（出租车、网约车等）方便，但也有16.5%的受访人员表示景区附近存在出租车不打表、黑车一口价100元等高价宰客现象。
川渝消委提醒消费者，在景区遇到出租汽车不打表、拒载、拼客等违法经营行为，可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投诉举报。同时，要注意记录乘车的时间、地点和车牌号等信息，拍照保留副驾驶座前排的服务监督卡等，以便执法部门后续调查取证。
建议三：提高维权意识，就餐购物以下情况可投诉
调查结果显示，游客对各景区餐饮、购物服务总体评价一般，满意度为79.7%（详见下图）。调查人员反馈，部分景区存在餐饮、购物虚假宣传、货不对板等情况。
具体到景区餐厅方面，调查人员普遍认为数量充足、卫生整洁、食物新鲜，64.8%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了“反对浪费、节约粮食”的标语提示，67%的调查人员认为餐饮价格并未明显高于景区外同类服务，但16.5%的调查人员遇到了景区内餐厅拒绝开发票的情况。
川渝消委提醒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遇到上述情况，消费者可保留有效凭证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建议四：提升安全意识，确保出游平安
调查结果显示，各景区安全警告标识设置基本齐全、醒目、规范，游客对各景区安全情况满意度达84.1%，但认为景区内流动安全保护人员设置尚有不足（详见下图）。
小贴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条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就旅游活动中的下列事项，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警示：(一)正确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的方法;(二)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三)未向旅游者开放的经营、服务场所和设施、设备;(四)不适宜参加相关活动的群体;(五)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其他情形。第八十一条规定：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游者作出妥善安排。
川渝消委提醒消费者，“双节”出游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注意查看旅游安全须知和提示标识标牌，自觉听从景区工作人员提醒和安排。消费者不慎在景区发生意外，应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或安保人员求助，将自身损失降至最小。如因旅游经营者未尽到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义务导致消费者受到人身财产损失的，消费者可以主张景区承担赔偿责任。
建议五：遇各类纠纷，及时拨打景区维权电话
调查结果显示，游客对各景区维权救助情况总体满意度为79.7%
调查结果显示，各景区均公布有消费者维权电话，并放置了投诉信箱和意见本，但有的标识不明显或是设置位置不合理。
川渝消委提醒消费者，在景区内遇到各类消费纠纷，可及时拨打景区维权电话寻求帮助，以便快速解决问题。也可保留相关证据，向景区所在地的消委组织进行投诉。（记者 康沙 图片 四川省消委）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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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将在每天21：30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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