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报》｜首商股份退市，一代商业明星黯然离场。首商股份的前身是西单股份，旗下拥有知名老字号西单商场。
9月15日，首商股份开盘低走，最终以1.22%的跌幅收盘。这是首商股份最后一个交易日。自此，这家北京商业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就将退市，被无条件并入王府井集团。
首商股份和王府井集团曾是北京市背景相同、旗鼓相当的商业旗舰，但首商股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红利期后就逐渐掉队，从当年的顶峰不断坠落，业绩连年下滑，结局令人唏嘘。
在改革开放初期，西单商场独领风骚。公开资料显示，从1979年至1993年，西单商场年销售额由1.4亿元上升到11.7亿元，利润由1198万元上升到6514万元，年平均增率分别为16.38%和12.86%。
1986年至1993年，西单商场连续八年保持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销售总额第一名和全国商业零售企业销售总额前三甲的傲人佳绩。
1993年，西单商场实施股份制改造，并进行扩建，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商场。1996年，西单股份挂牌上市，此后一直到2002年，西单商场又连续七年夺得北京市单体店销售额第一。
不过，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零售高增长时代的结束，未能与时俱进的西单商场和西单股份逐渐失去市场优势。2011年，西单股份和首旅集团旗下北京新燕莎集团合并，更名为首商股份，首旅集团成为首商股份的最大股东。
这次重组使得首商股份旗下拥有了更多优质的商业项目，如北京最早的高端百货燕莎商城，中国第一家奥特莱斯——燕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等，这些项目大多位于北京市核心商圈，业绩优良，占尽天时地利。
但是，这一整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首商股份的下行趋势。从2012年至今，首商股份的业绩逐年下滑。财报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0年，首商股份的年营收分别为122.25亿元、120.67亿元、118.15亿元、109.36亿元、100.77亿元、102.09亿元、100.71亿元、99.44亿元、31.43亿元，九年中仅有2017年的营收微增了1.31%，其他年份均为负增长。
与此同时，首商股份的盈利水平也不断下降，且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保持整体盈利，主要得益于新燕莎集团的支撑。以2012年为例，当年首商股份的净利润为4亿元，而新燕莎集团贡献的净利润为4.99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燕莎集团的贡献，首商股份将陷入亏损。
此后，首商股份每年都要依靠新燕莎集团才能实现盈利。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燕莎集团首次出现亏损，首商股份更是巨亏3.4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6.88亿元。
近年来，首商股份一直靠“吃老本”过日子，相当一部分精力忙于减亏、扭亏。“2013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开过新店。”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近年来首商股份非但没有开新店，还关闭了多家门店，很多项目经营艰难。
如西单万方商场、天津燕莎奥特莱斯、北京友谊商店、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等，均常年亏损或处于亏损的边缘。而西单商场这个位于北京市核心商圈的明星项目近年来靠着自有物业支撑才勉强盈利，今年上半年也出现了几百万元的亏损。
一个坐拥大量优质资源的知名企业为何走到如此地步？业内人士认为，机制存在问题和缺乏领军人物是导致首商股份不断落伍的重要因素。
可作为对比的是王府井集团。王府井集团的背景和首商股份非常相似，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王府井集团在极具魄力和战略眼光的掌门人郑万河的带领下，率先在零售行业建立集中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了统一采购、进销分离、统一结算的业务经营管理。
与此同时，郑万河还不惜重金导入现代化管理制度，全力推进企业连锁化发展战略，为王府井集团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得王府井集团走出北京，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百货集团之一。
反观首商股份，不仅长期没能解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机制问题，也缺乏具有魄力和大格局的领军人物，导致企业发展没有长期战略，缺乏科学规划和管理，队伍相对涣散，执行力不强。
“公司内部确实有很多问题，有的也不好说。“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至今公司对各门店都未能实现统一的经营管理，目前总部在业务层面只设了一个市场部，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业务部门，各门店一直都是自行采购，经营管理也由各门店或子公司自行其是。这样的管理模式带来的结果是，首商股份在经营过程中无法集中优势提升效率。
与此同时，首商股份人员老化，尤其是管理层老化，致使企业经营创新动力不足。
“十年前，我们恰好和王府井集团在同一个饭店开年会，他们那边全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我们这边大多是中老年人。“首商股份一家子公司的高管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那次两家公司相遇的情景令他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和普通管理层相比，近年来首商股份高层老化更加严重。2014年至2019年，首商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甚至将近60岁，而且高层变动频繁，董事长几乎每一两年就换一任。其中，有三位董事长系首旅集团指派，缺乏零售从业经验。“因为他们在首旅集团还有工作，所以也不会每天到首商股份总部上班。”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首商股份的管理特别老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告诉中国商报记者，首商股份的高层管理人员老龄化，创新欲望和能力都不足，这在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是个致命的缺陷。“现在零售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对人才的要求太高了。”上述业内专家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零售行业需要专业加敬业，首商股份这样的状况肯定不行。https://t.cn/A6M7g5dD
9月15日，首商股份开盘低走，最终以1.22%的跌幅收盘。这是首商股份最后一个交易日。自此，这家北京商业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就将退市，被无条件并入王府井集团。
首商股份和王府井集团曾是北京市背景相同、旗鼓相当的商业旗舰，但首商股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红利期后就逐渐掉队，从当年的顶峰不断坠落，业绩连年下滑，结局令人唏嘘。
在改革开放初期，西单商场独领风骚。公开资料显示，从1979年至1993年，西单商场年销售额由1.4亿元上升到11.7亿元，利润由1198万元上升到6514万元，年平均增率分别为16.38%和12.86%。
1986年至1993年，西单商场连续八年保持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销售总额第一名和全国商业零售企业销售总额前三甲的傲人佳绩。
1993年，西单商场实施股份制改造，并进行扩建，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商场。1996年，西单股份挂牌上市，此后一直到2002年，西单商场又连续七年夺得北京市单体店销售额第一。
不过，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零售高增长时代的结束，未能与时俱进的西单商场和西单股份逐渐失去市场优势。2011年，西单股份和首旅集团旗下北京新燕莎集团合并，更名为首商股份，首旅集团成为首商股份的最大股东。
这次重组使得首商股份旗下拥有了更多优质的商业项目，如北京最早的高端百货燕莎商城，中国第一家奥特莱斯——燕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等，这些项目大多位于北京市核心商圈，业绩优良，占尽天时地利。
但是，这一整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首商股份的下行趋势。从2012年至今，首商股份的业绩逐年下滑。财报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0年，首商股份的年营收分别为122.25亿元、120.67亿元、118.15亿元、109.36亿元、100.77亿元、102.09亿元、100.71亿元、99.44亿元、31.43亿元，九年中仅有2017年的营收微增了1.31%，其他年份均为负增长。
与此同时，首商股份的盈利水平也不断下降，且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保持整体盈利，主要得益于新燕莎集团的支撑。以2012年为例，当年首商股份的净利润为4亿元，而新燕莎集团贡献的净利润为4.99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燕莎集团的贡献，首商股份将陷入亏损。
此后，首商股份每年都要依靠新燕莎集团才能实现盈利。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燕莎集团首次出现亏损，首商股份更是巨亏3.4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6.88亿元。
近年来，首商股份一直靠“吃老本”过日子，相当一部分精力忙于减亏、扭亏。“2013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开过新店。”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近年来首商股份非但没有开新店，还关闭了多家门店，很多项目经营艰难。
如西单万方商场、天津燕莎奥特莱斯、北京友谊商店、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等，均常年亏损或处于亏损的边缘。而西单商场这个位于北京市核心商圈的明星项目近年来靠着自有物业支撑才勉强盈利，今年上半年也出现了几百万元的亏损。
一个坐拥大量优质资源的知名企业为何走到如此地步？业内人士认为，机制存在问题和缺乏领军人物是导致首商股份不断落伍的重要因素。
可作为对比的是王府井集团。王府井集团的背景和首商股份非常相似，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王府井集团在极具魄力和战略眼光的掌门人郑万河的带领下，率先在零售行业建立集中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了统一采购、进销分离、统一结算的业务经营管理。
与此同时，郑万河还不惜重金导入现代化管理制度，全力推进企业连锁化发展战略，为王府井集团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得王府井集团走出北京，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百货集团之一。
反观首商股份，不仅长期没能解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机制问题，也缺乏具有魄力和大格局的领军人物，导致企业发展没有长期战略，缺乏科学规划和管理，队伍相对涣散，执行力不强。
“公司内部确实有很多问题，有的也不好说。“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至今公司对各门店都未能实现统一的经营管理，目前总部在业务层面只设了一个市场部，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业务部门，各门店一直都是自行采购，经营管理也由各门店或子公司自行其是。这样的管理模式带来的结果是，首商股份在经营过程中无法集中优势提升效率。
与此同时，首商股份人员老化，尤其是管理层老化，致使企业经营创新动力不足。
“十年前，我们恰好和王府井集团在同一个饭店开年会，他们那边全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我们这边大多是中老年人。“首商股份一家子公司的高管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那次两家公司相遇的情景令他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和普通管理层相比，近年来首商股份高层老化更加严重。2014年至2019年，首商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甚至将近60岁，而且高层变动频繁，董事长几乎每一两年就换一任。其中，有三位董事长系首旅集团指派，缺乏零售从业经验。“因为他们在首旅集团还有工作，所以也不会每天到首商股份总部上班。”首商股份内部人士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首商股份的管理特别老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告诉中国商报记者，首商股份的高层管理人员老龄化，创新欲望和能力都不足，这在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是个致命的缺陷。“现在零售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对人才的要求太高了。”上述业内专家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零售行业需要专业加敬业，首商股份这样的状况肯定不行。https://t.cn/A6M7g5dD
【稳坐南京工程车销售头把交椅 福田瑞沃经销商南京振力实现发展加速跑】
一年销售超800台中轻型工程车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将稳坐南京中轻型工程车销售的头把交椅！
去年，南京振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振力）在疫情不利影响下，年销量突破800台，获得了福田时代事业部优秀头雁奖，并获得了奖品奔驰轿车一辆。南京振力总经理周力告诉《润鼎商用车》记者："福田瑞沃深度洞察经销商的付出与努力，并且用重磅产品诠释这份荣誉，这更加激励全体员工的斗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南京振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力
眼光独到 打造品类最全 质量最好金字招牌
2002年，周力的父亲周有华创立了南京永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南京振力前身），自此开启了与福田瑞沃南近20年的合作。多年打拼，南京振力已成为当地中轻型工程车销售市场的绝对霸主，年销量稳定在800台左右，几乎领先竞争对手一半以上。
作为公司的第二代掌门人，周力从学校毕业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南京振力，而是选择去了一家留学机构工作。2013年，回到南京振力的周力又从一线销售员干起，熟悉瑞沃营销政策、产品信息，了解门店运营模式，掌握客户需求。2014年，父亲周有华退居二线，25岁的周力正式成为南京振力管理者，虽然年纪不大，但此前两年多的历练让他蓄积了足够的能量，只待一鸣惊人。
当时的南京振力，年销售量不过200台左右，业绩很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法规还未完善，农用车、三轮车挤占市场空间，正规工程车的销量得不到完全释放。大环境难以因个人之力改变，周力选择了"沉住气、先炼内功"，当机会降临时，自己一定要成为那个最有准备的人。
如何做好准备？首先是店面升级。随着用户趋向年轻化，新世代用户对经销商店面形象的要求和以往有很大不同，门店是否正规、整洁、宽敞成了用户心中判定经销商是否可信的重要标准。2019年，在福田瑞沃支持下，南京振力顺利获得C类经销商经营资格，店面标准全面升级，形象焕然一新。豪华、大气的装修让用户直观感受到南京振力的实力，对后续在门店保养、维修也更为放心。
市场需求不同，有爆款也有相对冷门的产品，囤积热销品，砍掉销量少的业务是很多人的经营方式，但周力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福田瑞沃是工程车市场领军品牌，品类覆盖齐全，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优势，打造品类最全、品质最好的品牌形象，成为南京工程车销售的旗舰。只要用户一提起买工程车，就想到振力能满足他的一切需求。"
服务为王 国六时代占先机
周力信奉一条原则，第一辆车是销售卖出去的，第二辆车是服务卖出去的，好的服务体验将在建立用户粘性上发挥巨大作用。随着国六产品投放市场，南京振力工作重点开始向备战国六产品维保转移。
"福田瑞沃近两年组织了多场国六维保培训，包括线上和实操，通过培训，员工对国六产品维保有了更全面认知，维修中发现的问题也可以和讲师及时沟通，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周力说，配合福田瑞沃推进的"5G硬核服务"在用户中取得了良好反馈，同时针对本地用户的特殊需求，南京振力还针对性地打造了小故障20公里内上门维修服务政策，用户不必进站，减少了时间成本。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2018年南京振力年销售量首次突破500台，2019年销量近600台，2020年销量超过800台，通过不断苦练内功，南京振力已经成为了当地工程车销售市场的金字招牌。
困难中沉得住气 带领铁军创造佳绩
2020年的一场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生活节奏，正月十五过后本应是工程车销售的传统旺季，但受疫情影响，南京振力当月几乎无法进行任何经营活动。艰难时刻，南京振力全体员工显现了素质和定力，最终销售成绩不但没有受影响，反而还取得了年销800台的突破。
疫情期间不能外出，那就打电话、聊微信，主动掌握用户方方面面的新需求；正常营业后，南京振力员工第一时间走进市场，给用户发放防疫物品。通过这些措施，用户和销售的心更近了，感情更深了，疫情缓解后，南京振力的营业额呈现了爆发式增长。
越是艰难的时刻，越能锻炼人，有了这次经历，南京振力营销团队迅速成长起来。时间来到2021年，全面切换国六让不少用户在本该汰旧换新的时候选择了观望，而蓝牌政策不明朗，又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加之7月底南京疫情再次爆发，一个月的时间不能正常经营，南京振力面临的局势异常严峻。"我们迅速调整了打法，所有人员进入战斗状态，做好国六知识宣导，提升服务能力，切实把握用户诉求。"周力说，正是这些主动应变、扣住重点的措施让南京振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截止今年8月，其销售量已经接近400台，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关于未来如何走，周力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在政策和市场环境没有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他希望公司销量每年实现10%~20%的增长。
"福田瑞沃作为工程车市场领军品牌，多年来从产品品质到服务各个维度都在用户心里留下了良好印象。全面切换国六后，用户将更加倾向于选择瑞沃这样靠得住的大品牌。有好的产品做依托，再做好自己的营销推广工作，对于实现销售目标，我们有信心。"周力说。
一年销售超800台中轻型工程车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将稳坐南京中轻型工程车销售的头把交椅！
去年，南京振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振力）在疫情不利影响下，年销量突破800台，获得了福田时代事业部优秀头雁奖，并获得了奖品奔驰轿车一辆。南京振力总经理周力告诉《润鼎商用车》记者："福田瑞沃深度洞察经销商的付出与努力，并且用重磅产品诠释这份荣誉，这更加激励全体员工的斗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南京振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力
眼光独到 打造品类最全 质量最好金字招牌
2002年，周力的父亲周有华创立了南京永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南京振力前身），自此开启了与福田瑞沃南近20年的合作。多年打拼，南京振力已成为当地中轻型工程车销售市场的绝对霸主，年销量稳定在800台左右，几乎领先竞争对手一半以上。
作为公司的第二代掌门人，周力从学校毕业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南京振力，而是选择去了一家留学机构工作。2013年，回到南京振力的周力又从一线销售员干起，熟悉瑞沃营销政策、产品信息，了解门店运营模式，掌握客户需求。2014年，父亲周有华退居二线，25岁的周力正式成为南京振力管理者，虽然年纪不大，但此前两年多的历练让他蓄积了足够的能量，只待一鸣惊人。
当时的南京振力，年销售量不过200台左右，业绩很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法规还未完善，农用车、三轮车挤占市场空间，正规工程车的销量得不到完全释放。大环境难以因个人之力改变，周力选择了"沉住气、先炼内功"，当机会降临时，自己一定要成为那个最有准备的人。
如何做好准备？首先是店面升级。随着用户趋向年轻化，新世代用户对经销商店面形象的要求和以往有很大不同，门店是否正规、整洁、宽敞成了用户心中判定经销商是否可信的重要标准。2019年，在福田瑞沃支持下，南京振力顺利获得C类经销商经营资格，店面标准全面升级，形象焕然一新。豪华、大气的装修让用户直观感受到南京振力的实力，对后续在门店保养、维修也更为放心。
市场需求不同，有爆款也有相对冷门的产品，囤积热销品，砍掉销量少的业务是很多人的经营方式，但周力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福田瑞沃是工程车市场领军品牌，品类覆盖齐全，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优势，打造品类最全、品质最好的品牌形象，成为南京工程车销售的旗舰。只要用户一提起买工程车，就想到振力能满足他的一切需求。"
服务为王 国六时代占先机
周力信奉一条原则，第一辆车是销售卖出去的，第二辆车是服务卖出去的，好的服务体验将在建立用户粘性上发挥巨大作用。随着国六产品投放市场，南京振力工作重点开始向备战国六产品维保转移。
"福田瑞沃近两年组织了多场国六维保培训，包括线上和实操，通过培训，员工对国六产品维保有了更全面认知，维修中发现的问题也可以和讲师及时沟通，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周力说，配合福田瑞沃推进的"5G硬核服务"在用户中取得了良好反馈，同时针对本地用户的特殊需求，南京振力还针对性地打造了小故障20公里内上门维修服务政策，用户不必进站，减少了时间成本。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2018年南京振力年销售量首次突破500台，2019年销量近600台，2020年销量超过800台，通过不断苦练内功，南京振力已经成为了当地工程车销售市场的金字招牌。
困难中沉得住气 带领铁军创造佳绩
2020年的一场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生活节奏，正月十五过后本应是工程车销售的传统旺季，但受疫情影响，南京振力当月几乎无法进行任何经营活动。艰难时刻，南京振力全体员工显现了素质和定力，最终销售成绩不但没有受影响，反而还取得了年销800台的突破。
疫情期间不能外出，那就打电话、聊微信，主动掌握用户方方面面的新需求；正常营业后，南京振力员工第一时间走进市场，给用户发放防疫物品。通过这些措施，用户和销售的心更近了，感情更深了，疫情缓解后，南京振力的营业额呈现了爆发式增长。
越是艰难的时刻，越能锻炼人，有了这次经历，南京振力营销团队迅速成长起来。时间来到2021年，全面切换国六让不少用户在本该汰旧换新的时候选择了观望，而蓝牌政策不明朗，又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加之7月底南京疫情再次爆发，一个月的时间不能正常经营，南京振力面临的局势异常严峻。"我们迅速调整了打法，所有人员进入战斗状态，做好国六知识宣导，提升服务能力，切实把握用户诉求。"周力说，正是这些主动应变、扣住重点的措施让南京振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截止今年8月，其销售量已经接近400台，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关于未来如何走，周力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在政策和市场环境没有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他希望公司销量每年实现10%~20%的增长。
"福田瑞沃作为工程车市场领军品牌，多年来从产品品质到服务各个维度都在用户心里留下了良好印象。全面切换国六后，用户将更加倾向于选择瑞沃这样靠得住的大品牌。有好的产品做依托，再做好自己的营销推广工作，对于实现销售目标，我们有信心。"周力说。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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