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彼岸”——陈中坚的山水画艺术
洪惠镇在评价陈中坚山水画艺术时，引用了清代赵翼的名句“笔精墨妙，人生乐事”；这里，“笔精墨妙”是指笔墨的文化承载与“以技入境”的娴熟，及其达到的艺术高度；“人生乐事”是指人生境界的自由展开，是说笔墨抵达精妙程度之后，则成为生命之终极快乐的状态，及其必然的逻辑呈现。
洪惠镇随即指出，陈中坚把艺术当作忠诚伴侣，有志于与它共度余生。陈中坚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的知识分子，而艺术的纯净与澄澈、简洁与精湛，则是他坚守的艺术与生命的底线。陈中坚从理法严谨的传统出发，在多年的文化沉淀中厚积薄发，创造着自己的艺术；重要的是，他在艺术思考与现实实践中寻找到了两者共同的“方向性”，在实践中，予以融合，并以“写意”为绘画原则，有意在其中注入意象、抽象、象征等元素，使之在融于一体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与情绪化文本。
陈中坚的作品，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其偏于中国哲学的意味和禅境的思维——对彼岸的遥望。他的作品《闲居养心》《得好友如对月》《白云怡意，清泉洗心》等，其中“养心”“对月”“白云”等，都体会出“借古为今”与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创造性诠释，因为对“外师造化”而来的山川、流水、树木等物象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象及其抽象表现因素，是经过画家心灵浸泡的、笔墨之间的精神气息使意象及其抽象元素得以充满活力，使经过“中得心源”过滤的空间意味得到平面化展示，而符号化的意象——山川、流水、树木等，便在纯粹的绘画世界里完成精神“形式化”的艺术创造，实现“遥望彼岸”的理想追求。
要理解陈中坚的山水画，关键在于理解其形而上的形式化过程。也就是说，他把精神现象全部转化成了画幅中的形式结构，为此，他只画自己心中的山水，而非现象与物质世界的物象山水，在作品中，努力于把自己的艺术意志，表达到充分的境地。
譬如，他的作品《半榻墨云，一帘春雨》《好景君须记，深情我独知》中，画家用笔极简、极精，且从外即内地转换为内心主题的诠释，将情怀、向往与生命体验、感受等，化作几笔水墨淋漓的远山与近处的屋宇和树丛，而远山与近景的屋宇之间是大面积留白，营造了“山高水远、气象万千”的联想；这些作品，给人的直觉感受是“静谧的动感”，是指表象的静止与安谧，在实际上隐伏着宇宙的节奏与运动感，即粗看是静谧的山水意象组合，细看乃是平面空间中符号的分布与平面置放，其中潜隐着节奏、韵律与力度，使作品在“外冷内热”中见出审美张力。
显然，陈中坚的山水画是从传统文化、当代文化语境和现代文化的张力之间合成的观念中孕育而成与发展起来的。如《闲门幽对避喧哗》《看云听泉》《野渡无人》《松柏气节》《淡烟疏雨》及长卷《好山佳树》《云间瑞气，堂上春风》等，都属于这类佳作；而在《孤吟独钓》《松荫高逸图》《闲山逸水册》《煮酒看庭梅》中，除了折射出画家自身的品格情怀、正气凛然的胸襟外，还在“三远法”的高远、深远、平远中寻求新发现和熟悉领域的新开拓。
宋人郭熙提出的“三远法”，令陈中坚的山水艺术为之豁然，他极擅长运用中国画的象征性、隐喻性和幻象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将它们作为本质来运用的，陈中坚以现代艺术理念的融入，搭建了通往彼岸的桥梁。当下，民族文化心理释放得更加丰富多彩，因而，当代山水画的创造，是以远离一时一地具体历史表象为标志的，转而为咏喻人类永恒情感为特点的艺术创造，这是陈中坚山水画创作的意义所在。
在“气贯文风”的前提下，陈中坚的作品在看似简净、精炼的符号空间组合中，体现的都是“充实之谓美”的艺术感觉，而澄澈、清新、精湛与“含而不露”等艺术品格的“扩而充之”，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至大至刚”的审美境界。在看似寻常的符号与空间中，显示的都是“壮阔浩淼、气吞山河”的审美境界，继而画家完成了此岸向彼岸转换。《好山佳树》《雨后黄山》《好景君须记，深情我独知》等，都是这样的佳作。
在坚守“观物取象”与“意从象出”中，陈中坚建立了自己的象征性方式。在他看来，象征的意义产生，取决于事物现象的机体。他的作品表明：意象即形神。他笔下的意象不仅借物以写所咏之物，在扩大性比喻和借联想融形象情感于一体之中，给以象征性符号的启悟与喻示；还在营构对象的过程中融入博大厚重的主体意志和时代激情，使现象世界之物象升华为意象，带给欣赏者感悟和思考。如画家山水作品中的几笔湿墨，演绎出的是层叠的远山，两三座屋宇则象征村落，而几棵树，象征的是丛林，中间的大面积留白，无疑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象征与比喻，它可以是远山余脉，可以是江流天地外，也可以是田畴阡陌，无不令人遐想万千。通过形象与事物来说明事理，这使得作品的内在形象性大为强化，这一艺术传统，给了陈中坚极大的启示。在实践中，他娴熟地运用意象、心象，以及抽象元素，完成了借他物书写所咏之物的象征性创造过程。不言而喻，这种创作手法的想象性与象征特点，体现出明显的“彼岸性”向往和憧憬，这是陈中坚作品的精神所在。
所谓中国画中的“彼岸性”，实际上，是以笔墨方式构建的玄幻图景，它是想象、意象、心象等主观色彩极为浓郁的幻象，并结合他以“冥观”“静虑”为特点——“浑万象以冥观”，即是将物象的实体文本本身转化为一种精神与虚幻的存在。譬如，留白作为一种特别的中国画语言形式，它所具有的“声之诗”的特点，被陈中坚在山水画创作中广泛应用；留白是特有的静谧与沉静的诗境，相对于隔绝了声音与色泽的水墨画，在缄默中释放出一种不被正常语言世界承认的、空洞地展示自身单一性的真实——彼岸性。从作品的标题中即可看出此点——《半榻墨云，一帘春雨》《一叶飘然烟雨中》《幽亭静隔尘》《一叶随风》等，体现的是清高纯净的诗心、诗境，以及将古诗词境界转换为当代人内心主题的视觉格局与理想，其特点在于，它并不主动地分辨自己的幻象性；同时，它为创作主体所支配，这使得它成为笔墨幻象置身于一种缄默的“彼岸性”语境，并焕发出超越自身的审美魅力。
在“彼岸性”的观念范畴里，“心灵风景”是难以诉说的形而上直觉信号，是虚无缥缈的升腾，是忘怀一切将进入“世外桃源”的痴迷。由此可见，陈中坚作品中的“彼岸性”，几乎随处可见，他以“彼岸性”的观念将欣赏者内心深处的圣洁性和清静无为的境界引导出来。因此，在前述作品中，我们分明看到，这是以想象性为主设立“彼岸性”原型的空间，它脱离了常规山水画的创作心境。欣赏陈中坚作品，我们理解了一个不以现实世界为摹本而存在的艺术形式，一个不受时空限制，又无法衡量、无法察觉的幻想形态，它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可以说，作品中的超时空观念与无限的虚无，成为“致虚极，守静笃”的印证，也是面对大千世界终极意义和对其无穷性把握的一种方式，更是画家自身诠释“彼岸性”的起点和归宿。
多年来，陈中坚坚持对彼岸世界和内心主题的探索与诠释，并把自己对现实、经历的感受，给以“精神的形式”化，其臆想的虚无成分，反映出的是人面向自己内心时，对终极的沉思和对无极的神往。
洪惠镇在评价陈中坚山水画艺术时，引用了清代赵翼的名句“笔精墨妙，人生乐事”；这里，“笔精墨妙”是指笔墨的文化承载与“以技入境”的娴熟，及其达到的艺术高度；“人生乐事”是指人生境界的自由展开，是说笔墨抵达精妙程度之后，则成为生命之终极快乐的状态，及其必然的逻辑呈现。
洪惠镇随即指出，陈中坚把艺术当作忠诚伴侣，有志于与它共度余生。陈中坚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的知识分子，而艺术的纯净与澄澈、简洁与精湛，则是他坚守的艺术与生命的底线。陈中坚从理法严谨的传统出发，在多年的文化沉淀中厚积薄发，创造着自己的艺术；重要的是，他在艺术思考与现实实践中寻找到了两者共同的“方向性”，在实践中，予以融合，并以“写意”为绘画原则，有意在其中注入意象、抽象、象征等元素，使之在融于一体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与情绪化文本。
陈中坚的作品，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其偏于中国哲学的意味和禅境的思维——对彼岸的遥望。他的作品《闲居养心》《得好友如对月》《白云怡意，清泉洗心》等，其中“养心”“对月”“白云”等，都体会出“借古为今”与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创造性诠释，因为对“外师造化”而来的山川、流水、树木等物象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象及其抽象表现因素，是经过画家心灵浸泡的、笔墨之间的精神气息使意象及其抽象元素得以充满活力，使经过“中得心源”过滤的空间意味得到平面化展示，而符号化的意象——山川、流水、树木等，便在纯粹的绘画世界里完成精神“形式化”的艺术创造，实现“遥望彼岸”的理想追求。
要理解陈中坚的山水画，关键在于理解其形而上的形式化过程。也就是说，他把精神现象全部转化成了画幅中的形式结构，为此，他只画自己心中的山水，而非现象与物质世界的物象山水，在作品中，努力于把自己的艺术意志，表达到充分的境地。
譬如，他的作品《半榻墨云，一帘春雨》《好景君须记，深情我独知》中，画家用笔极简、极精，且从外即内地转换为内心主题的诠释，将情怀、向往与生命体验、感受等，化作几笔水墨淋漓的远山与近处的屋宇和树丛，而远山与近景的屋宇之间是大面积留白，营造了“山高水远、气象万千”的联想；这些作品，给人的直觉感受是“静谧的动感”，是指表象的静止与安谧，在实际上隐伏着宇宙的节奏与运动感，即粗看是静谧的山水意象组合，细看乃是平面空间中符号的分布与平面置放，其中潜隐着节奏、韵律与力度，使作品在“外冷内热”中见出审美张力。
显然，陈中坚的山水画是从传统文化、当代文化语境和现代文化的张力之间合成的观念中孕育而成与发展起来的。如《闲门幽对避喧哗》《看云听泉》《野渡无人》《松柏气节》《淡烟疏雨》及长卷《好山佳树》《云间瑞气，堂上春风》等，都属于这类佳作；而在《孤吟独钓》《松荫高逸图》《闲山逸水册》《煮酒看庭梅》中，除了折射出画家自身的品格情怀、正气凛然的胸襟外，还在“三远法”的高远、深远、平远中寻求新发现和熟悉领域的新开拓。
宋人郭熙提出的“三远法”，令陈中坚的山水艺术为之豁然，他极擅长运用中国画的象征性、隐喻性和幻象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将它们作为本质来运用的，陈中坚以现代艺术理念的融入，搭建了通往彼岸的桥梁。当下，民族文化心理释放得更加丰富多彩，因而，当代山水画的创造，是以远离一时一地具体历史表象为标志的，转而为咏喻人类永恒情感为特点的艺术创造，这是陈中坚山水画创作的意义所在。
在“气贯文风”的前提下，陈中坚的作品在看似简净、精炼的符号空间组合中，体现的都是“充实之谓美”的艺术感觉，而澄澈、清新、精湛与“含而不露”等艺术品格的“扩而充之”，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至大至刚”的审美境界。在看似寻常的符号与空间中，显示的都是“壮阔浩淼、气吞山河”的审美境界，继而画家完成了此岸向彼岸转换。《好山佳树》《雨后黄山》《好景君须记，深情我独知》等，都是这样的佳作。
在坚守“观物取象”与“意从象出”中，陈中坚建立了自己的象征性方式。在他看来，象征的意义产生，取决于事物现象的机体。他的作品表明：意象即形神。他笔下的意象不仅借物以写所咏之物，在扩大性比喻和借联想融形象情感于一体之中，给以象征性符号的启悟与喻示；还在营构对象的过程中融入博大厚重的主体意志和时代激情，使现象世界之物象升华为意象，带给欣赏者感悟和思考。如画家山水作品中的几笔湿墨，演绎出的是层叠的远山，两三座屋宇则象征村落，而几棵树，象征的是丛林，中间的大面积留白，无疑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象征与比喻，它可以是远山余脉，可以是江流天地外，也可以是田畴阡陌，无不令人遐想万千。通过形象与事物来说明事理，这使得作品的内在形象性大为强化，这一艺术传统，给了陈中坚极大的启示。在实践中，他娴熟地运用意象、心象，以及抽象元素，完成了借他物书写所咏之物的象征性创造过程。不言而喻，这种创作手法的想象性与象征特点，体现出明显的“彼岸性”向往和憧憬，这是陈中坚作品的精神所在。
所谓中国画中的“彼岸性”，实际上，是以笔墨方式构建的玄幻图景，它是想象、意象、心象等主观色彩极为浓郁的幻象，并结合他以“冥观”“静虑”为特点——“浑万象以冥观”，即是将物象的实体文本本身转化为一种精神与虚幻的存在。譬如，留白作为一种特别的中国画语言形式，它所具有的“声之诗”的特点，被陈中坚在山水画创作中广泛应用；留白是特有的静谧与沉静的诗境，相对于隔绝了声音与色泽的水墨画，在缄默中释放出一种不被正常语言世界承认的、空洞地展示自身单一性的真实——彼岸性。从作品的标题中即可看出此点——《半榻墨云，一帘春雨》《一叶飘然烟雨中》《幽亭静隔尘》《一叶随风》等，体现的是清高纯净的诗心、诗境，以及将古诗词境界转换为当代人内心主题的视觉格局与理想，其特点在于，它并不主动地分辨自己的幻象性；同时，它为创作主体所支配，这使得它成为笔墨幻象置身于一种缄默的“彼岸性”语境，并焕发出超越自身的审美魅力。
在“彼岸性”的观念范畴里，“心灵风景”是难以诉说的形而上直觉信号，是虚无缥缈的升腾，是忘怀一切将进入“世外桃源”的痴迷。由此可见，陈中坚作品中的“彼岸性”，几乎随处可见，他以“彼岸性”的观念将欣赏者内心深处的圣洁性和清静无为的境界引导出来。因此，在前述作品中，我们分明看到，这是以想象性为主设立“彼岸性”原型的空间，它脱离了常规山水画的创作心境。欣赏陈中坚作品，我们理解了一个不以现实世界为摹本而存在的艺术形式，一个不受时空限制，又无法衡量、无法察觉的幻想形态，它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可以说，作品中的超时空观念与无限的虚无，成为“致虚极，守静笃”的印证，也是面对大千世界终极意义和对其无穷性把握的一种方式，更是画家自身诠释“彼岸性”的起点和归宿。
多年来，陈中坚坚持对彼岸世界和内心主题的探索与诠释，并把自己对现实、经历的感受，给以“精神的形式”化，其臆想的虚无成分，反映出的是人面向自己内心时，对终极的沉思和对无极的神往。
#这种修行方法，不仅能祛除忧愁，还能使心与道合#
“坐忘”是精神修炼的最高境界之一，其源于《庄子·大宗师》:其说颜回经过一个阶段的修炼，感觉自己有所进益，便去见自己的老师仲尼谈自己的心得。仲尼问他，他说忘掉仁义，仲尼说可以，但还不够。过了数日，又有所收获，又见仲尼，其说忘掉礼乐，仲尼给了他同样的回答。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见仲尼，说“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随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浅注》）坐忘就是把肢体看作不存在，也就是不要忙于非为；把聪明才智抛弃，也就是不想非想之想，从而最终脱离形体的累赘，除掉心智的羁绊，和大道融为一体。这种与大道融为一体的思想，应是一种自然的，而不是用心的。正如《庄子·天地》中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浅注》）
但能够做到忘掉自我而与天道相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如在《庄子·天运》篇中说:“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庄子浅注》）敬孝与爱孝不同，一是流于形式，一是出自本心，有心表之别；亲人与外人不同，一是至亲至近，一是非亲非故，有远近之疏；自己与父母不同，一是涉世不深，一是阅历丰富，有念与非念之间；个我与天下不同，一是部分，一是整体，有大小之异。这可以说都是矛盾对立的，也可以说因为有了区别，也就难以达到忘的境界，这要求人们回归到第一念中，而不应产生第二念，否则就难以进驻入坐忘的状态或境界中去。道书中认为，设若要使身坐，心被物遣，如此打坐，是谓坐驰，何能了朝彻。内不见外，外不见内，内外双忘，虚灵自现。忘物忘情，至道可明。意动乎外，情牵乎中，意散神乱。若能定能止，自清自静。情无所住，物岂能动？情忘意静，意静心灰，心灰灰物，物灰似痴，似痴神活，神活道居。关于坐忘的这种思想，自东汉以来，道教修炼者对“坐忘”不断地进行阐释与发挥，对此阐述比较全面而详尽的当属唐朝司马承祯所著的《坐忘论》。司马承祯把坐忘视为养生的重要途径，并按修炼功夫的次第分为七个步骤，其依次为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敬信就是修道者要有虔诚的信仰，对修炼之事不生怀疑，只有坚定忠诚而不疑惑；断缘是断绝尘俗之缘，抛弃尘事之累；收心就是安心，不为外面的世界所诱惑而躁动不安，拴住心猿意马，以脱离尘俗之境；简事就是要求修道之人处事安闲，简单理事，不要被名缰利锁束缚自己，否则只知斗智斗勇，贪求名利，以至于无心修道；真观就是如智士的先见之明，同圣贤一般能够洞察祸福吉凶；泰定就是具有像泰山一样的安定，在修炼时，使心能够静定，即便泰山崩于后而心不惊，猛虎啸于前而心不慌；得道就是神与道合为一体，与道一样长久。这七个步骤是要求修炼者不为外念所扰，内心保持自然与安静。否则，人要是为尘世之事所劳累，为七情之欲所牵缠，想要获得宁静，除去烦邪乱想，达到坐忘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其实，达到坐忘的境界起决定作用的是心。“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若能“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
在坐忘方面，道教养生家特别强调发挥精神的作用，并运用自己的意识行为去控制、调节情绪、心理和生理的变化，使自己适应各种不同的外部环境，保持清净安宁的心境，不受一切事或人的干扰，这不但能达到修炼的目的，还使人的整个机体功能的正常或超常发挥，使心境宁静，淡泊少欲。坐忘实质上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在行为、思想意识、精神活动有目的、有步骤、循序渐进的调节和锻炼的方法。坐忘需忘却当忘之忘才对健康有益。晋时郭象说:“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南华真经注疏》）坐忘需要收心。收心在于“一出便收来，既归须放下”。坐忘在于先存后忘，至于真忘。天尊言:“道者，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为用。用诚似愚，用默似讷，用柔似拙。夫如是，则可与忘形，可与忘我，可与忘忘。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谨，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则慧光生，能知谨则圣智全，能知止则泰安定。泰安定则圣智全，圣智全则慧光生，慧光生则与道为一，是名真忘。惟其忘而不忘，忘无可忘。无可忘者，即是至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无情，惟一无二。”（《吕洞宾全集》）人能止，而后能去妄存诚；知谨而后能渊默自守，知微而后能妙用不忒。在《坐忘铭》中说:一个人能“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公堂。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自长。触则形弊、神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厚土；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昌。转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造化不知规准，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
在《列子·周穆王》中说:“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而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ト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请之所祷，非药石之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于是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传世不以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曰。’从之。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宋人执而问其以。华子曰:‘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子贡闻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顾谓颜回纪之。本来人们很容易忘掉该忘记的，然而人们“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庄子德充符》）。要想忘其所不忘之事也并非容易的，但只要方法得当，还是容易忘记的。在《坐忘论》中说:“以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故经云:至道之中，寂无所有，神用无方，心体亦然。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今若能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名曰修道。无复流浪，与道冥合，安在道中，名归根。守根不离，名曰静定。静定日久，病消命复。复而又续自得知常。知则无所不明，常则永无变灭。出离生死，实由于此。是故法道安心，贵无所着。”然而，人心多着于外物而不自住。不能自住就如同一个身体为外物所牵引，而非由自己所主宰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或精神都不由自主，反而为外物所引。若任心所起，一无收制，则与凡人不别。若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误耳。若遍行诸、言心无染者，于言甚美，于行甚非，真学之流。有时，一个人本来无需坐忘而事当已忘，这是因为事讫则止，实莫多思，多思则以知害恬。若烦邪乱想，随觉则除。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日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故经云:人能虚心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内心既无所著，外行亦无所为。非静非秽、故毁誉无从生；非智非愚，故利害无由至。实则顺中为常，权可与时消息，苟免诸累，是其智也。若非时非事，役思强为者，自云不著终非真觉。何邪？心法如眼也。纤毫入眼，眼则不安；小事开心，心必动乱。既有动病，难入定门。
所以坐忘的根本，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又如良田，荆棘未诛，虽下种子，嘉苗不成。爱见思虑，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贵，或学备经史，言则慈俭，行乃贪残。辩足以饰非，势足以威物，得则名己，过必尤人。此病最深，虽学无益。所以然者，为自是故。然此心由来依境，未惯独立，乍无所托，难以自安。纵得暂安，还复散乱。随起随制，务令不动，久久调熟，自得安闲。无问昼夜，行立坐卧，及应事之时，常须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则堪自乐。《王重阳内修真诀》中说:“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君王。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日长。触则形毙神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垄上，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强。博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道化有如物化，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缘境，即超色界。心不著空，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神居仙圣之乡，性在清虚之境矣。”
“坐忘”是精神修炼的最高境界之一，其源于《庄子·大宗师》:其说颜回经过一个阶段的修炼，感觉自己有所进益，便去见自己的老师仲尼谈自己的心得。仲尼问他，他说忘掉仁义，仲尼说可以，但还不够。过了数日，又有所收获，又见仲尼，其说忘掉礼乐，仲尼给了他同样的回答。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见仲尼，说“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随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浅注》）坐忘就是把肢体看作不存在，也就是不要忙于非为；把聪明才智抛弃，也就是不想非想之想，从而最终脱离形体的累赘，除掉心智的羁绊，和大道融为一体。这种与大道融为一体的思想，应是一种自然的，而不是用心的。正如《庄子·天地》中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浅注》）
但能够做到忘掉自我而与天道相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如在《庄子·天运》篇中说:“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庄子浅注》）敬孝与爱孝不同，一是流于形式，一是出自本心，有心表之别；亲人与外人不同，一是至亲至近，一是非亲非故，有远近之疏；自己与父母不同，一是涉世不深，一是阅历丰富，有念与非念之间；个我与天下不同，一是部分，一是整体，有大小之异。这可以说都是矛盾对立的，也可以说因为有了区别，也就难以达到忘的境界，这要求人们回归到第一念中，而不应产生第二念，否则就难以进驻入坐忘的状态或境界中去。道书中认为，设若要使身坐，心被物遣，如此打坐，是谓坐驰，何能了朝彻。内不见外，外不见内，内外双忘，虚灵自现。忘物忘情，至道可明。意动乎外，情牵乎中，意散神乱。若能定能止，自清自静。情无所住，物岂能动？情忘意静，意静心灰，心灰灰物，物灰似痴，似痴神活，神活道居。关于坐忘的这种思想，自东汉以来，道教修炼者对“坐忘”不断地进行阐释与发挥，对此阐述比较全面而详尽的当属唐朝司马承祯所著的《坐忘论》。司马承祯把坐忘视为养生的重要途径，并按修炼功夫的次第分为七个步骤，其依次为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敬信就是修道者要有虔诚的信仰，对修炼之事不生怀疑，只有坚定忠诚而不疑惑；断缘是断绝尘俗之缘，抛弃尘事之累；收心就是安心，不为外面的世界所诱惑而躁动不安，拴住心猿意马，以脱离尘俗之境；简事就是要求修道之人处事安闲，简单理事，不要被名缰利锁束缚自己，否则只知斗智斗勇，贪求名利，以至于无心修道；真观就是如智士的先见之明，同圣贤一般能够洞察祸福吉凶；泰定就是具有像泰山一样的安定，在修炼时，使心能够静定，即便泰山崩于后而心不惊，猛虎啸于前而心不慌；得道就是神与道合为一体，与道一样长久。这七个步骤是要求修炼者不为外念所扰，内心保持自然与安静。否则，人要是为尘世之事所劳累，为七情之欲所牵缠，想要获得宁静，除去烦邪乱想，达到坐忘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其实，达到坐忘的境界起决定作用的是心。“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若能“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
在坐忘方面，道教养生家特别强调发挥精神的作用，并运用自己的意识行为去控制、调节情绪、心理和生理的变化，使自己适应各种不同的外部环境，保持清净安宁的心境，不受一切事或人的干扰，这不但能达到修炼的目的，还使人的整个机体功能的正常或超常发挥，使心境宁静，淡泊少欲。坐忘实质上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在行为、思想意识、精神活动有目的、有步骤、循序渐进的调节和锻炼的方法。坐忘需忘却当忘之忘才对健康有益。晋时郭象说:“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南华真经注疏》）坐忘需要收心。收心在于“一出便收来，既归须放下”。坐忘在于先存后忘，至于真忘。天尊言:“道者，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为用。用诚似愚，用默似讷，用柔似拙。夫如是，则可与忘形，可与忘我，可与忘忘。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谨，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则慧光生，能知谨则圣智全，能知止则泰安定。泰安定则圣智全，圣智全则慧光生，慧光生则与道为一，是名真忘。惟其忘而不忘，忘无可忘。无可忘者，即是至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无情，惟一无二。”（《吕洞宾全集》）人能止，而后能去妄存诚；知谨而后能渊默自守，知微而后能妙用不忒。在《坐忘铭》中说:一个人能“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公堂。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自长。触则形弊、神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厚土；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昌。转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造化不知规准，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
在《列子·周穆王》中说:“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而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ト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请之所祷，非药石之所攻。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于是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传世不以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曰。’从之。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华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宋人执而问其以。华子曰:‘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子贡闻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顾谓颜回纪之。本来人们很容易忘掉该忘记的，然而人们“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庄子德充符》）。要想忘其所不忘之事也并非容易的，但只要方法得当，还是容易忘记的。在《坐忘论》中说:“以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故经云:至道之中，寂无所有，神用无方，心体亦然。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今若能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名曰修道。无复流浪，与道冥合，安在道中，名归根。守根不离，名曰静定。静定日久，病消命复。复而又续自得知常。知则无所不明，常则永无变灭。出离生死，实由于此。是故法道安心，贵无所着。”然而，人心多着于外物而不自住。不能自住就如同一个身体为外物所牵引，而非由自己所主宰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或精神都不由自主，反而为外物所引。若任心所起，一无收制，则与凡人不别。若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误耳。若遍行诸、言心无染者，于言甚美，于行甚非，真学之流。有时，一个人本来无需坐忘而事当已忘，这是因为事讫则止，实莫多思，多思则以知害恬。若烦邪乱想，随觉则除。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日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故经云:人能虚心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内心既无所著，外行亦无所为。非静非秽、故毁誉无从生；非智非愚，故利害无由至。实则顺中为常，权可与时消息，苟免诸累，是其智也。若非时非事，役思强为者，自云不著终非真觉。何邪？心法如眼也。纤毫入眼，眼则不安；小事开心，心必动乱。既有动病，难入定门。
所以坐忘的根本，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又如良田，荆棘未诛，虽下种子，嘉苗不成。爱见思虑，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贵，或学备经史，言则慈俭，行乃贪残。辩足以饰非，势足以威物，得则名己，过必尤人。此病最深，虽学无益。所以然者，为自是故。然此心由来依境，未惯独立，乍无所托，难以自安。纵得暂安，还复散乱。随起随制，务令不动，久久调熟，自得安闲。无问昼夜，行立坐卧，及应事之时，常须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则堪自乐。《王重阳内修真诀》中说:“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媚，不执可圆可方。不贪便是富贵，不苟何惧君王。味绝灵泉自降，气定真息日长。触则形毙神游想则梦离尸僵。气漏形归垄上，念漏神趋死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强。博物难穷妙理，应化不离真常。至精潜于恍惚，大象混于渺茫。道化有如物化，鬼神莫测行藏。不饮不食不寐，是谓真人坐忘。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缘境，即超色界。心不著空，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神居仙圣之乡，性在清虚之境矣。”
午后时光，静静的流淌心间，随着自己情绪和美妙琴声一起浮沉，摸索自己内心深处的萦回，所有的情感，喜悦，哀思，忧怨，或深，或浅，或缠绵，或炽烈，在流动的琴声中，慢慢舒展开来，我们感受古琴之简静而清远，和雅而澹逸，体会内心深处的一份宁静和淡然...... #国学新青年# #传统文化传播大使# #古风美少年# #微博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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