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慈悲未了情
董克信
在姑妈留下的相册中，有两张难得见到的老照片：一张是孙多慈在为同学毕瑜璋所作肖像画前的留影。那张照片的背面写着：“影中人是：孙多慈，画中人是：毕瑜璋。像姊妹吧！”另一张是油画中的人物毕瑜璋与画像的合影。背面写着：“她就是我，我就是她！”
孙多慈与毕瑜璋，都是我姑妈董谋元1927～1930 年在安庆女中读高中时的同窗好友。听姑妈说，孙多慈与画家徐悲鸿之间曾有过一段热烈的师生恋。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1913年生于安徽寿县。她的父亲孙传瑗曾当过北洋军阀孙传芳的秘书。1927 年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打败了孙传芳，孙传瑷受牵连被关进南京监狱。孙多慈随母亲避居安庆，在安庆女中读书。那时，她的生活极不安定，为人沉默寡言，爱好文学与绘画。1930 年夏，18 岁的孙多慈从安庆女中高中毕业，到南京报考中央大学文学院，未被录取，于是便到艺术系当了一名旁听生。
当时，徐悲鸿正在艺术系执教。当他在教室里第一次看到孙多慈时，她穿着一件暖色的中式上衣，颈间系一条雪白的丝巾，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徐悲鸿是一个感情奔放、性格豪爽的人，自称“江南贫侠”。对于性格柔弱、命运多舛的孙多慈，自然产生了格外的同情与爱怜。当他听到孙多慈谈起自己的身世时，就吻着她的额头说：“无论如何从现在起，你有了一个始终关心你的朋友。”
在徐先生的热心帮助下，孙多慈终于在翌年，以绘画100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大艺术系录取，正式成了徐悲鸿的学生。
从此，师生感情日深，孙多慈成了徐悲鸿的红颜知己。在徐悲鸿创作时，孙多慈就站在他身旁，静静地欣赏老师精湛的画技，默默地削上一只他最爱吃的梨子，或是为他递上一杯香茗。而徐悲鸿也常从家中给孙多慈带来几个她爱吃的橘子、几支画笔或一朵她最喜欢的山茶花。久而久之，在他俩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1934年夏，徐悲鸿带学生到天目山写生，孙多慈亦在其中，徐先生对孙多慈体贴入微，师生感情不断升温。一次，两人在山间拥抱亲吻，恰被一同学看到摄入镜头。在碧水青山中，孙多慈将采撷到的一颗鲜红的相思豆，送给了自己的老师。徐悲鸿非常珍爱这颗象征爱情的红豆，回到南京请人将它镶嵌在戒指上，并在戒指上刻下“慈悲”二字（慈——孙多慈，悲——徐悲鸿），时时戴在自己的手指上。
当蒋碧薇看到他手上戴的这枚戒指时说：“悲鸿，我和你已经做了20 年夫妻了。我也晓得，人生得一知己确实是很不容易，假如你觉得孙多慈是你的知音，你和孙多慈结合是幸福的，你就随着她去吧……”
在傅厚岗4号，徐悲鸿新建的住宅里，建有一幢2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此外，尚有1000余平方米的庭院，可供种植花木。孙多慈得知后，便送去数十株枫树苗。不料却被蒋碧薇付之一炬。徐悲鸿十分气恼，遂将新屋命名为“无枫堂”。
1935年夏，孙多慈从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由于徐悲鸿的鼎力相助，中华书局为她出版了一本画集。那时孙多慈的画虽说还比较稚嫩，但笔法流畅、线条优美、勾勒清晰、浓淡得体，别有一番风韵和情致。徐悲鸿觉得孙多慈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画家，便想方设法要送她出国深造。当时，比利时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设有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可以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徐悲鸿积极为其奔走，眼看快要成功，却被蒋碧薇知道，硬是把这件好事给搅黄了。孙多慈一气之下，回到安庆。对于孙多慈的离去，徐悲鸿伤心不已，第二天，他便叫学生来到傅厚岗家中，搬走了自己的一部分衣物行李，住进旅法留学时的好友沈宜甲先生家中。过了一星期，他又应李宗仁先生的邀请，到桂林作画去了。
后来，孙多慈也从安庆赶到桂林，探望自己的老师，给悲鸿这一颗破碎的心带来了慰藉与温暖。爱情激发了徐悲鸿创作的热情，在漓江边，他为孙多慈画了一幅非常精美的油画肖像。
1937 年初，孙多慈的父母也来到了桂林。徐悲鸿热心地为孙多慈的父亲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个职位。这时，徐悲鸿正式向孙多慈求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在广西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薇女士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徐悲鸿原想通过这一启事，打消孙多慈父母的顾虑，但他没想到孙父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看了这则启事，火冒三丈，竟带着女儿不辞而别。
遭遇这一打击，徐悲鸿痛苦万分，遂独自一人隐居到广西、贵州接壤的一个偏僻小镇—— 八步，过着与世隔绝、苦行僧般的生活。直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炮声，才将他从迷惘中惊醒。
1938 年，徐悲鸿在香港收到孙多慈寄来的一封信。其时，她正在浙江的一所学校中教书，在信中赋诗一首：
极目孤帆远，无言上西楼。
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
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
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
信中还说：“我后悔当时因为父母反对，没有勇气和您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看到您的……”
1940 年11 月，徐悲鸿为支援抗日战争，赴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住在黄曼士先生家中，意外地收到孙多慈从沦陷区浙江辗转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您教我作画，您教我做人，您为给我争取官费去巴黎留学四处奔走，您请中华书局为我出版素描画集……您为培养我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才，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最爱聆听您的讲话，您的每一句话都深深播种在了我的心田里……”
信的末尾，孙多慈又无限感慨地赋诗一首：
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伤心家国无限恨，红树青山总不知。
这情切切意绵绵的信，再一次激起徐悲鸿的感情波澜。然而，战争的烽火，使他俩从此天各一方。
1953 年，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当时，孙多慈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授，闻讯噩耗，孙多慈伤心欲绝，将自己关在房中，痛哭三日，并为悲鸿戴孝三年。
（文章来自《南京史志》2018年第2期）
【作者单位】江苏作家协会
拟 稿：董克信
审 核：陆惠娣
发 布：梁 刚
董克信
在姑妈留下的相册中，有两张难得见到的老照片：一张是孙多慈在为同学毕瑜璋所作肖像画前的留影。那张照片的背面写着：“影中人是：孙多慈，画中人是：毕瑜璋。像姊妹吧！”另一张是油画中的人物毕瑜璋与画像的合影。背面写着：“她就是我，我就是她！”
孙多慈与毕瑜璋，都是我姑妈董谋元1927～1930 年在安庆女中读高中时的同窗好友。听姑妈说，孙多慈与画家徐悲鸿之间曾有过一段热烈的师生恋。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1913年生于安徽寿县。她的父亲孙传瑗曾当过北洋军阀孙传芳的秘书。1927 年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打败了孙传芳，孙传瑷受牵连被关进南京监狱。孙多慈随母亲避居安庆，在安庆女中读书。那时，她的生活极不安定，为人沉默寡言，爱好文学与绘画。1930 年夏，18 岁的孙多慈从安庆女中高中毕业，到南京报考中央大学文学院，未被录取，于是便到艺术系当了一名旁听生。
当时，徐悲鸿正在艺术系执教。当他在教室里第一次看到孙多慈时，她穿着一件暖色的中式上衣，颈间系一条雪白的丝巾，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徐悲鸿是一个感情奔放、性格豪爽的人，自称“江南贫侠”。对于性格柔弱、命运多舛的孙多慈，自然产生了格外的同情与爱怜。当他听到孙多慈谈起自己的身世时，就吻着她的额头说：“无论如何从现在起，你有了一个始终关心你的朋友。”
在徐先生的热心帮助下，孙多慈终于在翌年，以绘画100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大艺术系录取，正式成了徐悲鸿的学生。
从此，师生感情日深，孙多慈成了徐悲鸿的红颜知己。在徐悲鸿创作时，孙多慈就站在他身旁，静静地欣赏老师精湛的画技，默默地削上一只他最爱吃的梨子，或是为他递上一杯香茗。而徐悲鸿也常从家中给孙多慈带来几个她爱吃的橘子、几支画笔或一朵她最喜欢的山茶花。久而久之，在他俩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1934年夏，徐悲鸿带学生到天目山写生，孙多慈亦在其中，徐先生对孙多慈体贴入微，师生感情不断升温。一次，两人在山间拥抱亲吻，恰被一同学看到摄入镜头。在碧水青山中，孙多慈将采撷到的一颗鲜红的相思豆，送给了自己的老师。徐悲鸿非常珍爱这颗象征爱情的红豆，回到南京请人将它镶嵌在戒指上，并在戒指上刻下“慈悲”二字（慈——孙多慈，悲——徐悲鸿），时时戴在自己的手指上。
当蒋碧薇看到他手上戴的这枚戒指时说：“悲鸿，我和你已经做了20 年夫妻了。我也晓得，人生得一知己确实是很不容易，假如你觉得孙多慈是你的知音，你和孙多慈结合是幸福的，你就随着她去吧……”
在傅厚岗4号，徐悲鸿新建的住宅里，建有一幢2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此外，尚有1000余平方米的庭院，可供种植花木。孙多慈得知后，便送去数十株枫树苗。不料却被蒋碧薇付之一炬。徐悲鸿十分气恼，遂将新屋命名为“无枫堂”。
1935年夏，孙多慈从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由于徐悲鸿的鼎力相助，中华书局为她出版了一本画集。那时孙多慈的画虽说还比较稚嫩，但笔法流畅、线条优美、勾勒清晰、浓淡得体，别有一番风韵和情致。徐悲鸿觉得孙多慈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画家，便想方设法要送她出国深造。当时，比利时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设有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可以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徐悲鸿积极为其奔走，眼看快要成功，却被蒋碧薇知道，硬是把这件好事给搅黄了。孙多慈一气之下，回到安庆。对于孙多慈的离去，徐悲鸿伤心不已，第二天，他便叫学生来到傅厚岗家中，搬走了自己的一部分衣物行李，住进旅法留学时的好友沈宜甲先生家中。过了一星期，他又应李宗仁先生的邀请，到桂林作画去了。
后来，孙多慈也从安庆赶到桂林，探望自己的老师，给悲鸿这一颗破碎的心带来了慰藉与温暖。爱情激发了徐悲鸿创作的热情，在漓江边，他为孙多慈画了一幅非常精美的油画肖像。
1937 年初，孙多慈的父母也来到了桂林。徐悲鸿热心地为孙多慈的父亲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个职位。这时，徐悲鸿正式向孙多慈求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在广西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薇女士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徐悲鸿原想通过这一启事，打消孙多慈父母的顾虑，但他没想到孙父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看了这则启事，火冒三丈，竟带着女儿不辞而别。
遭遇这一打击，徐悲鸿痛苦万分，遂独自一人隐居到广西、贵州接壤的一个偏僻小镇—— 八步，过着与世隔绝、苦行僧般的生活。直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炮声，才将他从迷惘中惊醒。
1938 年，徐悲鸿在香港收到孙多慈寄来的一封信。其时，她正在浙江的一所学校中教书，在信中赋诗一首：
极目孤帆远，无言上西楼。
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
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
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
信中还说：“我后悔当时因为父母反对，没有勇气和您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看到您的……”
1940 年11 月，徐悲鸿为支援抗日战争，赴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住在黄曼士先生家中，意外地收到孙多慈从沦陷区浙江辗转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您教我作画，您教我做人，您为给我争取官费去巴黎留学四处奔走，您请中华书局为我出版素描画集……您为培养我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才，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最爱聆听您的讲话，您的每一句话都深深播种在了我的心田里……”
信的末尾，孙多慈又无限感慨地赋诗一首：
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伤心家国无限恨，红树青山总不知。
这情切切意绵绵的信，再一次激起徐悲鸿的感情波澜。然而，战争的烽火，使他俩从此天各一方。
1953 年，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当时，孙多慈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授，闻讯噩耗，孙多慈伤心欲绝，将自己关在房中，痛哭三日，并为悲鸿戴孝三年。
（文章来自《南京史志》2018年第2期）
【作者单位】江苏作家协会
拟 稿：董克信
审 核：陆惠娣
发 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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