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少年团高考成绩新鲜出炉
继TFboys之后，时代少年团成为众多男孩团体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在TFboys成员有了自己的发展之后，喜欢追弟弟的粉丝们把自己对TFboys的感情转移到了时代少年团。作为一支受欢迎的青年男团，马嘉祺和丁程鑫的努力也被观众看到了。
要说最近备受关注的无非是高考的新鲜成绩，其中马嘉祺， 丁程鑫和张真元，三位时代青年团的，作为少年偶像，就更有意思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艺考成绩成了很多偶像粉丝喜欢讨论比较的指标。
然而，当名单公布时，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很难过。与那些高考成绩好的考生相比，马嘉祺无疑是落选的，悲惨的。看完成绩，他大概一夜没睡，终于在凌晨3点40分向粉丝发布了一条消息，宣布了自己的高考成绩。
来自马嘉祺的高考成绩道歉
马嘉祺微博新闻不是向粉丝报喜，而是道歉。他承认自己高考失败，文化艺术课成绩不及格。几经纠结，最终还是选择亲自向粉丝透露这件事。
同时，我也对高考失利表示歉意，无论是对粉丝还是对家长长辈。微博出来后，瞬间引爆全网，也引发无数热议。作为拥有众多粉丝的少年偶像，作为时代少年团的队长，马嘉祺感到羞愧，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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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嘉祺这次的高考失利，粉丝和更多的路人大多数是报之以体谅的心态。看见马嘉祺如此自责、惭愧以及坦诚，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安慰他，毕竟明星也是普通人，因此希望他收拾好心情来年再战。
但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这些人认为马嘉祺的成绩实在太差了些。像数学和英语两门成绩分别是25分和44分。哪怕是普通人，这样的成绩也确实糟糕了些，因此部分人觉得高考失利他难辞其咎。
丁程鑫与张真源的高考成绩
特别是时代少年团的另外两位成绩对比之下，马嘉祺更显得不堪。丁程鑫的分数高达404分，超出马嘉祺将近100分左右。张真源更是令人惊叹，总分考了474，连本科线都超出了将近三十分，有对比这才显得马嘉祺的成绩被嫌弃。
今年上半年1月份的时候，马嘉祺参加了《我就是演员第三季》，其中马嘉祺的精彩表现无疑征服了所有观众，和包贝尔合作的《钢的琴》更是感动无数观众。
张颂文、陆川、张纪中都对其赞赏不已，觉得马嘉祺是流量演员中的榜样，章子怡都都赞叹他太可怕，会是下一个易烊千玺。可惜当初捧得越高，如今摔得越惨，马嘉祺的精彩表现并不能给文化课加分。
难道出名就一定要趁早吗
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句话：“出名要趁早”，这句话被许多娱乐圈从业者引以为经典名言，这也是许多年轻人用来激励自己为自己加油打气的座右铭，然而这句话真的是正确的么？不，只能说它并不适合所有人。
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马嘉祺就通告和综艺不断，《接招吧！前辈》、《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奔跑的青春》、《我就是演员第三季》、《快乐大本营》等等节目中一直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作为一位艺人，他是合格的，特别是《我就是演员》第三季中更是带给大家无数惊喜，他的演技也让他成了继易烊千玺之外又一演技与流量并存的演员代表。
可作为一名高考考生，他在事业上的努力却是对高考的不负责。人的天赋能力是有限的，上帝给马嘉祺开了演技的窗户，却为他关上了文化课的大门。因此想推开这扇门，他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可惜他没做到。
：
娱乐圈是一个充满了名与利的地方，出名要趁早更是成了许多艺人的努力标准。但在这通往成功的路上，学业上的积累却也是必不可少。或许丰富知识并不能成为当前演演艺事业的助力，但却能够决定未来事业能够走多长远。
对于马嘉祺这次的高考失利，观众并不需要太多的道歉，只希望来年的他能够收拾好心情，专心学业，在来年的夏日当中一雪前耻！
继TFboys之后，时代少年团成为众多男孩团体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在TFboys成员有了自己的发展之后，喜欢追弟弟的粉丝们把自己对TFboys的感情转移到了时代少年团。作为一支受欢迎的青年男团，马嘉祺和丁程鑫的努力也被观众看到了。
要说最近备受关注的无非是高考的新鲜成绩，其中马嘉祺， 丁程鑫和张真元，三位时代青年团的，作为少年偶像，就更有意思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艺考成绩成了很多偶像粉丝喜欢讨论比较的指标。
然而，当名单公布时，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很难过。与那些高考成绩好的考生相比，马嘉祺无疑是落选的，悲惨的。看完成绩，他大概一夜没睡，终于在凌晨3点40分向粉丝发布了一条消息，宣布了自己的高考成绩。
来自马嘉祺的高考成绩道歉
马嘉祺微博新闻不是向粉丝报喜，而是道歉。他承认自己高考失败，文化艺术课成绩不及格。几经纠结，最终还是选择亲自向粉丝透露这件事。
同时，我也对高考失利表示歉意，无论是对粉丝还是对家长长辈。微博出来后，瞬间引爆全网，也引发无数热议。作为拥有众多粉丝的少年偶像，作为时代少年团的队长，马嘉祺感到羞愧，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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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嘉祺这次的高考失利，粉丝和更多的路人大多数是报之以体谅的心态。看见马嘉祺如此自责、惭愧以及坦诚，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安慰他，毕竟明星也是普通人，因此希望他收拾好心情来年再战。
但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这些人认为马嘉祺的成绩实在太差了些。像数学和英语两门成绩分别是25分和44分。哪怕是普通人，这样的成绩也确实糟糕了些，因此部分人觉得高考失利他难辞其咎。
丁程鑫与张真源的高考成绩
特别是时代少年团的另外两位成绩对比之下，马嘉祺更显得不堪。丁程鑫的分数高达404分，超出马嘉祺将近100分左右。张真源更是令人惊叹，总分考了474，连本科线都超出了将近三十分，有对比这才显得马嘉祺的成绩被嫌弃。
今年上半年1月份的时候，马嘉祺参加了《我就是演员第三季》，其中马嘉祺的精彩表现无疑征服了所有观众，和包贝尔合作的《钢的琴》更是感动无数观众。
张颂文、陆川、张纪中都对其赞赏不已，觉得马嘉祺是流量演员中的榜样，章子怡都都赞叹他太可怕，会是下一个易烊千玺。可惜当初捧得越高，如今摔得越惨，马嘉祺的精彩表现并不能给文化课加分。
难道出名就一定要趁早吗
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句话：“出名要趁早”，这句话被许多娱乐圈从业者引以为经典名言，这也是许多年轻人用来激励自己为自己加油打气的座右铭，然而这句话真的是正确的么？不，只能说它并不适合所有人。
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马嘉祺就通告和综艺不断，《接招吧！前辈》、《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奔跑的青春》、《我就是演员第三季》、《快乐大本营》等等节目中一直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作为一位艺人，他是合格的，特别是《我就是演员》第三季中更是带给大家无数惊喜，他的演技也让他成了继易烊千玺之外又一演技与流量并存的演员代表。
可作为一名高考考生，他在事业上的努力却是对高考的不负责。人的天赋能力是有限的，上帝给马嘉祺开了演技的窗户，却为他关上了文化课的大门。因此想推开这扇门，他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可惜他没做到。
：
娱乐圈是一个充满了名与利的地方，出名要趁早更是成了许多艺人的努力标准。但在这通往成功的路上，学业上的积累却也是必不可少。或许丰富知识并不能成为当前演演艺事业的助力，但却能够决定未来事业能够走多长远。
对于马嘉祺这次的高考失利，观众并不需要太多的道歉，只希望来年的他能够收拾好心情，专心学业，在来年的夏日当中一雪前耻！
[话筒]比森特·莫雷诺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
“在经历了一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没有获胜的比赛之后，你会觉得恼怒。很不幸，我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有八支球队还没赢过，在我看来，这说明了西甲联赛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难，还要继续努力。”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把事情做好这方面，集中在克服这一阶段难缠的对手上。我们有信心，因为所有比赛我们都有赢球的选择。”
“贝蒂斯有高水平的球员，我们要非常专注。他们是一支如果你想赢就要进一球以上的球队之一。必须遏制住他们，并且努力找到破门的机会。”
#西班牙人[超话]##RCDE##皇家贝蒂斯vs西班牙人#
“在经历了一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没有获胜的比赛之后，你会觉得恼怒。很不幸，我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有八支球队还没赢过，在我看来，这说明了西甲联赛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难，还要继续努力。”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把事情做好这方面，集中在克服这一阶段难缠的对手上。我们有信心，因为所有比赛我们都有赢球的选择。”
“贝蒂斯有高水平的球员，我们要非常专注。他们是一支如果你想赢就要进一球以上的球队之一。必须遏制住他们，并且努力找到破门的机会。”
#西班牙人[超话]##RCDE##皇家贝蒂斯vs西班牙人#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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