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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是你爹- 想约很纯很纯的晚期
@幻月禁忌_ 纯纯的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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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米古月了[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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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米古月了[委屈]
凡夫入道之方便，诸宗究竟之归宿－广赞净土法门－印祖文钞菁华录白话译注
凡夫入道之方便，诸宗究竟之归宿
字号

原文：
14.迨至众生机[1]尽，如来应息，而大悲利生，终无有尽。由是诸大弟子，分布舍利，结集经藏，俾遍界以流通，冀普沾乎法润。及至东汉，大教始来，但由风气未开，故唯在北方流通。至孙吴[2]赤乌四年，康僧会[3]尊者，特开化建业，蒙如来舍利降临，致孙权极生信仰，遂修寺建塔，以宏法化；此法被南方之始也。至晋而遍布高丽、日本、缅甸、安南、西藏、蒙古诸国。自兹以后，蒸蒸日上。至唐而诸宗悉备，可谓极盛。天台、贤首、慈恩，以宏教；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以宏宗；南山，则严净毗尼[4]；莲宗，则专修净土。如各部之分司其职，犹六根之互相为用。良以教为佛语，宗为佛心，律为佛行。心语行三，决难分属；约其专主，且立此名。唯净土一法，始则为凡夫入道之方便，实则是诸宗究竟之归宿。以故将堕阿鼻者，得预末品；证齐诸佛者，尚期往生。如来在世，千机并育，万派朝宗；佛灭度后，宏法大士，各宏一法，以期一门深入，诸法咸通耳。譬如帝网千珠[5]，珠珠各不相混。而一珠遍入千珠，千珠悉摄一珠。参而不杂，离而不分。泥迹者，谓一切法，法法各别。善会者，则一切法，法法圆通。如城四门，随近者入；门虽不同，入则无异。若知此意，岂但诸佛诸祖所说甚深谛理，为归真达本、明心见性之法。即尽世间所有一切阴入处界大等，一一皆是归真达本、明心见性之法。又复一一皆即是真、是本，是心、是性也。以故《楞严》以五阴[6]、六入[7]、十二处[8]、十八界[9]、七大[10]，皆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如来藏妙真如性，含育生佛，包括空有；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见正编复海曙师书。〗 由是言之，无一法非佛法，亦无一人非佛也。无奈众生，珠在衣里，了不觉知；怀宝循乞，枉受穷困。以如来心，作众生业；以解脱法，受轮回苦，可不哀哉？（文钞正编）上海佛学编辑社缘起
白话译文：
14.等到众生机缘已尽，释迦如来应化世间的使命就完成了，可佛陀大慈大悲利益众生之心，始终是没有尽头的。因此各大弟子，分布舍利，集结经藏，目的是要普及佛教，希望把佛法甘露遍洒一切众生。直到东汉时期，大教才开始来到中国，但由于学佛的风气还没有形成，所以当时只在北方流通。到了孙吴赤乌四年，康僧会尊者，特地去建业教化众生，得到如来舍利降临的感应，引起孙权虔诚信仰佛教，于是就修寺建塔，以弘法利生。这是佛法传播南方的开始。至晋朝时佛法已经遍布高丽、日本、缅甸、安南等各国和地区了。自此以后，蒸蒸日上。至唐朝时佛教各大宗派在中国都已经齐备了，可以说到了极盛时代。天台、贤首、慈恩，以弘教；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以弘宗；南山、则严净毗尼；莲宗，则专修净土。各宗各司其职，如六根各有所用，又不能分割。因为以教为佛语，宗为佛心，律为佛行。心、语、行三个，是绝对难以分割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修学的重点不一样，故暂且立这样一个名。只有净土这个法门，一开始就是为了凡夫入道的方便而设立的，但它实际上也是诸宗最后的归宿。因此将要堕落阿鼻地狱的人，还能够证得末品；而证到与诸佛平等的圣者，也还要求往生。如来在世的时候，千机并育，万派归宗。佛灭度以后，弘法大士，各弘一法，希望一门深入，诸法相通。譬如帝网千珠，珠珠各不相混，而一珠遍入千珠，千珠又能并入一珠，参差却不杂乱，分离却又圆融。拘于表象的人，看待一切法，法法各不相同；善于体会本质的人，看一切法，法法都是融通。如城有四门，不管远近都可以进入，门虽不同，入了城就没有差别了。如果懂得了这个道理，则不但诸佛诸祖所说很深的真谛和道理，是归真达本、明心见性的法，就是尽世间所有一切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等，也无一不是归真达本、明心见性的法。一一都是真，是本，是心，是性。因此《楞严》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视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妙真如性，含育生佛，包括空有，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见文钞正编复海曙师书）。如此说来，无一法不是佛法，也无一人不是佛。无奈众生，犹如宝珠就缝藏在自己的衣服里，却一点也不知道；身上藏着宝贝却还在四处乞讨，冤枉遭受穷困的命运。用如来的心，造作众生的业，对世出世间一切原本就清静寂灭的万法妄加分别，枉受轮回之苦，难道不悲哀吗？
注释：
1、机：根机。众生之根机具有接受佛菩萨等教化之因缘，称为机缘；凡说法教化皆以根机之纯熟为缘而起。
2、孙吴：即三国时期孙权统治下的吴国。
3、唐僧会：(？-280)三国时代译经僧。祖籍康居，世居天竺，后因其父行商而移居交趾(越南北部)。后出家，精进修学，对三藏、六典、天文、图纬诸学无不精通。公元247年，开始在江南建寺弘法。
4、毗尼：律藏的梵名。《楞严经》曰：“严净毗尼，弘范三界。”即严持戒律。
5、帝网千珠：帝释悬宝珠网以装饰宫殿，这些宝珠的光明互相辉映，一珠现一切珠影，一切珠尽现一珠之中，各各如是，重重影现。
6、五阴：即五蕴，蕴是积集之意，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一、色，是物质，变碍为义，是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它包括了五根、五境，及法外所摄色；二、受，就是感受，领纳为义，根境相触，而生起苦、乐、舍（非苦非乐）等感受的心理作用；三、想，就是想像，依受而生起对事物的想像，或作取舍迎拒的抉择；四、行，就是意志和行为，依想像取舍而生起善恶行为的心理；五、识，就是了别与认识，由心识了别所缘所对的境界。此五蕴中，前一种属于物质，后四种属于精神，乃是构成人身的五大要素。
7、六入：六根入六尘，叫做“六入”，即：眼入色、耳入声、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触、意入法。六入是六根的别名，入是涉入之义，谓根境互相涉入。
8、十二处：六根加六尘，合称为十二处。处是出生之义，由六根六尘出生六识。则六根、六尘、六识便合成十八界。
9、十八界：合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尘，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之六识，名为“十八界”。此中因根对尘，中间发识以了别境界，如眼根为能发，眼识为所发，色尘为助发。眼根如是，余根可类推。每一根的根境识，必须同时具备，才会发生作用。
10、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地水火风是四大，空即虚空的本性，见即眼根的见性，识即八识。因为以上七大周遍于法界，所以叫做大。
凡夫入道之方便，诸宗究竟之归宿
字号

原文：
14.迨至众生机[1]尽，如来应息，而大悲利生，终无有尽。由是诸大弟子，分布舍利，结集经藏，俾遍界以流通，冀普沾乎法润。及至东汉，大教始来，但由风气未开，故唯在北方流通。至孙吴[2]赤乌四年，康僧会[3]尊者，特开化建业，蒙如来舍利降临，致孙权极生信仰，遂修寺建塔，以宏法化；此法被南方之始也。至晋而遍布高丽、日本、缅甸、安南、西藏、蒙古诸国。自兹以后，蒸蒸日上。至唐而诸宗悉备，可谓极盛。天台、贤首、慈恩，以宏教；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以宏宗；南山，则严净毗尼[4]；莲宗，则专修净土。如各部之分司其职，犹六根之互相为用。良以教为佛语，宗为佛心，律为佛行。心语行三，决难分属；约其专主，且立此名。唯净土一法，始则为凡夫入道之方便，实则是诸宗究竟之归宿。以故将堕阿鼻者，得预末品；证齐诸佛者，尚期往生。如来在世，千机并育，万派朝宗；佛灭度后，宏法大士，各宏一法，以期一门深入，诸法咸通耳。譬如帝网千珠[5]，珠珠各不相混。而一珠遍入千珠，千珠悉摄一珠。参而不杂，离而不分。泥迹者，谓一切法，法法各别。善会者，则一切法，法法圆通。如城四门，随近者入；门虽不同，入则无异。若知此意，岂但诸佛诸祖所说甚深谛理，为归真达本、明心见性之法。即尽世间所有一切阴入处界大等，一一皆是归真达本、明心见性之法。又复一一皆即是真、是本，是心、是性也。以故《楞严》以五阴[6]、六入[7]、十二处[8]、十八界[9]、七大[10]，皆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如来藏妙真如性，含育生佛，包括空有；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见正编复海曙师书。〗 由是言之，无一法非佛法，亦无一人非佛也。无奈众生，珠在衣里，了不觉知；怀宝循乞，枉受穷困。以如来心，作众生业；以解脱法，受轮回苦，可不哀哉？（文钞正编）上海佛学编辑社缘起
白话译文：
14.等到众生机缘已尽，释迦如来应化世间的使命就完成了，可佛陀大慈大悲利益众生之心，始终是没有尽头的。因此各大弟子，分布舍利，集结经藏，目的是要普及佛教，希望把佛法甘露遍洒一切众生。直到东汉时期，大教才开始来到中国，但由于学佛的风气还没有形成，所以当时只在北方流通。到了孙吴赤乌四年，康僧会尊者，特地去建业教化众生，得到如来舍利降临的感应，引起孙权虔诚信仰佛教，于是就修寺建塔，以弘法利生。这是佛法传播南方的开始。至晋朝时佛法已经遍布高丽、日本、缅甸、安南等各国和地区了。自此以后，蒸蒸日上。至唐朝时佛教各大宗派在中国都已经齐备了，可以说到了极盛时代。天台、贤首、慈恩，以弘教；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以弘宗；南山、则严净毗尼；莲宗，则专修净土。各宗各司其职，如六根各有所用，又不能分割。因为以教为佛语，宗为佛心，律为佛行。心、语、行三个，是绝对难以分割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修学的重点不一样，故暂且立这样一个名。只有净土这个法门，一开始就是为了凡夫入道的方便而设立的，但它实际上也是诸宗最后的归宿。因此将要堕落阿鼻地狱的人，还能够证得末品；而证到与诸佛平等的圣者，也还要求往生。如来在世的时候，千机并育，万派归宗。佛灭度以后，弘法大士，各弘一法，希望一门深入，诸法相通。譬如帝网千珠，珠珠各不相混，而一珠遍入千珠，千珠又能并入一珠，参差却不杂乱，分离却又圆融。拘于表象的人，看待一切法，法法各不相同；善于体会本质的人，看一切法，法法都是融通。如城有四门，不管远近都可以进入，门虽不同，入了城就没有差别了。如果懂得了这个道理，则不但诸佛诸祖所说很深的真谛和道理，是归真达本、明心见性的法，就是尽世间所有一切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等，也无一不是归真达本、明心见性的法。一一都是真，是本，是心，是性。因此《楞严》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视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妙真如性，含育生佛，包括空有，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见文钞正编复海曙师书）。如此说来，无一法不是佛法，也无一人不是佛。无奈众生，犹如宝珠就缝藏在自己的衣服里，却一点也不知道；身上藏着宝贝却还在四处乞讨，冤枉遭受穷困的命运。用如来的心，造作众生的业，对世出世间一切原本就清静寂灭的万法妄加分别，枉受轮回之苦，难道不悲哀吗？
注释：
1、机：根机。众生之根机具有接受佛菩萨等教化之因缘，称为机缘；凡说法教化皆以根机之纯熟为缘而起。
2、孙吴：即三国时期孙权统治下的吴国。
3、唐僧会：(？-280)三国时代译经僧。祖籍康居，世居天竺，后因其父行商而移居交趾(越南北部)。后出家，精进修学，对三藏、六典、天文、图纬诸学无不精通。公元247年，开始在江南建寺弘法。
4、毗尼：律藏的梵名。《楞严经》曰：“严净毗尼，弘范三界。”即严持戒律。
5、帝网千珠：帝释悬宝珠网以装饰宫殿，这些宝珠的光明互相辉映，一珠现一切珠影，一切珠尽现一珠之中，各各如是，重重影现。
6、五阴：即五蕴，蕴是积集之意，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一、色，是物质，变碍为义，是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它包括了五根、五境，及法外所摄色；二、受，就是感受，领纳为义，根境相触，而生起苦、乐、舍（非苦非乐）等感受的心理作用；三、想，就是想像，依受而生起对事物的想像，或作取舍迎拒的抉择；四、行，就是意志和行为，依想像取舍而生起善恶行为的心理；五、识，就是了别与认识，由心识了别所缘所对的境界。此五蕴中，前一种属于物质，后四种属于精神，乃是构成人身的五大要素。
7、六入：六根入六尘，叫做“六入”，即：眼入色、耳入声、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触、意入法。六入是六根的别名，入是涉入之义，谓根境互相涉入。
8、十二处：六根加六尘，合称为十二处。处是出生之义，由六根六尘出生六识。则六根、六尘、六识便合成十八界。
9、十八界：合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尘，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之六识，名为“十八界”。此中因根对尘，中间发识以了别境界，如眼根为能发，眼识为所发，色尘为助发。眼根如是，余根可类推。每一根的根境识，必须同时具备，才会发生作用。
10、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地水火风是四大，空即虚空的本性，见即眼根的见性，识即八识。因为以上七大周遍于法界，所以叫做大。
刘知幾《史通·言语》原文及翻译
刘知幾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1】，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原田是谋”，舆人【2】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而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唯王、宋著书【3】，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母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而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取材于唐•刘知幾《史通•言语》）
注释：【1】枢机，中心，关键。“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语出《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舆人：众人。【3】唯王、宋著书：王邵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二书分别记录南北朝时期元氏西魏和高氏北齐史事。
译文：
言辞一经内心发出，就关系到荣耀和耻辱，言辞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久远，可知修饰言辞以独自应对，是古人所重视的。上古时候，人们都质朴简略，当时的言语后人难以理解，须通过解释才能明白。因此要探究道理却记事简略而意义深刻，要考查文辞则言辞艰深而事理很明白。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特别重视应对辞令，语言委婉而切当，言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
追寻战国以前，史书记载的言语都可以吟咏朗诵，这不是编写时修改的结果，实在是当时言语本身质朴优美的缘故。如何来核证呢？“山木”“辅车”，就是当时民间的谚语；“原田是谋”，是普通众人的吟咏。这些都是草野低贱之人的吟咏，尚且能如此温润和婉，何况身着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呢！由此可知当时人说出的话，被史官们载入了史册，虽然有所加工润色，但终究没有失去本色。但后来的作者，普遍没有远见，记载当时口语，很少能如实而书，反而仿效古人，表示自己考查了古事。因此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出现于魏晋时代，而失去了天然的真实，现在和古代因此而混淆，真实与虚假由此而错乱。
只有王劭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叙述西魏元氏政权、北齐高氏政权的史事，直言不讳直书其事，力求体现直笔的原则，地方口语、世俗言谈，由此得以充分彰显。而当今的学者，都责难这二人之书言辞污浊不洁净，语言过于浅俗。其实当时语言的本质就是如此，却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到嫫母太丑，而归罪于明镜一样。近来有敦煌的张太素、中山的郞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学才能。郞余令著有《孝德传》，张太素著有《隋后略》。凡所编撰当今的语言，都仿照过去的文辞。如果选择言词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写，那些难以仿效古语记录的，就忽略不记，可以想象，被他们所遗弃的材料，能记得完吗？
江芊骂商臣说：“呀！贱人，难怪君王要废了你而立职为太子。”汉王对郦食其发怒说：“小子，你几乎坏了老子的事。”单固对杨康说：“老奴，你死得活该。”乐广赞叹卫玠说：“这是谁家生了这样的孩儿！”这些都是当时轻慢的语言，世俗粗野的说法。一定可以流传于口头，被人诵读，但世人都认为前面两句不失清雅，后面两句则特别拙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楚汉与今天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与今天年代较近，语言还类似今天。已成为久远古事就称它文雅，还类似今天的就惊讶于它的质朴。天地永存，风俗不会固定不变，后人看今天，也就像今天看往昔。但作者都害怕写出今天的语言，却勇于仿效古代的语言，岂不糊涂吗！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不选择被治理的对象而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受到其教化；擅长修史的人，不选择事情而记载，所以语言无论美丑善恶，都能流传至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语言必定接近真实，几乎就可以与古人接近了，何止只得到古人废弃无用的事物呢！
刘知幾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1】，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原田是谋”，舆人【2】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而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唯王、宋著书【3】，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母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而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取材于唐•刘知幾《史通•言语》）
注释：【1】枢机，中心，关键。“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语出《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舆人：众人。【3】唯王、宋著书：王邵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二书分别记录南北朝时期元氏西魏和高氏北齐史事。
译文：
言辞一经内心发出，就关系到荣耀和耻辱，言辞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久远，可知修饰言辞以独自应对，是古人所重视的。上古时候，人们都质朴简略，当时的言语后人难以理解，须通过解释才能明白。因此要探究道理却记事简略而意义深刻，要考查文辞则言辞艰深而事理很明白。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特别重视应对辞令，语言委婉而切当，言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
追寻战国以前，史书记载的言语都可以吟咏朗诵，这不是编写时修改的结果，实在是当时言语本身质朴优美的缘故。如何来核证呢？“山木”“辅车”，就是当时民间的谚语；“原田是谋”，是普通众人的吟咏。这些都是草野低贱之人的吟咏，尚且能如此温润和婉，何况身着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呢！由此可知当时人说出的话，被史官们载入了史册，虽然有所加工润色，但终究没有失去本色。但后来的作者，普遍没有远见，记载当时口语，很少能如实而书，反而仿效古人，表示自己考查了古事。因此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出现于魏晋时代，而失去了天然的真实，现在和古代因此而混淆，真实与虚假由此而错乱。
只有王劭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叙述西魏元氏政权、北齐高氏政权的史事，直言不讳直书其事，力求体现直笔的原则，地方口语、世俗言谈，由此得以充分彰显。而当今的学者，都责难这二人之书言辞污浊不洁净，语言过于浅俗。其实当时语言的本质就是如此，却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到嫫母太丑，而归罪于明镜一样。近来有敦煌的张太素、中山的郞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学才能。郞余令著有《孝德传》，张太素著有《隋后略》。凡所编撰当今的语言，都仿照过去的文辞。如果选择言词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写，那些难以仿效古语记录的，就忽略不记，可以想象，被他们所遗弃的材料，能记得完吗？
江芊骂商臣说：“呀！贱人，难怪君王要废了你而立职为太子。”汉王对郦食其发怒说：“小子，你几乎坏了老子的事。”单固对杨康说：“老奴，你死得活该。”乐广赞叹卫玠说：“这是谁家生了这样的孩儿！”这些都是当时轻慢的语言，世俗粗野的说法。一定可以流传于口头，被人诵读，但世人都认为前面两句不失清雅，后面两句则特别拙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楚汉与今天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与今天年代较近，语言还类似今天。已成为久远古事就称它文雅，还类似今天的就惊讶于它的质朴。天地永存，风俗不会固定不变，后人看今天，也就像今天看往昔。但作者都害怕写出今天的语言，却勇于仿效古代的语言，岂不糊涂吗！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不选择被治理的对象而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受到其教化；擅长修史的人，不选择事情而记载，所以语言无论美丑善恶，都能流传至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语言必定接近真实，几乎就可以与古人接近了，何止只得到古人废弃无用的事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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