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和84
翻看小檬的随笔涂鸦，
发现一棵树木天平，
上面的两个数字让我惊讶。
我问她，
你为什么想到这两个数字：
73和84？
小檬回答，
我也不知道啊，
也可能是成语“七上八下”吧。
我告诉她，
在传统文化里，
这两个数字是有一定含义的，
有两个大思想家，
孔子，活了73岁；
孟子，活了84岁；
所以在古代，
这俩数字代表了老人寿命的一个关口。
此后，
又在小檬的发问下，
给她做了详细解释。
我忽然意识到，
小朋友在生活中，
也会有很多无意识的记忆。
孔子和孟子的故事，
她两三岁时，
大人给她讲过，
长大后的某天、某个场景，
她会在无意识状态下，
把此前的感知或记忆呈现出来。
翻看小檬的随笔涂鸦，
发现一棵树木天平，
上面的两个数字让我惊讶。
我问她，
你为什么想到这两个数字：
73和84？
小檬回答，
我也不知道啊，
也可能是成语“七上八下”吧。
我告诉她，
在传统文化里，
这两个数字是有一定含义的，
有两个大思想家，
孔子，活了73岁；
孟子，活了84岁；
所以在古代，
这俩数字代表了老人寿命的一个关口。
此后，
又在小檬的发问下，
给她做了详细解释。
我忽然意识到，
小朋友在生活中，
也会有很多无意识的记忆。
孔子和孟子的故事，
她两三岁时，
大人给她讲过，
长大后的某天、某个场景，
她会在无意识状态下，
把此前的感知或记忆呈现出来。
【夫妻如何相处有利于增旺财运?】
民间俗话说：夫妻同心，其力断金。配偶与自己紧紧联在一起，相依相偎，犹如自己倚着的一棵大树，这棵树坚实了，自己就有坚强的后盾，在外努力打拼。
如果这棵树萎缩了，自己只能在外单打独斗。这棵树长势如何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护养。护养得当，树便茂盛;护养不妥，树便无力。
其实，婚姻中的两人更像是人生的合伙人，在充满祥和的婚姻关系中，你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充分的互相鼓励和体谅，因此，家和万事兴一语从来就不欺人。
其实，说了这么多，最核心的就一个思想：夫妻和，福运生!
人生大运起伏，祸福难测，但子甫老师（薇[心]:93117585）能为你精准分析，让你的人生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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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棵树萎缩了，自己只能在外单打独斗。这棵树长势如何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护养。护养得当，树便茂盛;护养不妥，树便无力。
其实，婚姻中的两人更像是人生的合伙人，在充满祥和的婚姻关系中，你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充分的互相鼓励和体谅，因此，家和万事兴一语从来就不欺人。
其实，说了这么多，最核心的就一个思想：夫妻和，福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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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超话]#周：墨家讲兼爱，算不算民意的合法性？
蒋：兼爱很难说是民意的合法性，因为兼爱完全是建立在效法“天志”上，不是建立在“人”或者说人类社会的现实关系上。比如：天的意志是没有区别的普爱万物，那么人就要效法天的意志没有区别的普爱世人。墨家讲“交相爱”就是不分远近、亲疏、厚薄、爱憎而爱所有的人，就象天普施阳光雨露，对一棵小草和一棵大树没有区别一样。效法“天志”落实到人类社会，爱就不能分远近、亲疏、厚薄、等差。墨家的“兼受”虽然很崇高，但在现实的人类社会是很难实现的。从历史来看，墨家提出“兼爱”显然是反对儒家的，因为儒家认为在现实社会的层面上，人是有亲疏、远近、圣愚、善恶等区别的，因不同的关系爱肯定就有不同，父母之爱与路人之爱就不可能是相同的爱，所以儒家主张爱有等差，立爱自亲始，反对离开人类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的普遍之爱。所以儒家的“等差之爱”才能算民意的合法性，墨家的“兼爱”不能算民意的合法性，只能算超越的合法性。墨家的“兼爱”与佛教的“无缘大慈，用体大悲，怨亲平等”很相似，与基督教绝对人人平等的上帝博爱也很相似。基督教的博爱来自上帝，墨家的“兼爱”来“天志”，确实很相似，都来自超越世界，而不管现实社会的等差区别。所以西方人认为墨子的人格与学说都充满了基督教的精神。墨家从“天志”，从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来看政治问题，本身没有错，墨家的错在于只从超越神圣的一重合法性来解决合法性问题，排斥其它的合法性而出了错。如果人类的社会结构象墨家所说的那样完全是按天的意志来安排，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等差区别，而是绝对平等的社会，墨家说的就是对的。但这只是墨家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现实上是不可能完全没有等差区别而人人平等的。所以从“天”的角度看，抽象的人无等差区别，从“人”的角度看，现实的人有等差区别。儒家讲的“五伦”就是等差区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关系不一样，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不可能用一种相同的态度（如“兼爱”）来对待“五伦”关系，如不能用朋友之爱来对待父子，也不能用夫妇之爱来对待君臣。总之，墨家的“兼爱”来自超越的“天志”，不能算民意的合法性。
周：汉初盛行黄老之术，而黄老之术只起到消极的休养生息作用，不能积极地为汉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证明，是不是董仲舒“独尊儒术”为汉政权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儒家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的证明是不是使儒家变质为纯粹为统治者服务与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
蒋：汉初实行黄老之术，黄老之术消极无为，虽然可以适合战乱后人心思定的需要和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但确实不能为汉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证明。而政权合法性证明又是一个政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汉王朝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陆贾就提出了这一问题（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汉初贾谊总结亡秦的历史教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背弃古圣王之道与仁义道德导致暴秦灭亡），但由于当时社会人心都倾向于道家，历史的机缘尚未成熟，合法性问题还突显不出来。到武帝时，社会问题开始增多，人心开始混乱，在道家无为政策下承袭的秦王朝严刑峻法仍未革除（史称汉承秦弊），汉政权没有建立自已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这时，董仲舒出来提倡“复古更化”、“独尊儒术”，把儒学从“百家言”上升成了“王官学”，即上升成了汉王朝政治意识形态，解决了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董仲舒主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特色就是讲王道政治，而王道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综合地解决合法性问题。解决合法性问题并不是无条件地为现实政权或统治者辩护或服务，恰恰相反，而是以合法性为标准来要求或者说规范政治权力，使政治权力符合天道、民意与历史文化的要求，所以合法性实质上就是对政治权力进行最高的审视与评判，是批判政治权力的非常严厉的标准。当然，一个政权能符合“三重合法性”的标准，得到天心、民心、历史文化之心的认同，人们把服从政权看成自已应尽的义务，能够带来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所以说合法性为统治者服务也未尝不可。一种学说，如果有价值的话，就必须能从“百家言”上升为“王官学”，能从个人思想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这是因为“王官学”（政治意识形态）能够对政治权力进行系统性的合理说明与合法证明，能够把统治变为权利把服从变为义务，因而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从中国历史来看，法家、墨家、道家、纵横家以及后来的佛家都不能成为“王官学”，即不具有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功能，只有儒家能成为“王官学”，具有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儒家在政治上的价值远远高于其它各家，儒家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并不是变质为纯粹为统治者服务与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是起到审视与评判政治权力是否合法的作用。
———盤山 https://t.cn/RJ7wsiw
蒋：兼爱很难说是民意的合法性，因为兼爱完全是建立在效法“天志”上，不是建立在“人”或者说人类社会的现实关系上。比如：天的意志是没有区别的普爱万物，那么人就要效法天的意志没有区别的普爱世人。墨家讲“交相爱”就是不分远近、亲疏、厚薄、爱憎而爱所有的人，就象天普施阳光雨露，对一棵小草和一棵大树没有区别一样。效法“天志”落实到人类社会，爱就不能分远近、亲疏、厚薄、等差。墨家的“兼受”虽然很崇高，但在现实的人类社会是很难实现的。从历史来看，墨家提出“兼爱”显然是反对儒家的，因为儒家认为在现实社会的层面上，人是有亲疏、远近、圣愚、善恶等区别的，因不同的关系爱肯定就有不同，父母之爱与路人之爱就不可能是相同的爱，所以儒家主张爱有等差，立爱自亲始，反对离开人类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的普遍之爱。所以儒家的“等差之爱”才能算民意的合法性，墨家的“兼爱”不能算民意的合法性，只能算超越的合法性。墨家的“兼爱”与佛教的“无缘大慈，用体大悲，怨亲平等”很相似，与基督教绝对人人平等的上帝博爱也很相似。基督教的博爱来自上帝，墨家的“兼爱”来“天志”，确实很相似，都来自超越世界，而不管现实社会的等差区别。所以西方人认为墨子的人格与学说都充满了基督教的精神。墨家从“天志”，从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来看政治问题，本身没有错，墨家的错在于只从超越神圣的一重合法性来解决合法性问题，排斥其它的合法性而出了错。如果人类的社会结构象墨家所说的那样完全是按天的意志来安排，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等差区别，而是绝对平等的社会，墨家说的就是对的。但这只是墨家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现实上是不可能完全没有等差区别而人人平等的。所以从“天”的角度看，抽象的人无等差区别，从“人”的角度看，现实的人有等差区别。儒家讲的“五伦”就是等差区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关系不一样，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不可能用一种相同的态度（如“兼爱”）来对待“五伦”关系，如不能用朋友之爱来对待父子，也不能用夫妇之爱来对待君臣。总之，墨家的“兼爱”来自超越的“天志”，不能算民意的合法性。
周：汉初盛行黄老之术，而黄老之术只起到消极的休养生息作用，不能积极地为汉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证明，是不是董仲舒“独尊儒术”为汉政权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儒家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的证明是不是使儒家变质为纯粹为统治者服务与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
蒋：汉初实行黄老之术，黄老之术消极无为，虽然可以适合战乱后人心思定的需要和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但确实不能为汉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证明。而政权合法性证明又是一个政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汉王朝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陆贾就提出了这一问题（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汉初贾谊总结亡秦的历史教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背弃古圣王之道与仁义道德导致暴秦灭亡），但由于当时社会人心都倾向于道家，历史的机缘尚未成熟，合法性问题还突显不出来。到武帝时，社会问题开始增多，人心开始混乱，在道家无为政策下承袭的秦王朝严刑峻法仍未革除（史称汉承秦弊），汉政权没有建立自已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这时，董仲舒出来提倡“复古更化”、“独尊儒术”，把儒学从“百家言”上升成了“王官学”，即上升成了汉王朝政治意识形态，解决了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董仲舒主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特色就是讲王道政治，而王道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综合地解决合法性问题。解决合法性问题并不是无条件地为现实政权或统治者辩护或服务，恰恰相反，而是以合法性为标准来要求或者说规范政治权力，使政治权力符合天道、民意与历史文化的要求，所以合法性实质上就是对政治权力进行最高的审视与评判，是批判政治权力的非常严厉的标准。当然，一个政权能符合“三重合法性”的标准，得到天心、民心、历史文化之心的认同，人们把服从政权看成自已应尽的义务，能够带来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所以说合法性为统治者服务也未尝不可。一种学说，如果有价值的话，就必须能从“百家言”上升为“王官学”，能从个人思想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这是因为“王官学”（政治意识形态）能够对政治权力进行系统性的合理说明与合法证明，能够把统治变为权利把服从变为义务，因而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从中国历史来看，法家、墨家、道家、纵横家以及后来的佛家都不能成为“王官学”，即不具有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功能，只有儒家能成为“王官学”，具有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儒家在政治上的价值远远高于其它各家，儒家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并不是变质为纯粹为统治者服务与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是起到审视与评判政治权力是否合法的作用。
———盤山 https://t.cn/RJ7ws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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