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一个人心智成熟的8个表现
【一】 具有较强的情绪自控力。情绪稳定，不怒不火，不蔫不颓，内心澎湃，面如平湖，静水流深。
【二】具有较强的心态平衡能力。不卑不亢，从容淡定，走路不疾不徐、抬头挺胸。说话不紧不慢，唇齿有分寸。见到领导不露谄媚之色，遇到下属保持谦恭之态。
【三】具有较强的心理切割能力。行事果断，办事果敢。拿得起，放得下。过去的事情，无论好坏，及时从心理切割出去，过往不恋。把握当下，不迎未来，不瞻前顾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四】具有较强的独立判断能力。沉重冷静，思维严谨，遇事不慌不乱，看问题不急不躁，不轻易下结论，不轻率评论人、不着急表态。看问题，不再以“非黑即白”、“是非曲直”为标准，也不片面地进行“价值判断”，坚决以“事实推定”为基础，以“利弊”为推导。
【五】开始走向中庸之道。曾经也是年轻气盛，现在回头看去，不后悔自己的年少轻狂，但开始走向适中之道。终于明白老祖宗“中庸之道”的厉害，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为人处世，更加温和；说话做事，不走极端；懂得适度妥协，懂得适度退让，心态和行为慢慢变得“平衡”。
【六】做事开始有始有终。年轻时做事虎头蛇尾，还自诩船小好调头。现在保持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没想好，先不做；想好了就要做，善始善终。将军赶路，不追小兔。看得清事物的主干和枝叶，以终为始，不被路上小事所影响，具有坚忍不拔的品质。
【七】认知水平逐步提高。清醒地知道自己现在能吃几碗干饭，也能看懂别人是什么水平。即使看不清别人的真实水平，但很明白自己的能力边界，不会被人的打击而自卑，也不会被别人“捧杀”，不端着，也不装范，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面，有时候还懂得藏智守拙，别人给根杆子，自己不再像个猴子爬上去，微微一笑，不上杆子，也不说破。
【八】开始懂得生活。明白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宝贵，什么是身外之物。明白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慢慢剔除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开始享受独处，做一个简单的人。开始爱家庭，爱妻子，孝敬双方父母，懂得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可以为了家人放弃一些东西，社交上开始做减法，不会为失去所谓的一次“机会”和“人脉”而纠结。
【一】 具有较强的情绪自控力。情绪稳定，不怒不火，不蔫不颓，内心澎湃，面如平湖，静水流深。
【二】具有较强的心态平衡能力。不卑不亢，从容淡定，走路不疾不徐、抬头挺胸。说话不紧不慢，唇齿有分寸。见到领导不露谄媚之色，遇到下属保持谦恭之态。
【三】具有较强的心理切割能力。行事果断，办事果敢。拿得起，放得下。过去的事情，无论好坏，及时从心理切割出去，过往不恋。把握当下，不迎未来，不瞻前顾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四】具有较强的独立判断能力。沉重冷静，思维严谨，遇事不慌不乱，看问题不急不躁，不轻易下结论，不轻率评论人、不着急表态。看问题，不再以“非黑即白”、“是非曲直”为标准，也不片面地进行“价值判断”，坚决以“事实推定”为基础，以“利弊”为推导。
【五】开始走向中庸之道。曾经也是年轻气盛，现在回头看去，不后悔自己的年少轻狂，但开始走向适中之道。终于明白老祖宗“中庸之道”的厉害，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为人处世，更加温和；说话做事，不走极端；懂得适度妥协，懂得适度退让，心态和行为慢慢变得“平衡”。
【六】做事开始有始有终。年轻时做事虎头蛇尾，还自诩船小好调头。现在保持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没想好，先不做；想好了就要做，善始善终。将军赶路，不追小兔。看得清事物的主干和枝叶，以终为始，不被路上小事所影响，具有坚忍不拔的品质。
【七】认知水平逐步提高。清醒地知道自己现在能吃几碗干饭，也能看懂别人是什么水平。即使看不清别人的真实水平，但很明白自己的能力边界，不会被人的打击而自卑，也不会被别人“捧杀”，不端着，也不装范，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面，有时候还懂得藏智守拙，别人给根杆子，自己不再像个猴子爬上去，微微一笑，不上杆子，也不说破。
【八】开始懂得生活。明白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宝贵，什么是身外之物。明白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慢慢剔除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开始享受独处，做一个简单的人。开始爱家庭，爱妻子，孝敬双方父母，懂得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可以为了家人放弃一些东西，社交上开始做减法，不会为失去所谓的一次“机会”和“人脉”而纠结。
为什么不知世事的小孩才是真道的最佳象征？#道教知识#
太上道祖在五千文圣典的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不可以言说的。
纵然人们试图从多个方面对道的存在作出解读，但均是对道的某一种情态的描述，却难以企及道的整体面貌。
对于究竟什么是道，有道存德之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道祖在文中也给出了明确的解答，其曰：“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道祖指出，唯有尚未明白世事的小孩子才是真道的最佳象征。
专气致柔，复归于婴儿
纵观整本《道德经》会发现，道祖对婴孩是极力推崇的。文中共出现三处对婴孩的直接描述，分别为：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10章）”此处是在讲，假若人们能够如同婴儿一样结聚精气以致柔和，实现精炁神不耗散，便可以获得如永恒大道一般不灭不亡之体；
“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20章）”此处是说，在面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等事时，有道之人的内心永远都是如一潭清水一样澄澈不兴，其心境就像初生婴儿般天真无邪。他总是会对自己的人生保持随遇而安，不会为身在何处而烦扰心神。修道的真理在于，只有保持原始纯真的混沌状态，才不会被世间的阴阳利害所伤害；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28章）”此处是说，得道者始终能够保持虚怀如谷、柔弱处下的姿态，其汇聚普天下的思潮就像可以大海可以汇集天下的溪流一样，包容万物又不生倦怠。当人们能够以此德行作为自我本然之表现时，也就可以复归于婴儿的心无瑕疵的状态了。
从这三处对得道之人与未明事理的婴孩之间的对比中能够发现，道教所推崇的得道后的柔弱、混沌、包容等状态都与婴儿自然表现出来的状态无异。因为尚没有被成人所推崇的功名利禄沾染，所以婴儿的喜怒哀乐都是出自本身最直接的反应，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目的和阴谋，于是在婴孩的身上就可以表现出整部《道德经》所叙述的根本之道，即“自然”和“无为”。
自然之态，阐修道之理
在《道德经》中，道祖并不只是把婴孩作为一种比喻或象征，而是从婴孩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之态中参悟到了道的某些属性，并由此阐发出诸多修道理论，具体又可以分出如下不同的层次：
其一，婴儿具有不为世间好坏美丑所执着的特征，成人世界所谓的“文明”法则在婴儿的世界中不成立，他们只会考虑我需，且不会因为对某项事物的喜好或憎恶而产生贪嗔痴爱等七情六欲。
明代末期杰出思想家李贽曾作《童心说》一文，曰：“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最具童趣的近代大家丰子恺先生也认为孩子是纯真自然的最佳代表，他认为唯有童心是没有受到世俗尘埃蒙蔽的，是一种“清净心”。以此为鉴，修道之人一生所追求的修行，便是一点点磨去因尘俗蒙蔽而产生的心性上的魔障。先除却心上贪恋，才能从大千世界中修出身心清静。如婴孩一般心中无染着，这是修道第一关。
其二，因为婴儿具有不辨善恶的特性，所以对成人所给予的一切都会全盘接受。在他们的世界中，善恶、美丑、阴阳是无分的，这正是修道所追求的原始混沌状态。
混沌状态具有包容、不争等特性，修道者所追求的混沌在于“有容乃大”，既可以兼收并蓄，同时又不失真我。南华真人在《秋水》一文中，已经把此层修道境界的妙处说得很是明白。文中描绘的沾沾自喜的河伯象征修道小有成就的阶段，只有见到了大海的能容和广博，才会明白真正的道是包容和不争的。恰恰又因为其包容与不争，所以才能成就其无限、无垠，所以才更能表现出现恣意的逍遥。相比起第一层的身心清静，修道至这一境界后便要实现从世俗到超脱的逍遥游。前者是忘尘，此处则是忘心，南华真人谓其曰鲲鹏之大化。
其三，婴儿是没有被成人世界的各种法则所介入的特殊群体，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情态——不论是哭闹、欢喜、渴饥亦或者屎尿——都是一种本能反应，是“自然”。
在婴孩的世界中，饿了吃、困了睡是最基本的法则，这恰恰与“老道老道，吃饭睡觉”这句俗语相合。但这种吃饭、睡觉不是基于贪懒，而是因为心中明净无挂碍，除却了人事浮云，一心只用在最实际处。修行的基本要义在于，以修持的理论去指导日常生活中最基本平常的行为，达到使所有的行为都出自本然所驱的惯性使然。当不再使心用心而达“我自然”，这便是修道的第三个层次，是真正实现了忘忘的境界。此层之忘，便是忘却尘、忘却心，更要忘却“忘”这件事，只留自我本然，从而使实现学道、修道再到得道三层级的超越。
立足于以上三层不同的境界，即可成为一个至真至性的修道人。但在道祖看来，这样的修行尚不足够，一个真正的得道圣人最终还需上升至“天地不仁”的高度。正如婴儿在释放自我需求的时候从来不会去计较其他人的喜欢与否，因为一旦产生计算，便又陷入了心机的漩涡中。道祖讲的“不仁”之圣人，实则是将有无、善恶、美丑、阴阳等有形有相之存在混沌为一体的，不需确立对立与纠纷，彼此之间只有生化，却无克害。以无分别之心去观照万物，万物自然圆融。能得此圆融之态，才真正是修道有成的表现，而婴孩正是此混沌圆融状态的最佳象征。
南华真人在《大宗师》篇末又告诫说，人之混沌往往在倏忽之间皆可破除，此心一破，分别即出。这对婴儿来说是成长；对修道人来说，大道就远在天边不可追了。修道之人，希望通过坐忘、心斋、忘忘等等多种方法途径来使自己达到不染尘间纤毫的境界，此不染即是不为外物、不为内己所惑，阿当内观本真时，可保持原始混沌的不寂不灭、不动不摇，真正实现与道合真。
作者：武当玄拙 腾讯道学 https://t.cn/Evk4evd
太上道祖在五千文圣典的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不可以言说的。
纵然人们试图从多个方面对道的存在作出解读，但均是对道的某一种情态的描述，却难以企及道的整体面貌。
对于究竟什么是道，有道存德之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道祖在文中也给出了明确的解答，其曰：“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道祖指出，唯有尚未明白世事的小孩子才是真道的最佳象征。
专气致柔，复归于婴儿
纵观整本《道德经》会发现，道祖对婴孩是极力推崇的。文中共出现三处对婴孩的直接描述，分别为：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10章）”此处是在讲，假若人们能够如同婴儿一样结聚精气以致柔和，实现精炁神不耗散，便可以获得如永恒大道一般不灭不亡之体；
“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20章）”此处是说，在面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等事时，有道之人的内心永远都是如一潭清水一样澄澈不兴，其心境就像初生婴儿般天真无邪。他总是会对自己的人生保持随遇而安，不会为身在何处而烦扰心神。修道的真理在于，只有保持原始纯真的混沌状态，才不会被世间的阴阳利害所伤害；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28章）”此处是说，得道者始终能够保持虚怀如谷、柔弱处下的姿态，其汇聚普天下的思潮就像可以大海可以汇集天下的溪流一样，包容万物又不生倦怠。当人们能够以此德行作为自我本然之表现时，也就可以复归于婴儿的心无瑕疵的状态了。
从这三处对得道之人与未明事理的婴孩之间的对比中能够发现，道教所推崇的得道后的柔弱、混沌、包容等状态都与婴儿自然表现出来的状态无异。因为尚没有被成人所推崇的功名利禄沾染，所以婴儿的喜怒哀乐都是出自本身最直接的反应，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目的和阴谋，于是在婴孩的身上就可以表现出整部《道德经》所叙述的根本之道，即“自然”和“无为”。
自然之态，阐修道之理
在《道德经》中，道祖并不只是把婴孩作为一种比喻或象征，而是从婴孩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之态中参悟到了道的某些属性，并由此阐发出诸多修道理论，具体又可以分出如下不同的层次：
其一，婴儿具有不为世间好坏美丑所执着的特征，成人世界所谓的“文明”法则在婴儿的世界中不成立，他们只会考虑我需，且不会因为对某项事物的喜好或憎恶而产生贪嗔痴爱等七情六欲。
明代末期杰出思想家李贽曾作《童心说》一文，曰：“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最具童趣的近代大家丰子恺先生也认为孩子是纯真自然的最佳代表，他认为唯有童心是没有受到世俗尘埃蒙蔽的，是一种“清净心”。以此为鉴，修道之人一生所追求的修行，便是一点点磨去因尘俗蒙蔽而产生的心性上的魔障。先除却心上贪恋，才能从大千世界中修出身心清静。如婴孩一般心中无染着，这是修道第一关。
其二，因为婴儿具有不辨善恶的特性，所以对成人所给予的一切都会全盘接受。在他们的世界中，善恶、美丑、阴阳是无分的，这正是修道所追求的原始混沌状态。
混沌状态具有包容、不争等特性，修道者所追求的混沌在于“有容乃大”，既可以兼收并蓄，同时又不失真我。南华真人在《秋水》一文中，已经把此层修道境界的妙处说得很是明白。文中描绘的沾沾自喜的河伯象征修道小有成就的阶段，只有见到了大海的能容和广博，才会明白真正的道是包容和不争的。恰恰又因为其包容与不争，所以才能成就其无限、无垠，所以才更能表现出现恣意的逍遥。相比起第一层的身心清静，修道至这一境界后便要实现从世俗到超脱的逍遥游。前者是忘尘，此处则是忘心，南华真人谓其曰鲲鹏之大化。
其三，婴儿是没有被成人世界的各种法则所介入的特殊群体，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情态——不论是哭闹、欢喜、渴饥亦或者屎尿——都是一种本能反应，是“自然”。
在婴孩的世界中，饿了吃、困了睡是最基本的法则，这恰恰与“老道老道，吃饭睡觉”这句俗语相合。但这种吃饭、睡觉不是基于贪懒，而是因为心中明净无挂碍，除却了人事浮云，一心只用在最实际处。修行的基本要义在于，以修持的理论去指导日常生活中最基本平常的行为，达到使所有的行为都出自本然所驱的惯性使然。当不再使心用心而达“我自然”，这便是修道的第三个层次，是真正实现了忘忘的境界。此层之忘，便是忘却尘、忘却心，更要忘却“忘”这件事，只留自我本然，从而使实现学道、修道再到得道三层级的超越。
立足于以上三层不同的境界，即可成为一个至真至性的修道人。但在道祖看来，这样的修行尚不足够，一个真正的得道圣人最终还需上升至“天地不仁”的高度。正如婴儿在释放自我需求的时候从来不会去计较其他人的喜欢与否，因为一旦产生计算，便又陷入了心机的漩涡中。道祖讲的“不仁”之圣人，实则是将有无、善恶、美丑、阴阳等有形有相之存在混沌为一体的，不需确立对立与纠纷，彼此之间只有生化，却无克害。以无分别之心去观照万物，万物自然圆融。能得此圆融之态，才真正是修道有成的表现，而婴孩正是此混沌圆融状态的最佳象征。
南华真人在《大宗师》篇末又告诫说，人之混沌往往在倏忽之间皆可破除，此心一破，分别即出。这对婴儿来说是成长；对修道人来说，大道就远在天边不可追了。修道之人，希望通过坐忘、心斋、忘忘等等多种方法途径来使自己达到不染尘间纤毫的境界，此不染即是不为外物、不为内己所惑，阿当内观本真时，可保持原始混沌的不寂不灭、不动不摇，真正实现与道合真。
作者：武当玄拙 腾讯道学 https://t.cn/Evk4e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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