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长三角# 年内10余地放开落户限制！哪些地方还会跟进？
人社部近日公布《“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将高技能人才纳入城市直接落户范围”。随着各地“抢人”升级，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年内已有11地放宽落户限制。
年内10余地放开落户限制
中新经纬客户端梳理发现，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青海、青岛、昆明、湖北、呼和浩特、郑州、佛山、南京、福州、泉州、漳州等11地发布了放开落户政策。
近期，青海全面放开城市落户限制，允许在城市拥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常住人口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等在当地申请落户，推动落实城市落户“零门槛”。
7月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青岛西海岸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加快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青岛西海岸新区进一步降低落户条件，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现落户“零门槛”。
6月17日，云南省昆明市提出，通过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健全配套政策体系等措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
6月11日，湖北明确，深度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取消除武汉市外全省其他地区落户限制，进一步降低武汉市落户门槛，实行省内户口迁移一地办结机制。
5月10日，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进一步放宽郑州中心城区落户条件，全面放开除郑州中心城区外的落户限制。
5月初，佛山提出，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
今年2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发文，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对于城市周边四个城镇区域，持居住证者只需缴纳6个月以上社保即可落户，不再有年龄和学历限制；实施农村籍大学生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
此外，呼和浩特全面放开人才落户限制条件，取消直系亲属落户居住条件；放宽人员落户条件和单位集体户设置条件。福建多地放宽落户门槛，福州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不设学历、年龄、就业创业限制，外省市人员均可申请落户，集体户设立的条件降低。漳州的政策与福州如出一辙。
放开落户节奏缘何加快
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内蒙古、海南、广西等纷纷提出全面放开落户。2020年以来，江苏、山东、河南等地也提出全面放开落户，加上江西、吉林、云南、青海、宁夏等省份，目前提出全面放开落户的省份已经达到15个。此外，包括石家庄、昆明、南昌、银川、福州、济南在内的6个省会实现“零门槛”落户。
各地放开落户限制的步伐加快，背后有何深层次原因？从大背景来看，多地加快放开落户是贯彻落实中央户籍改革精神的有力举措。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22年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的目标，要求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今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亦明确提出，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采访时表示，多地开放宽落户代表了两方面的改革，一是户籍制度逐步完善和取消；二是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越来越稀缺。大的背景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城市和快速少子老龄化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显现。
“此外，从教育培训结构来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面临很多问题，特别是教学与实际或从业要求之间差距很大。”王广州说。
值得注意的是，年内放开落户的地区基本不是一二线城市。厦门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丁长发对中新经纬客户端指出，这些城市放开落户表面上是为了吸引人才，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留住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能够弥补当地制造业等产业人才的缺乏；另一方面，对促进当地房地产业发展也十分重要。
未来谁会跟进？
今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介绍，我国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超过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孙中伟教授告诉中新经纬客户端，未来的城市竞争，就是人口竞争。人口流入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和购买力提升，经济社会更有活力，而人口流失总体上会导致经济衰落，特别是年轻型、技能型、消费型人口的流失，则会导致地区经济衰落。
“哪些城市能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力，就可以在区域经济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可以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孙中伟说道。
智联招聘课题组与泽平宏观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显示，从人才吸引力指数来看，2020年北京、杭州、上海位居前三名，深圳、广州、南京、苏州、成都、宁波、长沙跻身前十。由此可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仍然是吸引人才不二选择。
未来哪些城市会跟进放开落户限制？在王广州看来，“这取决于中央和地方的发展战略规划。”他预计，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区域中心城市都会陆续跟进。
丁长发同样认为，对于市区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放开落户会比较慎重，500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也可能会自主选择是否放开，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一直是鼓励放开户籍制度的。
孙中伟则表示，放开落户必须考虑人口分布的区域均衡。单从城市利益来看，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宁波等，其他城市都可以放开，但是省会城市、东部沿海城市大规模放开会对其他城市产生挤压效应。
人社部近日公布《“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将高技能人才纳入城市直接落户范围”。随着各地“抢人”升级，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年内已有11地放宽落户限制。
年内10余地放开落户限制
中新经纬客户端梳理发现，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青海、青岛、昆明、湖北、呼和浩特、郑州、佛山、南京、福州、泉州、漳州等11地发布了放开落户政策。
近期，青海全面放开城市落户限制，允许在城市拥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常住人口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等在当地申请落户，推动落实城市落户“零门槛”。
7月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青岛西海岸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加快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青岛西海岸新区进一步降低落户条件，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现落户“零门槛”。
6月17日，云南省昆明市提出，通过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健全配套政策体系等措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
6月11日，湖北明确，深度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取消除武汉市外全省其他地区落户限制，进一步降低武汉市落户门槛，实行省内户口迁移一地办结机制。
5月10日，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进一步放宽郑州中心城区落户条件，全面放开除郑州中心城区外的落户限制。
5月初，佛山提出，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
今年2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发文，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对于城市周边四个城镇区域，持居住证者只需缴纳6个月以上社保即可落户，不再有年龄和学历限制；实施农村籍大学生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
此外，呼和浩特全面放开人才落户限制条件，取消直系亲属落户居住条件；放宽人员落户条件和单位集体户设置条件。福建多地放宽落户门槛，福州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不设学历、年龄、就业创业限制，外省市人员均可申请落户，集体户设立的条件降低。漳州的政策与福州如出一辙。
放开落户节奏缘何加快
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内蒙古、海南、广西等纷纷提出全面放开落户。2020年以来，江苏、山东、河南等地也提出全面放开落户，加上江西、吉林、云南、青海、宁夏等省份，目前提出全面放开落户的省份已经达到15个。此外，包括石家庄、昆明、南昌、银川、福州、济南在内的6个省会实现“零门槛”落户。
各地放开落户限制的步伐加快，背后有何深层次原因？从大背景来看，多地加快放开落户是贯彻落实中央户籍改革精神的有力举措。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22年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的目标，要求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今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亦明确提出，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采访时表示，多地开放宽落户代表了两方面的改革，一是户籍制度逐步完善和取消；二是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越来越稀缺。大的背景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城市和快速少子老龄化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显现。
“此外，从教育培训结构来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面临很多问题，特别是教学与实际或从业要求之间差距很大。”王广州说。
值得注意的是，年内放开落户的地区基本不是一二线城市。厦门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丁长发对中新经纬客户端指出，这些城市放开落户表面上是为了吸引人才，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留住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能够弥补当地制造业等产业人才的缺乏；另一方面，对促进当地房地产业发展也十分重要。
未来谁会跟进？
今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介绍，我国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超过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孙中伟教授告诉中新经纬客户端，未来的城市竞争，就是人口竞争。人口流入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和购买力提升，经济社会更有活力，而人口流失总体上会导致经济衰落，特别是年轻型、技能型、消费型人口的流失，则会导致地区经济衰落。
“哪些城市能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力，就可以在区域经济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可以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孙中伟说道。
智联招聘课题组与泽平宏观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显示，从人才吸引力指数来看，2020年北京、杭州、上海位居前三名，深圳、广州、南京、苏州、成都、宁波、长沙跻身前十。由此可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仍然是吸引人才不二选择。
未来哪些城市会跟进放开落户限制？在王广州看来，“这取决于中央和地方的发展战略规划。”他预计，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区域中心城市都会陆续跟进。
丁长发同样认为，对于市区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放开落户会比较慎重，500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也可能会自主选择是否放开，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一直是鼓励放开户籍制度的。
孙中伟则表示，放开落户必须考虑人口分布的区域均衡。单从城市利益来看，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宁波等，其他城市都可以放开，但是省会城市、东部沿海城市大规模放开会对其他城市产生挤压效应。
【7月12日起，京台高速启用测速等取证设备抓拍违法行为】为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行车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山东省高速公路测速取证设备建设审核工作机制》等法律法规及规定，7月6日，德州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发布公告，拟在G3京台高速公路启用区间测速及其他违法取证设备。违法取证设备将于2021年7月12日正式启用。公示期满后，将依法对高速公路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处罚，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速，平安出行，文明出行。
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故事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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