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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一颗砀山梨背后的产业竞争格局，砀山水果如何突围】就像一条大河，砀山的水果产业总能在竞争的落差中找到奔流的动能。
166年前黄河改道北徙，在砀山县境内留下一条46.6公里的废河道。黄河流经砀山期间，有记载的决口和泛滥多达五十余次。
黄河走了，结束了长期洪涝灾害，留下了漫天黄沙，“张嘴沙打牙，庄稼被打瞎”。在这片270平方公里的独特沙土地上，诞生了世界最大的梨园和著名的砀山水果产业。
第一次产业红利
砀山酥梨大发展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为了治理风沙，砀山动员全县在黄河故道载种耐盐碱、耐旱涝的梨树。几年后，黄河故道上游170公里的兰考县，也是为了治沙，焦裕禄选择了速生的泡桐。当年的选择，为兰考留下了一座绿色银行。
焦裕禄去世几十年后，桐木成材。兰考木匠将泡桐木制成灶台风箱，贩卖到上海。老师傅发现桐木声音通透、传导性不错，加上抗腐耐热、不易变形，于是便找到兰考当地木匠制作音板。
生长在兰考沙土中的泡桐，由于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成就了质地疏密适度、纹理天然美观等特点。现在兰考制作的乐器，不仅销往全国，还出口到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近期网上爆火的山东曹县，出口到日本的棺材，用的也是兰考的泡桐。
相比兰考泡桐，砀山酥梨成名更早，已有两千多年栽培史。明万历、清乾隆时还被列为贡品。
“砀山酥梨最大的特点，就是历经多年，它还是它。”砀山县副县长陈新启介绍，两千多年中历经各种灾害，每次都可能导致品种进化或退化，但其酥脆浓甜的特征，被稳定地保留下来。
“酥脆浓甜”，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非常稀缺，全国水果商人汇集砀山抢梨，到90年代中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地头收购价每斤接近2元，一亩梨园就是一个万元户。
尾随水果商人到来的是各地的梨苗商人，他们把砀山酥梨引种到了江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地。到2004年，除砀山本地有50万亩连片种植的砀山酥梨外，全国各地引种面积近500万亩，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梨树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加之砀山酥梨丰产的特性，其产量更是占到全国梨产量的48％。
产量的激增让产品的势能快速耗散，2003年和2004年，产地批发价降到了90年代的五分之一。
砀山必须找到新的竞争落差。
第二次产业升级
第一次砀山水果产业红利，是有和无的竞争。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水果市场从供给短缺向供给过剩转变，很难再出现一个爆品通吃的机会。第二次产业升级，应该比什么?
砀山县政府于2001年制定了“4111”计划，三年后又修订为“3211”计划，即保留优质砀山酥梨30万亩，通过高接换头发展优质新品种及加工品种20万亩，发展优质黄桃等杂果10万亩，更新苹果新品种，稳定面积10万亩。
“高接换头”是果树的一种快速迭代技术，保留原来果树，在树冠部位换接其他品种。好处是能节省从树苗到成年的时间，代价是无法改变树型、树间距，从而给第三次产业升级埋下了伏笔。
砍结果的树，嫁接新树苗，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谁也不敢保证新产品一定成功，果农动力不足，有人喊出了“不换思想就换头”的口号，鼓励把酥梨的头换成黄冠梨和翠玉梨的头。
黄冠梨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于1977年以雪花梨为母本、日本砂梨“新世纪”为父本杂交培育而成。黄冠梨有三个特点最让当时砀山水果产业的决策者心动，第一残渣少，第二酸甜适口，第三成熟时间早，比酥梨早了一个月。
第一和第二个特点弥补了酥梨风味的不足，第三个特点则拉长了砀山产区梨的销售期，避免集中上市。
除了河北黄冠梨，还从山东引进了日韩梨和其它国内外较先进的梨、苹果等名特优新果树16种，品种上百个。
梨的品种多了，总产量还要降下来，替代梨的产品是黄桃。目前砀山是世界第三大黄桃产区，种植面积15万亩，年产30万吨。
黄桃最常见的吃法是做成罐头，特别在西北省份，黄桃罐头是很多人童年的小确幸。西北人更偏爱黄桃罐头的味道吗?
砀山虹桥食品公司负责人徐奥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砀山本地水果罐头厂，早期并不做水果罐头，而是蔬菜罐头，西北和东北冬季缺少蔬菜，是罐头的主要销售地。吃菜难解决后，工厂更新产品，黄桃罐头取代蔬菜罐头，在成熟渠道的北方市场继续销售。
稳定的供给和成熟的销售渠道，才催生出了特定区域的口味偏好。
罐头把砀山的水果产业从农业升级到了工业，不仅消化了非商品果，还提高了产品附加值。2020年全县水果加工产值190亿元, 黄桃罐头产量国内第一。
控产量，引进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水果加工业，一套组合拳，砀山水果产业完成第二次升级。
第三次产业竞争
第三次升级最难，因为正在进行中。
很难说，第三次产业升级始于何时，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电商入场后，传统水果销售中的一些旧壁垒被推平，取而代之，新的规则建立起来。
第一个被打破的旧壁垒是靠信息差赚钱。
水果商人纪宗文经营皖北最大的冷库已11年，滚动投资8000万元，建成2万吨库。各地水果商人把收购的果子存放在冷库中，等待最好的销售时机。2017年，纪宗文和妹妹纪盼在拼多多开店，做起了电商。
“以前给各地供货，报价都不一样，南京的价格和上海的肯定不一样。”纪宗文说，经过层层中间商，消费者在每一个水果摊上买的价格也不一样。
电商入局后，价格透明，中间商很难再靠信息不对称赚钱。
第二个被打破的是品类壁垒。砀山的水果不仅要与其它产区水果竞争，甚至还要和全世界优势产区的水果竞争。
砀山不仅要和河北、山东的梨产区竞争，全国1400万亩的梨，还要和3000万亩的苹果，3700万亩的柑橘，2200万亩的西瓜，1300万亩的桃，1000万亩的葡萄等大宗水果竞争。
近年来拼多多上不断出现新品爆款水果，会理软籽石榴，丹东99草莓，四川爱媛果冻橙，福建涫溪蜜柚，云南石林人参果，这些水果单价高，抢走了一大批爱尝鲜的年轻人。进口的智利车厘子、新西兰猕猴桃、泰国榴莲、越南芒果等水果，给消费者提供了来自全世界的选择。
世界变平了，竞争再次升级。
竞争不再是某几个批发商之间的博弈，而是产区和产区间的比赛。一颗小小的水果，越来越成为从育种、标准化种植、现代产业链、销售通道、快速获取市场信息、准确决策到打造品牌的全方位比拼。
2019年砀山县政府选择3000亩集中连片优质梨园，建设集“智能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农旅相结合”为一体的“一号梨园”，代表了砀山梨种植的最高水平。
一号梨园使用了大量传感器、自动杀虫装置、水肥一体化等设施，砀山县梨树研究中心主任田娟希望这个高标准梨园不仅用于示范，还要解决普通梨农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此开设了辅导班，免费向种植户介绍标准化生产。
然而梨农年纪偏大，很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对设施投入的账算不清，加上梨树历史悠久，很难改变树型、树间距，机械化潜力有限。
砀山的黄桃罐头产业也面临类似问题。徐奥自2015年接手家族罐头厂后，每年都改造生产线，但挖桃核只能靠双手，占用全厂40％的工人。招人成了徐奥的一件大事。
另一家1.5万吨的玄庙镇冷链物流产业园里的水果，30％的量走线上，“其中99％通过拼多多销售”，冷库负责人蒋松林计划今年再扩建5000吨厂房。除了这两家规模最大的冷库，砀山还建设了140多座中小型冷库，总容量20万吨。冷库能把砀山梨的销售周期拉长三个月。
砀山水果产业的参与者，正用各自的方式加入第三次产业升级，寻找或制造新的“竞争落差”。
新的变量
在第三次产业升级中，电商是一个新增重要变量。
砀山重视发展农产品电商，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电商销售额从2015年的10.4亿元，增长为2020年的60亿元，年均增长率41.7％。目前有十多万人从事电商、物流、包材相关产业。
除了能看到的拓阔销路，增加就业，拼多多还以产业安全阀的功能，更深入地参与到了砀山水果产业的机理中。
纪宗文和妹妹纪盼合理利用线上可以快速大量走货的特点，发明了新的商业模式，为冷库客户提供“仓储+垫资+代销”服务。
商家缺乏资金收购水果，纪宗文提供1∶1垫资，商家把收购的水果存在冷库，纪宗文收取冷藏费。如果行情好，商家出货获利，皆大欢喜。如果行情不好，纪宗文可以通过自己的拼多多店铺快速出货，按止损价“平仓”。
通过这种创新，纪宗文为十几个合作商家，既提供了贷款又规避了风险。
徐奥创新了另一种模式，他为代工的贴牌商提供“代工+兜底销售”服务，让合作伙伴放心下单，如果行情不好，他用自己的拼多多网店帮客户销售，快速回款。徐奥得到代工费，还能让生产线稳定开机，保持最大产能，降低了生产边际成本。
通过电商，徐奥还能更敏锐感知市场变化。年轻人误解水果罐头有防腐剂，不爱买，他就开发新品，发现酸奶西米露水果罐头卖得不错，立即上新品，现在销售额已超过了传统水果罐头。
拼多多自2019年推出新品牌计划，帮助有产品能力的代工厂了解目标消费群体，给出产品建议，帮助中国制造业建立自己的品牌。截至2020年，已有1500余家企业参与定制化生产，产生4000多款定制化产品、4.6亿笔定制化订单。
2019年砀山在建设一号梨园的同时，还申请了商标，却发现已被河北的一家企业注册，无奈改为“梨园一号”。“坐高铁有可能看到我们的广告，‘梨，还是砀山的好’。”砀山县农业局副局长曹爱平希望砀山水果不仅要做响区域公共品牌，还要打造几个著名的企业品牌，但这件事政府只能帮忙，最终还是要靠企业家。
43岁的退伍军人王小辉经营的“吾家吾村”拼多多店铺，去年卖出了6000万元砀山水果，今年目标是1个亿。王小辉的策略是严控发货品质，自建发货标准，对果形、成熟度、颜色、大小都有要求，希望在线上建立自己的品牌。
截至2021年3月底，在拼多多上，已有2645款农(副)产品销量超过10万+，越来越多的产区利用“新农具”找到竞争落差。
“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全球领先，农产品上行是所有电商中最困难的。平台与商家长期合作，形成了很好的产业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华认为，新电商不仅是一次机会，更越来越成为农产品流通的“基础公共设施”。把销量暴增的短期红利，转化为产区综合优势的长期红利，将是未来竞争的重点。
166年前黄河改道北徙，在砀山县境内留下一条46.6公里的废河道。黄河流经砀山期间，有记载的决口和泛滥多达五十余次。
黄河走了，结束了长期洪涝灾害，留下了漫天黄沙，“张嘴沙打牙，庄稼被打瞎”。在这片270平方公里的独特沙土地上，诞生了世界最大的梨园和著名的砀山水果产业。
第一次产业红利
砀山酥梨大发展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为了治理风沙，砀山动员全县在黄河故道载种耐盐碱、耐旱涝的梨树。几年后，黄河故道上游170公里的兰考县，也是为了治沙，焦裕禄选择了速生的泡桐。当年的选择，为兰考留下了一座绿色银行。
焦裕禄去世几十年后，桐木成材。兰考木匠将泡桐木制成灶台风箱，贩卖到上海。老师傅发现桐木声音通透、传导性不错，加上抗腐耐热、不易变形，于是便找到兰考当地木匠制作音板。
生长在兰考沙土中的泡桐，由于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成就了质地疏密适度、纹理天然美观等特点。现在兰考制作的乐器，不仅销往全国，还出口到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近期网上爆火的山东曹县，出口到日本的棺材，用的也是兰考的泡桐。
相比兰考泡桐，砀山酥梨成名更早，已有两千多年栽培史。明万历、清乾隆时还被列为贡品。
“砀山酥梨最大的特点，就是历经多年，它还是它。”砀山县副县长陈新启介绍，两千多年中历经各种灾害，每次都可能导致品种进化或退化，但其酥脆浓甜的特征，被稳定地保留下来。
“酥脆浓甜”，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非常稀缺，全国水果商人汇集砀山抢梨，到90年代中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地头收购价每斤接近2元，一亩梨园就是一个万元户。
尾随水果商人到来的是各地的梨苗商人，他们把砀山酥梨引种到了江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地。到2004年，除砀山本地有50万亩连片种植的砀山酥梨外，全国各地引种面积近500万亩，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梨树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加之砀山酥梨丰产的特性，其产量更是占到全国梨产量的48％。
产量的激增让产品的势能快速耗散，2003年和2004年，产地批发价降到了90年代的五分之一。
砀山必须找到新的竞争落差。
第二次产业升级
第一次砀山水果产业红利，是有和无的竞争。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水果市场从供给短缺向供给过剩转变，很难再出现一个爆品通吃的机会。第二次产业升级，应该比什么?
砀山县政府于2001年制定了“4111”计划，三年后又修订为“3211”计划，即保留优质砀山酥梨30万亩，通过高接换头发展优质新品种及加工品种20万亩，发展优质黄桃等杂果10万亩，更新苹果新品种，稳定面积10万亩。
“高接换头”是果树的一种快速迭代技术，保留原来果树，在树冠部位换接其他品种。好处是能节省从树苗到成年的时间，代价是无法改变树型、树间距，从而给第三次产业升级埋下了伏笔。
砍结果的树，嫁接新树苗，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谁也不敢保证新产品一定成功，果农动力不足，有人喊出了“不换思想就换头”的口号，鼓励把酥梨的头换成黄冠梨和翠玉梨的头。
黄冠梨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于1977年以雪花梨为母本、日本砂梨“新世纪”为父本杂交培育而成。黄冠梨有三个特点最让当时砀山水果产业的决策者心动，第一残渣少，第二酸甜适口，第三成熟时间早，比酥梨早了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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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山不仅要和河北、山东的梨产区竞争，全国1400万亩的梨，还要和3000万亩的苹果，3700万亩的柑橘，2200万亩的西瓜，1300万亩的桃，1000万亩的葡萄等大宗水果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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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山的黄桃罐头产业也面临类似问题。徐奥自2015年接手家族罐头厂后，每年都改造生产线，但挖桃核只能靠双手，占用全厂40％的工人。招人成了徐奥的一件大事。
另一家1.5万吨的玄庙镇冷链物流产业园里的水果，30％的量走线上，“其中99％通过拼多多销售”，冷库负责人蒋松林计划今年再扩建5000吨厂房。除了这两家规模最大的冷库，砀山还建设了140多座中小型冷库，总容量20万吨。冷库能把砀山梨的销售周期拉长三个月。
砀山水果产业的参与者，正用各自的方式加入第三次产业升级，寻找或制造新的“竞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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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山重视发展农产品电商，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电商销售额从2015年的10.4亿元，增长为2020年的60亿元，年均增长率41.7％。目前有十多万人从事电商、物流、包材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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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缺乏资金收购水果，纪宗文提供1∶1垫资，商家把收购的水果存在冷库，纪宗文收取冷藏费。如果行情好，商家出货获利，皆大欢喜。如果行情不好，纪宗文可以通过自己的拼多多店铺快速出货，按止损价“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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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商，徐奥还能更敏锐感知市场变化。年轻人误解水果罐头有防腐剂，不爱买，他就开发新品，发现酸奶西米露水果罐头卖得不错，立即上新品，现在销售额已超过了传统水果罐头。
拼多多自2019年推出新品牌计划，帮助有产品能力的代工厂了解目标消费群体，给出产品建议，帮助中国制造业建立自己的品牌。截至2020年，已有1500余家企业参与定制化生产，产生4000多款定制化产品、4.6亿笔定制化订单。
2019年砀山在建设一号梨园的同时，还申请了商标，却发现已被河北的一家企业注册，无奈改为“梨园一号”。“坐高铁有可能看到我们的广告，‘梨，还是砀山的好’。”砀山县农业局副局长曹爱平希望砀山水果不仅要做响区域公共品牌，还要打造几个著名的企业品牌，但这件事政府只能帮忙，最终还是要靠企业家。
43岁的退伍军人王小辉经营的“吾家吾村”拼多多店铺，去年卖出了6000万元砀山水果，今年目标是1个亿。王小辉的策略是严控发货品质，自建发货标准，对果形、成熟度、颜色、大小都有要求，希望在线上建立自己的品牌。
截至2021年3月底，在拼多多上，已有2645款农(副)产品销量超过10万+，越来越多的产区利用“新农具”找到竞争落差。
“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全球领先，农产品上行是所有电商中最困难的。平台与商家长期合作，形成了很好的产业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华认为，新电商不仅是一次机会，更越来越成为农产品流通的“基础公共设施”。把销量暴增的短期红利，转化为产区综合优势的长期红利，将是未来竞争的重点。
近10个省级农信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落马，农信社缘何腐败频发？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佟铁顺涉嫌受贿罪一案被提起公诉；6月，曾任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副理事长的王挺被公布“双开”；5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被公布“双开”；4月，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接受审查调查……近期，一批农信社领导干部被查处，释放了坚决斩断农信领域腐败利益链的鲜明信号。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缘何会成腐败重灾区？从案件情况看，农信社领导捞钱的伎俩主要有哪些？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如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多省农信社“一把手”及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在领导被留置、多名同事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近年来，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案件频发，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
一些领导干部贪婪、胆大、奢靡，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如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应华夏保险总经理邓某某请托，自2011年起助其在省农商行系统推销保险。在陈鹏授意下，邓某某以为陈鹏过生日为由，组织多次饭局，邀请各农商行董事长参加，陈鹏夫妇极力为其站台。各农商行“有求必应”，50余家农商行参保（约占全省农商行2/3），总额达96.96亿余元，相关购买行为持续到2019年，陈鹏收受邓某某贿赂6000余万元。孙斌从省联社办公室主任到省联社副主任到合肥市副市长再回省联社，一路贪腐，什么钱都敢收，在陈鹏被留置、多名农商行高管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案发地揪出的“硕鼠巨蠹”，除了省联社领导，也不乏来自其主管的各农商行和县乡信用社干部。陈鹏落马后，安徽省农商行系统13名高管相继被查。杨阿麟案更是造成内蒙古农商行系统400余人涉案，10余名高管被查。在万仁礼等领导干部“示范”效应下，云南省农信社系统内部收送礼金礼品成风。办案人员称，省联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立身不正，带头贪腐，几乎必然导致全系统腐败蔓延和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

安徽省纪委监委专案组工作人员在一起省农商行系统案件移送审理前，讨论完善审查调查报告。许怡然 摄（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据办案人员介绍，从案发情况看，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生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屡屡插手信贷业务，把信贷审批权当“聚宝盆”。一些农商行高管政商关系、银企关系错位，发放人情贷、关系贷问题突出，省联社虽不直接经手信贷业务，但作为各家农商行主管单位，具有很大话语权。云南省农信社号称“云南最大的银行”，被视为云南省联社“三驾马车”的省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罗敏，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万仁礼，原党委书记蒋兆岗搭班期间，凭借领导意志违规放贷。判决书显示，罗敏经手的不少贷款，均是靠“打招呼”放行。如她为云南邦业园林绿化公司老板桂雍在企业贷款、房地产销售方面谋取利益，收取100余万元贿赂、价值24万的孔雀图一幅。
对用人资格审查、亲属回避、交流轮岗等把关不严，讲关系、看背景、“近亲繁殖”问题突出。比如陈鹏的“双开”通报直指其“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收受财物”。办案人员透露，陈鹏任人唯亲、唯钱、唯权，收受系统内约40人贿赂，并通过召开省联社党委会发表同意意见、向相关农商行高管打招呼等方式，为相关人员谋取晋升、调动、亲友入职等人事利益，严重损害省农商行系统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

安徽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在基建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但有的招投标程序不规范，给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孙斌把分管的信息化建设当“私人领地”，收受与省联社在手机盾、手机银行、社区e银行、金农信e贷等业务有合作关系的上海某公司老板孙某某所送该公司5‰股权（价值600万元），通过其情人李某某收受与省联社开展“银铁通”项目、网格化营销系统等业务合作的南京某公司老板杨某某该公司10%股权（价值50万元）、40万元“提成费用”以及3万元购物卡，还索要了一辆价值55万余元的汽车。
制度和监管存在漏洞，自身缺乏有效权力监督体系，导致一些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
省联社、农商行腐败问题高发频发，其中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引人注目。
目前，农信系统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细分成多种模式，其中大多数地方所采用的是所谓“省联社—县级联社二元体制”。在这种模式下，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省联社是一个负责日常业务监督与管理的行政机构。近年来全国各地县级农信社绝大部分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省联社扁平化管理县级农商行，承担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分析，省联社名义上是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政机构，而它管理的县农商行又是企业经营单位。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人、财、物等权力过分集中于省联社，而省联社虽名义上在省政府与省级金融监管的双重监管之下，实际上其各项权力未能得到有效制约。
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在纪检监察派驻改革前，一些省联社主要负责人在把控权力上极为强势，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同级监督形同虚设。例如，对于陈鹏在安徽省联社工作期间所涉问题，省联社纪委监督缺位，既没有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也没有向上级纪委及时反映报告相关情况。多年来该社对审计、巡察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多以内部处理为主，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责的少之又少。
同样，对县农商行的监管也存在监督制约缺失、压力传导不到位等问题。据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钱硕分析，银保监部门虽有监管权但不是主管部门；市县党委政府没有具体管理职能，国有资本在农商行股本中的占比明显偏低，部分农商行甚至没有国有资本；省联社对县农商行的监管因为种种原因也较为薄弱。
农信系统腐败案高发，还与一些单位管理混乱有关。有的地方存在员工纪法观念淡薄、违规操作普遍、重要岗位轮岗制度缺位、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印证管理失控、未严格执行审计内控制度等问题，这给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伺机作案的机会。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农信社，员工王某某在任樊家夭、大红城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其职务之便，冒用他人身份证，以化整为零方式给自己违法放贷74笔共计204万元，并将贷款挥霍一空。安徽颍东农商行董事长、副行长、监事长合谋“协作”，左手“戴面具”借贷，右手“开后门”放款，在自家银行的募股过程中动手脚大肆敛财。
坚持查办案件与防范风险并重，做好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等工作，保障促进农信系统健康发展
腐败案件高发频发，严重损害农信系统政治生态，影响全系统改革发展质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三不”一体推进的思路，坚持从查清事实、追赃挽损、防控风险、弥补漏洞、重塑生态等方面同步发力，既维护了农信系统队伍的纯洁性，维护了纪法的严肃性，也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体现了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针对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问题，一些地方抓深抓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将监督的“探头”校准拨亮。安徽、云南等地撤销省农信社纪委，改由省纪委监委向省农信社派驻纪检监察组。派驻改革后，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受省纪委监委直接领导，从原来的“同级监督”转变为“上级监督”，有效解决了原省联社内设纪委权威性不足、独立性不强的问题；由原省联社纪委向省联社党委汇报工作，转变为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与党委定期会商、重要情况通报，省联社党委更加重视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违规用人”、违规干预农商行工作等突出问题推动整改。安徽省联社聚焦“三重一大”、选人用人、信贷投放、财务管理等重点领域制定48项负面清单，及时修订员工招聘、交流轮岗等关键制度，并从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入手开展专项整治，2020年累计调整农商行“一把手”25人，推动纪委书记异地交流任职16人，1名农商行董事长和1名行长因缺乏责任担当被免职。

2021年7月26日，安徽省党风廉政教育馆正式对外开放，接受单位预约。（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针对省联社“一把手”腐败背后暴露的制度漏洞，业界人士认为，要逐步深化省联社体制机制改革。2020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文称将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几乎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制定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意见》，并部署开展相关改革试点。今年1月，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试点”。
对于省联社改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要按照所有制结构，把党的关系搞清楚，党的管理和党的领导要加强，同时要进行清产核资，处置一些不良资产，还要追回欠款。
“省联社的‘管理’权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这种管理体制在农商行纷纷改制到位、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成、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当下，到了该彻底改革的时候了。”莫开伟说。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https://t.cn/AijrvdpW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佟铁顺涉嫌受贿罪一案被提起公诉；6月，曾任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副理事长的王挺被公布“双开”；5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被公布“双开”；4月，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接受审查调查……近期，一批农信社领导干部被查处，释放了坚决斩断农信领域腐败利益链的鲜明信号。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缘何会成腐败重灾区？从案件情况看，农信社领导捞钱的伎俩主要有哪些？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如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多省农信社“一把手”及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在领导被留置、多名同事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近年来，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案件频发，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
一些领导干部贪婪、胆大、奢靡，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如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应华夏保险总经理邓某某请托，自2011年起助其在省农商行系统推销保险。在陈鹏授意下，邓某某以为陈鹏过生日为由，组织多次饭局，邀请各农商行董事长参加，陈鹏夫妇极力为其站台。各农商行“有求必应”，50余家农商行参保（约占全省农商行2/3），总额达96.96亿余元，相关购买行为持续到2019年，陈鹏收受邓某某贿赂6000余万元。孙斌从省联社办公室主任到省联社副主任到合肥市副市长再回省联社，一路贪腐，什么钱都敢收，在陈鹏被留置、多名农商行高管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案发地揪出的“硕鼠巨蠹”，除了省联社领导，也不乏来自其主管的各农商行和县乡信用社干部。陈鹏落马后，安徽省农商行系统13名高管相继被查。杨阿麟案更是造成内蒙古农商行系统400余人涉案，10余名高管被查。在万仁礼等领导干部“示范”效应下，云南省农信社系统内部收送礼金礼品成风。办案人员称，省联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立身不正，带头贪腐，几乎必然导致全系统腐败蔓延和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

安徽省纪委监委专案组工作人员在一起省农商行系统案件移送审理前，讨论完善审查调查报告。许怡然 摄（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据办案人员介绍，从案发情况看，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生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屡屡插手信贷业务，把信贷审批权当“聚宝盆”。一些农商行高管政商关系、银企关系错位，发放人情贷、关系贷问题突出，省联社虽不直接经手信贷业务，但作为各家农商行主管单位，具有很大话语权。云南省农信社号称“云南最大的银行”，被视为云南省联社“三驾马车”的省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罗敏，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万仁礼，原党委书记蒋兆岗搭班期间，凭借领导意志违规放贷。判决书显示，罗敏经手的不少贷款，均是靠“打招呼”放行。如她为云南邦业园林绿化公司老板桂雍在企业贷款、房地产销售方面谋取利益，收取100余万元贿赂、价值24万的孔雀图一幅。
对用人资格审查、亲属回避、交流轮岗等把关不严，讲关系、看背景、“近亲繁殖”问题突出。比如陈鹏的“双开”通报直指其“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收受财物”。办案人员透露，陈鹏任人唯亲、唯钱、唯权，收受系统内约40人贿赂，并通过召开省联社党委会发表同意意见、向相关农商行高管打招呼等方式，为相关人员谋取晋升、调动、亲友入职等人事利益，严重损害省农商行系统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

安徽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在基建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但有的招投标程序不规范，给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孙斌把分管的信息化建设当“私人领地”，收受与省联社在手机盾、手机银行、社区e银行、金农信e贷等业务有合作关系的上海某公司老板孙某某所送该公司5‰股权（价值600万元），通过其情人李某某收受与省联社开展“银铁通”项目、网格化营销系统等业务合作的南京某公司老板杨某某该公司10%股权（价值50万元）、40万元“提成费用”以及3万元购物卡，还索要了一辆价值55万余元的汽车。
制度和监管存在漏洞，自身缺乏有效权力监督体系，导致一些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
省联社、农商行腐败问题高发频发，其中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引人注目。
目前，农信系统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细分成多种模式，其中大多数地方所采用的是所谓“省联社—县级联社二元体制”。在这种模式下，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省联社是一个负责日常业务监督与管理的行政机构。近年来全国各地县级农信社绝大部分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省联社扁平化管理县级农商行，承担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分析，省联社名义上是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政机构，而它管理的县农商行又是企业经营单位。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人、财、物等权力过分集中于省联社，而省联社虽名义上在省政府与省级金融监管的双重监管之下，实际上其各项权力未能得到有效制约。
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在纪检监察派驻改革前，一些省联社主要负责人在把控权力上极为强势，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同级监督形同虚设。例如，对于陈鹏在安徽省联社工作期间所涉问题，省联社纪委监督缺位，既没有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也没有向上级纪委及时反映报告相关情况。多年来该社对审计、巡察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多以内部处理为主，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责的少之又少。
同样，对县农商行的监管也存在监督制约缺失、压力传导不到位等问题。据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钱硕分析，银保监部门虽有监管权但不是主管部门；市县党委政府没有具体管理职能，国有资本在农商行股本中的占比明显偏低，部分农商行甚至没有国有资本；省联社对县农商行的监管因为种种原因也较为薄弱。
农信系统腐败案高发，还与一些单位管理混乱有关。有的地方存在员工纪法观念淡薄、违规操作普遍、重要岗位轮岗制度缺位、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印证管理失控、未严格执行审计内控制度等问题，这给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伺机作案的机会。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农信社，员工王某某在任樊家夭、大红城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其职务之便，冒用他人身份证，以化整为零方式给自己违法放贷74笔共计204万元，并将贷款挥霍一空。安徽颍东农商行董事长、副行长、监事长合谋“协作”，左手“戴面具”借贷，右手“开后门”放款，在自家银行的募股过程中动手脚大肆敛财。
坚持查办案件与防范风险并重，做好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等工作，保障促进农信系统健康发展
腐败案件高发频发，严重损害农信系统政治生态，影响全系统改革发展质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三不”一体推进的思路，坚持从查清事实、追赃挽损、防控风险、弥补漏洞、重塑生态等方面同步发力，既维护了农信系统队伍的纯洁性，维护了纪法的严肃性，也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体现了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针对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问题，一些地方抓深抓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将监督的“探头”校准拨亮。安徽、云南等地撤销省农信社纪委，改由省纪委监委向省农信社派驻纪检监察组。派驻改革后，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受省纪委监委直接领导，从原来的“同级监督”转变为“上级监督”，有效解决了原省联社内设纪委权威性不足、独立性不强的问题；由原省联社纪委向省联社党委汇报工作，转变为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与党委定期会商、重要情况通报，省联社党委更加重视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违规用人”、违规干预农商行工作等突出问题推动整改。安徽省联社聚焦“三重一大”、选人用人、信贷投放、财务管理等重点领域制定48项负面清单，及时修订员工招聘、交流轮岗等关键制度，并从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入手开展专项整治，2020年累计调整农商行“一把手”25人，推动纪委书记异地交流任职16人，1名农商行董事长和1名行长因缺乏责任担当被免职。

2021年7月26日，安徽省党风廉政教育馆正式对外开放，接受单位预约。（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针对省联社“一把手”腐败背后暴露的制度漏洞，业界人士认为，要逐步深化省联社体制机制改革。2020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文称将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几乎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制定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意见》，并部署开展相关改革试点。今年1月，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试点”。
对于省联社改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要按照所有制结构，把党的关系搞清楚，党的管理和党的领导要加强，同时要进行清产核资，处置一些不良资产，还要追回欠款。
“省联社的‘管理’权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这种管理体制在农商行纷纷改制到位、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成、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当下，到了该彻底改革的时候了。”莫开伟说。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https://t.cn/Aijrvd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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