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大家分享《空行母事业》的序言好不好？[可爱]
首先，序言的作者是，玛西娅·宾得·施密特，她担任金刚乘佛教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已超过 15 年。 她与丈夫、作家和翻译家也就是这一本书的藏译英的译者： Erik Pema Kungsang （埃里克·白玛·昆桑）共同创立并经营着 Rangjung Yeshe Publications（让炯耶些出版社），这是一家独立的英文佛经出版商。
同时，翻译家埃里克·白玛·昆桑也是宗萨钦哲仁切发起的84000佛典传译计划的董事会成员，是金刚乘佛教在西方世界传播的重要承当者之一。以下就是玛西娅·宾得·施密特为《空行母事业》一书所撰写的序言：
回顾过去，去发现自己是如何被先入为主的概念所误导的，其实是一件深具启发性的事。比如说，举一个日常的例子：我之前总是对吉普赛人很感兴趣，基于我所看过的电影里那些吉普赛女子的角色，比如多洛雷斯·德尔·里奥和丽塔·海沃思，我对她们有着一种非常好莱坞式的想像。多年以后，在巴塞隆那，当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现实生活中的吉普赛人时，她显然和我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甚至恰恰相反，那一刻，这让我那狭隘的成见，瞬间破灭。
同样的，当说到“空行母”，直到我开始编写这一本书之前，我脑海里关于空行母还隐约有着一个明星般的形象：在空中优雅又灵动地穿行，仙乐飘飘彩铃响，璎珞丝衣，极致迷人。这也许是对某一类空行母之显现的一种肤浅描述，假如我们能够亲见空行母的话，智慧空行完全不必然是这般样子的。
她们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也多少令人畏惧。我了解到，她们几乎是究竟的判官，审视着修行者是否有正确的见、修、行。如果她们发现我们没有正确的见、修、行，她们会在今生、中阴和来世给我们带来难以置信的负面影响。空行母可一点也不像女生联谊会里的小姐妹或乖乖女。她们是深受尊重和崇敬的对象。当然女生联谊会的小姐妹们和乖乖女们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空行母有其甚深的意涵。
不过，作为瑜伽士和瑜伽女，只要有我们正确的见、修、行，我们将发现没有比智慧空行更好的护法与向导了。她们是我们开展法行事业的管道，将在今生、中阴和来世不断地给予我们支持。因此，智慧空行，就像护法一样，是既能带来大的利益，也能带来伤害的力量，这取决于我们作为修行者的资质。就像是我对吉普赛人的肤浅误解一样，我对空行母的错误想法也被摧毁了。我开始深深地崇敬这些圣众的洞察力，幷生起了一种健康而恭谨的敬畏心。
《空行事业》是“三根本系列”里的最后一本书，它着重讲述空行教法。还记得吗，上师是加持的根本，本尊是成就的根本，空行与护法是事业的根本。当然，这些划分就像在天空中画的三条线而已，为了成功地展开法行事业，我们需要有加持与成就；没有加持和成就，我们什么也无法达成。我们凡庸而散乱的心是绝对无法召请智慧空行的，甚至连召请世间空行也做不到。她们幷不会被有限的发心所召唤，也不会对未证悟者作出回应。除非我们得到智慧、加持与成就，否则我们的那些放光与勾召的观想都将是不稳定的，如同投入虚空，价值甚微。即使在世俗的层面上，如果我们想让重要而有权势的人听从我们的意愿，我们也至少需要与他们处在同层面上才行，正如乞丐幷无法指挥国王。
这就使我们又回到了关键点：我们还是需要依靠“炼金术”中的神圣三元素：本尊、咒语、三摩地。最理想的是，我们应该让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双运地从本觉之中展开。然而，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至少需要观想自身是坛城中的主尊，然后，于三摩地中，我们持诵咒语幷行持事业，确保我们的发心始终如一都是利他的，而不是自私或世俗的。我们是为了佛法目的而融入本尊，以作明佛母的修持为例，为了佛法和众生的利益，而去摄集上师、教法、信受与奉行的能力、财富以及一切的善缘。如果只是为了自利，我们再怎么努力地打鼓摇铃，空行母也不会被召请而来，不会行持她们的事业。包括空行教法在内的所有修行，不管它们是多么的眼花缭乱，动机都只是为了获得证悟以及更纯熟地利益众生和佛法。套用一句名言：“努力净障积资为要务，依靠其余手段皆妄想。”
因此，空行的教法被赋予了幻化游舞的殊圣方便，她们时而迷人，时而忿怒，但她们绝不世俗与凡庸。我们的目标应该首先是调伏自己散乱的心，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将自心以息、增、怀、诛之力转化内、外一切显相使之更为增上。在此，有着通往证悟之道上的金砖，轻盈、坚定又心怀稀奇地踏上这条路吧，愿行者在寻求空行母的指引时，加持与成就亦双双伴随我们。
首先，序言的作者是，玛西娅·宾得·施密特，她担任金刚乘佛教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已超过 15 年。 她与丈夫、作家和翻译家也就是这一本书的藏译英的译者： Erik Pema Kungsang （埃里克·白玛·昆桑）共同创立并经营着 Rangjung Yeshe Publications（让炯耶些出版社），这是一家独立的英文佛经出版商。
同时，翻译家埃里克·白玛·昆桑也是宗萨钦哲仁切发起的84000佛典传译计划的董事会成员，是金刚乘佛教在西方世界传播的重要承当者之一。以下就是玛西娅·宾得·施密特为《空行母事业》一书所撰写的序言：
回顾过去，去发现自己是如何被先入为主的概念所误导的，其实是一件深具启发性的事。比如说，举一个日常的例子：我之前总是对吉普赛人很感兴趣，基于我所看过的电影里那些吉普赛女子的角色，比如多洛雷斯·德尔·里奥和丽塔·海沃思，我对她们有着一种非常好莱坞式的想像。多年以后，在巴塞隆那，当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现实生活中的吉普赛人时，她显然和我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甚至恰恰相反，那一刻，这让我那狭隘的成见，瞬间破灭。
同样的，当说到“空行母”，直到我开始编写这一本书之前，我脑海里关于空行母还隐约有着一个明星般的形象：在空中优雅又灵动地穿行，仙乐飘飘彩铃响，璎珞丝衣，极致迷人。这也许是对某一类空行母之显现的一种肤浅描述，假如我们能够亲见空行母的话，智慧空行完全不必然是这般样子的。
她们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也多少令人畏惧。我了解到，她们几乎是究竟的判官，审视着修行者是否有正确的见、修、行。如果她们发现我们没有正确的见、修、行，她们会在今生、中阴和来世给我们带来难以置信的负面影响。空行母可一点也不像女生联谊会里的小姐妹或乖乖女。她们是深受尊重和崇敬的对象。当然女生联谊会的小姐妹们和乖乖女们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空行母有其甚深的意涵。
不过，作为瑜伽士和瑜伽女，只要有我们正确的见、修、行，我们将发现没有比智慧空行更好的护法与向导了。她们是我们开展法行事业的管道，将在今生、中阴和来世不断地给予我们支持。因此，智慧空行，就像护法一样，是既能带来大的利益，也能带来伤害的力量，这取决于我们作为修行者的资质。就像是我对吉普赛人的肤浅误解一样，我对空行母的错误想法也被摧毁了。我开始深深地崇敬这些圣众的洞察力，幷生起了一种健康而恭谨的敬畏心。
《空行事业》是“三根本系列”里的最后一本书，它着重讲述空行教法。还记得吗，上师是加持的根本，本尊是成就的根本，空行与护法是事业的根本。当然，这些划分就像在天空中画的三条线而已，为了成功地展开法行事业，我们需要有加持与成就；没有加持和成就，我们什么也无法达成。我们凡庸而散乱的心是绝对无法召请智慧空行的，甚至连召请世间空行也做不到。她们幷不会被有限的发心所召唤，也不会对未证悟者作出回应。除非我们得到智慧、加持与成就，否则我们的那些放光与勾召的观想都将是不稳定的，如同投入虚空，价值甚微。即使在世俗的层面上，如果我们想让重要而有权势的人听从我们的意愿，我们也至少需要与他们处在同层面上才行，正如乞丐幷无法指挥国王。
这就使我们又回到了关键点：我们还是需要依靠“炼金术”中的神圣三元素：本尊、咒语、三摩地。最理想的是，我们应该让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双运地从本觉之中展开。然而，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至少需要观想自身是坛城中的主尊，然后，于三摩地中，我们持诵咒语幷行持事业，确保我们的发心始终如一都是利他的，而不是自私或世俗的。我们是为了佛法目的而融入本尊，以作明佛母的修持为例，为了佛法和众生的利益，而去摄集上师、教法、信受与奉行的能力、财富以及一切的善缘。如果只是为了自利，我们再怎么努力地打鼓摇铃，空行母也不会被召请而来，不会行持她们的事业。包括空行教法在内的所有修行，不管它们是多么的眼花缭乱，动机都只是为了获得证悟以及更纯熟地利益众生和佛法。套用一句名言：“努力净障积资为要务，依靠其余手段皆妄想。”
因此，空行的教法被赋予了幻化游舞的殊圣方便，她们时而迷人，时而忿怒，但她们绝不世俗与凡庸。我们的目标应该首先是调伏自己散乱的心，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将自心以息、增、怀、诛之力转化内、外一切显相使之更为增上。在此，有着通往证悟之道上的金砖，轻盈、坚定又心怀稀奇地踏上这条路吧，愿行者在寻求空行母的指引时，加持与成就亦双双伴随我们。
摘【史家批顾颉刚疑史 及顾氏承认破坏历史】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艺术茶歇#
画家兼诗人威廉·布莱克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雕版师，但是，他逐渐成为一个萨满教式的人物——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教士——他迫切地在世界面前宣告自己看到的幻象。
布莱克愈来愈摒弃传统的媒介，而以“先知书”的形式出版他的作品，其中，文字和插图均以彩色印刷。
在他著名的插画诗《耶路撒冷》（Jerusalem，1804-1820年）中，布莱克自称只不过是“生活在永恒国度里的作者”的一名文书。布莱克认为，存在者“生来就如同一片已经播种和种植过的园圃”，因此，他们正好是为先知而准备的，因为先知的天赋就是预言命中注定的事情。
在他的先知书里，洛斯（Los）这一人物是作为先知、神秘主义者和阐释者的艺术家的典型。作为一切艺术和文学的作者，以及艺术之城的建筑师，洛斯管理着人类所能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事物；他能够超越时间，从物质世界一直到永恒的国度，并决定人类对善恶的理解。
读书笔记来自《浪漫主义艺术》
画家兼诗人威廉·布莱克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雕版师，但是，他逐渐成为一个萨满教式的人物——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教士——他迫切地在世界面前宣告自己看到的幻象。
布莱克愈来愈摒弃传统的媒介，而以“先知书”的形式出版他的作品，其中，文字和插图均以彩色印刷。
在他著名的插画诗《耶路撒冷》（Jerusalem，1804-1820年）中，布莱克自称只不过是“生活在永恒国度里的作者”的一名文书。布莱克认为，存在者“生来就如同一片已经播种和种植过的园圃”，因此，他们正好是为先知而准备的，因为先知的天赋就是预言命中注定的事情。
在他的先知书里，洛斯（Los）这一人物是作为先知、神秘主义者和阐释者的艺术家的典型。作为一切艺术和文学的作者，以及艺术之城的建筑师，洛斯管理着人类所能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事物；他能够超越时间，从物质世界一直到永恒的国度，并决定人类对善恶的理解。
读书笔记来自《浪漫主义艺术》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