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降准未必有水喝 财政才是龙王爷
来源：剑峰聊宏观
殷剑峰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央行降准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刚进入三季度就宣布降准。这说明在稳经济和稳通胀之间，央行已经向市场表明了态度。从刚公布的6月份物价数据看，核心CPI还是羸弱的0.9，不高的CPI也开始走低，至于原先被鼓噪的通胀之源——PPI和生产资料价格都见顶回落。更重要的是，作为经济的领先指标，狭义货币M1已经掉到去年疫情期间的最低水平。总之，一切迹象显示，内需不足、经济下滑将成为3季度以后的主要矛盾。
患了通胀恐惧症的童鞋们都喜欢把降准看成是央行在“放水”，但现在看来，经济主体是否能喝到“水”还需要打一个问号。这次降准大概能够在银行体系内部释放约1万亿的资金，然而，这些资金要变成市场主体获得的流动性，尚需经历一个关键、但经常被忽视的环节：银行的信用创造——银行愿意放贷，市场主体愿意并且有能力借款。因为央行降的“准”是准备金，这是银行在央行的存款，不是市场主体拥有的在银行的存款，而市场主体在银行的存款只能通过银行贷款才能创造出来（参考前文《货币主义公式为什么是错的》）。简言之，再如何降准，如果银行不放贷，我们口袋里也不会增加一个子。
举个例子。假设央行规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是10%，银行每拥有1元准备金，最多可以通过发放贷款创造10元的存款（=1/10%）；现在央行降准，将法定准备金率下降到5%，银行每拥有1元的准备金，就可以最多发放20元的贷款，进而创造20元的存款（=1/5%）。然而，在央行降准之后，银行是否能多发放贷款、从而创造更多的存款，还要取决于其他因素。从银行的角度看，由于放贷是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放贷的积极性还是有的。但其他经济主体借钱的积极性和能力看起来都有很大问题。
首先看居民部门。几千年来房地产在中国都拥有安全资产的特殊地位，因而经济好，房地产涨，经济不好，它更涨。去年下半年以来居民借钱买房的积极性高涨，而且由于宽松信贷政策的缘故，居民也能借到钱。今年4月份之后，随着对住房市场的政策收紧，居民按揭贷款以及与住房市场藕断丝连的个人经营性贷款掉头往下。如果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态度是认真（我们相信一定是），居民借贷的意愿和能力一定也是下降的。
其次看企业部门。在今年1-5月，虽然企业中长期贷款较往年增幅明显，但囿于票据融资的大幅度萎缩，企业总的新增信贷规模较去年1-5月萎缩了1万亿。此外，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也低于去年同期，加上进入偿还高峰，企业债券净发行量也是萎缩的。企业借钱的积极性不高，是因为投资意愿不高，而投资意愿不高又是因为我们之前谈到的投资率回报率过低——这是长期的增长问题，而非短期的周期因素。
最后看地方政府。1-5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不仅低于去年同期，而且，发行的债券中超过60%都是用于借新还旧的再融资债券。特别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得益于财政部的金融创新（财政部实际上是中国最富有想象力的金融创新主体），这种债券可以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因此，按理说应该是地方政府最喜欢的融资方式。但是，今年1-5月，专项债发行只完成了全年计划的32%，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0%。专项债发不动，据说同其他部委禁止银行提供配套资金有关，但归根到底，大家都不是看不懂庞氏融资的傻子。至于债市中地方债、城投债的新一轮配置高潮，无非是一个你情我愿的轮盘赌。
所以，即使央行降准，即使银行愿意放贷，如果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都不愿意、都不能借钱，这“水”也放不出来。而且，看起来央行打开的就是一个正在迅速干涸的水库闸门，因为降准却带不动信贷不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现象，是一个持续了十年的趋势。
图片
上图给出了2011年以来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速和大型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个非常清晰的观察就是，虽然自2011年以来，降准是一个趋势，但贷款增速的下滑也是一个趋势。所以，降准却放出“水”不是经济周期问题，而是反映了一些长期、深刻的结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背景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人口老龄化、甚至是人口负增长。在这个背景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等，比比皆是，全是结构性难题。
增长问题需要靠结构改革，但总需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并非没有用武之地。恰恰相反，诸如用中央财政支出补贴生育之类的扩张财政政策大有可为。然而，观察今年1-5月的财政状况却发现，中央财政支出的速度不断下滑，财政支出增速已经是2008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详情链接：https://t.cn/A6fpedeM
来源：剑峰聊宏观
殷剑峰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央行降准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刚进入三季度就宣布降准。这说明在稳经济和稳通胀之间，央行已经向市场表明了态度。从刚公布的6月份物价数据看，核心CPI还是羸弱的0.9，不高的CPI也开始走低，至于原先被鼓噪的通胀之源——PPI和生产资料价格都见顶回落。更重要的是，作为经济的领先指标，狭义货币M1已经掉到去年疫情期间的最低水平。总之，一切迹象显示，内需不足、经济下滑将成为3季度以后的主要矛盾。
患了通胀恐惧症的童鞋们都喜欢把降准看成是央行在“放水”，但现在看来，经济主体是否能喝到“水”还需要打一个问号。这次降准大概能够在银行体系内部释放约1万亿的资金，然而，这些资金要变成市场主体获得的流动性，尚需经历一个关键、但经常被忽视的环节：银行的信用创造——银行愿意放贷，市场主体愿意并且有能力借款。因为央行降的“准”是准备金，这是银行在央行的存款，不是市场主体拥有的在银行的存款，而市场主体在银行的存款只能通过银行贷款才能创造出来（参考前文《货币主义公式为什么是错的》）。简言之，再如何降准，如果银行不放贷，我们口袋里也不会增加一个子。
举个例子。假设央行规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是10%，银行每拥有1元准备金，最多可以通过发放贷款创造10元的存款（=1/10%）；现在央行降准，将法定准备金率下降到5%，银行每拥有1元的准备金，就可以最多发放20元的贷款，进而创造20元的存款（=1/5%）。然而，在央行降准之后，银行是否能多发放贷款、从而创造更多的存款，还要取决于其他因素。从银行的角度看，由于放贷是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放贷的积极性还是有的。但其他经济主体借钱的积极性和能力看起来都有很大问题。
首先看居民部门。几千年来房地产在中国都拥有安全资产的特殊地位，因而经济好，房地产涨，经济不好，它更涨。去年下半年以来居民借钱买房的积极性高涨，而且由于宽松信贷政策的缘故，居民也能借到钱。今年4月份之后，随着对住房市场的政策收紧，居民按揭贷款以及与住房市场藕断丝连的个人经营性贷款掉头往下。如果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态度是认真（我们相信一定是），居民借贷的意愿和能力一定也是下降的。
其次看企业部门。在今年1-5月，虽然企业中长期贷款较往年增幅明显，但囿于票据融资的大幅度萎缩，企业总的新增信贷规模较去年1-5月萎缩了1万亿。此外，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也低于去年同期，加上进入偿还高峰，企业债券净发行量也是萎缩的。企业借钱的积极性不高，是因为投资意愿不高，而投资意愿不高又是因为我们之前谈到的投资率回报率过低——这是长期的增长问题，而非短期的周期因素。
最后看地方政府。1-5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不仅低于去年同期，而且，发行的债券中超过60%都是用于借新还旧的再融资债券。特别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得益于财政部的金融创新（财政部实际上是中国最富有想象力的金融创新主体），这种债券可以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因此，按理说应该是地方政府最喜欢的融资方式。但是，今年1-5月，专项债发行只完成了全年计划的32%，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0%。专项债发不动，据说同其他部委禁止银行提供配套资金有关，但归根到底，大家都不是看不懂庞氏融资的傻子。至于债市中地方债、城投债的新一轮配置高潮，无非是一个你情我愿的轮盘赌。
所以，即使央行降准，即使银行愿意放贷，如果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都不愿意、都不能借钱，这“水”也放不出来。而且，看起来央行打开的就是一个正在迅速干涸的水库闸门，因为降准却带不动信贷不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现象，是一个持续了十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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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给出了2011年以来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速和大型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个非常清晰的观察就是，虽然自2011年以来，降准是一个趋势，但贷款增速的下滑也是一个趋势。所以，降准却放出“水”不是经济周期问题，而是反映了一些长期、深刻的结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背景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人口老龄化、甚至是人口负增长。在这个背景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等，比比皆是，全是结构性难题。
增长问题需要靠结构改革，但总需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并非没有用武之地。恰恰相反，诸如用中央财政支出补贴生育之类的扩张财政政策大有可为。然而，观察今年1-5月的财政状况却发现，中央财政支出的速度不断下滑，财政支出增速已经是2008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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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动态# 一百年前那些人、事、地 | 中国奥委会组织成立之地——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会跑马场举行。参赛运动员约140人，比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篮球等。运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影响很大，观摩者达数万人。在运动会召开期间，张伯苓、王正廷、伍廷芳、唐绍仪等一批有识之士，发起筹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成为后来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中国近现代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不仅是晚清以来中国西式体育发展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后来西式体育发展的加速器，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现代新式体育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中国人决心奋起直追、融入现代国际体育大家庭的梦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体育本身。可以说，中国百年奥运之梦，由此开始。
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体育事业虽然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类体育组织纷纷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立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机构。直到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但这个机构并不能完全统辖当时全国的相关机构，在是否具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资格的问题上也存疑。1924年5月，武昌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赴会的体育界人士张伯苓、王正廷等一致认为要组建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以统筹全民体育之推进，举办全国性运动会，并组织参与奥运会等国际竞技活动。
1924年7月4日20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924年7月6日《申报》的新闻《中华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记载：“中华体育联合会于七月四日下午八时，假南京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开成立大会。” 5日16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继续召开，在讨论了组织架构等问题后，选举“张伯苓、郭秉文、陈时、聂云台、方小川、沈嗣良、郝伯阳、卢炜昌、穆藕初等九人当选为董事。”担任会议主席的张伯苓宣布“中华民国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即于今日正式成立”，机构暂定名为“中华体育联合会”，《申报》在1924年7月7日对此进行了报道。该会成立9天后，7月14日出刊的《申报》副刊《教育与人生》第39期的体育版刊登了蒋湘青的《国人对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应具有的态度》一文，文中写道：“筹备一年轰动全国的体育总机关，已于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五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产生了。”可见，此时“中华体育联合会”已改称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申报》同版还刊登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一文，详细记载了会议召开的全过程。1925年10月，张伯苓在呈报给北洋政府内务部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备案登记申请中附录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录》与《申报》刊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完全一致，进一步明确了该机构的成立之处为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于当年发布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于国内外体育工作之范围》。其中的“国际关系”第一条即“奥伦匹克运动会会员”（奥伦匹克是当时对奥林匹克的一种音译），在“国内工作”的职责里有“中华代表参加世界运动会”。由此可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就开始承担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际奥委会的记录发布，1916年至1925年之间没有发行公报，造成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详细日期无法确定。一战后，在1926年4月的国际奥委会第一份公报里，明确记载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1927年6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组委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邀请我国运动代表团加入”（《世界运动会邀请我国加入》，《申报》1927年6月25日，第十一版），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国首次接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1928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开启了中国人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大门。其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先后以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身份，组织代表团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年举行的奥运会比赛。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新中国的国家奥委会。1952年7月14日，为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权问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严正声明新中国奥委会“系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之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1954年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通过决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继续承认。
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毁于1937年侵华日军的空袭，现已不存。后经考证，其原址范围在今天东南大学校园建筑金陵院的西半部分位置上。2014年5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旧址”纪念碑在东南大学金陵院西畔草坪落成，成为南京与奥林匹克渊源的一份独特纪念。
（文章内容选编自《百年缘——近现代南京与奥林匹克》）
拟稿：李唐海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会跑马场举行。参赛运动员约140人，比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篮球等。运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影响很大，观摩者达数万人。在运动会召开期间，张伯苓、王正廷、伍廷芳、唐绍仪等一批有识之士，发起筹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成为后来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中国近现代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不仅是晚清以来中国西式体育发展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后来西式体育发展的加速器，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现代新式体育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中国人决心奋起直追、融入现代国际体育大家庭的梦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体育本身。可以说，中国百年奥运之梦，由此开始。
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体育事业虽然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类体育组织纷纷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立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机构。直到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但这个机构并不能完全统辖当时全国的相关机构，在是否具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资格的问题上也存疑。1924年5月，武昌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赴会的体育界人士张伯苓、王正廷等一致认为要组建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以统筹全民体育之推进，举办全国性运动会，并组织参与奥运会等国际竞技活动。
1924年7月4日20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924年7月6日《申报》的新闻《中华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记载：“中华体育联合会于七月四日下午八时，假南京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开成立大会。” 5日16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继续召开，在讨论了组织架构等问题后，选举“张伯苓、郭秉文、陈时、聂云台、方小川、沈嗣良、郝伯阳、卢炜昌、穆藕初等九人当选为董事。”担任会议主席的张伯苓宣布“中华民国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即于今日正式成立”，机构暂定名为“中华体育联合会”，《申报》在1924年7月7日对此进行了报道。该会成立9天后，7月14日出刊的《申报》副刊《教育与人生》第39期的体育版刊登了蒋湘青的《国人对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应具有的态度》一文，文中写道：“筹备一年轰动全国的体育总机关，已于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五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产生了。”可见，此时“中华体育联合会”已改称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申报》同版还刊登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一文，详细记载了会议召开的全过程。1925年10月，张伯苓在呈报给北洋政府内务部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备案登记申请中附录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录》与《申报》刊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完全一致，进一步明确了该机构的成立之处为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于当年发布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于国内外体育工作之范围》。其中的“国际关系”第一条即“奥伦匹克运动会会员”（奥伦匹克是当时对奥林匹克的一种音译），在“国内工作”的职责里有“中华代表参加世界运动会”。由此可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就开始承担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际奥委会的记录发布，1916年至1925年之间没有发行公报，造成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详细日期无法确定。一战后，在1926年4月的国际奥委会第一份公报里，明确记载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1927年6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组委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邀请我国运动代表团加入”（《世界运动会邀请我国加入》，《申报》1927年6月25日，第十一版），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国首次接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1928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开启了中国人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大门。其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先后以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身份，组织代表团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年举行的奥运会比赛。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新中国的国家奥委会。1952年7月14日，为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权问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严正声明新中国奥委会“系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之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1954年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通过决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继续承认。
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毁于1937年侵华日军的空袭，现已不存。后经考证，其原址范围在今天东南大学校园建筑金陵院的西半部分位置上。2014年5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旧址”纪念碑在东南大学金陵院西畔草坪落成，成为南京与奥林匹克渊源的一份独特纪念。
（文章内容选编自《百年缘——近现代南京与奥林匹克》）
拟稿：李唐海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种自己的花爱自己的宇宙总不能还没努力就向生活妥协吧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情绪除非你同意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纹眉半[赞啊]永久培训轻拾月光听风声缱绻如刹时花开想寻大树乘凉不如自栽自养自乘凉问世间什么最无聊就是此刻最无聊野[赞啊]生眉纹[赞啊]绣培训不想听大道理只想吃小蛋糕一些小美好正在井然有序地发生着世间芸芸众生要么被人追求要么追求别人要么忙忙碌碌要么劳累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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