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家训扬新风之151 | 春桥乡城隍余村 都湖一家亲
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云山秀，老山美。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两个城隍村在合奏着“都湖一家亲，年年庆有余”的新乐章……
#江西省余氏風采##江西省余氏宗親##中華余氏風采##中華余氏#
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云山秀，老山美。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两个城隍村在合奏着“都湖一家亲，年年庆有余”的新乐章……
#江西省余氏風采##江西省余氏宗親##中華余氏風采##中華余氏#
【宁夏故事 ·印记 | 一个人“复活”着一座城】这是一部关于灵武市的时光倒带。掀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者，是一群坚守信念的考古人，其中就有灵武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宏安。西夏窑址、二道沟岩画、水洞沟遗址……这些沉寂于历史尘埃中的文化遗珍，在刘宏安和同事们的考古发掘后，重现于世。之后，在对文物的修复、考证中，他致力于打通“古今对话”，阐释文物的“前世今生”，试图把一段更为立体、鲜活的灵武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宁夏故事 ·印记 | 一个人“复活”着一座城】这是一部关于灵武市的时光倒带。掀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者，是一群坚守信念的考古人，其中就有灵武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宏安。西夏窑址、二道沟岩画、水洞沟遗址……这些沉寂于历史尘埃中的文化遗珍，在刘宏安和同事们的考古发掘后，重现于世。之后，在对文物的修复、考证中，他致力于打通“古今对话”，阐释文物的“前世今生”，试图把一段更为立体、鲜活的灵武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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