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经典10句，历经千年，人性始终不变，读史使人明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由司马迁创作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后世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元狩元年这三千多年的历史，又饱含着司马迁本人的情感，以及他对历史的感慨。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阅读史书，纵览世事变迁，从真实的人事中领悟人世间的道理、兴亡成败的规律。
1、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报任少卿书》
人本就都有一死，要么死得比泰山还重，要么死得比鸿毛还轻。
古人重生，也重死。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
2、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
做大事的人可以不考虑细枝末节，行大礼不在乎小的过错。
鸿门宴上，众人欲助刘邦逃走时，刘邦顾虑到没有向项羽行辞别的礼，樊哙就对刘邦说了这句话。要想成就大事，就要以大局为主，过分地苛求自己注意细枝末节，不能成就最终的大业。
3、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引用自《易》）
开始时出一点差错，最后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欲成大事，须做事严谨，注重细节，总满足于“差不多”，最后就会“差很多”。
4、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能做好一件事的人，不一定能把它讲得头头是道；能对一件事讲得十分透彻有理的人，不一定能做好这件事。
理论和实践有时是脱节的，比如赵括纸上谈兵，带兵打仗却大败。一位成绩好的人，不一定能把别人教好；一位好作家不一定掌握写作理论，一位理论丰富的批评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
5、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轻飘的羽毛堆积多了也能把船压沉；一堆很轻的东西堆积多了也能把车轴压断；众人的言论十分强大，足以混淆视听；毁谤发生多次，足以将一个人毁灭。
人言可畏，强大的舆论能美化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判断，舆论不一定可靠，要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和判断。
6、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不如士之谔谔。——《史记·赵世家》
一千张羊皮，抵不上一领狐腋（珍贵之物）。一千个唯唯诺诺的人，抵不上一个正色直言的人。
春秋时期晋卿赵简子有位臣子，名为周舍。周舍是一位敢说真话的臣子，对赵简子的不妥之处直接指出，使其改正。赵简子也是耿直之人，颇为欣赏周舍。周舍死后，他伤心不已，感慨而出此言。
有慷慨直言的诤臣立于朝，是国之大幸。不为君主的威势所摄，为君为国着想，直言敢谏。最典型的如后世唐太宗与魏征君臣之事，传为美谈。
7、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桃李不言语，可是树下自有人踩出小路来。
李将军即西汉的名将李广，多次与匈奴作战，战功显赫。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受爱戴。
待人宽厚真诚，富有人格魅力，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敬仰。
8、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
陈涉早年曾经和别人一起被雇佣耕地，休息时对工友说“苟富贵，勿相忘”，工友们笑他妄想富贵，陈胜有感而发此言。后来陈胜揭竿而起，名垂青史，成就了自己的“鸿鹄之志”。
燕雀的眼光狭小，只有房檐附近的一片小天地，它们不能理解鸿鹄的长远眼光与广阔格局。格局与眼光往往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高下，比能不能做更重要的，是敢不敢想。
9、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史记·淮阴侯列传》
功业难以成就，却很容易失败；时机很难把握住，却容易失去。
抓住时机是成就功业的关键，机遇可遇不可求。时机来时，当断则断，错失机遇，很可能就会错失建功立业之机！
10、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史记·屈原列传》
刚洗过头的人一定会弹弹帽子上的灰尘，刚洗了澡的人一定会抖抖衣服上的污物，谁要被污浊之物弄脏干净的身躯呢？
楚国君王偏听小人之言，流放屈原。屈原宁投江自尽，也不会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以求宠。
世事纷杂如染缸，但做人宜有自己坚守的底线，洁身自好，保留一些做人的尊严。有所为，有所不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由司马迁创作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后世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元狩元年这三千多年的历史，又饱含着司马迁本人的情感，以及他对历史的感慨。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阅读史书，纵览世事变迁，从真实的人事中领悟人世间的道理、兴亡成败的规律。
1、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报任少卿书》
人本就都有一死，要么死得比泰山还重，要么死得比鸿毛还轻。
古人重生，也重死。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
2、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
做大事的人可以不考虑细枝末节，行大礼不在乎小的过错。
鸿门宴上，众人欲助刘邦逃走时，刘邦顾虑到没有向项羽行辞别的礼，樊哙就对刘邦说了这句话。要想成就大事，就要以大局为主，过分地苛求自己注意细枝末节，不能成就最终的大业。
3、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引用自《易》）
开始时出一点差错，最后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欲成大事，须做事严谨，注重细节，总满足于“差不多”，最后就会“差很多”。
4、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能做好一件事的人，不一定能把它讲得头头是道；能对一件事讲得十分透彻有理的人，不一定能做好这件事。
理论和实践有时是脱节的，比如赵括纸上谈兵，带兵打仗却大败。一位成绩好的人，不一定能把别人教好；一位好作家不一定掌握写作理论，一位理论丰富的批评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
5、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轻飘的羽毛堆积多了也能把船压沉；一堆很轻的东西堆积多了也能把车轴压断；众人的言论十分强大，足以混淆视听；毁谤发生多次，足以将一个人毁灭。
人言可畏，强大的舆论能美化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判断，舆论不一定可靠，要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和判断。
6、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不如士之谔谔。——《史记·赵世家》
一千张羊皮，抵不上一领狐腋（珍贵之物）。一千个唯唯诺诺的人，抵不上一个正色直言的人。
春秋时期晋卿赵简子有位臣子，名为周舍。周舍是一位敢说真话的臣子，对赵简子的不妥之处直接指出，使其改正。赵简子也是耿直之人，颇为欣赏周舍。周舍死后，他伤心不已，感慨而出此言。
有慷慨直言的诤臣立于朝，是国之大幸。不为君主的威势所摄，为君为国着想，直言敢谏。最典型的如后世唐太宗与魏征君臣之事，传为美谈。
7、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桃李不言语，可是树下自有人踩出小路来。
李将军即西汉的名将李广，多次与匈奴作战，战功显赫。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受爱戴。
待人宽厚真诚，富有人格魅力，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敬仰。
8、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
陈涉早年曾经和别人一起被雇佣耕地，休息时对工友说“苟富贵，勿相忘”，工友们笑他妄想富贵，陈胜有感而发此言。后来陈胜揭竿而起，名垂青史，成就了自己的“鸿鹄之志”。
燕雀的眼光狭小，只有房檐附近的一片小天地，它们不能理解鸿鹄的长远眼光与广阔格局。格局与眼光往往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高下，比能不能做更重要的，是敢不敢想。
9、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史记·淮阴侯列传》
功业难以成就，却很容易失败；时机很难把握住，却容易失去。
抓住时机是成就功业的关键，机遇可遇不可求。时机来时，当断则断，错失机遇，很可能就会错失建功立业之机！
10、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史记·屈原列传》
刚洗过头的人一定会弹弹帽子上的灰尘，刚洗了澡的人一定会抖抖衣服上的污物，谁要被污浊之物弄脏干净的身躯呢？
楚国君王偏听小人之言，流放屈原。屈原宁投江自尽，也不会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以求宠。
世事纷杂如染缸，但做人宜有自己坚守的底线，洁身自好，保留一些做人的尊严。有所为，有所不为。
老子道德经 第二十章
[原文]
唯之与阿①，相去几何？美之与恶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③，不可不畏。荒兮④，其未央哉⑤！众人熙熙⑥，如享太牢⑦，如春登台⑧。我⑨独泊兮⑩，其未兆⑾；沌沌兮⑿，如婴儿之未孩⒀；傫傫兮⒁，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⒂，而我独若遗⒃。我愚人之心也哉⒄！俗人昭昭⒅，我独昏昏⒆。俗人察察⒇，我独闷闷[21]。澹兮[22]，其若海；飂兮[23]，若无止。众人皆有以[24]，而我独顽且鄙[25]。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26]。
[译文]
应诺和呵斥，相距有多远？美好和丑恶，又相差多少？人们所畏惧的，不能不畏惧。这风气从远古以来就是如此，好像没有尽头的样子。众人都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如同去参加盛大的宴席，如同春天里登台眺望美景。而我却独自淡泊宁静，无动于衷。混混沌沌啊，如同婴儿还不会发出嘻笑声。疲倦闲散啊，好像浪子还没有归宿。众人都有所剩余，而我却像什么也不足。我真是只有一颗愚人的心啊！众人光辉自炫，唯独我迷迷糊糊；众人都那么严厉苛刻，唯独我这样淳厚宽宏。恍惚啊，像大海汹涌；恍惚啊，像飘泊无处停留。世人都精明灵巧有本领，唯独我愚昧而笨拙。我唯独与人不同的，关键在于得到了“道”。
[注释]
1、唯之与阿：唯，恭敬地答应，这是晚辈回答长辈的声音；阿，怠慢地答应，这是长辈回答晚辈的声音。唯的声音低，阿的声音高，这是区别尊贵与卑贱的用语。
2、美之与恶：美，一本作善，恶作丑解。即美丑、善恶。
3、畏：惧怕、畏惧。
4、荒兮：广漠、遥远的样子。
5、未央：未尽、未完。
6、熙熙：熙，和乐，用以形容纵情奔欲、兴高采烈的情状。
7、享太牢：太牢是古代人把准备宴席用的牛、羊、猪事先放在牢里养着。此句为参加丰盛的宴席。
8、如春登台：好似在春天里登台眺望。
9、我：可以将此“我”理解为老子自称，也可理解为所谓“体道之士”。
10、泊：淡泊、恬静。
11、未兆：没有征兆、没有预感和迹象，形容无动于衷、不炫耀自己。
12、沌沌兮：混沌，不清楚。
13、孩：同“咳”，形容婴儿的笑声。
14、傫傫兮：疲倦闲散的样子。
15、有余：有丰盛的财货。
16、遗：不足的意思。
17、愚人：纯朴、直率的状态。
18、昭昭：智巧光耀的样子。
19、昏昏：愚钝暗昧的样子。
20、察察：严厉苛刻的样子。
21、闷闷：纯朴诚实的样子。
22、澹兮：辽远广阔的样子。
23、飓兮：急风。
24、有以：有用、有为，有本领。
25、顽且鄙：形容愚陋、笨拙。
26、贵食母：母用以比喻“道”，道是生育天地万物之母。此名意为以守道为贵。
王弼《道德经注》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凡有皆始於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於微而后成，始於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同谓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谓之然也。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则是名则失之远矣，故曰玄之又玄也。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
苏辙《老子解》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甩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繳，則精而不遍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又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河上公《道德经注》
除浮华则无忧患也。同为应对而相去几何？疾时贱质而贵文。善者称誉，恶者谏诤，能相去何如？
疾时恶忠直，用邪佞也。人谓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绝学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杀仁贤。言世俗人荒乱，欲进学为文，未央止也。熙熙，淫放多情欲也。如饥思太牢之具，意无足时也。春，阴阳交通，万物感动，登台观之，意志淫淫然。我独淡然安静，未有情欲之形兆也。如小儿未能答偶人时也。我乘乘如穷鄙，无所归就。
众人余财以为奢，余智以为诈。我独如遗弃，似于不足也。不与俗人相随，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无所分别。
明且达也。如暗昧也。察察，急且疾也。闷闷，无所割截。我独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穷极也。我独漂漂，若飞若扬，无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
以，有为也。我独无为。似鄙，若不逮也。我独与人异也。食，用也。母，道也。我独贵用道也。
[引语]
老子从辩证法的原理认为，贵贱善恶、是非美丑种种价值判断都是相对形成的，而且随环境的差异而变动。在本章里，老子将世俗之人的心态与自己的心态作了对比描述。它揭露社会上层追逐物欲的贪婪之态，并以相反的形象夸张地描述自己。文中的“我”指老子本人，但又不仅仅是指他个人，而是一种有抱负、有期望的人。“众人”、“俗人”指社会上层。这些人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并无严格标准，甚至是混淆的、任意而行。他说“我”是“愚人之心”，这当然是正话反说。世俗之人纵情于声色货利，而“我”却甘守淡泊朴素，以求精神的升华，而不愿随波逐流。
[评析]
任继愈在《老子新译》中说，“老子对当时许多现象看不惯，把众人看得卑鄙庸俗，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明。而在表面上却故意说了些贬低自己的话，说自己低能、糊涂、没有本领，其实是从反面抬高自己，贬低社会上的一般人。他在自我吹嘘、自我欣赏，最后一句，说出他的正面意见，他和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得到了‘道’。”在老子看来，善恶美丑贵贱是非，都是相对形成的，人们对于价值判断，经常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换，随着环境的差异而更改。世俗的价值判断极为混淆，众人所戒忌的，也正是自己不必触犯的。在这里，老子也说了一些牢骚话，使人感到愤世疾俗的意味，其中不乏深入的哲理。他说明自己在价值观上，在生活态度上，不同于那些世俗之人，他们熙熙攘攘，纵情于声色货利，而老子自己则甘愿清贫淡泊，并且显示出自己与众人的疏离和相异之处。 https://t.cn/RJq0nK3
[原文]
唯之与阿①，相去几何？美之与恶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③，不可不畏。荒兮④，其未央哉⑤！众人熙熙⑥，如享太牢⑦，如春登台⑧。我⑨独泊兮⑩，其未兆⑾；沌沌兮⑿，如婴儿之未孩⒀；傫傫兮⒁，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⒂，而我独若遗⒃。我愚人之心也哉⒄！俗人昭昭⒅，我独昏昏⒆。俗人察察⒇，我独闷闷[21]。澹兮[22]，其若海；飂兮[23]，若无止。众人皆有以[24]，而我独顽且鄙[25]。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26]。
[译文]
应诺和呵斥，相距有多远？美好和丑恶，又相差多少？人们所畏惧的，不能不畏惧。这风气从远古以来就是如此，好像没有尽头的样子。众人都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如同去参加盛大的宴席，如同春天里登台眺望美景。而我却独自淡泊宁静，无动于衷。混混沌沌啊，如同婴儿还不会发出嘻笑声。疲倦闲散啊，好像浪子还没有归宿。众人都有所剩余，而我却像什么也不足。我真是只有一颗愚人的心啊！众人光辉自炫，唯独我迷迷糊糊；众人都那么严厉苛刻，唯独我这样淳厚宽宏。恍惚啊，像大海汹涌；恍惚啊，像飘泊无处停留。世人都精明灵巧有本领，唯独我愚昧而笨拙。我唯独与人不同的，关键在于得到了“道”。
[注释]
1、唯之与阿：唯，恭敬地答应，这是晚辈回答长辈的声音；阿，怠慢地答应，这是长辈回答晚辈的声音。唯的声音低，阿的声音高，这是区别尊贵与卑贱的用语。
2、美之与恶：美，一本作善，恶作丑解。即美丑、善恶。
3、畏：惧怕、畏惧。
4、荒兮：广漠、遥远的样子。
5、未央：未尽、未完。
6、熙熙：熙，和乐，用以形容纵情奔欲、兴高采烈的情状。
7、享太牢：太牢是古代人把准备宴席用的牛、羊、猪事先放在牢里养着。此句为参加丰盛的宴席。
8、如春登台：好似在春天里登台眺望。
9、我：可以将此“我”理解为老子自称，也可理解为所谓“体道之士”。
10、泊：淡泊、恬静。
11、未兆：没有征兆、没有预感和迹象，形容无动于衷、不炫耀自己。
12、沌沌兮：混沌，不清楚。
13、孩：同“咳”，形容婴儿的笑声。
14、傫傫兮：疲倦闲散的样子。
15、有余：有丰盛的财货。
16、遗：不足的意思。
17、愚人：纯朴、直率的状态。
18、昭昭：智巧光耀的样子。
19、昏昏：愚钝暗昧的样子。
20、察察：严厉苛刻的样子。
21、闷闷：纯朴诚实的样子。
22、澹兮：辽远广阔的样子。
23、飓兮：急风。
24、有以：有用、有为，有本领。
25、顽且鄙：形容愚陋、笨拙。
26、贵食母：母用以比喻“道”，道是生育天地万物之母。此名意为以守道为贵。
王弼《道德经注》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凡有皆始於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於微而后成，始於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同谓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谓之然也。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则是名则失之远矣，故曰玄之又玄也。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
苏辙《老子解》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甩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繳，則精而不遍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又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河上公《道德经注》
除浮华则无忧患也。同为应对而相去几何？疾时贱质而贵文。善者称誉，恶者谏诤，能相去何如？
疾时恶忠直，用邪佞也。人谓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绝学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杀仁贤。言世俗人荒乱，欲进学为文，未央止也。熙熙，淫放多情欲也。如饥思太牢之具，意无足时也。春，阴阳交通，万物感动，登台观之，意志淫淫然。我独淡然安静，未有情欲之形兆也。如小儿未能答偶人时也。我乘乘如穷鄙，无所归就。
众人余财以为奢，余智以为诈。我独如遗弃，似于不足也。不与俗人相随，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无所分别。
明且达也。如暗昧也。察察，急且疾也。闷闷，无所割截。我独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穷极也。我独漂漂，若飞若扬，无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
以，有为也。我独无为。似鄙，若不逮也。我独与人异也。食，用也。母，道也。我独贵用道也。
[引语]
老子从辩证法的原理认为，贵贱善恶、是非美丑种种价值判断都是相对形成的，而且随环境的差异而变动。在本章里，老子将世俗之人的心态与自己的心态作了对比描述。它揭露社会上层追逐物欲的贪婪之态，并以相反的形象夸张地描述自己。文中的“我”指老子本人，但又不仅仅是指他个人，而是一种有抱负、有期望的人。“众人”、“俗人”指社会上层。这些人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并无严格标准，甚至是混淆的、任意而行。他说“我”是“愚人之心”，这当然是正话反说。世俗之人纵情于声色货利，而“我”却甘守淡泊朴素，以求精神的升华，而不愿随波逐流。
[评析]
任继愈在《老子新译》中说，“老子对当时许多现象看不惯，把众人看得卑鄙庸俗，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明。而在表面上却故意说了些贬低自己的话，说自己低能、糊涂、没有本领，其实是从反面抬高自己，贬低社会上的一般人。他在自我吹嘘、自我欣赏，最后一句，说出他的正面意见，他和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得到了‘道’。”在老子看来，善恶美丑贵贱是非，都是相对形成的，人们对于价值判断，经常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换，随着环境的差异而更改。世俗的价值判断极为混淆，众人所戒忌的，也正是自己不必触犯的。在这里，老子也说了一些牢骚话，使人感到愤世疾俗的意味，其中不乏深入的哲理。他说明自己在价值观上，在生活态度上，不同于那些世俗之人，他们熙熙攘攘，纵情于声色货利，而老子自己则甘愿清贫淡泊，并且显示出自己与众人的疏离和相异之处。 https://t.cn/RJq0nK3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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