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国资+苏宁易购：吹响“双赢”号角？】文 | 李明轩“牵手”国资成功的苏宁易购，近日又传来新动向。3月12日，苏宁易购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称，深国际和鲲鹏资本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未达成一致行动的安排。除张近东先生与苏宁控股集团、苏宁电器集团为一致行动人外，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显然，这意味着苏宁易购作为一家A股上市公司，正式进入“多元股权结构”时代。但苏宁在回复函中也强调，公司前五大股东积极支持互联网零售业务。靴子落地。在资本层面，深圳国资的加持必然会引领苏宁易购走上新阶段，而战略层面同样如此，云网万店的狂飙突进，还曾被张近东定义为“苏宁互联网零售发展中最成功的一次创新”。对苏宁而言，2020年的疫情阴霾逐渐退散、零售服务商的定位需要继续夯实，社区团购、生鲜电商赛道的风起云涌，更是外部市场的重要变数之一；2021年，同样是苏宁易购重要的转折之年。在“华丽转身”之中，苏宁自身和深圳国资会扮演什么角色？“标杆”效应曾经，深圳只是一座小渔村；如今，深圳已经成长为经济特区、与“北上广”并列的超一线城市、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的重镇之一。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大量高新企业同样盘踞在深圳，腾讯、华为和大疆均将总部设立于此；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0月，中国在业、存续的电商主体265.1万，而深圳在业、存续的电商主体49.66万家，占到全国近五分之一的比例。蛋糕很大，但深圳市政府也有自己的“谋划”。一位接近深圳市国资委的人士曾在采访中表示：“在深圳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里，社会消费品总额算是深圳的短板。” “收购苏宁意义在于解决深圳缺少大型电商的现状。”事实确实如此，北京有京东、杭州有阿里巴巴、上海有拼多多，但同样能称之为互联网经济高地的深圳，缺少一家电商标杆企业。2020年10月，深圳市还出台了《深圳市关于推动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对符合条件的“本地法人电子商务平台”提供融资奖励、贷款贴息、等政策扶持。“对企业纳入深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的网络零售额首次超过200亿元、100亿元、50亿元的，分别给予奖励。”如今，深圳市国资委与苏宁易购这家零售巨头，牵手成功。苏宁易购还表示，将在深圳设立华南地区总部，充分依托产业投资人的本地资源优势，全面提升公司在华南地区尤其是在大湾区的经营能力及企业品牌知名度，有效提升市场占有率。显然，未来在北京京东、杭州阿里、上海拼多多之外，深圳苏宁或许将成为中国电商区域格局中的新一极力量。而入股零售龙头企业之一的苏宁易购，也对深圳国资委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深圳希冀打造电商标杆”的这一宏图远志，苏宁易购必然会添砖加瓦，但从业务层面出发，深国际和鲲鹏资本两大企业的入股，将为苏宁易购的发展带来什么？双赢局面持股苏宁易购8%的深圳国际，其底色如何？财报显示，截止2019年底，深圳国际集团总资产为914亿港元，当年实现营收149.9亿港元，同比增长45%；净利润为5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业绩成色仅仅是一方面，深国际的主业是物流和收费公路，并持有深圳航空49%的股份，以及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10%的股份。物流是电商、零售企业的基础环节，但也蕴藏着千亿级的市场机会，而物流配送的效率、售后服务的水平，同样是一家电商平台消费者口碑、品牌心智的晴雨表。因此，京东才会不惜投入上千亿的成本、承担巨额亏损打造自营物流体系，阿里也从2016年起开始“攒局”菜鸟联盟，而如今快递物流龙头企业之一的顺丰，年营收也超过千亿元。苏宁易购在2020年业绩快报中也提到，报告期内苏宁物流新增、扩建9个物流基地，完成10个物流基地的建设；截止去年年底，苏宁已在48个城市投入运营67个物流基地，在15个城市有17个物流基地在建、扩建。同时，截至2020年底，深国际已经在20个城市投资了34个城市综合物流港，协议用地总面积714万平米，运营项目20个，在建项目6个，综合出租率达91%。显然，在最核心的物流业务上，深国际将与苏宁深入协同。一方面，深国际拥有的城市物流港资源，将在城际配送、干线物流之外，进一步补强苏宁易购的物流场景和仓配综合能力。另一方面，深国际也提出，将重点发展智慧物流和冷链物流，这也与苏宁易购在物流链路上推进的动作，不谋而合。目前，苏宁在全国投建了大量高度自动化的云仓、微仓，大大提高分拣效率、降低分拣错误率。最关键的是，在物流这一大量消耗资源、但收益回报慢的电商“水电煤”环节上，拥有雄厚“家底”的深国际，将和苏宁共同探索物流以及零售全链路上“降本增效”的创新模式。优化资源使用效率，这也是深圳国资入股苏宁的意义所在。同时，从深圳国资过去入股的企业案例中看，国资与企业都有效实现了战略协同。国有企业深圳地铁在2017年3月起控股万科，而从2017年到2019年，万科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429.0亿元、2976.8亿元和367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01%、22.6%和23.6%。另外，鲲鹏资本作为产业投资人，将与其他深圳市属国企，在商品供应链、电商、科技、物流、免税业务等领域，对苏宁易购进行综合赋能，提供政策、税收方面的基础支持。协同业务、优化资源，这才能创造出“深圳国资+苏宁易购”的双赢局面。当然，在战略层面，深圳国资入股苏宁易购，亦是苏宁走向多元股权结构新时代的重要节点；这也意味着，苏宁这家成立30多年的零售巨头，在迈向“零售服务商”定位的道路上，依然要继续奋进。苏宁奋进在2021年苏宁的春节团拜会上，张近东还表示，“下个十年，我们必须要学会做减法，归根结底就是集中精力聚焦零售主业。零售是苏宁的创业之本、发展之源，只有把零售做好了，其他业务的发展才有意义。”从1993年销售空调并提供装配维修服务的民营企业，再到去年提出从“零售商”到“零售服务商”的战略转型，对于零售这条主线，苏宁一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但时代前进的列车轰鸣向前，苏宁也要顺势而为。从实体店到电商再到新零售，从夫妻老婆店到淘宝、京东，再到盒马、7-Fresh等创新业态，平台依然是在卖货，但零售链路正在变革，大数据、产地直采、C2M等概念，正在冲击传统零售的供销、物流等各环节。在新一轮互联网化的浪潮下，零售企业如何应变？实际上，苏宁集团早在2011年就推出线上品牌苏宁易购，2013年获得阿里投资，在2017年提出智慧零售概念。但张近东也曾谈到过，零售企业的互联网化不是把一切事物都放到线上，而是线下线上融合，“零售并不存在线上线下之分，互联网只是工具和手段，最终必然会像阳光和水一样成为行业的标配”，张近东说。因此，苏宁开启了“零售服务商”的转型变革。在苏宁向“零售服务商”迈进的道路上，“云网万店”可谓里程碑式的探索；截止今年四季度，苏宁云网万店平台商品销售规模同比增长33.67%，2020年全年，苏宁零售云全年新开门店3201家。“云网万店”创新可谓对苏宁零售能力的一次全方位考验；在店面数持续扩张的同时，它涉及到供应链、仓配物流的全国覆盖，以及在更下沉的县乡镇市场，对苏宁品牌心智占有率的检验。当然，以实体店起家的苏宁，在线下店运营管理上已经积累起扎实经验，再利用零售云的加盟模式，苏宁能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同时，在零售云店中注入会员、直播、苏宁推客等线上营销玩法，在库存仓储、金融等环节提供数字化工具，通过对传统夫妻老婆店的改造，苏宁正将更多底层能力赋予零售端。这正是“零售服务商”的逻辑所在。在深圳国资入股后，苏宁易购表示，本次股份转让获得的资金，将优先用于通过增资苏宁电器等方式来提高股份转让方的资本实力，优化财务结构。有资本做支撑，苏宁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其在推进智慧零售创变上势必会更加奋进，张近东也立下决心：“聚焦零售……审视各项业务，只要不在零售赛道、脱离商品和用户，都要大胆调整，该砍的砍，该转的转。”国资资本到位，接下来就看苏宁如何在零售赛道上闪转腾挪。
一月四百万菲人失业
菲律宾统计署(PSA)周二说，相比去年同期，一月的失业率上升，大约四百万成人菲人，代表着百分之八点七的劳力。
一月的失业率萎缩百分之五点三，与去年同期一样。在本国感受COVID-19大流行的全面伤害前，失业的人数估计在二百三十九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截至十月估计三百八十万成年国人失业，代表着百分之八点七的劳力。
去年的平均失业率是百分之十点四，或四百五十万成年国人失业，是二零零五年以来最高的。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的就业不足的比率在百分之十六。
与此同时，社会气象站(SWS)的独立调查将去年的平均失业率定在空前之高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四。
PSA和SWS使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失业。
去年，本国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萎缩。
政府经济经理人们说今年就业会重振，因为经济逐步重启，并回到正增长。
商业，尤其是小公司的入息，因为数月之长的封城而蒙受到巨大的损失。在去年六月，劳工部(DOLE)说，大约二千家公司宣布永久关闭、裁员或紧缩。
PSA说，在去年吕宋加强版小区隔离(ECQ)期间，本国失业人口膨胀到七百三十万，因为四月的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十七点七。
海关进行清关后稽查
今年首两月额外创收逾2.47亿
海关(BOC)周二说，因为对进口商的清关后稽查，一月至二月它已经至少征收到二亿四千七百四十万比索的额外税收。
海关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今年首两个月，它加强了对疑似违反了共和国法案一零八六三号，或海关现代化与关税法典(CMTA)条文的进口商的清关后验证与调查，征收到二亿四千七百三十六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点一六比索。
海关援引其清关后稽查组(PCAG)的报告说，今年一月至二月，六份未付的最终缴款通知书被征收到，并且提交了四十八份事先披露方案(PDP)的申请。
在提交的PDPs中，三十一份来自机械剔骨肉(MDM)进口商，总额为六千七百五十九万六千八百三十点七四比索，而十三分PDP申请来自大米进口商，审计金额六百七十四万一千四百零七比索。
海关PCAG也报告了之前签发的审计通知书(ANLs)的状况，其中六份PDP申请获得批准，并且完成七份最终审计报告(FAR)。
海关说，「这些导致签发了总额为四千一百一十七万三千五百零六点五三比索的新缴款通知书和一份无瑕疵检验报告。」
海关还说，今年一月至二月签发了二十八分ANLs，其中十七份是针对咖啡产业进口商，十份是针对石油和石化产业，而一个收货人因根据所进行的分析出现了合规问题而签发ANL。
海关对今年余下月令自清关后稽查活动仍可征收到额外税收是乐观的。
投资者们呆在场外
菲股略涨比索不变
本地主要股指周二中断三天的下滑，因为在担忧新冠肺炎大流行之际，投资者们呆在场外。
菲律宾股票交易所指数(PSEi)上涨百分之零点一五，或九点九一点，报六千七百六十六点八三点。
不过全股指下降百分之零点一一，或四点四五点，报四千零七十四点九五点。
多数类股追随该主要股指，为首的是涨百分之零点六二的金融。
随其后的是控股公司，百分之零点二六；矿业与石油，百分之零点二五；工业，百分之零点一八；和服务，百分之零点一一。
在各类股中，唯有地产以下跌百分之零点七九收盘。
成交量达到五十九亿股，成交额一百九十亿二千万比索。
下降股以一百三十一比八十三领先上升股，而四十八种不变。
Regina资本发展公司销售主管林陵岸说，「菲律宾股票收盘略涨是因为许多事件造成投资者们呆在场外。」
这些事件包括塔亚火山上升到二级戒备且当局建议人们不要前往火山方向，以及二零一九新冠肺炎每日 病例上升到约三千宗。
林陵岸说，「在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万九千亿美元的COVID-19救助计划后，投资者们仍在消化这些消息。在美国国库券收益率不断上升的推动下，股市出现了轮动。」
与此同时，比索对美元以四十八点四八收官，和一天前的四十八点五六相差不大。
它开市报四十八点六五五，并在四十八点六七和四十八点四七之间交易。
当天平均水平在四十八点五四四。
成交额从前一天的六亿八千无爱九十八万美元上升到八亿九千零二十五万美元。
七年期国库券利率上涨
本国七年期国库券(T-bond)的利率于周二上涨。国家司库黎礼旺将此归因于次级市场的类似趋势，缘因通货膨胀率攀升。
该债券的平均利率从一月同期拍卖上的二点七一九厘略涨到三点七三二厘。
国库局(BTr)发行额为三百亿比索，而拍卖委员会悉数决标。
投标总额为五百零二亿四千八百万比索。
黎礼旺在Viber短信中告诉记者，「利率上升是预料中的，因为次级市场的水平随着通胀、石油价格上涨、对刺激计划乐观的美国国库券一起攀升。」
国内通胀率上升，二月的水平连续第五个月上升，达到百分之四点七的二十六个月来的最高，归因于一些食品，如猪肉因为非洲猪瘟而供应大约减少了百分之四点七，，以及国际市场油价上涨。
货币当局预期直至今年第二或第三季度，将保持攀升的通胀率。
今年的平均通胀预计在百分之四点三，直至二零二三年都将高于政府目标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的范围。
政府重申
重启经济以解决失业苦楚
总统府周二重申推动经济重启，尽管COVID-19病例爬升。它说它是解决本国失业状况的一种途径。
总统发言人洛克在新闻简会上说，政府现金协助不是因这场大流行而失业的国人的一种选择。
洛克对政府是否再次向低收入家庭和在为解决COVID-19大流行而实施加强版小区隔离(ECQ)时失业的那些人捐助现金的疑问做出了回答。
据菲律宾统计署最新的劳力调查，今年一月的失业国人人数增加一百六十万。
国家统计师玛巴在当天较早前的一场视频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首月的失业率在百分之八点七，或四百万十五岁及以上年龄的成人失业。
ECQ标准关闭了所有商业，包括学校和交通服务，除了局限在食品、药品和银行的必要行业外。
洛克说，严格遵守现有的健康标准，经济将重启。
政府于三月一日开始COVID-19疫苗接种，是东南亚中最后一个那么做的国家。
杜特地总统较早前说他将考虑放松隔离限制，只要至少二百万人接种了疫苗。
碳排放税时机未到
征收将降低本国能源部门竞争力
本国一名能源高官说，本国尚未准备好课征碳排放税，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举措，尤其是在电力行业。
能源部(DOE)部长邱西周二在西门子能源组报的亚太能源周视频专门小组会议上说，尚未是课征此税的正确时机，因为这只会让本国的电力部门变得更不具竞争力。
他还说，本国依然在创造产能以满足电力需求和确保充足储备。
自他上任以来，能源部一直推动科技-中立政策，欢迎投资所有能源潜在来源以在电力需求日增之际为本国创造产能。
他说，「时至今日，我们仍想要创造能力。因此目前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尚未做好碳排放税的准备。」
邱西说，负上碳排放税的发电公司只会让本国在吸引发电投资上更不具竞争力。
他又说，「我们是受害者。我一直说菲律宾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而且我正请求的是气候公平。因此我们需要支持，以便我们能够适宜过度。」
该能源部长说，本国与其课征碳排放税，不如探索将核能作为一种新的能源来源。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降低成本，削减成本，并确保供应良好。核能可以是最佳答案。」
邱西说，政府也想要看到更多的投资者落地本国，尤其是那些倡导再生能源(RE)的。
他还说RE一体化也是解除碳排放的努力的一个关键部份，而且DOE正在推动水力、热能和其它固有能源的开发。
邱西说，「菲律宾碳排放是最少的国家之一，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正尽责来帮助拯救我们的环境。」
菲律宾统计署(PSA)周二说，相比去年同期，一月的失业率上升，大约四百万成人菲人，代表着百分之八点七的劳力。
一月的失业率萎缩百分之五点三，与去年同期一样。在本国感受COVID-19大流行的全面伤害前，失业的人数估计在二百三十九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截至十月估计三百八十万成年国人失业，代表着百分之八点七的劳力。
去年的平均失业率是百分之十点四，或四百五十万成年国人失业，是二零零五年以来最高的。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的就业不足的比率在百分之十六。
与此同时，社会气象站(SWS)的独立调查将去年的平均失业率定在空前之高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四。
PSA和SWS使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失业。
去年，本国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萎缩。
政府经济经理人们说今年就业会重振，因为经济逐步重启，并回到正增长。
商业，尤其是小公司的入息，因为数月之长的封城而蒙受到巨大的损失。在去年六月，劳工部(DOLE)说，大约二千家公司宣布永久关闭、裁员或紧缩。
PSA说，在去年吕宋加强版小区隔离(ECQ)期间，本国失业人口膨胀到七百三十万，因为四月的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十七点七。
海关进行清关后稽查
今年首两月额外创收逾2.47亿
海关(BOC)周二说，因为对进口商的清关后稽查，一月至二月它已经至少征收到二亿四千七百四十万比索的额外税收。
海关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今年首两个月，它加强了对疑似违反了共和国法案一零八六三号，或海关现代化与关税法典(CMTA)条文的进口商的清关后验证与调查，征收到二亿四千七百三十六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点一六比索。
海关援引其清关后稽查组(PCAG)的报告说，今年一月至二月，六份未付的最终缴款通知书被征收到，并且提交了四十八份事先披露方案(PDP)的申请。
在提交的PDPs中，三十一份来自机械剔骨肉(MDM)进口商，总额为六千七百五十九万六千八百三十点七四比索，而十三分PDP申请来自大米进口商，审计金额六百七十四万一千四百零七比索。
海关PCAG也报告了之前签发的审计通知书(ANLs)的状况，其中六份PDP申请获得批准，并且完成七份最终审计报告(FAR)。
海关说，「这些导致签发了总额为四千一百一十七万三千五百零六点五三比索的新缴款通知书和一份无瑕疵检验报告。」
海关还说，今年一月至二月签发了二十八分ANLs，其中十七份是针对咖啡产业进口商，十份是针对石油和石化产业，而一个收货人因根据所进行的分析出现了合规问题而签发ANL。
海关对今年余下月令自清关后稽查活动仍可征收到额外税收是乐观的。
投资者们呆在场外
菲股略涨比索不变
本地主要股指周二中断三天的下滑，因为在担忧新冠肺炎大流行之际，投资者们呆在场外。
菲律宾股票交易所指数(PSEi)上涨百分之零点一五，或九点九一点，报六千七百六十六点八三点。
不过全股指下降百分之零点一一，或四点四五点，报四千零七十四点九五点。
多数类股追随该主要股指，为首的是涨百分之零点六二的金融。
随其后的是控股公司，百分之零点二六；矿业与石油，百分之零点二五；工业，百分之零点一八；和服务，百分之零点一一。
在各类股中，唯有地产以下跌百分之零点七九收盘。
成交量达到五十九亿股，成交额一百九十亿二千万比索。
下降股以一百三十一比八十三领先上升股，而四十八种不变。
Regina资本发展公司销售主管林陵岸说，「菲律宾股票收盘略涨是因为许多事件造成投资者们呆在场外。」
这些事件包括塔亚火山上升到二级戒备且当局建议人们不要前往火山方向，以及二零一九新冠肺炎每日 病例上升到约三千宗。
林陵岸说，「在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万九千亿美元的COVID-19救助计划后，投资者们仍在消化这些消息。在美国国库券收益率不断上升的推动下，股市出现了轮动。」
与此同时，比索对美元以四十八点四八收官，和一天前的四十八点五六相差不大。
它开市报四十八点六五五，并在四十八点六七和四十八点四七之间交易。
当天平均水平在四十八点五四四。
成交额从前一天的六亿八千无爱九十八万美元上升到八亿九千零二十五万美元。
七年期国库券利率上涨
本国七年期国库券(T-bond)的利率于周二上涨。国家司库黎礼旺将此归因于次级市场的类似趋势，缘因通货膨胀率攀升。
该债券的平均利率从一月同期拍卖上的二点七一九厘略涨到三点七三二厘。
国库局(BTr)发行额为三百亿比索，而拍卖委员会悉数决标。
投标总额为五百零二亿四千八百万比索。
黎礼旺在Viber短信中告诉记者，「利率上升是预料中的，因为次级市场的水平随着通胀、石油价格上涨、对刺激计划乐观的美国国库券一起攀升。」
国内通胀率上升，二月的水平连续第五个月上升，达到百分之四点七的二十六个月来的最高，归因于一些食品，如猪肉因为非洲猪瘟而供应大约减少了百分之四点七，，以及国际市场油价上涨。
货币当局预期直至今年第二或第三季度，将保持攀升的通胀率。
今年的平均通胀预计在百分之四点三，直至二零二三年都将高于政府目标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的范围。
政府重申
重启经济以解决失业苦楚
总统府周二重申推动经济重启，尽管COVID-19病例爬升。它说它是解决本国失业状况的一种途径。
总统发言人洛克在新闻简会上说，政府现金协助不是因这场大流行而失业的国人的一种选择。
洛克对政府是否再次向低收入家庭和在为解决COVID-19大流行而实施加强版小区隔离(ECQ)时失业的那些人捐助现金的疑问做出了回答。
据菲律宾统计署最新的劳力调查，今年一月的失业国人人数增加一百六十万。
国家统计师玛巴在当天较早前的一场视频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首月的失业率在百分之八点七，或四百万十五岁及以上年龄的成人失业。
ECQ标准关闭了所有商业，包括学校和交通服务，除了局限在食品、药品和银行的必要行业外。
洛克说，严格遵守现有的健康标准，经济将重启。
政府于三月一日开始COVID-19疫苗接种，是东南亚中最后一个那么做的国家。
杜特地总统较早前说他将考虑放松隔离限制，只要至少二百万人接种了疫苗。
碳排放税时机未到
征收将降低本国能源部门竞争力
本国一名能源高官说，本国尚未准备好课征碳排放税，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举措，尤其是在电力行业。
能源部(DOE)部长邱西周二在西门子能源组报的亚太能源周视频专门小组会议上说，尚未是课征此税的正确时机，因为这只会让本国的电力部门变得更不具竞争力。
他还说，本国依然在创造产能以满足电力需求和确保充足储备。
自他上任以来，能源部一直推动科技-中立政策，欢迎投资所有能源潜在来源以在电力需求日增之际为本国创造产能。
他说，「时至今日，我们仍想要创造能力。因此目前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尚未做好碳排放税的准备。」
邱西说，负上碳排放税的发电公司只会让本国在吸引发电投资上更不具竞争力。
他又说，「我们是受害者。我一直说菲律宾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而且我正请求的是气候公平。因此我们需要支持，以便我们能够适宜过度。」
该能源部长说，本国与其课征碳排放税，不如探索将核能作为一种新的能源来源。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降低成本，削减成本，并确保供应良好。核能可以是最佳答案。」
邱西说，政府也想要看到更多的投资者落地本国，尤其是那些倡导再生能源(RE)的。
他还说RE一体化也是解除碳排放的努力的一个关键部份，而且DOE正在推动水力、热能和其它固有能源的开发。
邱西说，「菲律宾碳排放是最少的国家之一，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正尽责来帮助拯救我们的环境。」
【我国人口出生率4年下降2.47‰，为啥？人口专家一语道破：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 5.73‰。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2014年，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其后，2015年，辽宁也出现下降，比2014年减少9万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29万人，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
截至2019年末，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55万人。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东北三省垫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宁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别为13.72‰、13.66‰。贵州、广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12‰、7.00‰、6.73‰。
记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达到12.95‰，为近年来最高。而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了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①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②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③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来源：健康时报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2014年，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其后，2015年，辽宁也出现下降，比2014年减少9万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29万人，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
截至2019年末，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55万人。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东北三省垫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宁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别为13.72‰、13.66‰。贵州、广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12‰、7.00‰、6.73‰。
记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达到12.95‰，为近年来最高。而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了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①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②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③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来源：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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