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牡丹一期会# No. 9 山陕会馆
这不是一个热门景点，几乎所有洛阳攻略也不会提，我是纯粹最后一天有空，但因为下雨影响了行程安排，临时去的。
我个人很喜欢各种会馆，包括去国外也是，新加坡江西和湖南会馆我还专门路过。怎么说呢，会馆这种这种同乡驻外办，很大程度能看出某地富庶程度，叫得出名字且保留至今的通常不会太差。
山陕会馆，现在是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附近有个南关牛肉汤不错）；齐名的另一家是潞泽会馆，现在是民俗博物馆。我做选择时看游记，觉得山陕会馆还是更有看头的多。
会馆里的琉璃照壁、石雕、木雕都很不错，非常值得一看！！！非常好看！！！完全超出预期。
这不是一个热门景点，几乎所有洛阳攻略也不会提，我是纯粹最后一天有空，但因为下雨影响了行程安排，临时去的。
我个人很喜欢各种会馆，包括去国外也是，新加坡江西和湖南会馆我还专门路过。怎么说呢，会馆这种这种同乡驻外办，很大程度能看出某地富庶程度，叫得出名字且保留至今的通常不会太差。
山陕会馆，现在是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附近有个南关牛肉汤不错）；齐名的另一家是潞泽会馆，现在是民俗博物馆。我做选择时看游记，觉得山陕会馆还是更有看头的多。
会馆里的琉璃照壁、石雕、木雕都很不错，非常值得一看！！！非常好看！！！完全超出预期。
【湖南卫视和央视摄制组来到洛阳山陕会馆录制节目】4月14日，湖南卫视和央视摄制组先后来到洛阳市山陕会馆文物保管所录制节目。十三五以来，洛阳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广泛关注，此次湖南卫视和央视来到洛阳山陕会馆录制节目，定会进一步扩大古都洛阳的社会影响力，为东方博物馆之都建设增光添彩。https://t.cn/A6c6r5Gg
专稿|连通中原与草原、东方与西域的枢纽 ——丝绸之路与山西（杜学文）
杜学文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读：丝绸之路与山西的关系，极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从古至今，山西在这一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廓清历史迷雾，《映像》特邀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杜学文就此作出梳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丝绸之路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许多研究丝绸之路的成果，引进译介了许多国外的著作，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许多地方也积极梳理研究本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些地方被人们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但地处内陆的山西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还少有人顾及，研究者寥寥。这里试图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点梳理。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山西连通四方的重要地位
如果就欧亚大陆来看，山西是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其历史进程来看，山西的独特性又十分突出。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是滋生诸多文明的重要地带。最早的两河文明，稍后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再后的古印度文明，更后的古希腊文明，都基本上处于这一地带。而山西恰恰也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与其他文明形成的地区不同，山西处于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族群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族群相交的地区。由山西往北，是广阔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很短，农业发展困难，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突出的不稳定性，人们需要随着季节的转换、气候的变化迁徙到适宜生存的地方；“牧”是一种生产方式，以畜牧养殖为生，逐水草而居。而山西的中南部，则黄土深厚，气候相对温暖，降水量增加，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业生产，需要定居而生。相对而言，农耕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财富积累更多。尽管在文明的早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可能是混杂而居的，但随着农耕地区的发展，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以畜牧为主的人们或者被农耕地区同化，或者被迫退入草原。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溃的林胡、东胡、楼烦，其中的大部分均进入草原。在气候恶劣、严寒逼迫的时节，北部的游牧族群往往南下攻掠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产。这种状态形成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山西处于三级台地的第二级东端。太行山-燕山山脉从东北蜿蜒向西南，将东北部的草原与平原，也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区隔。这些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对人们的迁徙移动造成了阻碍。蒙古草原的南部，燕山山脉往西，是阴山山脉。在二者之间存有一条山口，成为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在山西东北端，连通了中原与草原。黄河从其发源地呈“几”字形一路往东，至山西北部向南，把黄土高原切割开来，形成晋陕大峡谷。至山西南部再往东，黄河一直流向大海。虽然黄河在甘青一带水势相对平缓，但对人们的通行仍然是一种障碍。特别是对于骑马人群而言，这种障碍更为严重。在黄河以西，陕甘地区，绵延着祁连山、贺兰山、秦岭等山脉，要依靠传统的交通方式来翻越这些地区非常困难。再往西，过玉门关，就进入了广漠的沙漠地带。这些高山与沙漠对人们的通行形成了自然的阻隔。从西域往中原，特别是在人类交流的早期，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通更多地依靠水运，还缺少适宜马匹规模化迁移的通道。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寻找到相对适宜的交通路线。这就是沿太行山山脉往北，或沿阴山南麓，或过阴山东端与燕山西侧之间相对平缓的山口，沿阴山北麓通往西域。
我们从《穆天子传》可以看到，周穆王姬满西巡，就是从洛阳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一线往北，过雁门关后进入犬戎所在之地，大概在今天的大同地区一带。然后向西，沿阴山南部、黄河之北行走。尽管周穆王并没有通过燕山与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在周时，山西仍然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战国时，为防匈奴等南侵，赵国开始修筑最早的长城。赵国良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抗击匈奴。秦时，蒙恬亦在雁、云一带击阻匈奴。汉时，山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地带，若干次出兵都与山西有关。在唐代，从长安往草原西域，如往回鹘王庭，大约在阿克塞湖一带，需要渡黄河入河中府（今永济），再至晋阳（今太原）往北，进入草原。明时，在北方沿山海关至玉门关一线设九边军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镇。这是因为山西与草原地区特殊的交通联系所致。晋商开创的“茶叶之路”，亦基本是这条路线。在中原与草原的连通中，山西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经山西，沟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这种通行状态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是海运的发展，公路与铁道的兴建，以及航空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交通路线。人们对曾经十分重要的陆路通道逐渐遗忘。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山西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连通中原与草原的主要通道，同时，人们从今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后，可沿汾河流域的盆地北上，在井陉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至京津一带，再进入东北地区。因此，山西也是连通东西不同区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山西具有连通四方的特殊作用。
二、山西是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的枢纽
丝绸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们往往有非常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往西域，再往欧洲地中海沿岸。因此，很多人把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指汉唐时期，还勉强可说。因为那一时期的长安是国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在汉之前与唐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长安在唐亡后就辉煌不再，成为一个被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城市。我们却不能因为长安的衰落就认为丝绸之路也消失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讨论丝绸之路，不能忽略长安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局限于长安，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化。这其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眼光”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如果仅仅认为是一条线，而且以长安为起点，毫无疑问，山西就在丝绸之路之外。但如果是一张连接四方、四通八达的网，那么，山西在这样网络结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其主干线来看，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二是绿洲丝路，三是西南丝路，四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本文不说。西南丝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即历史上的益州，经云南贵州前往印度一带的路线。而最早连通西域的却是草原丝路，即从中原经山西进入草原往西域。直至元时，欧洲国家所派使者多经这条路线与东方联系。晋商的茶叶之路实际上是草原丝路的一部分，是草原丝路在明清时期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绿洲丝路，也就是从长安至敦煌，往西进入沙漠地带，再进入今之新疆各地，继而通往中亚撒马尔罕，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希腊、拜占庭，以及非洲埃及之开罗一带。这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路线，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些把丝绸之路误认为是一条线者基本是指这条路。
但是，丝绸之路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四条主线之外，还有很多路线。一种是与这些主干线相向的不断开辟的附属于它们的新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支线。一种是由此延伸出来的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都的变化，这些路线会发生重要的改变。如北魏的都城先为平城（今大同），后为洛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为北京。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会向这些都城聚集，来往的使节、僧人、传教士等也多在京城活动。通达这些地区的道路就会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地方也会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镇。随着西南丝路的活跃，海上丝路的兴盛，长江以南的地区进一步繁荣，诸如今之成都、杭州、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周边形成了重要的通商道路。而在欧洲、中亚、南亚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商品的流通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而不会因为某个城市叫什么而兴盛。商人们不会只去某一座城市，而是前往自己能够获取利益的一切地方——都城、交通枢纽地带、商业集镇等等。在唐之后，长安衰落了。北方如北京，南方如杭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成为极其重要的商贸城市。与之相应，通商之路也发达起来。它们四通八达、纵横交错，通往一切可以营利之地。这样来看，丝绸之路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描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建立的“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7页）。虽然他并不是讨论丝绸之路的路线的，但这种“蜘蛛网般”的描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丝绸之路这种网状结构中，山西的地位非常特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山西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其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这种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丝路商人的活动方面。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的研究，至少在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是中亚之粟特人。在山西，诸如今大同、忻州、太原、晋中、汾阳、介休、永济等从北至南的地方，都发现了很多与粟特人有关的墓葬、墓志、陶俑、壁画、器物，证明粟特人在山西有着非常广泛的聚集、活动。史籍也记载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荣新江曾经研究了粟特族群从西域至内地的活动路线及定居城镇。他们从西域进入今之西北敦煌、张掖，然后向东行至长安，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山西，再经过介州、并州，以及代州，继续向东，至蔚州或定州，过幽州，直至营州等地（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10月第1版，第17页）。介州在今介休一带，并州在今太原一带，代州在今原平、代县一带；蔚州、定州均在今之河北；幽州为今北京一带；营州在今辽宁朝阳一带。这就是说，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长安，而是不断地向那些能够进行贸易获利的城镇移动。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这个过程中，山西成为连通东西的重要地带。
法籍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曾经介绍了中国明朝时西域哈烈国王沙哈鲁遣使中国的经历。沙哈鲁为贴木尔之子。在贴木尔去世后控制了哈烈一带。他曾派遣使者访问大明，并由画家盖耶速丁记录了这次出行的详细情况，成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书中也记录了使团从中亚哈烈前来北京的行走路线：他们从哈烈即今阿富汗赫拉特，进入今之新疆，经兰州，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到达正定府，再至北京。其返回的路线是从北京至平阳即今临汾，过黄河至甘州，也就是今之张掖，进入今之新疆。（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山西仍然是连通西域与东方的重要节点。这也可以从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如刘迎胜认为，明时官方贸易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瓦剌的贡使通常从甘肃入境，经山西到达北京。（刘迎胜著，《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1 版，第270页）这就是说，山西连通了东部与西部。
在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山西不仅是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连通东西，即西域与东方的重要地带。这样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连通南北东西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杜学文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读：丝绸之路与山西的关系，极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从古至今，山西在这一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廓清历史迷雾，《映像》特邀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杜学文就此作出梳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丝绸之路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许多研究丝绸之路的成果，引进译介了许多国外的著作，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许多地方也积极梳理研究本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些地方被人们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但地处内陆的山西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还少有人顾及，研究者寥寥。这里试图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点梳理。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山西连通四方的重要地位
如果就欧亚大陆来看，山西是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其历史进程来看，山西的独特性又十分突出。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是滋生诸多文明的重要地带。最早的两河文明，稍后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再后的古印度文明，更后的古希腊文明，都基本上处于这一地带。而山西恰恰也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与其他文明形成的地区不同，山西处于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族群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族群相交的地区。由山西往北，是广阔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很短，农业发展困难，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突出的不稳定性，人们需要随着季节的转换、气候的变化迁徙到适宜生存的地方；“牧”是一种生产方式，以畜牧养殖为生，逐水草而居。而山西的中南部，则黄土深厚，气候相对温暖，降水量增加，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业生产，需要定居而生。相对而言，农耕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财富积累更多。尽管在文明的早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可能是混杂而居的，但随着农耕地区的发展，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以畜牧为主的人们或者被农耕地区同化，或者被迫退入草原。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溃的林胡、东胡、楼烦，其中的大部分均进入草原。在气候恶劣、严寒逼迫的时节，北部的游牧族群往往南下攻掠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产。这种状态形成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山西处于三级台地的第二级东端。太行山-燕山山脉从东北蜿蜒向西南，将东北部的草原与平原，也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区隔。这些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对人们的迁徙移动造成了阻碍。蒙古草原的南部，燕山山脉往西，是阴山山脉。在二者之间存有一条山口，成为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在山西东北端，连通了中原与草原。黄河从其发源地呈“几”字形一路往东，至山西北部向南，把黄土高原切割开来，形成晋陕大峡谷。至山西南部再往东，黄河一直流向大海。虽然黄河在甘青一带水势相对平缓，但对人们的通行仍然是一种障碍。特别是对于骑马人群而言，这种障碍更为严重。在黄河以西，陕甘地区，绵延着祁连山、贺兰山、秦岭等山脉，要依靠传统的交通方式来翻越这些地区非常困难。再往西，过玉门关，就进入了广漠的沙漠地带。这些高山与沙漠对人们的通行形成了自然的阻隔。从西域往中原，特别是在人类交流的早期，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通更多地依靠水运，还缺少适宜马匹规模化迁移的通道。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寻找到相对适宜的交通路线。这就是沿太行山山脉往北，或沿阴山南麓，或过阴山东端与燕山西侧之间相对平缓的山口，沿阴山北麓通往西域。
我们从《穆天子传》可以看到，周穆王姬满西巡，就是从洛阳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一线往北，过雁门关后进入犬戎所在之地，大概在今天的大同地区一带。然后向西，沿阴山南部、黄河之北行走。尽管周穆王并没有通过燕山与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在周时，山西仍然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战国时，为防匈奴等南侵，赵国开始修筑最早的长城。赵国良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抗击匈奴。秦时，蒙恬亦在雁、云一带击阻匈奴。汉时，山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地带，若干次出兵都与山西有关。在唐代，从长安往草原西域，如往回鹘王庭，大约在阿克塞湖一带，需要渡黄河入河中府（今永济），再至晋阳（今太原）往北，进入草原。明时，在北方沿山海关至玉门关一线设九边军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镇。这是因为山西与草原地区特殊的交通联系所致。晋商开创的“茶叶之路”，亦基本是这条路线。在中原与草原的连通中，山西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经山西，沟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这种通行状态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是海运的发展，公路与铁道的兴建，以及航空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交通路线。人们对曾经十分重要的陆路通道逐渐遗忘。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山西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连通中原与草原的主要通道，同时，人们从今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后，可沿汾河流域的盆地北上，在井陉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至京津一带，再进入东北地区。因此，山西也是连通东西不同区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山西具有连通四方的特殊作用。
二、山西是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的枢纽
丝绸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们往往有非常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往西域，再往欧洲地中海沿岸。因此，很多人把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指汉唐时期，还勉强可说。因为那一时期的长安是国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在汉之前与唐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长安在唐亡后就辉煌不再，成为一个被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城市。我们却不能因为长安的衰落就认为丝绸之路也消失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讨论丝绸之路，不能忽略长安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局限于长安，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化。这其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眼光”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如果仅仅认为是一条线，而且以长安为起点，毫无疑问，山西就在丝绸之路之外。但如果是一张连接四方、四通八达的网，那么，山西在这样网络结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其主干线来看，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二是绿洲丝路，三是西南丝路，四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本文不说。西南丝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即历史上的益州，经云南贵州前往印度一带的路线。而最早连通西域的却是草原丝路，即从中原经山西进入草原往西域。直至元时，欧洲国家所派使者多经这条路线与东方联系。晋商的茶叶之路实际上是草原丝路的一部分，是草原丝路在明清时期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绿洲丝路，也就是从长安至敦煌，往西进入沙漠地带，再进入今之新疆各地，继而通往中亚撒马尔罕，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希腊、拜占庭，以及非洲埃及之开罗一带。这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路线，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些把丝绸之路误认为是一条线者基本是指这条路。
但是，丝绸之路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四条主线之外，还有很多路线。一种是与这些主干线相向的不断开辟的附属于它们的新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支线。一种是由此延伸出来的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都的变化，这些路线会发生重要的改变。如北魏的都城先为平城（今大同），后为洛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为北京。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会向这些都城聚集，来往的使节、僧人、传教士等也多在京城活动。通达这些地区的道路就会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地方也会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镇。随着西南丝路的活跃，海上丝路的兴盛，长江以南的地区进一步繁荣，诸如今之成都、杭州、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周边形成了重要的通商道路。而在欧洲、中亚、南亚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商品的流通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而不会因为某个城市叫什么而兴盛。商人们不会只去某一座城市，而是前往自己能够获取利益的一切地方——都城、交通枢纽地带、商业集镇等等。在唐之后，长安衰落了。北方如北京，南方如杭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成为极其重要的商贸城市。与之相应，通商之路也发达起来。它们四通八达、纵横交错，通往一切可以营利之地。这样来看，丝绸之路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描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建立的“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7页）。虽然他并不是讨论丝绸之路的路线的，但这种“蜘蛛网般”的描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丝绸之路这种网状结构中，山西的地位非常特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山西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其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这种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丝路商人的活动方面。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的研究，至少在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是中亚之粟特人。在山西，诸如今大同、忻州、太原、晋中、汾阳、介休、永济等从北至南的地方，都发现了很多与粟特人有关的墓葬、墓志、陶俑、壁画、器物，证明粟特人在山西有着非常广泛的聚集、活动。史籍也记载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荣新江曾经研究了粟特族群从西域至内地的活动路线及定居城镇。他们从西域进入今之西北敦煌、张掖，然后向东行至长安，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山西，再经过介州、并州，以及代州，继续向东，至蔚州或定州，过幽州，直至营州等地（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10月第1版，第17页）。介州在今介休一带，并州在今太原一带，代州在今原平、代县一带；蔚州、定州均在今之河北；幽州为今北京一带；营州在今辽宁朝阳一带。这就是说，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长安，而是不断地向那些能够进行贸易获利的城镇移动。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这个过程中，山西成为连通东西的重要地带。
法籍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曾经介绍了中国明朝时西域哈烈国王沙哈鲁遣使中国的经历。沙哈鲁为贴木尔之子。在贴木尔去世后控制了哈烈一带。他曾派遣使者访问大明，并由画家盖耶速丁记录了这次出行的详细情况，成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书中也记录了使团从中亚哈烈前来北京的行走路线：他们从哈烈即今阿富汗赫拉特，进入今之新疆，经兰州，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到达正定府，再至北京。其返回的路线是从北京至平阳即今临汾，过黄河至甘州，也就是今之张掖，进入今之新疆。（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山西仍然是连通西域与东方的重要节点。这也可以从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如刘迎胜认为，明时官方贸易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瓦剌的贡使通常从甘肃入境，经山西到达北京。（刘迎胜著，《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1 版，第270页）这就是说，山西连通了东部与西部。
在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山西不仅是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连通东西，即西域与东方的重要地带。这样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连通南北东西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