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心情不好，当心患重病！《心理加油站》：解读性格与疾病的关系】一到考试就发烧，一生气就胃疼……你也有过遇到突发事情身体就出状况的经历吗？其实，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仅和身体素质、平时的锻炼有关，和我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长期处于心理状态不好的情况，当心患上心身疾病！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成都市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袁茵医生做客“心理加油站”，解读性格与疾病的关系。
所谓心身疾病，是指那些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躯体疾病。也就是说，一些躯体疾病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不良情绪引发的！在治疗这一类疾病时，传统的对症治疗效果未必良好，必须要伴以心理治疗、心理辅导，才能让最大程度的提高治疗效果。
大量研究还发现，共患某种心身疾病者，其性格往往有类似之处。
A型人格：即“急躁好胜”型，易冲动好发脾气，长期如此，易患高血压、冠心病。
B型人格：与A型人格相反，生活中比较安于现状，缺乏没有主见和上进心，但往往健康情况良好。
C型人格：常被称为“癌症性人格”，是多数癌症病人的普遍人格特征。容易忍声吞气，过度压抑自己的情绪，负性情绪体验过多。
D型人格：“忧伤症人格”。生活中忧伤且孤独，沉默寡言，不愿倾诉。这会导致心血管系统承受巨大的压力，时间一长极易出现心血管类疾病。
如果你发现，自己也有以上的某些性格特点，一定要重视心理健康，警惕和远离心身疾病的风险！https://t.cn/A6zyOlNz
《心理加油站》，每晚给你的心灵加加油！
欢迎您通过成都交通文艺频率FM91.4、看度app、喜马拉雅app、成都广播网、听堂FM、成都交通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参与节目。如果你感觉到有心理上的不适，也欢迎拨打成都市市长热线12345或028-84339696，专业心理工作者将为您提供心理援助，陪伴您度过这段难熬的日子。嗯
所谓心身疾病，是指那些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躯体疾病。也就是说，一些躯体疾病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不良情绪引发的！在治疗这一类疾病时，传统的对症治疗效果未必良好，必须要伴以心理治疗、心理辅导，才能让最大程度的提高治疗效果。
大量研究还发现，共患某种心身疾病者，其性格往往有类似之处。
A型人格：即“急躁好胜”型，易冲动好发脾气，长期如此，易患高血压、冠心病。
B型人格：与A型人格相反，生活中比较安于现状，缺乏没有主见和上进心，但往往健康情况良好。
C型人格：常被称为“癌症性人格”，是多数癌症病人的普遍人格特征。容易忍声吞气，过度压抑自己的情绪，负性情绪体验过多。
D型人格：“忧伤症人格”。生活中忧伤且孤独，沉默寡言，不愿倾诉。这会导致心血管系统承受巨大的压力，时间一长极易出现心血管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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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日古建筑研究、保护与发展传承的一点思考》（上）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抗疫一线江西党员勇争先# 江西口罩累计产量达到2048万只！“菜篮子”管够！官方回应来了！
2月10日15时，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七场）在南昌举行。
大家关心的很多问题都有了回应！
一起来看官方解答
口罩供应开足马力
积极组织复工复产。为加快生产自救，省工信厅向全省工信系统和有关企业下达了复工复产紧急通知，派出了一批干部驻厂“一对一”帮扶，协调了5000万元资金支持企业原料采购周转，协调了江西银行提供50亿元首批紧急融资额度，跨省协调了一批配套企业复工复产、原料供应保障等问题，一些防护用品的产量逐步上升。以大家关心的口罩为例。据2月9日统计，重点调度的各类口罩企业日产量212.7万只，综合产能利用率122%，1月26日到2月9日累计产量达到2048万只。除了口罩外，还有医用防护服、消杀用品、负压救护车、医用手套、红外测温仪等产品，也有一定产出。
加大紧缺医疗防治物资采购收储力度。应当看到，我省防护产品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一些产品我们江西没有生产企业，或者产能很小。为此，我们积极推动省级医药储备企业和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力度采购收储，向省外、境外采购。截止到昨天，我们统计：N95和N99医用防护口罩，累计入库17780只。医用防护服，累计入库6860套(含待检入库3060套)。一次性手术衣累计入库5400件。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累计到货1万人份。此外，全面呼吸防护器、护目镜、红外快速筛检仪等，也都在采购清单之中。
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加上海内外关心支持江西的机构和热心人士积极捐赠，全省应急医疗物资供应紧张状况有所缓和，但相较防控疫情的巨大需求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千方百计、穷尽办法找出路。省委省政府这段时间密集调研、开会商讨，近期预计会有更多迅速恢复、扩大、挖掘产能的硬招实招出台。
下一步，将紧紧扭住抓生产这个核心，聚焦原材料供应保障这个痛点，聚力N95型口罩和医用防护服这两个重点，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度迅速恢复和扩大产能。
农业企业逐步开工
生猪、蔬菜等“菜篮子”管够
截至目前，全省生猪、蔬菜等“菜篮子”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市场供应充足，粮油、“菜篮子”价格有波动但总体平稳可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粮油库存储备充足。至2019年底，全省地方事权粮食库存为62亿斤，可满足全省城乡居民约116天（四个月）口粮供应（城镇每人每天0.95斤，乡村1.4斤）。全省地方事权食用油库存为1.98亿斤，可保障全省城乡居民约45天（一个半月）口油供应（城镇每人每天约1两，乡村0.9两）。今年全省粮食种植意向面积5582万亩，水稻计划面积稳定在5000万亩以上，与上年基本持平。
二是蔬菜保供相对充足。全省常年菜地保有量200多万亩，设施蔬菜基地50万亩，城郊拥有百亩以上规模生产基地2200多个，近期还将扩种面积23万亩，蔬菜供应量相对充足。
三是肉类需求基本满足。全省生猪存栏1037万头，2月份可出栏约120万头，其中，赣州、吉安、宜春等市生猪供应充足，可供调剂量约23万头。生猪屠宰企业陆续开工，屠宰量稳步上升，基本满足市场需要，猪肉价格总体平稳。
四是水产品存量充足。全省水产品存塘量约45万吨，每月消费量约15万吨。全省水产养殖基地均有大量水产品等待上市，日均可为市场提供2500余吨赣产水产品，水产品价格比较稳定。
五是农业企业逐步开工。全省绝大部分规模以上大米加工企业已经复工复产，各大企业原粮储备充足；大型蔬菜、水产基地基本上处于生产期，复工复产率95%；全省生猪屠宰企业开工135家，开工率70.3%；饲料生产企业开工119家，开工率41%，产能逐步提升。
为1.5万名一线医护人员和援助湖北医疗队员
免费投保新冠肺炎保险
目前，随着疫情的发展，全省各级联防联控工作正在有力有序开展。我省针对患者、公众、医务人员等三类不同人群，积极开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
全力做好确诊患者心理疏导。疫情开始之初，我省组建了12支新冠肺炎疫情心理援助医疗队，专门负责组织和指导各级医疗机构开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全力做好确诊患者包括疑似患者的心理疏导。专家组针对不同年龄段和病情程度不同的患者，实施分类干预，及时识别高危人群，积极预防、缓解和尽量控制疫情的心理社会影响，并对患者家属及密切接触者进行心理治疗，安抚情绪，引导患者积极配合防控工作。
积极开展公众心理疏导。依托省精神卫生中心和江西省心理咨询协会设立了省级心理援助热线，全省11个设区市均成立了专业的心理援助热线团队，为全省提供24小时不间断心理援助热线服务，全省17条心理援助服务热线及2个微信服务号，已分别通过省卫生健康委官网、江西卫生健康微信公众号等向外公布，公众可通过热线电话咨询，及时疏导情绪、缓解压力。
认真落实医务人员心理疏导。对于一线医务人员，除了安排心理援助医疗队定期对医务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慰，我们还要求各定点医院合理排班，避免医务人员过度劳累，并组织年资较长的医护人员，主动关心关爱年轻同志的情绪波动。针对援助湖北医疗队员，省卫生健康委抽调省精神卫生中心7名资深心理专家，组成援助湖北医疗队心理援助小组，专项负责队员们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随时接听战“疫”前方的电话，及时疏导紧张焦虑情绪。自设立援助热线以来，全省累计热线援助200余人次。
对于医务人员家属，各派员单位主动走访慰问队员家属，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好他们的家人，解决援助湖北队员家中的实际困难。对全省奋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1.5万名医护人员和援助湖北医疗队员免费投保新冠肺炎保险，全力保障一线医护人员，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全省479家A级旅游景区、163个乡村旅游点、
17个旅游度假区全部关停
自1月24日起，全省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全面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截至2月9日，全省479家A级旅游景区、163个乡村旅游点、17个旅游度假区全部关停；取消境内和出境旅游团队共2512个，涉及游客总人数51327人。全省112个图书馆、166个博物馆、114个文化馆、45个美术馆、1556个乡镇文化站和18976个村（社区）综合文化中心全部关停；取消各类公共文化活动753场，延期举办活动55场；取消文艺演出活动538场；取消营业性演出活动89场；关停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5860家、娱乐场5212家。
交付53辆救护车
“江铃速度”为湖北防疫贡献江西力量
截至目前，江铃集团旗下15家与救护车产业链相关的企业正式开工，超过3500名员工上岗，很多员工，尤其是党员，发出了“请战书”，主动放弃休假，加班生产。
经过努力，江铃原来改装一辆救护车需要2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提前到10天可交付。1月29日，第一辆江铃负压救护车正式下线。2月1日，2辆负压救护车先期抵达武汉，支持火神山医院的病人转运，这是全国最早驰援武汉的负压救护车。2月3日，18辆江铃负压救护车抵达武汉，2月4日，2辆江铃负压救护车发往湖北黄冈。这些已经发往湖北的22辆负压救护车中，10辆由江铃股份捐赠给武汉市急救中心。截至2月5日，江铃集团已交付53辆救护车，圆满完成了工信部下达的首批40台任务。
2月10日15时，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七场）在南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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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供应开足马力
积极组织复工复产。为加快生产自救，省工信厅向全省工信系统和有关企业下达了复工复产紧急通知，派出了一批干部驻厂“一对一”帮扶，协调了5000万元资金支持企业原料采购周转，协调了江西银行提供50亿元首批紧急融资额度，跨省协调了一批配套企业复工复产、原料供应保障等问题，一些防护用品的产量逐步上升。以大家关心的口罩为例。据2月9日统计，重点调度的各类口罩企业日产量212.7万只，综合产能利用率122%，1月26日到2月9日累计产量达到2048万只。除了口罩外，还有医用防护服、消杀用品、负压救护车、医用手套、红外测温仪等产品，也有一定产出。
加大紧缺医疗防治物资采购收储力度。应当看到，我省防护产品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一些产品我们江西没有生产企业，或者产能很小。为此，我们积极推动省级医药储备企业和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力度采购收储，向省外、境外采购。截止到昨天，我们统计：N95和N99医用防护口罩，累计入库17780只。医用防护服，累计入库6860套(含待检入库3060套)。一次性手术衣累计入库5400件。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累计到货1万人份。此外，全面呼吸防护器、护目镜、红外快速筛检仪等，也都在采购清单之中。
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加上海内外关心支持江西的机构和热心人士积极捐赠，全省应急医疗物资供应紧张状况有所缓和，但相较防控疫情的巨大需求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千方百计、穷尽办法找出路。省委省政府这段时间密集调研、开会商讨，近期预计会有更多迅速恢复、扩大、挖掘产能的硬招实招出台。
下一步，将紧紧扭住抓生产这个核心，聚焦原材料供应保障这个痛点，聚力N95型口罩和医用防护服这两个重点，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度迅速恢复和扩大产能。
农业企业逐步开工
生猪、蔬菜等“菜篮子”管够
截至目前，全省生猪、蔬菜等“菜篮子”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市场供应充足，粮油、“菜篮子”价格有波动但总体平稳可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粮油库存储备充足。至2019年底，全省地方事权粮食库存为62亿斤，可满足全省城乡居民约116天（四个月）口粮供应（城镇每人每天0.95斤，乡村1.4斤）。全省地方事权食用油库存为1.98亿斤，可保障全省城乡居民约45天（一个半月）口油供应（城镇每人每天约1两，乡村0.9两）。今年全省粮食种植意向面积5582万亩，水稻计划面积稳定在5000万亩以上，与上年基本持平。
二是蔬菜保供相对充足。全省常年菜地保有量200多万亩，设施蔬菜基地50万亩，城郊拥有百亩以上规模生产基地2200多个，近期还将扩种面积23万亩，蔬菜供应量相对充足。
三是肉类需求基本满足。全省生猪存栏1037万头，2月份可出栏约120万头，其中，赣州、吉安、宜春等市生猪供应充足，可供调剂量约23万头。生猪屠宰企业陆续开工，屠宰量稳步上升，基本满足市场需要，猪肉价格总体平稳。
四是水产品存量充足。全省水产品存塘量约45万吨，每月消费量约15万吨。全省水产养殖基地均有大量水产品等待上市，日均可为市场提供2500余吨赣产水产品，水产品价格比较稳定。
五是农业企业逐步开工。全省绝大部分规模以上大米加工企业已经复工复产，各大企业原粮储备充足；大型蔬菜、水产基地基本上处于生产期，复工复产率95%；全省生猪屠宰企业开工135家，开工率70.3%；饲料生产企业开工119家，开工率41%，产能逐步提升。
为1.5万名一线医护人员和援助湖北医疗队员
免费投保新冠肺炎保险
目前，随着疫情的发展，全省各级联防联控工作正在有力有序开展。我省针对患者、公众、医务人员等三类不同人群，积极开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
全力做好确诊患者心理疏导。疫情开始之初，我省组建了12支新冠肺炎疫情心理援助医疗队，专门负责组织和指导各级医疗机构开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全力做好确诊患者包括疑似患者的心理疏导。专家组针对不同年龄段和病情程度不同的患者，实施分类干预，及时识别高危人群，积极预防、缓解和尽量控制疫情的心理社会影响，并对患者家属及密切接触者进行心理治疗，安抚情绪，引导患者积极配合防控工作。
积极开展公众心理疏导。依托省精神卫生中心和江西省心理咨询协会设立了省级心理援助热线，全省11个设区市均成立了专业的心理援助热线团队，为全省提供24小时不间断心理援助热线服务，全省17条心理援助服务热线及2个微信服务号，已分别通过省卫生健康委官网、江西卫生健康微信公众号等向外公布，公众可通过热线电话咨询，及时疏导情绪、缓解压力。
认真落实医务人员心理疏导。对于一线医务人员，除了安排心理援助医疗队定期对医务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慰，我们还要求各定点医院合理排班，避免医务人员过度劳累，并组织年资较长的医护人员，主动关心关爱年轻同志的情绪波动。针对援助湖北医疗队员，省卫生健康委抽调省精神卫生中心7名资深心理专家，组成援助湖北医疗队心理援助小组，专项负责队员们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随时接听战“疫”前方的电话，及时疏导紧张焦虑情绪。自设立援助热线以来，全省累计热线援助200余人次。
对于医务人员家属，各派员单位主动走访慰问队员家属，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好他们的家人，解决援助湖北队员家中的实际困难。对全省奋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1.5万名医护人员和援助湖北医疗队员免费投保新冠肺炎保险，全力保障一线医护人员，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全省479家A级旅游景区、163个乡村旅游点、
17个旅游度假区全部关停
自1月24日起，全省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全面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截至2月9日，全省479家A级旅游景区、163个乡村旅游点、17个旅游度假区全部关停；取消境内和出境旅游团队共2512个，涉及游客总人数51327人。全省112个图书馆、166个博物馆、114个文化馆、45个美术馆、1556个乡镇文化站和18976个村（社区）综合文化中心全部关停；取消各类公共文化活动753场，延期举办活动55场；取消文艺演出活动538场；取消营业性演出活动89场；关停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5860家、娱乐场5212家。
交付53辆救护车
“江铃速度”为湖北防疫贡献江西力量
截至目前，江铃集团旗下15家与救护车产业链相关的企业正式开工，超过3500名员工上岗，很多员工，尤其是党员，发出了“请战书”，主动放弃休假，加班生产。
经过努力，江铃原来改装一辆救护车需要2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提前到10天可交付。1月29日，第一辆江铃负压救护车正式下线。2月1日，2辆负压救护车先期抵达武汉，支持火神山医院的病人转运，这是全国最早驰援武汉的负压救护车。2月3日，18辆江铃负压救护车抵达武汉，2月4日，2辆江铃负压救护车发往湖北黄冈。这些已经发往湖北的22辆负压救护车中，10辆由江铃股份捐赠给武汉市急救中心。截至2月5日，江铃集团已交付53辆救护车，圆满完成了工信部下达的首批40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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