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著名考古学家哈瓦斯（Zahi Hawass）近日透露了最近在南部卢克索省发现的一个具有3000年历史的城市遗址的更多细节。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这是古埃及的黄金时代。哈瓦斯称在出土的铭文上，这座城市被称为“令人眼花缭乱的阿藤”。
这座新出土的城市位于尼罗河西岸的拉美西斯三世国王神庙和阿蒙霍特普三世巨像之间。阿蒙霍特普三世在公元前1391年至公元前1353年之间统治古埃及，并在底比斯古镇建造了卢克索神庙和卡纳克神庙的主要部分。他的孙子图坦卡蒙（Tutankhamun）和继任国王艾（Ay）继续生活在这座城市。1922年图坦卡蒙墓于被发掘出来，保存完好。
这座新出土的城市位于尼罗河西岸的拉美西斯三世国王神庙和阿蒙霍特普三世巨像之间。阿蒙霍特普三世在公元前1391年至公元前1353年之间统治古埃及，并在底比斯古镇建造了卢克索神庙和卡纳克神庙的主要部分。他的孙子图坦卡蒙（Tutankhamun）和继任国王艾（Ay）继续生活在这座城市。1922年图坦卡蒙墓于被发掘出来，保存完好。
花了六天读完，期间美国大选，之前上课听老师说到川普可能追溯苏格兰的迈克唐纳克一族，就很多还蛮应景的。感觉就是一个在风中飘落的地方吧，不认可英格兰的合并，自古以来的斗争，89年前后还被撒切尔最后捅一刀，真的是一个传奇而又悲伤的地方。这本书很棒，可惜我看的是中文版，阅读是为了应试准备的，很多观点要梳理起来，然后换成英语表达。若不是为了应试赶着看就更好了。啊，让我成为美丽的的爱尔兰玫瑰吧(大雾[doge])
大程答张载论《定性书》将儒者的无我之境阐发得极明白：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
张横渠以外物为累，未能摆脱有小我之境，程颢认为，“定”的意义是指内心的稳定和平静，而不是指拒绝与外物的接触或不产生任何思虑情感。因而“定”的实现不是依靠消灭一切情感，而是让情感顺应物理之当然，不杂有任何个人的执着，这就叫做“情顺万物而无情”，“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后来儒者多用“廓然大公”描述心之本体即由此而来。但程颢当时只论境界，未谈本体。“情顺万物而无情”即《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意。
大程子一方面强调“识仁”，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此道与物无关，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提升了仁学的有我之境；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的无我之境。他的精神境界与气象表明他真正实践了他自己的思想，达到了“有无一”。
史载二程兄弟饮酒观妓舞，小程低头目不敢视，大程则谈笑自若，他日乃云某眼中有妓，心中无妓，正叔眼中无妓，心中有妓，这正是程颢“物来顺应”、“情顺万物而无情”的具体体现。小程则不悟此，故张载尝言“小程可如颜子，然恐未如颜子之无我”。小程庄整齐肃，然晚年亦有和乐处，《外书》记其语云：“风竹便是感应无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须如风动竹。”这可以说是发大程《定性书》之“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之余蕴。
事实上，对佛老境界加以吸收的努力，如果仅表现为实践方面，则二程前的周濂溪、邵康节之学亦早发其端。两人皆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亦兼有佛家影响。《太极图说》、《通书》虽未论及此点，但濂溪的境界在当时已被称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正是超然自由的境界。他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这个“乐”的境界显然是有无合一之境。
邵雍《观物内外篇》力辨“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康节所说的“观”显然不是认识论之观，而是世界观之观，其意义是指对宇宙人生的觉悟和理解。邵雍算是达到了儒者所谓“胸中无事”的境界，伊川也说“尧夫只是一个不动心，释氏平生只学这个事，将这个做一件大事”。
相比周敦颐、邵雍、程颢向往的人格境界，程颐、朱子代表的是一种偏于严肃主义的境界。“主敬”宗旨的提出可以看做是与周、邵、程的浪漫主义境界的一种补充和限制。
儒家的境界本来是包含有不同的向度或不同层面的，孔子既提倡“克己复礼”的严肃修养，又赞赏“吾与点也”的活泼境界。孟子思想中即有“恻隐之心”的悲悯情怀与救世意愿，又有“不动心”与“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超然态度。就是荀子，虽然偏重于“以道制欲”的檃栝烝娇，亦未尝不提到“治气、养心之术”，提出“怒不过夺，喜不过予”。也是荀子最先引证《书经》“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之说，启示了儒学精神性的开展。
这个线索可以追溯到汉以后的文化发展。《大学》一方面提出了“君子必慎其独”，要求君子不欺暗室以诚其意，去不善以着其善；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情感心理和谐的重要意义，如“自慊”代表一种充实、稳定、安宁的心理状态。更有意思的是，《大学》的“正心”并不是指正其不善之心以归于善，而是明白指出“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这显然超越了伦理意义上的正心。
同样，《中庸》不仅提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更拈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未发正是《大学》正心章所说的心体，即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的情绪主体，它着眼的不是意识的善恶，而是情感与心理的平静和谐，前者是伦理意义的，后者是存在意义的。
魏晋时代无情有情的辩论则是在道家文化脉络中这一问题的表现。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钟会述其说。而王弼则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喜怒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
圣人超越常人之处，一方面在于圣人具有常人无可企及的理性智慧，另一方面在于圣人具有极高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表现为自由自在的情感生活，圣人的感情与情绪既是对外物的自然反应，又不被外物所拘系。很明显，“应物而无累于物”即佛家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亦即程明道“情顺万物而无情”。所谓禅宗的中国化，在一个意义上实即道家化。
后来郭象说“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与佛家“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和儒家“必有事焉而心勿正”及“良知不离于见闻亦不滞于见闻”完全一致，只是各家都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揭示这同一境界罢了。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
张横渠以外物为累，未能摆脱有小我之境，程颢认为，“定”的意义是指内心的稳定和平静，而不是指拒绝与外物的接触或不产生任何思虑情感。因而“定”的实现不是依靠消灭一切情感，而是让情感顺应物理之当然，不杂有任何个人的执着，这就叫做“情顺万物而无情”，“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后来儒者多用“廓然大公”描述心之本体即由此而来。但程颢当时只论境界，未谈本体。“情顺万物而无情”即《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意。
大程子一方面强调“识仁”，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此道与物无关，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提升了仁学的有我之境；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的无我之境。他的精神境界与气象表明他真正实践了他自己的思想，达到了“有无一”。
史载二程兄弟饮酒观妓舞，小程低头目不敢视，大程则谈笑自若，他日乃云某眼中有妓，心中无妓，正叔眼中无妓，心中有妓，这正是程颢“物来顺应”、“情顺万物而无情”的具体体现。小程则不悟此，故张载尝言“小程可如颜子，然恐未如颜子之无我”。小程庄整齐肃，然晚年亦有和乐处，《外书》记其语云：“风竹便是感应无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须如风动竹。”这可以说是发大程《定性书》之“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之余蕴。
事实上，对佛老境界加以吸收的努力，如果仅表现为实践方面，则二程前的周濂溪、邵康节之学亦早发其端。两人皆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亦兼有佛家影响。《太极图说》、《通书》虽未论及此点，但濂溪的境界在当时已被称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正是超然自由的境界。他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这个“乐”的境界显然是有无合一之境。
邵雍《观物内外篇》力辨“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康节所说的“观”显然不是认识论之观，而是世界观之观，其意义是指对宇宙人生的觉悟和理解。邵雍算是达到了儒者所谓“胸中无事”的境界，伊川也说“尧夫只是一个不动心，释氏平生只学这个事，将这个做一件大事”。
相比周敦颐、邵雍、程颢向往的人格境界，程颐、朱子代表的是一种偏于严肃主义的境界。“主敬”宗旨的提出可以看做是与周、邵、程的浪漫主义境界的一种补充和限制。
儒家的境界本来是包含有不同的向度或不同层面的，孔子既提倡“克己复礼”的严肃修养，又赞赏“吾与点也”的活泼境界。孟子思想中即有“恻隐之心”的悲悯情怀与救世意愿，又有“不动心”与“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超然态度。就是荀子，虽然偏重于“以道制欲”的檃栝烝娇，亦未尝不提到“治气、养心之术”，提出“怒不过夺，喜不过予”。也是荀子最先引证《书经》“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之说，启示了儒学精神性的开展。
这个线索可以追溯到汉以后的文化发展。《大学》一方面提出了“君子必慎其独”，要求君子不欺暗室以诚其意，去不善以着其善；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情感心理和谐的重要意义，如“自慊”代表一种充实、稳定、安宁的心理状态。更有意思的是，《大学》的“正心”并不是指正其不善之心以归于善，而是明白指出“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这显然超越了伦理意义上的正心。
同样，《中庸》不仅提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更拈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未发正是《大学》正心章所说的心体，即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的情绪主体，它着眼的不是意识的善恶，而是情感与心理的平静和谐，前者是伦理意义的，后者是存在意义的。
魏晋时代无情有情的辩论则是在道家文化脉络中这一问题的表现。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钟会述其说。而王弼则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喜怒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
圣人超越常人之处，一方面在于圣人具有常人无可企及的理性智慧，另一方面在于圣人具有极高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表现为自由自在的情感生活，圣人的感情与情绪既是对外物的自然反应，又不被外物所拘系。很明显，“应物而无累于物”即佛家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亦即程明道“情顺万物而无情”。所谓禅宗的中国化，在一个意义上实即道家化。
后来郭象说“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与佛家“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和儒家“必有事焉而心勿正”及“良知不离于见闻亦不滞于见闻”完全一致，只是各家都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揭示这同一境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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