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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京沪杭这些年轻人的回答，太真实了】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生育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焦点：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届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生育一胎的家庭为何对二胎望而却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找了几个在北京、上海、杭州的年轻人聊了聊。

工作和生育，暂时只能二选一
讲述人：冰莹，坐标：上海 29岁 已婚未育

今年1月，我刚跳槽到一家国企，实现了工资上浮30%，年薪终于突破了30万。在跳槽的那一刻，我其实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至少近几年内，我都不会生育。
对我而言，生育实在是一项高风险的选择，它意味着永无止境地消耗，要不断投入充足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当下，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一个孩子的到来。
我和丈夫的家乡都在东北，家里没矿，经济实力仅足以支持我们在家乡买房。但面对上海昂贵的房价，现在，我们连首付都凑不齐。
在上海打拼6年，我们的薪资确实越来越高，但依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疲于应对。我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以后下班，一天工作12小时，工作节奏很快，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偶尔，周末还要加班。眼下，我们的生活都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阶段，没有办法为一个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环境，我也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一个孩子。
何况，我本就是做招聘的HR，我太了解在职场上生育给女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我正处于工作上升期，一旦我选择生育，就等同放弃了一年的发展机会，因为没有职位和机会会愿意停下来等任何人。在做招聘工作时，但凡同期有更多人可以选择，我都不会选择已婚未育的候选人。包括当时我在跳槽面试时，也经常面对这个问题，面试官不可避免地会问及，“有没有结婚？以及有没有生育的打算？”
我认为，对公司而言，这是很现实的考量。薪资水平和工作强度正相关，公司出高薪，是需要员工能够保证为工作投入足够的精力，而一旦生育，则意味着违背了这条默认的协议。
我去年10月刚结婚，目前，家人还没有开始催生。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动生育的念头，但它依然在我的长期规划里，我觉得这是人生必经的历程。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我打算在33岁以内生育，而在这之前，我想先充分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等生育以后，我恐怕再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不止一次掐灭二胎念头，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
讲述人：英子 坐标：杭州 34岁 目前育有一胎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不要赶在35岁之前生个二胎，但不止一次地，我又掐灭了这个念头。
女儿去年上了幼儿园，我和带娃主力——我妈，终于迎来了相对轻松的时光。我妈妈可以每天把娃送到幼儿园后，悠闲地买个菜、遛个弯，回家看几集电视剧；而我，也不用顾忌我妈带娃做饭辛苦，每天下班后提着大包小包的菜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所以，我没有勇气重头再来一次：从怀孕开始，孕期反应、各种筛查、疼痛的分娩、频繁地哺乳、破碎的睡眠……再来一次，这些重担大部分还是会压在我一个人头上。
也许你要问，爸爸去哪儿了？凭良心说，我家不算“丧偶式育儿”，孩他爸还算愿意带孩子，但是女性的生理与心理，天然决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从整个家庭的角度来考虑，生不生二胎，还真不是钱的事。
老一辈总是说，“吃饭能养，吃粥也能养。”我很清楚，我家经济条件不算差，况且，从经济角度来看，多养一个娃可以摊薄成本，包括不会像头胎一样，被各种婴幼儿产品收割智商税；包括旧衣服旧玩具可以共享，以及我们咬牙斥巨资买的学区房，等等。
但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生了二胎，谁来带娃？我和老公都是新杭州人，我有本职工作，老公正在创业自顾不暇，只能求助父母。为了替我们带娃，他们只能放弃安闲的退休生活，被迫“老漂”，和我们挤在同一屋檐下，三代同堂。我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养老和医疗问题怎么解决？两家的老人们来帮忙带娃时，有人突发高血压，其他诸如过敏、口腔、感冒发热一类的小毛病也不少，看病自费，可把他们心疼坏了。随着他们年龄渐长，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突出。
那么，如果找保姆和社会机构呢？这几年类似新闻层出不穷，保姆素质良莠不齐，缺乏监督约束机制，带娃糊弄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隐蔽的让孩子吃亏受辱；社会托育机构也被曝出食品安全，或者性质更恶劣的虐童问题等。再不玻璃心的人，看到这样的现状，也只能心里一咯噔。
我很容易就脑补出我生了二胎后，家里鸡飞狗跳的场景。比起养育的复杂与艰辛，孕产的痛苦简直不值一提。还有一种方案，是变成全职妈妈。但家庭收入减少不说，对于我们“85后”这一代来说，个人的生活或人生成就感很重要，一旦全职在家，会冲淡成就感；再说个不好听的，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万一我和老公情感破裂，我的权益如何保障？没有收入来源怎么办？这一系列的问号都摆在我面前。所以二胎，还是再观望观望吧。

不敢生娃，也可能会离开北京回老家
讲述人：小齐，坐标：北京 29岁 结婚两年

我和爱人结婚两年了，下半年或者明年会考虑要孩子。但是一想到生孩子之后要面临的事情，还是会觉得比较痛苦。毕竟生养孩子是两个概念，生是一个概念，养又是另一个概念。教养孩子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从外地到北京打拼。生了孩子之后，上有老下有小，照顾起来会很有压力。两边老人的身体状况不算特别好，万一哪个老人需要住院，我们怎么去分工也是一个问题。必要的时候，我们之中的一方甚至可能会牺牲工作。
照顾老小对我来说是一项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工作。我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找保姆或者护工，但是问题还是比较大。第一个就是经济问题，本身养孩子就有很大的开支，找护工就更难以负担。而且没有血缘关系总归是不太信任，和自己家人还是不一样。对于保姆来说，照顾孩子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比如孩子需要睡觉，会哭闹，保姆很可能采取并不适合的方式哄睡。再一个，照顾孩子会涉及到“教”和“养”的问题，尤其在孩子小时，周围人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国家从事护工这个行业的人，受教育程度水平一般不会太高，水平比较高的，我又负担不起。
孩子再大一些，还会面临上学问题。北京目前幼升小主要还是采取划片儿的政策，非京籍家长需要上交很多材料，材料审核也比较严格。我们不是北京户口，还没有自己的住房，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而且我们现在住在东五环外，教育资源不算很丰富。虽然我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也希望他能够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
我和爱人现在商量着，可能过几年会离开北京，回到青岛去，一方面方便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更好解决。（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张蓉 黄小星 通讯员 刘玉涵）

#冀时来了# 污水直接进河流 这些乡镇污水处理厂为何一直“睡大觉”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近期，河南等地一些乡镇污水处理站长期停运、污水处理受阻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被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后，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中西部多地调查发现，污水处理设施长期“睡大觉”“晒太阳”“打折扣”等问题，在中小城镇不同程度存在，在一些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导致设施建成后运行情况不容乐观，污水难以全收集处理。一些污水甚至直接进入河流，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影响。

污水处理设施长期使用不足，跟当地有关部门不作为有直接关系，但客观而言，部分地方政府作为污水处理设施投资建设运营主体，在专业技能、管理水平、经费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也需要应对解决。

部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睡大觉”“晒太阳”“打折扣”

今年4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所属义马市东区街道办事处的“全国文明村”河口村和“美丽乡村示范村”霍村督察时，发现两个村的污水处理站长期“睡大觉”“晒太阳”，塔式生态滤池内的活性污泥早已失效，排污管道内积存着大量生活污水，遇到下雨天，污水会直接入河。

中央环保督察组发现，两处污水处理站不同程度存在设施年久失修、日常维护不到位等问题，厌氧水解池、塔式生态滤池、生态植物塘间的连通管道被杂物堵塞，无法正常发挥水质净化作用。当地干部回答，因为受经济条件制约，没有维护费用。

“从去年12月至今，每个月都要投5吨至10吨的碳源进池，来保持污泥发酵的微生物活性。”贵州紫云县滇池水务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说。

这处污水处理厂位于紫云县城老城区，已投运11年，去年厂里做了提标改造后，可日处理污水4000吨，今年县里才开始做管网延伸改造。这名负责人介绍，管网没建好，影响污水处理厂运行，厂里连维持自负盈亏都有些困难。

记者在湖南部分乡村调查发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确、运行维护资金不足、管护人员难到位等情况，近年来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后有明显改善，但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

湖南省有关部门曾做过调研，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营费用主要靠地方财政自筹，湖南市县财力普遍较弱，再加上严控政府债务和清理PPP项目等政策的影响，县市资金筹措更加艰难。

部分污水处理设置经营者反映，乡镇污水处理收费制度不健全，部分乡镇开征污水处理费进度偏慢。加上乡镇污水处理项目规模小、分布散、管理难度大、效益低，单个乡镇污水处理项目难以吸引社会资本，难以开展市场化运作，运行压力很大。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护有“三难”

多地基层干部和污水处理厂负责人反映，中小城镇尤其是农村地区污水处理设施近年来加快建设，硬件设施水平普遍明显提升，但是在后期运行、日常管理、质量维护上存在困难。

一是污水处理设施“用不起”。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小、分布广，相较于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成本较高。

湖南省多家乡镇污水处理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地市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规模在10万吨以上，但乡镇污水厂日处理规模仅千吨，因此单位处理成本反而更高，有的甚至在2倍以上，而乡镇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承担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费用举步维艰。

还有的地方政府延期支付污水处理费。紫云县滇池水务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说，2020年的污水处理费还有40万元未结清，今年一季度又新欠账30多万元，目前能够维持污水处理厂的基本运营。

二是污水处理设施“吃不饱”。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太过超前，存在“贪大求高”的问题，实际运行负荷率远低于设计水平，有的实际处理量仅为设计处理能力的一半。

加上一些地方管网配套不完善、雨污分流不到位、管网维护长效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污水收集率不高，进水浓度偏低，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功能进一步打折扣。

三是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管不好”。

记者调查发现，“管不好”主要体现在费用缺乏、人员缺乏、机制不顺三个方面。

“目前管网的维护机制没有完全建立，都是发现问题才去修。”有基层人士反映，地方在管网新建过程中耗资巨大，而在后期维护保养上却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机制。原本应该定期对管网进行维护巡查，及时清淤避免堵塞，现在的管护工作仍是临时性的，缺乏专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

污水处理设施日常管理和运行维护专业性较强，记者在湖南发现，一些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好后移交乡镇管理，乡镇缺乏相关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同时由于位置偏远、工资待遇低等原因，难以招到专业技术人员，设备出问题只能靠厂家维修，导致维修费用高、周期长。

此外，在管理上还存在“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的问题。“我们汇报工作有时不太通畅；争取资金也不对口；水利部门只实施项目水利工程，而污水处理是市政工程，项目的招标审批验收都在住建部门。”贵州某县级市水务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他补充说，城镇污水处理，省里是住建部门负责管，地州是水务部门负责管，基层主要由水务部门负责；农村污水处理，省里是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在管，地州里主要是生态环境局和农业农村局负责，基层主要还是水务部门在负责。污水处理的职能职责存在上下不统一现象，基层一个部门要应对多个部门。

杜绝污水处理工作“九龙治‘污’”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管理、维护、投入机制上寻求解决之道，对部分地区的乡镇污水处理工作来说，无疑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部分基层干部建议，希望改变国家专项经费“管建不管运行”的情况，并给予一定的运营经费补助，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也有基层干部建议，要创新机制，整合乡镇污水处理项目，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开展市场化运作，必须充分发挥当前污水处理设施的功能，防止出现“空转”。

湖南省社科联学会工作处副研究员彭培根，就乡镇污水处理做过专题调研。他建议按照“全收集、全截污、全处理”的目标，加快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和污水处理厂提质改造，着力解决污水直排、老旧管网倒灌、收集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建立与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进水水量、污染物削减指标等相关的绩效考核付费制度，提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效率。

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杜绝污水处理工作“九龙治水”。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涉及多部门，审批手续繁杂、审批周期较长等情况亟须改善，特别是污水处理厂排放口设置、PPP项目入库审查等手续办理困难，影响了项目进度。

由于住建、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都有支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建议加强统筹协调沟通机制，使得有限资金发挥其最大效益。

彭培根还建议加快建立信息化平台，加大对乡村污水处理问题的监督。要加大技术投入，与国家水污染防治信息化平台对接，提高水环境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和透明度。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责任编辑:颜力鸥https://t.cn/A6VZy8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