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读庄子《庖丁解牛》
注：我中学就喜好古汉语，类似的寓言故事既是文学又是哲学，常读常新。觉得解牛的寓意比时下各种对牛的形容更实际。牛马就是田力，牛肉牛奶乃现代优质食品，解牛好。
附：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庖丁解牛》原文：
庖 丁 解 牛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以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乃中<經首>会。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釋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之后，未尝見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間，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难为，怵然为戒，視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注：我中学就喜好古汉语，类似的寓言故事既是文学又是哲学，常读常新。觉得解牛的寓意比时下各种对牛的形容更实际。牛马就是田力，牛肉牛奶乃现代优质食品，解牛好。
附：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庖丁解牛》原文：
庖 丁 解 牛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以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乃中<經首>会。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釋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之后，未尝見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間，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难为，怵然为戒，視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今日推荐素材人物《山涛”：知己+出仕+伯乐》推荐指数：⭐⭐⭐⭐
【知己】
什么人：山涛是西晋时期的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什么事：他从小孤贫，少年时就显现出卓尔不群的气度。平时喜好研究老庄哲学，一直隐居乡里，不显露自己的志向和才能。山涛为人厚道，侍母至孝，待友真诚。他与嵇康、阮籍等名士都是好友，彼此志趣契合，为莫逆之交。他曾经因为举荐嵇康做官而惹恼旧友，收到了一封辞色严厉的绝交书。后来嵇康获罪，他却不计前嫌，将其子嵇绍抚养成人。
什么点：嵇康与山涛的友情被传为千古佳话，向来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他们曾经互为知己，又一度公然决裂，对于“任性”的好友，温厚的山涛心中却有着最深的懂得。
【出仕】
什么人：山涛是西晋时期的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什么事：他所处的魏晋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除了黑暗便是动荡。山涛信奉着一种与“竹林七贤”的其他人都迥然不同的处世之道——积极出仕，兼济天下。他就像一个智慧的长者，身上有着道家的风范，清谈、饮酒、作诗，他样样在行，明明可以做高风亮节的隐士，但他偏偏还有造福百姓的志向。
什么点：乱世官场像个大染缸，有人置身其中就丧失了良知、丢掉了底线，山涛却身体力行地证实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能。他为官数载，造福一方，深受后世敬仰。
【伯乐】
什么人：山涛是西晋时期的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什么事：他品德高尚，名声在外，曾力保司马炎即位。登基之后，司马炎格外倚重他，可山涛并没有恃宠而骄，而是始终保持着谦逊高洁、不慕名利的本心。每逢官位有缺，山涛总是提前选出几名备用官员，从人品到才能一一进行甄别和考量，并写下详细的评论，然后再按照天子的意思来举荐贤才。
什么点：后来这些文字一经传开，百姓人人称颂，更将其辑录成册，称为“山公启事”。乱世风云里，有人独善其身，自然就有人想兼济天下，山涛选贤举能、广荐贤才，不仅是优秀政客的代表，更是少有的伯乐。
#教师资格证# #教师资格证笔试# #作文素材#
【知己】
什么人：山涛是西晋时期的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什么事：他从小孤贫，少年时就显现出卓尔不群的气度。平时喜好研究老庄哲学，一直隐居乡里，不显露自己的志向和才能。山涛为人厚道，侍母至孝，待友真诚。他与嵇康、阮籍等名士都是好友，彼此志趣契合，为莫逆之交。他曾经因为举荐嵇康做官而惹恼旧友，收到了一封辞色严厉的绝交书。后来嵇康获罪，他却不计前嫌，将其子嵇绍抚养成人。
什么点：嵇康与山涛的友情被传为千古佳话，向来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他们曾经互为知己，又一度公然决裂，对于“任性”的好友，温厚的山涛心中却有着最深的懂得。
【出仕】
什么人：山涛是西晋时期的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什么事：他所处的魏晋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除了黑暗便是动荡。山涛信奉着一种与“竹林七贤”的其他人都迥然不同的处世之道——积极出仕，兼济天下。他就像一个智慧的长者，身上有着道家的风范，清谈、饮酒、作诗，他样样在行，明明可以做高风亮节的隐士，但他偏偏还有造福百姓的志向。
什么点：乱世官场像个大染缸，有人置身其中就丧失了良知、丢掉了底线，山涛却身体力行地证实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能。他为官数载，造福一方，深受后世敬仰。
【伯乐】
什么人：山涛是西晋时期的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什么事：他品德高尚，名声在外，曾力保司马炎即位。登基之后，司马炎格外倚重他，可山涛并没有恃宠而骄，而是始终保持着谦逊高洁、不慕名利的本心。每逢官位有缺，山涛总是提前选出几名备用官员，从人品到才能一一进行甄别和考量，并写下详细的评论，然后再按照天子的意思来举荐贤才。
什么点：后来这些文字一经传开，百姓人人称颂，更将其辑录成册，称为“山公启事”。乱世风云里，有人独善其身，自然就有人想兼济天下，山涛选贤举能、广荐贤才，不仅是优秀政客的代表，更是少有的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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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回头》读书笔记2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初中生正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岁，他的兴趣像藤蔓一样四处爬伸，有时缠绕住一种事物，有时一触便离开。他品尝各种滋味，形成自己的口味；他观看他人的表达，以鼓励或压制自己的情感；他模仿所有，来找成人世界的人口。他像一个贪婪、急切而且不择手段的程序员，四处拷贝别人的代码，以凑成自己的世界版本，而他的个性，正等待发生。有些书令他发展自己的见解或情感，却往往羞于发布，除非是积攒至盛，才被我们视为轻狂的表达；有些书，他想那既然对成人是重要的，想必有大道理在里面，或者有些用处一其实他本来并无兴趣，而在这类勉强的阅读中，谁也无法判断，他收获的是什么，他的接受与抵抗到底是什么比例。
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再三掂量。多数读物，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在流传的过程中给埋没、扭曲；或者，一些书自身足够强壮，如同有自我清洗的功能，里面的故事或道理，足以克服简介或序言所代表的先人之见，洗掉一代代读者或研究家设下的装饰。即便（或尤其）对少年来说，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显豁晓畅的论述，因其朴素而拥有吸引力，作为父母，正可放心地将书推荐给孩子，而且，这样的书是很多的。
不妨站在今天人类的立场，想象一下我们与两千五百年后人类的关系。我们大约会在两种担忧之间徘徊。第一种担忧，是彼时的人类几乎忘记了我们，尽管他们仍然是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直系后代（但愿如此，然而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情况呢？而且这需要进化论在那时仍然有效），但在社会意义上，文化或哲学上，甚至在科学史中，他们对我们的光荣成就弃若敝屣。我们日常念诵的伟大名字，“如泪水消失在雨水中”，只有最显赫的几个，尚保存在历史教材中，却只是在几本最为厚重、只有学者才会光顾的历史书中；我们的连绵战争以及伴随的血汗和歌谣，给缩写为书中的一页，我们引以为豪的科技成就，被形容为粗糙的工具；我们自以为相当成熟的世界观，哲学或物理学的，挤入历史书的首章首节，给漫不经心地贴上“原始”标签；还令我们伤心的，是他们明明继承着我们的经验，却对我们辛辛苦苦总结及传递的生活制度，我们视如瑰宝的格言，我们的教训、禁忌和伦理，以及把一切融合起来的风俗，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满不在乎，或者当作猎奇的对象，只留在追求奇异风格的酒吧的墙饰上（假设酒吧这一伟大事物会流传到那个时候）。
第二种担忧与此相反。哪一种未来更可怕，是前面形容的，还是另一种对我们来说亲切然而绝望的景象？设想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在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仍然保留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愚蠢和偏见；仍然歧视或仇恨与己不同的人；仍然用火把和石头对付让他们恐惧的先知；仍然同我们一样绞尽脑汁，把珍贵的智力用于如何在队列中占些便宜；仍然头脑薄弱而意志坚决，无视明明可以依赖的知识与教训。这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我们之前，世界上曾有许多区域，两千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进步。我们甚至不知道，停滞与进步，哪一种更是人类的常态。
假设我们知道今天某个人的著作，某些规定性的解释，在一千年或两千五百年后，仍被奉为金科玉律，我们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悲哀？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确实有一些是难以（如果不是永不）变化的，那么，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长期有效。不过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方面的智慧，并不是人类智慧中最精华的部分，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样一批经验，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使用古典的格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必须经由前人的教导，而是我们乐于采用现成的表述。
自汉代以降的两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演化异常缓慢，如果不是佛教的传人，作为读者，我们大概更难感受到明显的精神变迁。孔子的时代问题，便一直给确定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他的形象，超越时代，像每个人的邻家老人。
然而他不是。他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泰山，欣赏过的最美音乐是名为“韶”的宫廷乐舞，喜欢精致的食物，讨厌粗野的人。他是一个智者、有德行的人、搜集书籍的人、长寿的人。他是时代的教师、君主的宾客，由于不谙权术，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政治家。他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春秋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即建成一种很少纷争、秩序井然的合理社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目标，用伦理语言予以形容，至于如何实现，他也想不出办法（复古主义本身就证明着没有办法）；所以《论语》的精华不是政治，而是合理的个人生活、德行的个人实践，如何与世风对抗又不陷入激烈危险的情绪。
儒家在战国至汉初的胜利，不在于他们在辩论中处于上风（可以参考好辩的孟子对竞争者的批判，那大多是浅薄的），不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更深刻完善（特别是相比法家而言），而在于他们比其他派别更广博、包容，善于改造他人的理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多。孔子无意中建立了最大的门派，在政治上，这一派别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清晰的面目和明显的参与。但继承着孔子的风格。也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几乎垄断了对既有的礼乐制度的解释（而另一些激进的派别不屑于此），民间的图书，也大半在他们手中；君主转过头去时，战国的儒者转而向失意的同行传播自己的声音，蛰伏在战火中，等待机会。当天下厌倦了纷争，君主寻求一种有威严的平静时，他们的保守特征便闪闪发光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儒家需要孔子来充当精神上的王，没有这样一位教主，儒家不过是图书馆员和保守派官吏的混合体，很难在王朝的频繁更替中维持自己。两千年来，国灭了又兴，人生了又死，唯孔子不朽。孔子的政治目标是乌托邦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至于途径，他并没有给出可能会令后世的尊奉者为难的具体建议，作为日常语录的《论语》，因为语境往往不明，更是易于引用，易于解释。这些都使孔子成为友好的工具，孔子的地位高，大家都欢喜。
做一个可怕的假设。假设《论语》这本书，在下个星期的什么时候突然消失了，我们会怎么样？我的猜想是，几无感觉。原因之一，是《论语》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它的影响早巳不依赖独立的文本；原因之二，是《论语》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是遥远的，有时我们觉得《论语》中的命题和论断常读常新，如在谈论我们眼前的事，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延续造成了《论语》的这种适用特征，这并不是它的精彩之处，反倒是里面一些平淡无奇的部分。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对人要不要和气，和气到什么程度），《论语》有一些很好的处理建议，但对一些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
我绝不相信一个黄口小儿会打心眼里喜欢哇啦哇啦背诵他所不理解的东西，不然，世上怎么会有糖果与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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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成年人推荐读物，本身就是冒险。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呢？我们固然可以用保守的姿态，将各种书本不加分别地摊在他面前，有点像抓周，任他采撷，但这样做，未免拋弃了我们的责任。有人反对干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被色彩鲜艳的封面吸引，或者把手伸向他明知其为不像一读的书，会不会暗中着急，会不会另动心思，将他认为有价值的读物，摆在更显著的位置，或使用其他一些伎俩。如果父母把书买到家里，那时已经按自己的喜好过滤一遍；如果带孩子到书店，会不会用价格、版本等理由拒绝孩子的索要呢？在我看来，父母依据自己口味以及对孩子的期望为其选择读物，这本身毫无过错，理由之一是在我们所议论的年龄上，孩子并不会全盘接受父母的塑造，家庭不是监狱，学校和街道也不是。如果因为处处存在的强迫与诱导，有人将所有成长环境比喻为监狱，那也无妨，因为这样的监狱有无数种，其间的歧异足以让少年人拥有发展的自由。如果将来孩子没有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我们用不着为当年诱使他阅读过某一本书而后悔，因为没有一本书有那样的能力，使人不再有自我纠正的机会。我们所要小心的，不是引导孩子的资格，而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或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特别是考察一下自己的口味是否在中年之后变得狭窄了。
我们或许采取激进的办法，毫不掩饰地劝诱甚至强迫孩子读某些书，特别是那些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即使怀着厌恨之心，阅读后也将受益的书。这样做时，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孩子会感谢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也被影响了，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
多数人走中间路线，免于过度控制的风险，也承当应有之责。然而，在这种方针下，为孩子购买、推荐著作，不但没有省心，反而更费思量。前两种家长，或者以丰富的名义，随意买一批书即可，或者只考虑自己的意愿，干脆从书架上选出自己喜爱的书，搬到孩子的卧室。而既不愿把孩子的成长交付靠不住的运气，也不想限制他的内心发展的父母，难免对有些书犹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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