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2020年很现充，所以我去年的护肤和彩妆竟然比以往消耗多超多。
[笑cry]例如我去年竟然空了3瓶粉底液，8只洁面，450ml+150ml的琥珀卸妆油，2盒蜜粉等等……[允悲]数不过来了。
也因为太忙了，很多空瓶和新开瓶都没拍，空了就扔，到手就拆包装直接用，到最后只能文字记录一下，有点遗憾，还是图文并茂更好看啊。
anyway，[嘻嘻]新的牛年，会努力争取多冒泡多记录多分享的，祝大家皮肤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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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印刷史上的“活化石”
雕版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和伟大发明，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2009年，雕版印刷正式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那雕版印刷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首先，汉朝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出现了印刷雏形。
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等都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刻印章、拓印等技术中获得了启发，开始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
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这就是最初的雕版印刷术。
其次，唐朝为了更快印刷佛经，印刷术得到普及。
关于雕版印刷术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何时出现，史学界曾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普遍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在唐朝被发明出来，并在唐朝中后期得到普遍使用。1966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的雕版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其年代大致刻印于 704—751年之间，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目前标有明确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刷的《金刚经》，它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
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可见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从早期印刷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神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后来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蓬勃，雕版印刷术在唐代中后期得到普及。
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文中提到的“模勒”就是雕版印刷，当时雕版印刷已经出现市井中，可见到九世纪初，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已由最初的佛教咒语扩大到民间百姓的文化方面。
再次，两宋时期开始出现活字印刷术。
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的使用已基本普及。到了五代时期，不仅在民间已经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至953年，印刷儒家《五经》等著作达130多册。而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上突飞猛进，尤其是以浙江、福建、成都地区为代表，刻印的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明显增多。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耗时22年，一共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多块，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据统计，宋代雕板印刷的书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可见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此外，在两宋时期，印刷术发展还有两项突破：
首先，活字印刷大幅提升了效率。
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胶泥做成独立的四方长柱体，刻上单字，就是一个个单独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
另外用一块平板，压在排好的活字上面，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毕昇的发明，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这种泥活字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了大约400年。
这种活字印刷术，可以两个人操作完成，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不仅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更加方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并没有被有效推广。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活字印刷术的成品相对较高，从起初的泥活字，到后来的木活字，制作单独的活字模型成本提升，而且还有配套的松香、油蜡等原料，在当时大大提升了印刷成本。
其二，对印刷的技术成本要求更高。印刷工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以往的雕版印刷，只要排好版，印刷工不需要识字。而如果使用活字印刷，就必须要求印刷工识字。而且，活字印刷对当时的油墨要求也高，不然印出来的字迹，并没有雕版印刷清晰。
其三，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重视。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雕版印刷术依然是印刷业一直使用的技术。
其次，彩印技术出现。
在北宋初年，四川地区流行的货币“交子”，就是用红黑两色印刷的。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释迦说法相》三幅，正是宋辽时期是雕版彩色印刷品，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彩色印刷品。
虽然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很好的发展普及，但是彩印技术却得到了持续发展。明代万历年间，出了很多如闵齐、闵昭明等擅长彩色套印的名家，当时《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到了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印刷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最后，明清之际，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出现，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
虽然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得到推广，他制造的泥活字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活字印刷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印刷技术，并没有断绝。
在毕昇的泥活字之后，元代的王祯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本身是一位农学家，所以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农书》中。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活字印刷的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明朝时期，木活字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进一步发展。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和嘉靖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该书共刻成木活字253500个，都是枣木大小。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除了木活字得到广泛应用外，金属活字也大量出现。早在王祯以前，就有人用锡做活字，但是很不成功，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所以没推广。到了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在清代掀起了印刷业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印刷数量高达万卷，大约用铜活字数量高达100~200万。
从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到活字印刷术普及，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在发明之初，便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中国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工艺。
它为后来西方印刷术开了技术上的先河，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
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
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雕版印刷术有直接关系，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它的发明和推广，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世界文明传播和交流都影响深远。
雕版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和伟大发明，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2009年，雕版印刷正式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那雕版印刷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首先，汉朝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出现了印刷雏形。
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等都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刻印章、拓印等技术中获得了启发，开始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
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这就是最初的雕版印刷术。
其次，唐朝为了更快印刷佛经，印刷术得到普及。
关于雕版印刷术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何时出现，史学界曾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普遍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在唐朝被发明出来，并在唐朝中后期得到普遍使用。1966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的雕版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其年代大致刻印于 704—751年之间，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目前标有明确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刷的《金刚经》，它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
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可见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从早期印刷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神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后来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蓬勃，雕版印刷术在唐代中后期得到普及。
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文中提到的“模勒”就是雕版印刷，当时雕版印刷已经出现市井中，可见到九世纪初，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已由最初的佛教咒语扩大到民间百姓的文化方面。
再次，两宋时期开始出现活字印刷术。
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的使用已基本普及。到了五代时期，不仅在民间已经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至953年，印刷儒家《五经》等著作达130多册。而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上突飞猛进，尤其是以浙江、福建、成都地区为代表，刻印的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明显增多。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耗时22年，一共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多块，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据统计，宋代雕板印刷的书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可见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此外，在两宋时期，印刷术发展还有两项突破：
首先，活字印刷大幅提升了效率。
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胶泥做成独立的四方长柱体，刻上单字，就是一个个单独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
另外用一块平板，压在排好的活字上面，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毕昇的发明，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这种泥活字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了大约400年。
这种活字印刷术，可以两个人操作完成，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不仅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更加方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并没有被有效推广。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活字印刷术的成品相对较高，从起初的泥活字，到后来的木活字，制作单独的活字模型成本提升，而且还有配套的松香、油蜡等原料，在当时大大提升了印刷成本。
其二，对印刷的技术成本要求更高。印刷工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以往的雕版印刷，只要排好版，印刷工不需要识字。而如果使用活字印刷，就必须要求印刷工识字。而且，活字印刷对当时的油墨要求也高，不然印出来的字迹，并没有雕版印刷清晰。
其三，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重视。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雕版印刷术依然是印刷业一直使用的技术。
其次，彩印技术出现。
在北宋初年，四川地区流行的货币“交子”，就是用红黑两色印刷的。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释迦说法相》三幅，正是宋辽时期是雕版彩色印刷品，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彩色印刷品。
虽然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很好的发展普及，但是彩印技术却得到了持续发展。明代万历年间，出了很多如闵齐、闵昭明等擅长彩色套印的名家，当时《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到了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印刷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最后，明清之际，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出现，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
虽然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得到推广，他制造的泥活字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活字印刷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印刷技术，并没有断绝。
在毕昇的泥活字之后，元代的王祯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本身是一位农学家，所以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农书》中。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活字印刷的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明朝时期，木活字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进一步发展。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和嘉靖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该书共刻成木活字253500个，都是枣木大小。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除了木活字得到广泛应用外，金属活字也大量出现。早在王祯以前，就有人用锡做活字，但是很不成功，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所以没推广。到了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在清代掀起了印刷业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印刷数量高达万卷，大约用铜活字数量高达100~200万。
从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到活字印刷术普及，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在发明之初，便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中国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工艺。
它为后来西方印刷术开了技术上的先河，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
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
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雕版印刷术有直接关系，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它的发明和推广，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世界文明传播和交流都影响深远。
黄易《嵩洛访碑图》中的嵩山历史建筑（一）
一、访碑嵩岳作图纪行
嵩山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周初年的周公摄政四年（约前1060），周公姬旦来到嵩山南麓的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用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天地之中，嵩山因此号称中岳，三千余年沿而未改。悠久的历史为嵩山赢得了尊崇的社会地位，历代帝王乐此不疲的礼祭或封禅、宗教活动的持续繁盛、嵩阳书院名师硕儒的讲学与文化传播、众多官员或文人的纷至踏访，为登封、为嵩岳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成果，仅登封市登记在册的东汉及以后的建筑有八百余座、石刻一千五百多品，均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
作为金石学家的黄易，躬临中岳大地、浸淫历史名碑文化的炽烈向往由来已久。
在嵩山访碑之前，黄易曾详细阅读了前人金石著作中有关嵩山金石部分，熟悉了嵩山汉三阙、中岳庙汉代翁仲等金石实物的规制及所刻图文；还购买了缺少额文的嵩阳书院《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拓片。黄易还嘱托朋友武亿，帮助拓取嵩山石刻拓片。武亿《与黄小松信札》中说：“玉版连纸一束已收贮，十月间属舍弟往登封如命拓出，续当寄出，断不敢有负雅托也。”黄易为嵩岳之行做足了前期准备。
据黄易《嵩洛访碑日记》记载，嘉庆元年（1796）九月初十日至十八日，黄易来到嵩山，利用九天的时间，进行系统的学术考察活动，繁忙而紧凑，收获颇丰。具体行程如下：
初十日至辗辕关、少林寺；
十一日到少室阙；
十二日，因大风，不能出游；
十三日先后游揽嵩阳书院、崇福宫、启母阙、启母石、太室阙、中岳庙；
十四日到告成周公庙及观星台、龙华寺遗址、石淙河摩崖题记：
十五日去会善寺；
十六日再游中岳庙、太室阙；
十七日游老君洞，大风扬沙，至逍遥谷口返回，仅游承天宫、嵩岳寺，再游嵩阳书院。回到县城去文昌宫访碑；
十八日从登封县去洛阳，途中行至嵩山西麓缑岭，登仙君庙。
黄易嵩山访碑，来去共用了九天时间，访得有名称可考的汉朝至金代著名金石文物54品（件），又创作十幅“访碑图”，同年11月图成，即获得翁方纲、伊秉绶、孙星衍、何琪、宋牧仲、黄俞邵等诸多学者的好评，在图册上分别题写有手札或跋语，极大地增加了访碑图的文化厚重感。黄易《嵩山访碑图》的图名分别是：《辍辕》、《少林寺》、《少室石阙》、《嵩阳书院》、《开母石阙》、《中岳庙》、《石淙》、《会善寺》、《嵩岳寺》、《缑山》。除《石淙》一图中无建筑外，其他九幅图画均有建筑出现，画面内容由嵩山诸峰、寺庙书院、河流、道路、村落、访碑人一行数人等构成。山峰为远景、寺庙书院建筑为主体、道路村落为陪衬、访碑人物为点缀，如此搭配，一幅幅凸现生机盎然的《嵩山访碑图》跃然纸间。画面采用俯瞰的视角，一图一景，将文物名胜置身于茫茫大自然奇妙环境之中，充分反映出中岳嵩山独特的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巧妙融合。在创作方式上，黄易首先观察掌握嵩山形胜特点；其次辨识寺庙、书院等建筑群布局与周围山川风貌的关系；最后弄清所访碑石与建筑之间的位置。如此一来，图画大样结构，几近成形。以《中岳庙》图为例，黄易在嵩山的九天时间里，两访中岳庙，在细览中岳庙、太室阙后，黄易登上太室阙南稍偏东一点的玉案山巅，俯视中岳庙全景，由南向北依次将太室阙、神道、中岳庙、黄盖峰及黄盖亭长达一千八百余米的南北中轴线和东天中街、中岳庙天中阁、西天中街长达一千余米的东西横轴线，尽囊图画中。此图是目前发现唯一一幅直观反映嵩山中岳庙建筑布局、天中古街（村）傍依庙之两侧和周围山川风貌环境整体融合在一起的图画作品，学术价值极高。
黄易创作的《嵩山访碑图》，虽然属于山水画系，但其兴趣似乎不在描绘嵩山风景名胜的秀丽和神奥，而在于突出文物建筑或古碑石的保存现状，这与他并非专职画家，作画只是记录访碑的过程有很大关系，画技和内容并无刻意创新意识，在无意识中保留了二百多年前嵩山歷史建筑及其环境的真实现状，留下了弥足珍贵、且无可替代的文献资料。正如与黄易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孙星衍在《嵩洛访碑图》的跋语中写到：“意境独适，非亲涉者不能知其神似。”——摘自宫嵩涛《黄易<嵩洛访碑图>中的嵩山历史建筑》
一、访碑嵩岳作图纪行
嵩山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周初年的周公摄政四年（约前1060），周公姬旦来到嵩山南麓的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用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天地之中，嵩山因此号称中岳，三千余年沿而未改。悠久的历史为嵩山赢得了尊崇的社会地位，历代帝王乐此不疲的礼祭或封禅、宗教活动的持续繁盛、嵩阳书院名师硕儒的讲学与文化传播、众多官员或文人的纷至踏访，为登封、为嵩岳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成果，仅登封市登记在册的东汉及以后的建筑有八百余座、石刻一千五百多品，均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
作为金石学家的黄易，躬临中岳大地、浸淫历史名碑文化的炽烈向往由来已久。
在嵩山访碑之前，黄易曾详细阅读了前人金石著作中有关嵩山金石部分，熟悉了嵩山汉三阙、中岳庙汉代翁仲等金石实物的规制及所刻图文；还购买了缺少额文的嵩阳书院《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拓片。黄易还嘱托朋友武亿，帮助拓取嵩山石刻拓片。武亿《与黄小松信札》中说：“玉版连纸一束已收贮，十月间属舍弟往登封如命拓出，续当寄出，断不敢有负雅托也。”黄易为嵩岳之行做足了前期准备。
据黄易《嵩洛访碑日记》记载，嘉庆元年（1796）九月初十日至十八日，黄易来到嵩山，利用九天的时间，进行系统的学术考察活动，繁忙而紧凑，收获颇丰。具体行程如下：
初十日至辗辕关、少林寺；
十一日到少室阙；
十二日，因大风，不能出游；
十三日先后游揽嵩阳书院、崇福宫、启母阙、启母石、太室阙、中岳庙；
十四日到告成周公庙及观星台、龙华寺遗址、石淙河摩崖题记：
十五日去会善寺；
十六日再游中岳庙、太室阙；
十七日游老君洞，大风扬沙，至逍遥谷口返回，仅游承天宫、嵩岳寺，再游嵩阳书院。回到县城去文昌宫访碑；
十八日从登封县去洛阳，途中行至嵩山西麓缑岭，登仙君庙。
黄易嵩山访碑，来去共用了九天时间，访得有名称可考的汉朝至金代著名金石文物54品（件），又创作十幅“访碑图”，同年11月图成，即获得翁方纲、伊秉绶、孙星衍、何琪、宋牧仲、黄俞邵等诸多学者的好评，在图册上分别题写有手札或跋语，极大地增加了访碑图的文化厚重感。黄易《嵩山访碑图》的图名分别是：《辍辕》、《少林寺》、《少室石阙》、《嵩阳书院》、《开母石阙》、《中岳庙》、《石淙》、《会善寺》、《嵩岳寺》、《缑山》。除《石淙》一图中无建筑外，其他九幅图画均有建筑出现，画面内容由嵩山诸峰、寺庙书院、河流、道路、村落、访碑人一行数人等构成。山峰为远景、寺庙书院建筑为主体、道路村落为陪衬、访碑人物为点缀，如此搭配，一幅幅凸现生机盎然的《嵩山访碑图》跃然纸间。画面采用俯瞰的视角，一图一景，将文物名胜置身于茫茫大自然奇妙环境之中，充分反映出中岳嵩山独特的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巧妙融合。在创作方式上，黄易首先观察掌握嵩山形胜特点；其次辨识寺庙、书院等建筑群布局与周围山川风貌的关系；最后弄清所访碑石与建筑之间的位置。如此一来，图画大样结构，几近成形。以《中岳庙》图为例，黄易在嵩山的九天时间里，两访中岳庙，在细览中岳庙、太室阙后，黄易登上太室阙南稍偏东一点的玉案山巅，俯视中岳庙全景，由南向北依次将太室阙、神道、中岳庙、黄盖峰及黄盖亭长达一千八百余米的南北中轴线和东天中街、中岳庙天中阁、西天中街长达一千余米的东西横轴线，尽囊图画中。此图是目前发现唯一一幅直观反映嵩山中岳庙建筑布局、天中古街（村）傍依庙之两侧和周围山川风貌环境整体融合在一起的图画作品，学术价值极高。
黄易创作的《嵩山访碑图》，虽然属于山水画系，但其兴趣似乎不在描绘嵩山风景名胜的秀丽和神奥，而在于突出文物建筑或古碑石的保存现状，这与他并非专职画家，作画只是记录访碑的过程有很大关系，画技和内容并无刻意创新意识，在无意识中保留了二百多年前嵩山歷史建筑及其环境的真实现状，留下了弥足珍贵、且无可替代的文献资料。正如与黄易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孙星衍在《嵩洛访碑图》的跋语中写到：“意境独适，非亲涉者不能知其神似。”——摘自宫嵩涛《黄易<嵩洛访碑图>中的嵩山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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