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文化集大成者
1773年3月，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开始编修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它是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九年完成初稿的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这里找到源头。
那么，当时清朝为什么要编《四库全书》呢？
一、对明朝《永乐大典》进行辑佚的需要。
什么是辑佚呢？就是对其他存世文献中引用过，但已经失传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
1772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开始编修的前一年，安徽学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长官）朱筠提出成书于明代的《永乐大典》存在很多需要辑佚的文献记载。
这个建议直接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皇帝的诏令即刻下达，命令将所有辑佚的书籍和如今“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集成《四库全书》。
所谓“四库”是从初唐时期开始历代官方藏书的分类方法，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因为《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所以称为全书。
二、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
乾嘉学派是清朝前期的一种主流学风，以考据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而著称。由于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命名“乾嘉之学”。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就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运动领袖之一的大儒顾炎武。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启了清初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
作为清代汉学的重要支流，乾嘉学派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渊源流变。
在乾嘉学派朴实考据学风的影响下，乾隆朝的学者们阅读大量藏书，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所以，《四库全书》正是对这些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评价。
三、乾隆帝想要建立修书之功。
古人有云，伟人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立德”和“立功”方面，乾隆皇帝自有两次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整个新疆、稳定西藏的功绩，以及迎回土尔扈特部、实现中华民族融合高潮的“大德”。
而在“立言”方面，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自然不肯放过。《四库全书》正是他的“立言”之功，虽然不是著作传世，但就像秦始皇的“书同文”一样，对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作用不可估量。
于是，在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这样的盛世荣光自然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和体现，加上乾隆的父辈们顺、康、雍三代都有修书的功绩，尤其是祖父康熙帝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盛名在外。所以乾隆帝想要超越父辈，留下“文治”美名的私意成为《四库全书》很快进入编纂工作的内驱力。
那么，《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又经历了哪几步呢？
第一，征集图书。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征书工作，截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多。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流通的图书、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的珍本、善本等。“珍本”就是比较少见或非常珍贵的书籍资料。“善本”原来指刻印精美的古籍，后来含义变广，包括刻印时间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顺利进行。据统计，最终征集图书13501种。
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词、记名等奖励办法，例如乾隆曾亲自赐给献书最多的江浙四位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每人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筛选、整理图书。
通过政府收藏、私人进献、各省采进等方式征集来的大量图书需要按照不同分类进行整理。
首先是符合抄录条件的列入“着录”。而那些不合格的著作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至于“抵触本朝”的图书一律“禁毁”。
在最终收录的3461种图书中，“存目”书要比“着录”书多出两倍多。多是因为书中有批评清王朝统治的“悖谬之言”，或者违反礼教的“离经叛道”著作。
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都因为内容涉及明清之际的史事，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
第三，抄写底本。
列入着录的书籍经过整理、校勘和考证后，需要重新抄写存入。而担任抄写工作的人员由最初的保举，改为应征，最后由乡试落第的生徒中挑选。最终选拔了3826人担任此工作。
为了保证抄写的进度，还规定了每人每天抄写的定额为1000字，五年期满后，抄写200万字的列为一等。然后按照等级还可以授予不同官职。如果发现字体不工整的，也会有处罚，罚多写1万字。
就这样，《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抄写，至少可抄60多万字。
第四，校订过程。
校订工作是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四库全书馆还制定了《功过处罚条例》，但凡错一字，记过一次，能查出原本错误改正的，每处记功一次。
一本书经过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由总裁抽阅，才能装潢、进呈皇帝。
为了《四库全书》的美观和便于识别，采取分色装帧。四部颜色按照四季确定，经部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浅蓝色，集部用灰黑色。而《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的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四库全书》成书后的命运如何，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存放《四库全书》，乾隆帝效仿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特点，在南北方共建立了七阁，每阁存放一部《四库全书》。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饱经沧桑。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那部被焚毁。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宗阁、文汇阁所存完整本《四库全书》被毁。而文渊阁抄本后来辗转上海、南京，最终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饱经战乱之后，多份抄本被毁，至今仅存世4套，其中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避暑山庄文津阁本，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销毁了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大量书籍。据统计，被列入禁书的总数达15万册，销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收录的书籍一样多。另外，对于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进行了或删或改。这也是鲁迅批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原因。
不过，作为中国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四库全书》的编修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保存了历代大量文献，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永乐大典》里的385种佚书，还在古籍整理方法、目录学等方面给后来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无论从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学术上的体例开发来看，《四库全书》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1773年3月，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开始编修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它是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九年完成初稿的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这里找到源头。
那么，当时清朝为什么要编《四库全书》呢？
一、对明朝《永乐大典》进行辑佚的需要。
什么是辑佚呢？就是对其他存世文献中引用过，但已经失传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
1772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开始编修的前一年，安徽学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长官）朱筠提出成书于明代的《永乐大典》存在很多需要辑佚的文献记载。
这个建议直接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皇帝的诏令即刻下达，命令将所有辑佚的书籍和如今“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集成《四库全书》。
所谓“四库”是从初唐时期开始历代官方藏书的分类方法，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因为《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所以称为全书。
二、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
乾嘉学派是清朝前期的一种主流学风，以考据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而著称。由于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命名“乾嘉之学”。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就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运动领袖之一的大儒顾炎武。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启了清初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
作为清代汉学的重要支流，乾嘉学派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渊源流变。
在乾嘉学派朴实考据学风的影响下，乾隆朝的学者们阅读大量藏书，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所以，《四库全书》正是对这些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评价。
三、乾隆帝想要建立修书之功。
古人有云，伟人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立德”和“立功”方面，乾隆皇帝自有两次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整个新疆、稳定西藏的功绩，以及迎回土尔扈特部、实现中华民族融合高潮的“大德”。
而在“立言”方面，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自然不肯放过。《四库全书》正是他的“立言”之功，虽然不是著作传世，但就像秦始皇的“书同文”一样，对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作用不可估量。
于是，在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这样的盛世荣光自然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和体现，加上乾隆的父辈们顺、康、雍三代都有修书的功绩，尤其是祖父康熙帝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盛名在外。所以乾隆帝想要超越父辈，留下“文治”美名的私意成为《四库全书》很快进入编纂工作的内驱力。
那么，《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又经历了哪几步呢？
第一，征集图书。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征书工作，截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多。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流通的图书、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的珍本、善本等。“珍本”就是比较少见或非常珍贵的书籍资料。“善本”原来指刻印精美的古籍，后来含义变广，包括刻印时间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顺利进行。据统计，最终征集图书13501种。
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词、记名等奖励办法，例如乾隆曾亲自赐给献书最多的江浙四位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每人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筛选、整理图书。
通过政府收藏、私人进献、各省采进等方式征集来的大量图书需要按照不同分类进行整理。
首先是符合抄录条件的列入“着录”。而那些不合格的著作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至于“抵触本朝”的图书一律“禁毁”。
在最终收录的3461种图书中，“存目”书要比“着录”书多出两倍多。多是因为书中有批评清王朝统治的“悖谬之言”，或者违反礼教的“离经叛道”著作。
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都因为内容涉及明清之际的史事，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
第三，抄写底本。
列入着录的书籍经过整理、校勘和考证后，需要重新抄写存入。而担任抄写工作的人员由最初的保举，改为应征，最后由乡试落第的生徒中挑选。最终选拔了3826人担任此工作。
为了保证抄写的进度，还规定了每人每天抄写的定额为1000字，五年期满后，抄写200万字的列为一等。然后按照等级还可以授予不同官职。如果发现字体不工整的，也会有处罚，罚多写1万字。
就这样，《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抄写，至少可抄60多万字。
第四，校订过程。
校订工作是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四库全书馆还制定了《功过处罚条例》，但凡错一字，记过一次，能查出原本错误改正的，每处记功一次。
一本书经过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由总裁抽阅，才能装潢、进呈皇帝。
为了《四库全书》的美观和便于识别，采取分色装帧。四部颜色按照四季确定，经部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浅蓝色，集部用灰黑色。而《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的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四库全书》成书后的命运如何，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存放《四库全书》，乾隆帝效仿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特点，在南北方共建立了七阁，每阁存放一部《四库全书》。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饱经沧桑。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那部被焚毁。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宗阁、文汇阁所存完整本《四库全书》被毁。而文渊阁抄本后来辗转上海、南京，最终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饱经战乱之后，多份抄本被毁，至今仅存世4套，其中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避暑山庄文津阁本，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销毁了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大量书籍。据统计，被列入禁书的总数达15万册，销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收录的书籍一样多。另外，对于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进行了或删或改。这也是鲁迅批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原因。
不过，作为中国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四库全书》的编修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保存了历代大量文献，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永乐大典》里的385种佚书，还在古籍整理方法、目录学等方面给后来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无论从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学术上的体例开发来看，《四库全书》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好书推荐# （老版書）《論中國詩—唱頌中國詩歌之古韻古致》作者: 小川環樹 译者: 譚汝謙 / 陳志誠 / 梁國豪合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86年版97年二次印刷 https://t.cn/A65Vqega
本書選譯小川環樹博士有關中國古典詩歌論文共十六篇，從各種角度講論中國古典詩歌的風格與表達方式，尤重於漢、唐、宋各代的詩人及其詩作。
小川环树（1910-1993），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日本学士院会员，二十世纪日本最著名汉学家之一，与吉川幸次郎齐名。著作宏富，对中国文史哲的研究范围自先秦直至现当代，而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建树尤多；对汉语语言学亦有精深研究。兴膳宏选编的五卷本《小川环树著作集》是我们了解其学术成就的最佳窗口。
本書選譯小川環樹博士有關中國古典詩歌論文共十六篇，從各種角度講論中國古典詩歌的風格與表達方式，尤重於漢、唐、宋各代的詩人及其詩作。
小川环树（1910-1993），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日本学士院会员，二十世纪日本最著名汉学家之一，与吉川幸次郎齐名。著作宏富，对中国文史哲的研究范围自先秦直至现当代，而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建树尤多；对汉语语言学亦有精深研究。兴膳宏选编的五卷本《小川环树著作集》是我们了解其学术成就的最佳窗口。
作者：柔福公主
近日，田洪兄发来几张图，看到后极为震惊，这应该是本年度最震撼的图片了，虽然今年尚未过去一半，但几乎可以肯定，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了。距离上次的新发现已经过去快两年，想不到还能出现新的赵佶作品，而且是画作，而且是大开门的——赵佶《写生翎毛图》卷：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卷，大英博物馆藏
其实已经不算新发现，早在十年前，就知道大英博物馆有这件东西，仅一张局部小图，题签什么的完全没图，当时并不看好它，从画面看，章法不高明，杂乱得很，鸟儿身体很大，过于靠近边缘，应该被裁掉了很大一部分。当时认为是明画，且不知道如何被定为徽宗作品的，大英的介绍上写的“明代作品，题签大概是20世纪所伪造”，在全图出来之前，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才知道是个3米的长卷，边缘是被裱边所遮盖，并没有被裁切，露出来的本幅大概25.6cm（被遮盖的部分应该还在），原高度应在26～27cm——又是一个全幅绢折半的例子。
田兄发来的是幻灯片的扫描图，是其恩师傅申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部主任期间，在大英博物馆所摄，135的小底片，熠熠光华几欲冲出画面。
基本面
绢本，纵约27cm，横约297cm，很长，跟金英秋禽差不多，布局、形式都很像，卷末题字也是几乎一样，应该是同时期作品。
卷首隔水瘦金题“御画写生翎毛图”，御字上边被后世裱边遮盖，应该不缺。钤盖双龙方印。用笔精到，气息非常熟悉，大开门，不能再开得更大了，熟悉宋画的应该马上意识到，真迹出现了。
题签直接题于隔水而不加签条，尚是早期装裱格式，大概在大观末政和初。
而且“御画某某图”这样的格式从未见过，是新的发现，很有意思。金英秋禽应该也是这样的签题，可惜原隔水已经不见了，被换上了金章宗的签。《写生翎毛图》保留着宣和原装，一定未入高宗内府。
卷末题“御笔”，有御书印及花押。花押很长，是所见最大纵横比的花押了。形态上跟十八学士图很像，最后一笔拉到一大半还要特意扭一下再继续拉，也说明了创作时间大概在大观政和间。
卷末题“御笔”，有御书印及花押。花押很长，是所见最大纵横比的花押了。形态上跟十八学士图很像，最后一笔拉到一大半还要特意扭一下再继续拉，也说明了创作时间大概在大观政和间。
卷子保存状态一般，破损很多，绢的变形较大，藏家加了很宽的上下裱边来保护，不像是中式装裱。从下图看，画被裱在了木板上。这样的保存方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不用经常舒卷，避免纤维的拉伸与磨损，颜料也不至于剥落；坏处是，若木板的湿度有所变化，绢面会跟着变化尺寸，可能造成伤害。
可贵的宣和装
本幅四角保留着原装的双龙、宣龢、政和、宣和印，卷首被裱边遮盖，不知葫芦印是否仍在，卷末也是被覆盖，政龢、内府图书印也不知是否存在。但前后隔水由于骑缝章的加持，可以确定为宣和原装，存世原装品已经很少了，印象中只有十几二十件。
画面信息
画面有七只鸟、一只蝴蝶，还有荔枝树、四十多颗荔枝、栀子树。最大的鸟是领雀嘴鹎，与写生珍禽图第一段如出一辙，就晕染手法不同：领雀嘴鹎体长约169-215毫米，从比例上看，画得确实是接近实际的，并不是十年前我所想象的偏大，脑补要不得。
互相印证的史实
由于赵佶几乎没有离开过开封，画中的荔枝、荔枝树又是如此真实，赵佶应是在开封亲眼见到了结实的荔枝树，荔枝又难以在闽北以北存活，据记载的几条进贡记录：
《画继》：“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
又《墨庄漫录》：“政和初，闽中贡连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结实，不减土出”；
又《老学庵笔记》：“宣和中，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且赐以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廷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
又《淳熙三山志》：“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锡二府宴，赐御诗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玉液乍凝仙掌露。绛苞初结水晶丸。酒酣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芳数本座中看”，
可以推论出，画上的季节是夏天，画的是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即将结果的陈紫荔枝树，种在宣和殿前，没多久就结果了，赵佶还用荔枝赏赐大臣；宣和年间，起码又移植过一次在保和殿前，大概荔枝不耐寒，政和间的那批已经枯萎了吧。不过荔枝树种植在殿外，徽宗时又是历史上第三个小冰河期，冬季的开封如何让荔枝树存活？次年又如何能结果？除非到了冬季又移到殿内，火盆不间断地保温。
图中还有栀子花（薝葡），花期3~7月，据当地气候而有先后，最晚可到8月。
所以根据瘦金的演变风格，结合气候特征，和宣和作画的严谨态度，此画应作于政和初年的夏月，而且描绘的是福建移植过来的荔枝树，这件真迹坐实了这段史实，鲜活的荔枝宴仿佛就在昨天。
流传经过
都穆《寓意编》：宋徽宗翎毛写意图横卷，长几一丈。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四、吴其贞《书画记》卷三：
都穆(1458—1525)说，几乎有一丈长，上面估测的2.97米是符合的；
詹景凤(1532~1602)说，原先是他的收藏，后来给了哲卿，哲卿应指郭惟贤(1542-1601)；
吴其贞(1607~1678)于甲午(1654年)七月十三日观于嘉兴李肇亨(1592～1664后)家（此版本误抄为李嘉会），李肇亨是著名收藏家李日华(1565~1635)的长子，味水轩日记还没去查，不知道李日华是怎么说的。
1926年William Bateson的遗孀Beatrice Bateson夫人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另外，台北故宫有一卷双胞胎：石渠宝笈续编卷十七著录：这一卷有很多的印记，看到高士奇的名字时心中一乐，立即去翻江村书画目，果不其然，在“进字一号”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进上手卷目录里就有《宋徽宗御笔写生翎毛》条，看来高士奇得到了真迹，找人作伪后进献，自己留真本；或者只是买到了这卷苏州片，觉得不好，便送给了皇帝。
画得很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说写生翎毛是苏州片，确实没错，但杨看到的是清宫本，不是大英本，大英本非佚目中物，没有进过宫。
赵佶的《写生翎毛》或“荔枝图”之类著录还有不少，多数都指向这一卷，但基本都记载过简，不一一列出。
这是第一次眼睁睁看着著录变成实物，以前只是简单收集一些资料，因为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也没法太关注，毕竟没有图说个蔡国Q，著录再细致都是镜花水月。
遍查不得“袨豀”是何人之印，根据清宫本，原印可能是“袨豀山房”，但印的左侧圆边已经开始收敛，又恰好被裱边遮住，不太像“袨豀山房”，暂时没有更多信息，且粗略写下流传经过：
詹景凤 → 郭惟贤 → 李日华 → 李肇亨 → ？→ William Bateson → 大英博物馆
另外两件摹本
有两个团扇摹本，很明显出自本画：
后记
有了这件东西，徽宗作品的存放地扩大到了中美日英的范围，法国枫丹白露宫里说不定还有，毕竟圆明园大部分被劫的都在那，希望能再次出现真迹。很高兴，我的书画目录和思维导图又可以更新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有朋友说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居然还出现了未被发现的博物馆藏宋画，难以想象。其实很简单，没有人整理上网，不给图片，谁也不知道你家的藏品是什么猫龙，故宫的那件赵伯驹残卷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件翎毛，不给全图，谁知道居然有赵佶的亲笔题签，十几年来也没人关心，完美错过。
网络信息是发达，但对于古代书画，并不发达，目前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资料，宋画算是关注度较高了，但没有清晰图像的作品名单还是比较长，更别说战乱中下落不明的书画了。明清书画的数量数十百倍于宋画，更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数据库。对于宋画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什么时候欧洲和日本藏家库房里见不得人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才有可能望向研究的高峰。
近日，田洪兄发来几张图，看到后极为震惊，这应该是本年度最震撼的图片了，虽然今年尚未过去一半，但几乎可以肯定，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了。距离上次的新发现已经过去快两年，想不到还能出现新的赵佶作品，而且是画作，而且是大开门的——赵佶《写生翎毛图》卷：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卷，大英博物馆藏
其实已经不算新发现，早在十年前，就知道大英博物馆有这件东西，仅一张局部小图，题签什么的完全没图，当时并不看好它，从画面看，章法不高明，杂乱得很，鸟儿身体很大，过于靠近边缘，应该被裁掉了很大一部分。当时认为是明画，且不知道如何被定为徽宗作品的，大英的介绍上写的“明代作品，题签大概是20世纪所伪造”，在全图出来之前，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才知道是个3米的长卷，边缘是被裱边所遮盖，并没有被裁切，露出来的本幅大概25.6cm（被遮盖的部分应该还在），原高度应在26～27cm——又是一个全幅绢折半的例子。
田兄发来的是幻灯片的扫描图，是其恩师傅申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部主任期间，在大英博物馆所摄，135的小底片，熠熠光华几欲冲出画面。
基本面
绢本，纵约27cm，横约297cm，很长，跟金英秋禽差不多，布局、形式都很像，卷末题字也是几乎一样，应该是同时期作品。
卷首隔水瘦金题“御画写生翎毛图”，御字上边被后世裱边遮盖，应该不缺。钤盖双龙方印。用笔精到，气息非常熟悉，大开门，不能再开得更大了，熟悉宋画的应该马上意识到，真迹出现了。
题签直接题于隔水而不加签条，尚是早期装裱格式，大概在大观末政和初。
而且“御画某某图”这样的格式从未见过，是新的发现，很有意思。金英秋禽应该也是这样的签题，可惜原隔水已经不见了，被换上了金章宗的签。《写生翎毛图》保留着宣和原装，一定未入高宗内府。
卷末题“御笔”，有御书印及花押。花押很长，是所见最大纵横比的花押了。形态上跟十八学士图很像，最后一笔拉到一大半还要特意扭一下再继续拉，也说明了创作时间大概在大观政和间。
卷末题“御笔”，有御书印及花押。花押很长，是所见最大纵横比的花押了。形态上跟十八学士图很像，最后一笔拉到一大半还要特意扭一下再继续拉，也说明了创作时间大概在大观政和间。
卷子保存状态一般，破损很多，绢的变形较大，藏家加了很宽的上下裱边来保护，不像是中式装裱。从下图看，画被裱在了木板上。这样的保存方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不用经常舒卷，避免纤维的拉伸与磨损，颜料也不至于剥落；坏处是，若木板的湿度有所变化，绢面会跟着变化尺寸，可能造成伤害。
可贵的宣和装
本幅四角保留着原装的双龙、宣龢、政和、宣和印，卷首被裱边遮盖，不知葫芦印是否仍在，卷末也是被覆盖，政龢、内府图书印也不知是否存在。但前后隔水由于骑缝章的加持，可以确定为宣和原装，存世原装品已经很少了，印象中只有十几二十件。
画面信息
画面有七只鸟、一只蝴蝶，还有荔枝树、四十多颗荔枝、栀子树。最大的鸟是领雀嘴鹎，与写生珍禽图第一段如出一辙，就晕染手法不同：领雀嘴鹎体长约169-215毫米，从比例上看，画得确实是接近实际的，并不是十年前我所想象的偏大，脑补要不得。
互相印证的史实
由于赵佶几乎没有离开过开封，画中的荔枝、荔枝树又是如此真实，赵佶应是在开封亲眼见到了结实的荔枝树，荔枝又难以在闽北以北存活，据记载的几条进贡记录：
《画继》：“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
又《墨庄漫录》：“政和初，闽中贡连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结实，不减土出”；
又《老学庵笔记》：“宣和中，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且赐以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廷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
又《淳熙三山志》：“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锡二府宴，赐御诗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玉液乍凝仙掌露。绛苞初结水晶丸。酒酣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芳数本座中看”，
可以推论出，画上的季节是夏天，画的是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即将结果的陈紫荔枝树，种在宣和殿前，没多久就结果了，赵佶还用荔枝赏赐大臣；宣和年间，起码又移植过一次在保和殿前，大概荔枝不耐寒，政和间的那批已经枯萎了吧。不过荔枝树种植在殿外，徽宗时又是历史上第三个小冰河期，冬季的开封如何让荔枝树存活？次年又如何能结果？除非到了冬季又移到殿内，火盆不间断地保温。
图中还有栀子花（薝葡），花期3~7月，据当地气候而有先后，最晚可到8月。
所以根据瘦金的演变风格，结合气候特征，和宣和作画的严谨态度，此画应作于政和初年的夏月，而且描绘的是福建移植过来的荔枝树，这件真迹坐实了这段史实，鲜活的荔枝宴仿佛就在昨天。
流传经过
都穆《寓意编》：宋徽宗翎毛写意图横卷，长几一丈。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四、吴其贞《书画记》卷三：
都穆(1458—1525)说，几乎有一丈长，上面估测的2.97米是符合的；
詹景凤(1532~1602)说，原先是他的收藏，后来给了哲卿，哲卿应指郭惟贤(1542-1601)；
吴其贞(1607~1678)于甲午(1654年)七月十三日观于嘉兴李肇亨(1592～1664后)家（此版本误抄为李嘉会），李肇亨是著名收藏家李日华(1565~1635)的长子，味水轩日记还没去查，不知道李日华是怎么说的。
1926年William Bateson的遗孀Beatrice Bateson夫人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另外，台北故宫有一卷双胞胎：石渠宝笈续编卷十七著录：这一卷有很多的印记，看到高士奇的名字时心中一乐，立即去翻江村书画目，果不其然，在“进字一号”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进上手卷目录里就有《宋徽宗御笔写生翎毛》条，看来高士奇得到了真迹，找人作伪后进献，自己留真本；或者只是买到了这卷苏州片，觉得不好，便送给了皇帝。
画得很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说写生翎毛是苏州片，确实没错，但杨看到的是清宫本，不是大英本，大英本非佚目中物，没有进过宫。
赵佶的《写生翎毛》或“荔枝图”之类著录还有不少，多数都指向这一卷，但基本都记载过简，不一一列出。
这是第一次眼睁睁看着著录变成实物，以前只是简单收集一些资料，因为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也没法太关注，毕竟没有图说个蔡国Q，著录再细致都是镜花水月。
遍查不得“袨豀”是何人之印，根据清宫本，原印可能是“袨豀山房”，但印的左侧圆边已经开始收敛，又恰好被裱边遮住，不太像“袨豀山房”，暂时没有更多信息，且粗略写下流传经过：
詹景凤 → 郭惟贤 → 李日华 → 李肇亨 → ？→ William Bateson → 大英博物馆
另外两件摹本
有两个团扇摹本，很明显出自本画：
后记
有了这件东西，徽宗作品的存放地扩大到了中美日英的范围，法国枫丹白露宫里说不定还有，毕竟圆明园大部分被劫的都在那，希望能再次出现真迹。很高兴，我的书画目录和思维导图又可以更新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有朋友说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居然还出现了未被发现的博物馆藏宋画，难以想象。其实很简单，没有人整理上网，不给图片，谁也不知道你家的藏品是什么猫龙，故宫的那件赵伯驹残卷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件翎毛，不给全图，谁知道居然有赵佶的亲笔题签，十几年来也没人关心，完美错过。
网络信息是发达，但对于古代书画，并不发达，目前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资料，宋画算是关注度较高了，但没有清晰图像的作品名单还是比较长，更别说战乱中下落不明的书画了。明清书画的数量数十百倍于宋画，更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数据库。对于宋画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什么时候欧洲和日本藏家库房里见不得人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才有可能望向研究的高峰。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