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时代,一直在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这段历史非常乱,但有一个大趋势是清晰的,即从大分裂走向大融合和大统一。
西晋虽然短暂统一,却止不住分裂的大趋势。所以,八王之乱后,继续分裂。那么,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地方做大而中央无力、豪族做强而朝廷无奈。所以,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豪族问题。这里一定要加上地方。
因为隋唐也有豪族,但隋唐豪族并没有导致分裂。
最初的关陇贵族,就是左右隋唐两朝的军事贵族。这伙人跟朝廷是合一的。后来,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族逐渐发展成为两京阀阅,即央级豪族。豪族与朝廷还是合一的。
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豪族,却都是从东汉发展过来的地方豪族。豪族不仅控制了地方上的土地和人口,而且在地方上就有强悍的影响力。
东汉的郡、县,基本控制在一个个的郡级、县级豪族手中。而推出州牧制度之后,这些县级和郡级豪族,又升格为州级豪族。黄巾起义之后,这些县级、郡级以及州级豪族,纷纷支持各自的军事代理人,搞起了兼并战争。
战争兼并的结果,就是大鱼吃小鱼,然后小鱼被吃掉、大鱼变鲨鱼。最后形成了三条大鲨鱼,也就是魏蜀吴三国。
而兼并战争一旦开启,就不是豪族能左右的了。因为三国一旦形成,豪族就控制不住曹操、刘备、孙权这些军事代理人了,而是反被这些军事代理人裹挟着继续兼并。
兼并的极限,就是三国归一。但三国归一,只是在军事上和道义上实现了归一。西晋司马家,控制了枪杆子,就是军队;卡住了位置,就是皇帝。但政治上和财政上呢?
政治上还是豪族说了算。司马家任用的官员,只能是豪族士大夫。任用寒门子弟就不行吗?曹操就是要用寒门子弟压制豪族士大夫。但曹操失败了。他也必须失败。汉武帝以后,地方豪族便已经向着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方向发展了。
官僚制要实现文书行政。文书行政必须依靠知识精英。知识精英融入官僚制便升级为政治精英。而知识精英是要花钱才能培养出来的。这时候,只有豪族才有财力培养出知识精英以及升格的政治精英。所以,豪族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一伙人。皇帝和朝廷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这个趋势,在东汉以来,已经不可阻挡。
那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呢?
最初的游士是没落的贵族。没落的贵族,既可以成为列国的政治精英,又可以成为民间的知识精英。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不是贵族,也不是豪族。后来,私学兴盛,无法跻身政治精英的没落贵族,又培养了一拨知识精英。比如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些人,都是知识精英。但当官了吗?没有,没有就只能一直是知识精英,然后就去招弟子、传学问。这股风气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所以,皇帝和朝廷还是有人可用的。
但是,不平等是历史常态。财富要集中、知识也要集中。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最后,一定会集中到一拨人身上。而这拨人就是豪族。
司马炎为什么要去州郡兵?为什么又要大封司马王?不这么干,朝廷肯定干不过豪族、朝廷也肯定干不过地方。然并卵,司马王比豪族还厉害,自己家里搞起了武装械斗。
于是,统一只是小趋势,分裂才是大趋势。但是,八王之乱为什么没有演变成另一个汉末乱世,军阀割据而后三分天下、再后三国归一呢?
因为胡人问题又爆发了。
胡人问题也要追溯到汉武帝。汉武帝一边打匈奴、一边纳匈奴。但是,匈奴的人口体量太小,汉朝的体量太大,所以流入多少就能融合多少。但,这个政策是一直延续的。后来,匈奴人要么被打到西域以西,要么被纳入大汉中原。这就是胡人内迁。
但是,草原这片土地,不会成为无主土地。匈奴人走了、鲜卑人来了。同时,西北的羌人也开始闹腾了。豪族是内部癌变,不断汲取资源,于是国家没钱了。而胡人就是外部感染,不断消耗资源,于是国家更没钱了。当时,主要是镇压西北羌乱的开支和雇佣鲜卑军队的军费。
所以,与豪族问题相伴相生的,就是胡人问题。强汉很猛,匈奴干掉、羌人干服、鲜卑人也不敢造次。但是,打败胡人却不能杀光胡人。于是,胡人打不过就投降,投降了就内迁。
在东汉的时候,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大汉各州郡的豪族和军阀太厉害,根本不给胡人造次的机会。到了西晋,天下重归一统。胡人问题就已经取代了豪族问题,成为国家必须关心的问题。
在平灭东吴之后,有大臣就像晋武帝司马炎建议,趁着军力尚强,直接把这帮胡人给收拾掉。但是,统一天下,已经让晋武帝司马炎志得意满了,所以他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实际上,即便把胡人问题提上皇帝关注的程度,也没用。因为你不可能把胡人都杀光。
后来,又有了《徙戎论》,就是把胡人再给赶回草原。然而,这仍旧停留在建议的层面。对于胡人问题,从东汉到三国再到西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八王之乱的过程中,胡人问题正式爆发。而北方的豪族们已经完全扛不住胡人的进攻了。为什么扛不住了?因为豪族已经无法培植军事代理人了。军队都被司马王们拿去搞内斗了。所以,衣冠南渡、南北朝立,也就在所难免。
在南北朝之前,南方是东晋、北方是五胡十六国。那东晋在干什么?这家伙能不能力挽狂澜、收复山河?
就北方的一群胡人流寇来说,东晋还真有这个实力。一个祖逖带着自家兄弟、招揽北方百姓,就能把石勒这个胡人领袖挡在黄河过不来。所以,东晋如果能够做到知耻而后勇,然后集中资源、擎着王旗,那大概率能够扫平北方。
但,关键是这个集中资源,东晋心有余而力不足。祖逖北伐的时候,王氏豪族竟然造反了。造反的确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是王氏豪族心不齐,而是其他豪族不答应。这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东晋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旧是豪族问题。
八王之乱前,西晋要军队有军队、要道义有道义,还能勉强压住豪族。而八王之乱以后,东晋则是要军队没军队、要道义没道义,完全压制不住豪族了。
所以,以南扫北完全不可能。
五胡、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十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乱的确是乱,但也是在最乱、最残酷的战争方式中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豪族问题和胡人问题。
豪族问题基本上是东晋的问题,因为衣冠南渡了。后赵石勒也搞九品中正制,他也要承认豪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但豪族却难以成什么气候,因为北方的豪族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所以,北方的问题主要是胡人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胡汉融合的问题。
前赵、后赵,搞胡人压迫汉人的政策,但冉闵一出、胡人遭戮。于是,这个政策破产了。
慕容鲜卑和氐人羌人,搞得是胡汉融合政策,但前秦崩溃了。于是,这个政策也破产了。
北魏立国之后,搞得是胡人汉化政策,但六镇起义了。于是,这个政策还破产了。
北朝走到了死胡同。胡人压迫汉人、胡人汉人融合、胡人归化汉人,全玩一遍但全都破产。这就没法玩了。
于是,北魏分裂成了东西两魏。然后,北朝,在底层趋势上,还要解决胡汉融合的问题;而在表层趋势上,则是两魏的东西争霸。
#焦点论坛话题#
这段历史非常乱,但有一个大趋势是清晰的,即从大分裂走向大融合和大统一。
西晋虽然短暂统一,却止不住分裂的大趋势。所以,八王之乱后,继续分裂。那么,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地方做大而中央无力、豪族做强而朝廷无奈。所以,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豪族问题。这里一定要加上地方。
因为隋唐也有豪族,但隋唐豪族并没有导致分裂。
最初的关陇贵族,就是左右隋唐两朝的军事贵族。这伙人跟朝廷是合一的。后来,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族逐渐发展成为两京阀阅,即央级豪族。豪族与朝廷还是合一的。
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豪族,却都是从东汉发展过来的地方豪族。豪族不仅控制了地方上的土地和人口,而且在地方上就有强悍的影响力。
东汉的郡、县,基本控制在一个个的郡级、县级豪族手中。而推出州牧制度之后,这些县级和郡级豪族,又升格为州级豪族。黄巾起义之后,这些县级、郡级以及州级豪族,纷纷支持各自的军事代理人,搞起了兼并战争。
战争兼并的结果,就是大鱼吃小鱼,然后小鱼被吃掉、大鱼变鲨鱼。最后形成了三条大鲨鱼,也就是魏蜀吴三国。
而兼并战争一旦开启,就不是豪族能左右的了。因为三国一旦形成,豪族就控制不住曹操、刘备、孙权这些军事代理人了,而是反被这些军事代理人裹挟着继续兼并。
兼并的极限,就是三国归一。但三国归一,只是在军事上和道义上实现了归一。西晋司马家,控制了枪杆子,就是军队;卡住了位置,就是皇帝。但政治上和财政上呢?
政治上还是豪族说了算。司马家任用的官员,只能是豪族士大夫。任用寒门子弟就不行吗?曹操就是要用寒门子弟压制豪族士大夫。但曹操失败了。他也必须失败。汉武帝以后,地方豪族便已经向着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方向发展了。
官僚制要实现文书行政。文书行政必须依靠知识精英。知识精英融入官僚制便升级为政治精英。而知识精英是要花钱才能培养出来的。这时候,只有豪族才有财力培养出知识精英以及升格的政治精英。所以,豪族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一伙人。皇帝和朝廷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这个趋势,在东汉以来,已经不可阻挡。
那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呢?
最初的游士是没落的贵族。没落的贵族,既可以成为列国的政治精英,又可以成为民间的知识精英。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不是贵族,也不是豪族。后来,私学兴盛,无法跻身政治精英的没落贵族,又培养了一拨知识精英。比如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些人,都是知识精英。但当官了吗?没有,没有就只能一直是知识精英,然后就去招弟子、传学问。这股风气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所以,皇帝和朝廷还是有人可用的。
但是,不平等是历史常态。财富要集中、知识也要集中。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最后,一定会集中到一拨人身上。而这拨人就是豪族。
司马炎为什么要去州郡兵?为什么又要大封司马王?不这么干,朝廷肯定干不过豪族、朝廷也肯定干不过地方。然并卵,司马王比豪族还厉害,自己家里搞起了武装械斗。
于是,统一只是小趋势,分裂才是大趋势。但是,八王之乱为什么没有演变成另一个汉末乱世,军阀割据而后三分天下、再后三国归一呢?
因为胡人问题又爆发了。
胡人问题也要追溯到汉武帝。汉武帝一边打匈奴、一边纳匈奴。但是,匈奴的人口体量太小,汉朝的体量太大,所以流入多少就能融合多少。但,这个政策是一直延续的。后来,匈奴人要么被打到西域以西,要么被纳入大汉中原。这就是胡人内迁。
但是,草原这片土地,不会成为无主土地。匈奴人走了、鲜卑人来了。同时,西北的羌人也开始闹腾了。豪族是内部癌变,不断汲取资源,于是国家没钱了。而胡人就是外部感染,不断消耗资源,于是国家更没钱了。当时,主要是镇压西北羌乱的开支和雇佣鲜卑军队的军费。
所以,与豪族问题相伴相生的,就是胡人问题。强汉很猛,匈奴干掉、羌人干服、鲜卑人也不敢造次。但是,打败胡人却不能杀光胡人。于是,胡人打不过就投降,投降了就内迁。
在东汉的时候,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大汉各州郡的豪族和军阀太厉害,根本不给胡人造次的机会。到了西晋,天下重归一统。胡人问题就已经取代了豪族问题,成为国家必须关心的问题。
在平灭东吴之后,有大臣就像晋武帝司马炎建议,趁着军力尚强,直接把这帮胡人给收拾掉。但是,统一天下,已经让晋武帝司马炎志得意满了,所以他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实际上,即便把胡人问题提上皇帝关注的程度,也没用。因为你不可能把胡人都杀光。
后来,又有了《徙戎论》,就是把胡人再给赶回草原。然而,这仍旧停留在建议的层面。对于胡人问题,从东汉到三国再到西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八王之乱的过程中,胡人问题正式爆发。而北方的豪族们已经完全扛不住胡人的进攻了。为什么扛不住了?因为豪族已经无法培植军事代理人了。军队都被司马王们拿去搞内斗了。所以,衣冠南渡、南北朝立,也就在所难免。
在南北朝之前,南方是东晋、北方是五胡十六国。那东晋在干什么?这家伙能不能力挽狂澜、收复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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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前,西晋要军队有军队、要道义有道义,还能勉强压住豪族。而八王之乱以后,东晋则是要军队没军队、要道义没道义,完全压制不住豪族了。
所以,以南扫北完全不可能。
五胡、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十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乱的确是乱,但也是在最乱、最残酷的战争方式中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豪族问题和胡人问题。
豪族问题基本上是东晋的问题,因为衣冠南渡了。后赵石勒也搞九品中正制,他也要承认豪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但豪族却难以成什么气候,因为北方的豪族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所以,北方的问题主要是胡人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胡汉融合的问题。
前赵、后赵,搞胡人压迫汉人的政策,但冉闵一出、胡人遭戮。于是,这个政策破产了。
慕容鲜卑和氐人羌人,搞得是胡汉融合政策,但前秦崩溃了。于是,这个政策也破产了。
北魏立国之后,搞得是胡人汉化政策,但六镇起义了。于是,这个政策还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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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论坛话题#
孩子们,
青春只有一次,我很幸运,史兰客学苑也很幸运能够陪你们走过这一程,能够在你们的青春里面留下记忆。
今天将是你们代表史兰客学苑的最后一战,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有相聚就有离别,史兰客学苑一直想做的,就是帮助你们、培养你们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魂师,让你们拥有坚定而善良的心,还教你们懂得做人,懂得怎么样去面对那个复杂又多彩的世界。
现在,你们都做到了,我可以很荣幸地宣布:这一届史兰客学苑,全员毕业!
—— 电视剧《斗罗大陆》
#史兰客七怪毕业# [微风] #肖战斗罗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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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全面放开人口生育能解决人口负增长吗?】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也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近日发布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
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
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
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
宋丽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
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
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
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宋丽敏: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
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
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
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
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
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
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
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岁的突破与机构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
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
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来源:央视新闻
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
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
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
宋丽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
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
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
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宋丽敏: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
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
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
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
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
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
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
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岁的突破与机构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
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
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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