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清宫虽然对御窑瓷器管理较为严格，但据文献记载、考古资料以及公私藏品溯源可知，其实不乏流散渠道，如通过赏赐、变价等方式散出宫廷。首里城出土的清朝御窑瓷器数量较多——可能是中国以外出土清朝御窑瓷器最多的遗址，其来源途径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另外，首里城出土的清朝民窑瓷器是从何而来？在清朝民窑瓷器大量外销的大背景下，是否有具体史料可细化其来源方式？
清朝伊始，琉球王国即与其开始了往来。顺治三年，琉球国王尚贤遣使金应元前来请封，翌年清政府予以馈赠令返。顺治十年，琉球遣使朝贡，顺治皇帝颁布《敕琉球诏》：“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余俱留闽待命。”由此开启了清朝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册封和朝贡活动。
关于清朝皇帝赏赐瓷器给琉球王国之事，《清档》、《清会典》、《十通》等提及雍正二年、四年、七年、十年皆有赏赐。记载较详的如《雍正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档》：“三月五日敬事房笔帖式太监沈玉功持来珐琅瓶一件、珐琅盘一件、大官釉四喜花囊一件、龙泉双管瓶一件、西洋红纸搥瓶一件、洋红酒圆四件、五彩酒圆四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冬青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汝窑锦袋瓶一件、哥窑玉壶春瓶一件、青花白地桃式□盒一件、五彩瓷套杯一套（共十件）⋯⋯着包裹黑毡发报，赏琉球国记此。”[22]《雍正十年正月立赏用底簿》：“三月初六日⋯⋯赏琉球国之国舅⋯⋯哥窑四系花囊一件、蓝瓷瓶一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哥窑瓶一件、官窑双管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粉红瓷小瓶一件、青花瓷桃式盒一件、五彩套杯一件、五彩酒盅四件、洋红酒盅四件。”[23]可知当时赏赐给琉球的瓷器等级颇高，品类亦较多。清朝御窑瓷器是专门为宫廷烧制，虽然也有变价流落至坊间者（如御窑厂烧制的次色瓷器或宫中多余、残损瓷器等），但毕竟数量较少且质量多有瑕疵，当时的琉球王国若想获取御窑瓷器，恐怕多得仰赖于宫廷赏赐。
除了上述档案，此外，清人赵新所著《续琉球国志略》及琉球文献《历代宝案》也有相关记载，虽较前者略失详实，未述及瓷器的具体品类，但对雍正朝之后清宫对琉球的赏赐情况有所涉及。《续琉球国志略》卷二载及道光元年[24]、道光三十年[25]、同治二年[26]均曾赏赐“磁器”。《历代宝案》册十三载“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为恭谢天恩事。窃臣泰僻处海隅，世沐圣朝优恤有加无已，道光二十八年谨遣陪臣耳目官白统绩、正议大夫郑元觐等齐表朝京，恭遇大行皇帝祫祭太庙，该使臣向统绩等在午门前瞻仰天颜欣荷，殊恩，赏赐玻璃器、鼻烟壶、瓷器、荷包、茶叶、鲜果等件⋯⋯”[27]以上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作为清宫对琉球赏赐活动持续至清晚期的佐证，最晚记载“同治二年”之时间节点与日本强令琉球王国停止对清政府朝贡之1875年相距不远。
根据考古材料，首里城出土的御窑瓷器器类较多，但器形较为单一，以碗、盘等圆器为主，而结合档案文献记载可知，当时首里城中清御窑瓷器种类远较考古材料呈现出来的面貌要丰富。原因在于，当时瓷器破损后才留存于遗址之中，无损或者堪用的瓷器会被保存或者转移。实际上首里城所藏清御窑瓷器后来大多散落它处，除少量赠予日本贵族，绝大部分被劫掠一空。赠送之例可见《世界陶瓷全集·清》中收录一清雍正御窑粉彩花鸟抱月瓶〔图十九〕，该瓶原为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公旧藏，之所以进入德川家，是因为彼时萨摩藩藩主与江户德川家族世代较好，互通礼物之故；劫掠之事见于史书所载，1879日本废藩置县吞并琉球后，对其库藏进行了洗劫，彼时琉球陈情使向大清汇报奏章记道：“于六月十四日，日人率领巡查兵役突入世子宫将各门紧守，迫索历朝颁赐诏敕，此乃琉球镇国之宝，虔诚供奉，岂敢轻以示人。当即再三恳说，日人不听，各官与之据理争论，日人大怒，立召巡查数十名毒打各官。直行胁（劫）去。至天朝钦赐御书、匾额、宝印，亦恐被其夺掠，百方谨护忧虑滋深。又近日，上自法司等官，下至绅书士庶外，而属岛监守官笔帖式，既其头目土役人等，多被倭人劫往至各处衙署，严行拷审，或有固执忠义自刎而死者。又将诸署所有簿册，既仓库所藏钱粮一概胁（劫）取。且驰赴诸郡，迫以收纳赋税，不从者即行严责，复将所积米谷擅行封去。除此之外，首里、久米、那霸各府被其践踏者，指不胜屈。”[28]从记述可见，日本对琉球的劫掠无所不包，王城所藏瓷器想必也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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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伊始，琉球王国即与其开始了往来。顺治三年，琉球国王尚贤遣使金应元前来请封，翌年清政府予以馈赠令返。顺治十年，琉球遣使朝贡，顺治皇帝颁布《敕琉球诏》：“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余俱留闽待命。”由此开启了清朝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册封和朝贡活动。
关于清朝皇帝赏赐瓷器给琉球王国之事，《清档》、《清会典》、《十通》等提及雍正二年、四年、七年、十年皆有赏赐。记载较详的如《雍正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档》：“三月五日敬事房笔帖式太监沈玉功持来珐琅瓶一件、珐琅盘一件、大官釉四喜花囊一件、龙泉双管瓶一件、西洋红纸搥瓶一件、洋红酒圆四件、五彩酒圆四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冬青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汝窑锦袋瓶一件、哥窑玉壶春瓶一件、青花白地桃式□盒一件、五彩瓷套杯一套（共十件）⋯⋯着包裹黑毡发报，赏琉球国记此。”[22]《雍正十年正月立赏用底簿》：“三月初六日⋯⋯赏琉球国之国舅⋯⋯哥窑四系花囊一件、蓝瓷瓶一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哥窑瓶一件、官窑双管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粉红瓷小瓶一件、青花瓷桃式盒一件、五彩套杯一件、五彩酒盅四件、洋红酒盅四件。”[23]可知当时赏赐给琉球的瓷器等级颇高，品类亦较多。清朝御窑瓷器是专门为宫廷烧制，虽然也有变价流落至坊间者（如御窑厂烧制的次色瓷器或宫中多余、残损瓷器等），但毕竟数量较少且质量多有瑕疵，当时的琉球王国若想获取御窑瓷器，恐怕多得仰赖于宫廷赏赐。
除了上述档案，此外，清人赵新所著《续琉球国志略》及琉球文献《历代宝案》也有相关记载，虽较前者略失详实，未述及瓷器的具体品类，但对雍正朝之后清宫对琉球的赏赐情况有所涉及。《续琉球国志略》卷二载及道光元年[24]、道光三十年[25]、同治二年[26]均曾赏赐“磁器”。《历代宝案》册十三载“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为恭谢天恩事。窃臣泰僻处海隅，世沐圣朝优恤有加无已，道光二十八年谨遣陪臣耳目官白统绩、正议大夫郑元觐等齐表朝京，恭遇大行皇帝祫祭太庙，该使臣向统绩等在午门前瞻仰天颜欣荷，殊恩，赏赐玻璃器、鼻烟壶、瓷器、荷包、茶叶、鲜果等件⋯⋯”[27]以上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作为清宫对琉球赏赐活动持续至清晚期的佐证，最晚记载“同治二年”之时间节点与日本强令琉球王国停止对清政府朝贡之1875年相距不远。
根据考古材料，首里城出土的御窑瓷器器类较多，但器形较为单一，以碗、盘等圆器为主，而结合档案文献记载可知，当时首里城中清御窑瓷器种类远较考古材料呈现出来的面貌要丰富。原因在于，当时瓷器破损后才留存于遗址之中，无损或者堪用的瓷器会被保存或者转移。实际上首里城所藏清御窑瓷器后来大多散落它处，除少量赠予日本贵族，绝大部分被劫掠一空。赠送之例可见《世界陶瓷全集·清》中收录一清雍正御窑粉彩花鸟抱月瓶〔图十九〕，该瓶原为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公旧藏，之所以进入德川家，是因为彼时萨摩藩藩主与江户德川家族世代较好，互通礼物之故；劫掠之事见于史书所载，1879日本废藩置县吞并琉球后，对其库藏进行了洗劫，彼时琉球陈情使向大清汇报奏章记道：“于六月十四日，日人率领巡查兵役突入世子宫将各门紧守，迫索历朝颁赐诏敕，此乃琉球镇国之宝，虔诚供奉，岂敢轻以示人。当即再三恳说，日人不听，各官与之据理争论，日人大怒，立召巡查数十名毒打各官。直行胁（劫）去。至天朝钦赐御书、匾额、宝印，亦恐被其夺掠，百方谨护忧虑滋深。又近日，上自法司等官，下至绅书士庶外，而属岛监守官笔帖式，既其头目土役人等，多被倭人劫往至各处衙署，严行拷审，或有固执忠义自刎而死者。又将诸署所有簿册，既仓库所藏钱粮一概胁（劫）取。且驰赴诸郡，迫以收纳赋税，不从者即行严责，复将所积米谷擅行封去。除此之外，首里、久米、那霸各府被其践踏者，指不胜屈。”[28]从记述可见，日本对琉球的劫掠无所不包，王城所藏瓷器想必也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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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经典沐心』强本弱末
【原文】
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汉·刘安《淮南子》）
【大意】
月亮在每月十五时圆满，月出时和落日东西相望成直线，这时太阳无法给月亮光亮，本身不发光属阴的月亮控制不了这属阳的太阳。太阳一出来，星星便隐去，不能和太阳争光。故而末不能够强过本，手指不能够粗过臂膀。下轻上重，是很容易倾覆的。
【延展】
“强干弱枝”中的干指树木的主干，枝指树木的末枝。中国古代常用“干支”来譬喻事物，如天干地支之“干支”即由干枝而来。
宋初之强干弱枝之术，则以干指中央尤其是皇帝，以枝形容地方，意即加强中央实权、削弱地方势力。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不仅致力于进行统一天下的军事战争，还把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以避免唐朝灭亡后出现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重演，作为当务之急而加以侧重思考。
有一天，宋太祖召见心腹赵普，提出了两个问题让他回答：
一是为什么从唐朝末年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共易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
二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从此息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
这些问题其实也是赵普早就有所思考的事，他一听到宋太祖这么问，就回答说：“陛下能问到此事，真是天地神人之福。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根治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也就安定了。”
赵普一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朕明白了，朕明白了。”
于是，宋太祖与赵普君臣二人通过一番密谋，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强干弱枝之术”的计划就酝酿了出来。
宋太祖一边在进行着统一天下的战争，一边利用“强干弱枝之术”来解决藩镇太重的问题，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把节度使兼领的“支郡”收归中央直接管辖。
宋太祖在消灭荆南、湖南这两个割据势力后，就下令把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都直属朝廷管理，取消了唐末及五代时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
宋太祖还规定这些地方官三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当地的节度使。其他节度使所兼领的“支郡”也陆续地收归中央直接管辖。
第二、把原由藩镇把持的地方财政权收归中央。
在北宋建立的第二年，即961年，宋太祖就从中央派官员到地方参加管理地方财政。964年，宋太祖又接受赵普的建议，下令各地方每年的财政收入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运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私自占留。
965年，宋太祖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掌管一路的财政。这样，地方的财政权就完全收归中央所有了。
第三、剥夺藩镇节度使的司法权。
962年，宋太祖下令今后各州的死刑案件，都要上报朝廷，由刑部复查。各州管理司法的官员原来是由州府的牙校所担任，973年，也改由朝廷委派通过科举录取的文官去担任。
宋太祖还恢复各县县尉的建制，把原来通常由节度使亲随担任的镇将所掌握的司法治安权力，夺到朝廷派去的县尉手中。这样，地方上的司法权也全都收归回中央的手中了。
第四、通过各种方式，剥夺节度使和地方的兵权。
965年，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所部兵员中骁勇善战之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中央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招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
这样，各地方军队中军，只能在本地做些杂役了。地方上再也没有比较强的军事力量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四种措施，宋太祖逐步把地方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等一切权力都收了。
这样，在北宋初年，各地虽然还有藩镇，但他们已不再有唐朝中后期、五代十国那样专制一方的甲兵、钱谷、生杀大权了。
于是，北宋中央指挥藩镇，真正做到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灵便了。即使是带兵在边境的藩镇节度使，只要皇帝一召见，就会马上奔命而至。唐、五代时期那种藩镇对抗朝廷的现象再也不会出现了。
宋太祖一面削弱藩镇的各种权力，一面又利用原有节度使去世、迁徙、退休等各种机会，从中央委派文官取代原由武将担任的地方长官。
宋太祖曾经说过：“朕选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使他们都贪账，也不及武臣一人为害之大。”
宋太祖不仅委任文官担任知州，还在各州设置通判，让通判对知州进行监督，同知州互相牵制。
用文官代替武将担任地方长官，是宋太祖彻底解决藩镇难治问题的又一个举措。这样，以前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性质。
【原文】
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汉·刘安《淮南子》）
【大意】
月亮在每月十五时圆满，月出时和落日东西相望成直线，这时太阳无法给月亮光亮，本身不发光属阴的月亮控制不了这属阳的太阳。太阳一出来，星星便隐去，不能和太阳争光。故而末不能够强过本，手指不能够粗过臂膀。下轻上重，是很容易倾覆的。
【延展】
“强干弱枝”中的干指树木的主干，枝指树木的末枝。中国古代常用“干支”来譬喻事物，如天干地支之“干支”即由干枝而来。
宋初之强干弱枝之术，则以干指中央尤其是皇帝，以枝形容地方，意即加强中央实权、削弱地方势力。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不仅致力于进行统一天下的军事战争，还把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以避免唐朝灭亡后出现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重演，作为当务之急而加以侧重思考。
有一天，宋太祖召见心腹赵普，提出了两个问题让他回答：
一是为什么从唐朝末年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共易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
二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从此息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
这些问题其实也是赵普早就有所思考的事，他一听到宋太祖这么问，就回答说：“陛下能问到此事，真是天地神人之福。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根治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也就安定了。”
赵普一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朕明白了，朕明白了。”
于是，宋太祖与赵普君臣二人通过一番密谋，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强干弱枝之术”的计划就酝酿了出来。
宋太祖一边在进行着统一天下的战争，一边利用“强干弱枝之术”来解决藩镇太重的问题，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把节度使兼领的“支郡”收归中央直接管辖。
宋太祖在消灭荆南、湖南这两个割据势力后，就下令把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都直属朝廷管理，取消了唐末及五代时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
宋太祖还规定这些地方官三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当地的节度使。其他节度使所兼领的“支郡”也陆续地收归中央直接管辖。
第二、把原由藩镇把持的地方财政权收归中央。
在北宋建立的第二年，即961年，宋太祖就从中央派官员到地方参加管理地方财政。964年，宋太祖又接受赵普的建议，下令各地方每年的财政收入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运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私自占留。
965年，宋太祖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掌管一路的财政。这样，地方的财政权就完全收归中央所有了。
第三、剥夺藩镇节度使的司法权。
962年，宋太祖下令今后各州的死刑案件，都要上报朝廷，由刑部复查。各州管理司法的官员原来是由州府的牙校所担任，973年，也改由朝廷委派通过科举录取的文官去担任。
宋太祖还恢复各县县尉的建制，把原来通常由节度使亲随担任的镇将所掌握的司法治安权力，夺到朝廷派去的县尉手中。这样，地方上的司法权也全都收归回中央的手中了。
第四、通过各种方式，剥夺节度使和地方的兵权。
965年，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所部兵员中骁勇善战之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中央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招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
这样，各地方军队中军，只能在本地做些杂役了。地方上再也没有比较强的军事力量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四种措施，宋太祖逐步把地方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等一切权力都收了。
这样，在北宋初年，各地虽然还有藩镇，但他们已不再有唐朝中后期、五代十国那样专制一方的甲兵、钱谷、生杀大权了。
于是，北宋中央指挥藩镇，真正做到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灵便了。即使是带兵在边境的藩镇节度使，只要皇帝一召见，就会马上奔命而至。唐、五代时期那种藩镇对抗朝廷的现象再也不会出现了。
宋太祖一面削弱藩镇的各种权力，一面又利用原有节度使去世、迁徙、退休等各种机会，从中央委派文官取代原由武将担任的地方长官。
宋太祖曾经说过：“朕选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使他们都贪账，也不及武臣一人为害之大。”
宋太祖不仅委任文官担任知州，还在各州设置通判，让通判对知州进行监督，同知州互相牵制。
用文官代替武将担任地方长官，是宋太祖彻底解决藩镇难治问题的又一个举措。这样，以前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性质。
李自成攻下洛阳后，到处寻找福王朱常洵的下落。朱常洵是万历第三个儿子，也是万历最宠爱的儿子，1601被封为福王，到1614年才离开京师去洛阳就藩。
朱常洵到洛阳，大肆搜刮民财，骄纵淫逸，把自己吃成了一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而老百姓由于连年闹饥荒，饿殍遍野。就连明军士兵也抱怨:“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着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这太不公平了。”
李自成由陕西进入河南，刚开始才几千人，几个月后，饥民纷纷响应，发展到了几万人。农民军长驱直入，打到洛阳。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朱常洵带着儿子逃出城，可是他实在太胖了，跑不动，就让儿子朱由崧先行逃命，自己藏在城东的一寺院里。
野史记载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活捉后，做成了“福禄宴”，李自成命人支起一口大锅，将福王收拾干净，扔进锅里，再配上几只鹿炖煮，美其名曰“福禄宴”。
《明史》、《流寇志》并没有“福禄宴”之说，据记载，福王朱常洵被活捉之后，跪在李自成面前苦苦哀求饶他一命。李自成一看，三百斤肥肉瘫在地上，他这一身肉都是榨取民脂民膏才养肥的，不吃他的肉不足以泄民愤，于是让手下找来一口大锅，从后院抓来几只鹿，然后命人割下福王一片肉，与鹿肉煮在一起，做成下酒菜，可谓福禄双全！
福王朱常洵看着李自成他们吃着自己的肉，养尊处优五十五年的福王，落得如此下场。等到众将士吃饱喝足，李自成命人杀了福王。有两个太监乞求为福王收尸，李自成同意他们为福王办理丧事。
朱常洵到洛阳，大肆搜刮民财，骄纵淫逸，把自己吃成了一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而老百姓由于连年闹饥荒，饿殍遍野。就连明军士兵也抱怨:“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着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这太不公平了。”
李自成由陕西进入河南，刚开始才几千人，几个月后，饥民纷纷响应，发展到了几万人。农民军长驱直入，打到洛阳。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朱常洵带着儿子逃出城，可是他实在太胖了，跑不动，就让儿子朱由崧先行逃命，自己藏在城东的一寺院里。
野史记载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活捉后，做成了“福禄宴”，李自成命人支起一口大锅，将福王收拾干净，扔进锅里，再配上几只鹿炖煮，美其名曰“福禄宴”。
《明史》、《流寇志》并没有“福禄宴”之说，据记载，福王朱常洵被活捉之后，跪在李自成面前苦苦哀求饶他一命。李自成一看，三百斤肥肉瘫在地上，他这一身肉都是榨取民脂民膏才养肥的，不吃他的肉不足以泄民愤，于是让手下找来一口大锅，从后院抓来几只鹿，然后命人割下福王一片肉，与鹿肉煮在一起，做成下酒菜，可谓福禄双全！
福王朱常洵看着李自成他们吃着自己的肉，养尊处优五十五年的福王，落得如此下场。等到众将士吃饱喝足，李自成命人杀了福王。有两个太监乞求为福王收尸，李自成同意他们为福王办理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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