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占卜[超话]##易经算卦##奇门遁甲算卦##塔罗占卜##求卦占卜# 西汉时期，两千多年前以圣人自许的扬雄，写起书来也是挑战高难度的。《太玄》成书后，与他同时代的人已经觉得这书太玄了，根本就是故意要人看不懂的（“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据《汉书。扬雄传》记载，刘歆看了这书后，就对扬雄说：“你这是白费劲！如今的学者专家吃着皇粮搞学术，可是连《周易》这么简单的经典都读不懂，你居然还搞了个《太玄》出来，让不让人混啦！这么难的书，一般人只会拿去盖在腌酸菜的缸子上。”
　　桓谭是扬雄的一个粉丝。扬雄死后，有人问桓谭：“你常常称赞称扬雄的书如何了得，那些玩意儿有可能会传世吗？”桓谭说：“那是必须的。只不过我和你都等不到它们流行的那一天了。”扬雄死后四十多年，其创作的《法言》果然成了畅销书，而两千多年过去了，《太玄》还是没有几个人看，估计真的如刘歆所预言——大家都拿去腌酸菜了

“礼”与“理”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何为礼？《礼记·乐记》说：“礼也者，报也。”

　　礼最初源于人性自然的流露，体现为下意识的恩情回报，如婴儿对母爱的微笑、跪乳等，后来衍变为一种行为规范、人伦制度、甚至法律条文，由人礼变成了天理，由道德礼仪变成了说教、名教、礼教。甚而，在进一步的演化过程中，极端化地变成了扼杀人性的东西，“贞女不更二夫”“女无再适之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和思想曾经被视为一种美德，是天经地义的事，使得许许多多的青春和生命尤其是许多年轻女性的青春和生命都以寂寞和哀怨告终。因此有戴震所揭示的宋儒“以理杀人”之说、鲁迅所抨击的封建礼教“吃人”之言。

　　那么，“礼”的本质是什么？礼如何变成了理？礼学如何变成了理学？理学对“人欲”的批判，有什么现代性？

　　关于“礼”，许慎《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一种恭敬的规范行为。礼制则是一系列行为规范，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礼仪仪式、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等的总和。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关于“礼”的记载很多，如《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论语》等。

　　《周易》：“礼言恭。”（《周易·系辞上》）“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周易·系辞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

　　可见，礼有恭敬、礼貌、次序的意义。

　　《尚书》：“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尚书·皋陶谟》）“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尚书·仲虺（）之诰》）“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尚书·太甲中》）《尚书》的作者朴素地认识到，自然界所以能够春夏秋冬四时更迭、风雪雷霆时有交加，是因为它遵循着一定的法则；人类社会如欲平安和谐、绵延不绝，也要对野马般的人心、欲望有所羁绊，要以礼制心、以理节欲。

　　《礼记》：“礼也者，义之实也。”（《礼记·礼运》）“礼也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

　　“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上》）

　　上述礼的种种功能表明，它赋有规范人的行为、美育人的心理、优化人的意识、陶冶人的情操的作用。

　　《论语》：“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孔子把“礼”视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甚至把它内化为人的一种道德自觉和爱的能力，为宋代理学的诞生开启了一扇窗口。

　　可知，礼+道=理，礼学+道学=理学。理学由礼学而来，是佛化、道化了的先秦原始儒学，是宋明新儒学。

　　礼学是以礼念、礼行、礼制为研究对象的学说，包括礼经和礼术，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它是出于社会需要人为制定的，没有什么道理，更没有什么天理，因此存在着先天的理论缺陷。尤其是当儒学发展到汉代，呈现为以人副天、以天拟人、“天人比附”的汉代经学，其理论的肤浅和粗糙，被魏晋玄学家所鄙视、所遗弃；而宋代的思想家尤其是儒学家也为魏晋玄学家不及世事的清谈、玄远所困惑，吸收了佛学和道家的“道”的理论，援道入礼，把礼学发展成了理学。

　　朱熹在阐述程颐的“中”即“性”的时候，站在理学、心学、气学的三角线上，论述了理在气中、气在心中、心在道中，完成了从礼学到理学的过渡。“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朱子语类·理气上·太极天地上》）“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朱子语类·理气上·太极天地上》）关于理与欲，朱熹“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的理欲观，有其合理性。

　　理学的要义，在于赋予了“礼”以道义和天理，以理统气、以理统心、以理统欲，主张理在气中、气为理生，心即理、理即心，明天理、灭人欲。

　　在理与心的关系上，程颐主张“心与理一”；在理与欲的关系上，程颐认为人欲出于私心、天理出于道心，“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因此要“损人欲以复天理”。

　　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是其理学的一部分，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其重点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一味地“灭天理而穷人欲”、失身失节失礼的荒诞现实，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守身守节守礼、维护社会道德、促进社会文明的要求，并非简单地一律地反对寡妇改嫁；其理学思想也没有后世学者所批判的那样绝对，在人性上也没有那么决绝，而是赋有一定的理性色彩、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程颐对父亲操持堂姐再婚之事持肯定态度，就是佐证。

　　在理欲的关系上，戴震主张“理者，存乎欲者也”。他提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见解，认为理就是条理，而宋明理学家的所谓理，不同于儒家经典中的理。他指出：“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抨击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是“诬圣乱经”。针对宋代儒学“以理训礼”，他痛斥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与之针锋相对，他提出了“欲，其物；理，其则也”的命题，认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宋儒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从而建立起带有浓厚考证色彩的人性说。而其“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先声。戴震批判了程朱理学，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程朱理学的发展，为新理学、新新儒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来源： 光明网

#周易学术讨论# （原标题：“文明以止”：中华文明的一大精华）
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明理念与文明特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一个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而在我看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至今、从未中断湮没的文明实体或文明形态，就主要得益于中华民族拥有其独具特色且持久一贯的文明理念与特性，这一理念与特性，可以用《易传》中的“文明以止”一语来概括。
“文明以止”的基本内涵
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和人文精神脉络作一整体的观照与反思，以下六个方面是最为突出和鲜明的：一是“旧邦新命”的“中国”意识、“与时偕行”的通变思想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是“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念、多元一体的综合智慧和“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三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贵仁尚义的道德信念和学行一致的教育思想；四是“民为邦本”、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和经世济民、天下己任的担当精神；五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和“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六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天人协调的生态智慧。以上六个方面可以说最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化在意识特性和思想内涵方面的精华，也可以说体现了中华人文传统最具特色的精神特性。
“文明以止”一词出自《易传》中的一句名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是指阴阳迭运、刚柔交错的自然变化过程与法则，而“人文”是指人类制作的礼乐典章制度及其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教化作用。由“人文”与“天文”并举对称可知，“人文”并不与“天文”相隔相离而形成对立，这一点最能彰显中华民族“人文”意识与精神的特异处。也就是说，对于天下的治理化成而言，治国平天下者既须“观乎天文，以察时序之变化”，又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人”。两者须相资为用，而不可偏废。可以说，中华民族虽然重视和强调以“人文”化成天下，但其“人文”意识却并不以逆天而行或支配自然为前提，相反，天文或天道自然法则乃是人类所当取象效法的对象，而取象效法天文或天道自然法则却又以人文化成为目的。
“文明”一词在《易传》中凡六见，其一见于《乾文言》，余皆见于《彖传》，《彖传》作者可谓揭示和阐发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文明”观念，而其中“文明以止”的说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所谓的“文明以止”，其本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特别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够像天地日月一样正大而光明，并用礼乐来教化世人，那么，天下的人民就会被他的光明之德所感召和指引而遵从礼义，以至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
因此，在中华民族的这一“人文”观念与“文明”意识中，重要的不是通过强权霸道的治理方式来追求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或强制人民屈服，而是通过充分发挥礼乐对人的文明化的教化作用来引导人民过一种道德化的伦理文明生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通过武力扩张或威服的方式来胁迫异族人民认同和接受自己的文化，而是通过中国式文明典范的内在文化特性的吸引力或修文德以来远的方式来引导对方实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与提升，从而实现“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目标；不是通过征服自然或无止境地掠取和耗竭自然资源的方式来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需求，而是通过节制自身欲望、协调天人的方式来追求实现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乃至人与自然万物可持续和谐共生的目标。
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精神特性
在西方，所谓“文明”，乃是一个意涵极为错综复杂的概念。西方学者根据其各自对文明发展的一般理论反思而提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观或文明史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种过程论的文明观或文明史观，即把文明看作是一种人类不断脱离野蛮生存状态而持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其次，是一种衰落论的文明史观或文明衰落论，把文明看作是一个发生、成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再次，是一种单位论的文明史观，把文明看作是一个分析和研究的“单位”，每一种文明也就是一个文明的“单位”，据此我们可以将从古至今在世界上出现过的文明区分为各种不同的文明单位。最后，是一种价值论的文明观，在这一意义上，所谓“文明”乃是指“一个特定人类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或者所谓文明“只存在于一种生活态度之中，存在于某些思想和感受方式之中，因而只能用撒播种子的办法达到目的”，“准备让别人也文明起来的人必须允许人家自己去发现他得到的是较好的生活方式”，因此，“文明的主要特征”在于其“价值观念和理性思维”。
不过，就其实际的表现形态和影响来讲，尤其是随着17、18世纪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兴起，在西方一直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乃是与“直线发展”的“进步”信念密切相关的第一种类型的文明观和文明史观，这使西方文明具有一种极为强烈而鲜明的以“动力衡决天下”的外向扩张性的特征与倾向。在西方，“文明”的概念形成之后，特别是十八世纪以来，“文明”的概念“成了一个响彻全球的口号”，而且，西方人据以判断其他社会“文明化”的标准本身具有一种普世主义的扩张性倾向，并常常是依靠军事实力或通过武力殖民的方式来实现的。
“文明以止”内含着深刻的人文价值意涵与理性智慧，它昭示人们：文明不是无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对外扩张，而是要有所节制或依止，“止”其所当止，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与无限制的文明扩张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明观，二者的区别恰恰是中西两种文明的分水岭，是它们的本质区别所在。中西文明各自植根于性质迥异的两种人文精神，一种是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仁民爱物的人文精神，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以“动力衡决天下”的人文精神。以“动力衡决天下”的文明扩张，必然导致文化殖民主义和“文明间的冲突”；而富有反求诸己的道德理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美德与“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的“文明以止”，则会努力寻求一种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相处的“全球伦理”，通过“文明的对话”来化解“文明的冲突”，并乐于把宇宙万物都看成是人类的伙伴和朋友，乃至愿意善待自然万物而与之和谐相处。
“文明以止”的现代启示
在面临着许多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难题的当今世界，“文明以止”的文明理念尤其显得富有启示性价值和意义。
现代文明正经受着考验，现代文明的弊病正是由文明发展本身即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和掠夺以及不断追求经济增长和文明扩张的目标所造成的，“文明以止”的理念可以纠正这一弊病；“文明以止”的理念可以引领人们实现这样的目标：使人的生命更加有尊严，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幸福，人的生存更加可持续；“文明以止”可以教给人们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以及思想和感受方式：为人止于真诚而不虚伪，待人止于礼貌而不谄媚，与人相交止于友善而不恶意中伤，治国理政止于关爱弱者、尊重民意、保障人权而不恣意妄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止于和平共处而不以武力要挟，人与自然的关系止于协调友好、相互依存、可持续地和谐共生而不以经济的发展破坏生态环境。
“文明以止”并不是反对人类社会朝着更加“文明化”的方向发展，但它期望那种破坏自然、霸权扩张的西方式的“文明进程”或文明发展方式能够发生一种“文明转化”，从根本上转向“止于至善”的人道目标，止于人与人的友爱相处，止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止于有益于人类自身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的生存之道。唯有这样的“文明以止”，才能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也唯有这样的“文明以止”，才能使人类的文明变得更加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