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河北553例确诊患者的流调信息，看看病毒到底多狡猾！
2020年12月28日，一切如常，一位常住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的村民，乘坐租用大巴和同乡一同参加了在附近饭店举行的一场婚礼。6天后的凌晨4时，她感觉发冷、胸闷，伴有咳嗽、咳痰，一测体温38.7℃。随后在家人陪同下，她乘坐租用的车辆到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最终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这天是2021年1月2日。河北省的新冠疫情防控也在这一天拉响新一轮警报。截至1月14日24时，河北省现有本地确诊病例已增至553例（重型17例、普通型471例、轻型6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普通型）。
在553条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确诊病例流调信息里，显示出本轮河北省内疫情的诸多特征。比如，确诊病例在地理位置上存在小果庄村、南寨桥村多村扎堆的情况。在人群画像上，病例多涉及中老年人患者，病例年龄平均为45岁，且呈现各年龄层段女性患者数均多于男性。行动轨迹中，人群中居村、居家自由活动作为主要行动描述的人群占据非常大的比例。在诊疗信息上，首次出现症状到确诊阳性时间间隔平均4.4天。
河北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呈增长趋势，最高日新增数为90例
河北省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数从1月2日起，呈增长趋势。期间在1月12日和1月14日涨幅最大，单日新增90例。截至1月14日，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达553例。通过公开流调信息显示，大量病例是通过1月3日前后多地的核酸筛查（全村检测）中发现的。其中新增病例数呈增长趋势亦与大量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具有一定关联。
本轮河北省内疫情主要集中在石家庄、邢台、廊坊三地。截至1月14日，石家庄市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达531例。邢台34例，廊坊1例。石家庄市的疫情最多数集中在藁城区，从藁城区向位于主城区的裕华区，以及藁城区西北方向的新乐市、正定县等区域蔓延。截至1月14日，藁城区共有累计确诊病例442例。邢台的疫情集中在南宫市，廊坊1例位于固安县。
35~68岁感染病例最多，病例涉及职业众多
病例中，青少年患者较少，青壮年及中老年患者居多，大部分患者年龄集中在35-68岁之间，平均年龄45.7岁。最年幼病例年龄为6个月，最年长病例年龄为90岁。女性患病比例在各年龄段均多于男性，女性病例总数约为男性的1.8倍。
在553条流调信息中，144条有直接或间接披露患者职业，据统计共有90种，其中学生、教师、工人居多。患者职位中含有教师、出租车司机、医务工作者等人际暴露性较高的工作。
病例主要集中在农村，居村居家人数较多
病例的居住地址主要集中在农村，553个病例中，有172个病例常住地址为小果庄村，74个病例常住南桥寨村。农村疫情扎堆暴露出农村疫情防控短板。病例行为中，以村内自由活动作为主要或唯一行为描述的病例最多，以居家活动作为主要或者唯一行为描述的病例也位居行为频次第三名。
病例中提到出行方式的共428例。通过公开流调信息显示，大量病例是通过自驾以及骑电动车的方式出行。其中新增病例数呈增长趋势亦与部分选择步行及公交车出行的病例有一定的关联。截止1月14日，选择自驾的人最多，出行覆盖13种交通工具。
另外，本轮确诊病例轨迹涉及250多个地点，其中去过小果庄村的确诊病例有261例，南桥寨村117例，刘家佐村68例，欧景生态苑43例。根据从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来看，大部分人是去过小果村、南桥寨村后感染的。
参加婚礼并确诊的病例有94例，这三场婚礼很关键
据统计，从1月2日到14日参加婚礼并确诊的病例有94例，其中确诊病例较为集中的婚礼分别是12月28日的机场北路某饭店婚礼，12月30日和1月1日南桥寨村好运来饭店婚礼，人数分别为29人、11人和17人。
其中，有5例病例曾参加多场婚礼。
病例5-7在1月1日和儿子在村附近参加婚礼，1月2日在前西关村饭店参加婚礼，1月3日在村附近参加了婚礼。病例12-47曾1月1日在小果庄村好运来饭店参加婚礼，1月2日西关镇西关村白记饭庄参加婚礼。病例12-49在12月28日机场北路某饭店参加婚礼，1月1日在南桥寨村好运来饭店参加婚礼，1月2日在老白家饭店参加婚礼。病例14-6在12月29日南桥寨村好运来饭店参加婚礼，12月30日在坚固村参加婚礼。病例14-17在12月28日机场北路某饭店参加婚礼，在12月29日南桥寨村好运来饭店参加婚礼。
根据从参加婚礼的人行动轨迹上看，大部分人在婚礼后去过其他地方，接触了不同的人，其潜在危险不言而喻。
疫情涉至少22所学校，相关病例51人
截至1月14日24时，河北省石家庄市疫情涉及22所学校，其中，大学6所，中学7所，小学9所。共计51人确诊，包括25名学生，9名老师或其他学校工作者，17名接送学生的亲属。小果庄村小学、藁城区第七中学这两所学校确诊病例最多。
流调轨迹中，这个地点出现了22次
在数据梳理中显示，石家庄新乐市信誉楼在病例的行动轨迹中多次出现。截至1月14日，石家庄市共有22名确诊病例曾有新乐市信誉楼的行动轨迹。其中，1月10日、11日的3名确诊病例是新乐市信誉楼的职工，还有诸如学生、公司员工等身份的病例也到访过此地进行活动。
从首发症状到核酸检测阳性时间间隔平均4.4天，最长可达17天
从1月2日至1月14日确诊的553个病例中的122例具有症状的表述的病例来看，首发症状到核酸检测阳性时间间隔平均4.4天，最长可达17天。时间间隔过长可能会导致传染性大大增加，人传人的风险增高。也有病患出现症状晚于核酸检测首次阳性时间，最高长达6天。其中，症状描述主要集中为16种。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介绍国内本轮疫情特点时表示，疫情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患者年龄大、农村比例高等特征，有的地方出现了社区传播、多代传播。
入冬后全球疫情日益严峻，本土多地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发病例是对我国造成疫情防控巨大压力的一种反映。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面对即将到来的春节，人员流动大，也将增加疫情传播风险；低温条件下还需警惕进口冷链食品和其他货物被病毒污染的风险。如落实好相关措施，才可确保不出现大规模疫情反弹。
疾控部门多次做出健康提示，提醒市民不聚会、不扎堆、不串门，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保持一米安全社交距离，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及时佩戴医用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务人员旅居史、接触史等情况，便于及时排查。（冰点周刊）
2020年12月28日，一切如常，一位常住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的村民，乘坐租用大巴和同乡一同参加了在附近饭店举行的一场婚礼。6天后的凌晨4时，她感觉发冷、胸闷，伴有咳嗽、咳痰，一测体温38.7℃。随后在家人陪同下，她乘坐租用的车辆到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最终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这天是2021年1月2日。河北省的新冠疫情防控也在这一天拉响新一轮警报。截至1月14日24时，河北省现有本地确诊病例已增至553例（重型17例、普通型471例、轻型6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普通型）。
在553条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确诊病例流调信息里，显示出本轮河北省内疫情的诸多特征。比如，确诊病例在地理位置上存在小果庄村、南寨桥村多村扎堆的情况。在人群画像上，病例多涉及中老年人患者，病例年龄平均为45岁，且呈现各年龄层段女性患者数均多于男性。行动轨迹中，人群中居村、居家自由活动作为主要行动描述的人群占据非常大的比例。在诊疗信息上，首次出现症状到确诊阳性时间间隔平均4.4天。
河北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呈增长趋势，最高日新增数为90例
河北省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数从1月2日起，呈增长趋势。期间在1月12日和1月14日涨幅最大，单日新增90例。截至1月14日，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达553例。通过公开流调信息显示，大量病例是通过1月3日前后多地的核酸筛查（全村检测）中发现的。其中新增病例数呈增长趋势亦与大量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具有一定关联。
本轮河北省内疫情主要集中在石家庄、邢台、廊坊三地。截至1月14日，石家庄市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达531例。邢台34例，廊坊1例。石家庄市的疫情最多数集中在藁城区，从藁城区向位于主城区的裕华区，以及藁城区西北方向的新乐市、正定县等区域蔓延。截至1月14日，藁城区共有累计确诊病例442例。邢台的疫情集中在南宫市，廊坊1例位于固安县。
35~68岁感染病例最多，病例涉及职业众多
病例中，青少年患者较少，青壮年及中老年患者居多，大部分患者年龄集中在35-68岁之间，平均年龄45.7岁。最年幼病例年龄为6个月，最年长病例年龄为90岁。女性患病比例在各年龄段均多于男性，女性病例总数约为男性的1.8倍。
在553条流调信息中，144条有直接或间接披露患者职业，据统计共有90种，其中学生、教师、工人居多。患者职位中含有教师、出租车司机、医务工作者等人际暴露性较高的工作。
病例主要集中在农村，居村居家人数较多
病例的居住地址主要集中在农村，553个病例中，有172个病例常住地址为小果庄村，74个病例常住南桥寨村。农村疫情扎堆暴露出农村疫情防控短板。病例行为中，以村内自由活动作为主要或唯一行为描述的病例最多，以居家活动作为主要或者唯一行为描述的病例也位居行为频次第三名。
病例中提到出行方式的共428例。通过公开流调信息显示，大量病例是通过自驾以及骑电动车的方式出行。其中新增病例数呈增长趋势亦与部分选择步行及公交车出行的病例有一定的关联。截止1月14日，选择自驾的人最多，出行覆盖13种交通工具。
另外，本轮确诊病例轨迹涉及250多个地点，其中去过小果庄村的确诊病例有261例，南桥寨村117例，刘家佐村68例，欧景生态苑43例。根据从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来看，大部分人是去过小果村、南桥寨村后感染的。
参加婚礼并确诊的病例有94例，这三场婚礼很关键
据统计，从1月2日到14日参加婚礼并确诊的病例有94例，其中确诊病例较为集中的婚礼分别是12月28日的机场北路某饭店婚礼，12月30日和1月1日南桥寨村好运来饭店婚礼，人数分别为29人、11人和17人。
其中，有5例病例曾参加多场婚礼。
病例5-7在1月1日和儿子在村附近参加婚礼，1月2日在前西关村饭店参加婚礼，1月3日在村附近参加了婚礼。病例12-47曾1月1日在小果庄村好运来饭店参加婚礼，1月2日西关镇西关村白记饭庄参加婚礼。病例12-49在12月28日机场北路某饭店参加婚礼，1月1日在南桥寨村好运来饭店参加婚礼，1月2日在老白家饭店参加婚礼。病例14-6在12月29日南桥寨村好运来饭店参加婚礼，12月30日在坚固村参加婚礼。病例14-17在12月28日机场北路某饭店参加婚礼，在12月29日南桥寨村好运来饭店参加婚礼。
根据从参加婚礼的人行动轨迹上看，大部分人在婚礼后去过其他地方，接触了不同的人，其潜在危险不言而喻。
疫情涉至少22所学校，相关病例51人
截至1月14日24时，河北省石家庄市疫情涉及22所学校，其中，大学6所，中学7所，小学9所。共计51人确诊，包括25名学生，9名老师或其他学校工作者，17名接送学生的亲属。小果庄村小学、藁城区第七中学这两所学校确诊病例最多。
流调轨迹中，这个地点出现了22次
在数据梳理中显示，石家庄新乐市信誉楼在病例的行动轨迹中多次出现。截至1月14日，石家庄市共有22名确诊病例曾有新乐市信誉楼的行动轨迹。其中，1月10日、11日的3名确诊病例是新乐市信誉楼的职工，还有诸如学生、公司员工等身份的病例也到访过此地进行活动。
从首发症状到核酸检测阳性时间间隔平均4.4天，最长可达17天
从1月2日至1月14日确诊的553个病例中的122例具有症状的表述的病例来看，首发症状到核酸检测阳性时间间隔平均4.4天，最长可达17天。时间间隔过长可能会导致传染性大大增加，人传人的风险增高。也有病患出现症状晚于核酸检测首次阳性时间，最高长达6天。其中，症状描述主要集中为16种。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介绍国内本轮疫情特点时表示，疫情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患者年龄大、农村比例高等特征，有的地方出现了社区传播、多代传播。
入冬后全球疫情日益严峻，本土多地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发病例是对我国造成疫情防控巨大压力的一种反映。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面对即将到来的春节，人员流动大，也将增加疫情传播风险；低温条件下还需警惕进口冷链食品和其他货物被病毒污染的风险。如落实好相关措施，才可确保不出现大规模疫情反弹。
疾控部门多次做出健康提示，提醒市民不聚会、不扎堆、不串门，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保持一米安全社交距离，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及时佩戴医用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务人员旅居史、接触史等情况，便于及时排查。（冰点周刊）
#兰山新闻#【《走向世界》的兰山扶贫经验】近日，《走向世界》杂志以韩文全文刊发了《幸福，在家门口升级》，关注临沂市兰山区汪沟镇“四权分置”让扶贫资产在阳光下运行。
《走向世界》杂志(周刊)是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管主办的一份向世界介绍山东、让山东了解世界的双语种（中、英文）全彩印对外传播媒体。
“都说你的美景陶人醉，陶人醉。都说蒙山姑娘多秀美,多秀美。如果你要问我住哪里，我的那家乡就住在王羲之的故里临沂……”
一首《家住临沂》唱出了多少人对家乡的深情与骄傲。或许，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厚重的历史，临沂的吸引力更体现在人们切实体会到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上。在这里，许许多多的临沂人用自己的生活验证了这样一条真理：只要脚踏实地，务实肯干，就能在家乡的怀抱中耕耘出属于自己的幸福。
探索乡村旅游的多种可能
走进压油沟村风景区，动人的景色让人目不暇接：这里既有层峦起伏的青山、碧波荡漾的湖水，还有冬暖夏凉的传统石头房、承载红色记忆的乡村记忆馆。一步一景，将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曾几何时，这里还只是个典型的小山村：大山环绕、交通闭塞，全村76户人家，光贫困户就有38户，是当地有名的落后村。直到2017年，作为旅游扶贫开发项目，压油沟村景区正式开放，这里的村民才真正迎来脱贫致富的好日子。
在景区里开酱咸菜坊的夏永春夫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作为最早一批入驻的个体经营户，今年已是他们开店的第4个年头。“淡季，一天只有200~300元，但旺季，每天能挣2000~3000元。”
因为贫困户的身份，夏永春夫妇被减免了店面租金，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是“卖多少就赚多少”。其实，景区开发给他们带来的“甜头”远不止这些：2017年7月，他们搬进了安置的楼房，距离景区很近，每天步行“上下班”即可，而且家里的土地流转出去后，每年还能收入3000多元的土地流转费。
像夏勇春这样的贫困户还有很多，他们不仅脱了贫，还多了不少福利保障：景区投资360余万元对37户贫困户破旧房屋进行修缮保护；投资1200万元建设安置楼房80套，并对污水管道、天然气管道等配套设施进行改造；每年拿出14万元为村民每人购买500元的养老保险，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每月为每名60岁以上村民发放价值60元的物资……
“自2017年开放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6亿元。”景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我们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人’的思路，优先吸纳本地贫困人员及子女就业，安排到保洁、环卫、安保等不同岗位，实现稳定增收。”
今年8月份，这里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子音乐节，吸引了不少乐迷前来，景区里的民宿也随之热闹起来。“我们雇了些村民，负责打扫民宿，工作轻松，而且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他们都很高兴。”该工作人员介绍，“伴随着二期项目的推进，未来，我们还打算把附近的村民民居也打造成特色民宿，带动更多人富起来。”
将“四权分置”进行到底
“那些是世纪红，这边是大雪橘和蜜糖粉……这些都是非洲菊的不同品种。”在兰山区汪沟镇沙岭子村的一个大棚里，大棚主人夏老板说，像这样的鲜花大棚，他从17年开始一共承包了4座，每座年收入3~5万元。
沙岭子村支部书记闫淑强介绍，2016年以来，沙岭子村利用6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以及200万元社会援助资金，建成了19座冬暖式扶贫鲜花大棚，村里像夏“老板”一样的承包户还有6人，除了种植鲜切花，有些种植专业户还会种植蔬菜。
去年，村集体从扶贫大棚中实现收益18.5万元，除了种植户每个大棚3万元的收益外，村里20名贫困群众每人还增收了2032元的分红。
实际上，这种扶贫资产管理模式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四权分置”。顾名思义，就是将扶贫资产的4项权益——所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和监督权做出明确的规定，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经营权属于承包户，受益权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而监督权由镇扶贫办和经管站统一纳入经管站的“三资”平台进行管理。走进经管站的档案室，就能轻易地看到这4项权益的相关资料，被分门别类地归纳起来，清晰地记录着各项变动的数据。
村里82岁的独居老人冯允法每年领取的分红档案也在其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冯允法无儿无女，过去住在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里，生活和安全都没有保障。2018年，村里为他修缮了房屋，在院落打上了水泥地面，还垒了个小花池，让他种种菜、养养花。如今，再加上扶贫大棚带来的分红及各项贫困户补贴，冯允法的手头宽裕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沙岭子村闫书记介绍，除了大棚，还有2座光伏电站的收益分给村里。“像大棚一样，光伏电站的收益分配金额，也经村里开会，按照每一户的实际情况发放。”
像这样，借助扶贫资产的“四权分置”，村集体和贫困户都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2018年，沙岭子村的做法在临沂市全市得以推广，让更多人受益。
“四权分置”。顾名思义，就是将扶贫资产的4项权益——所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和监督权做出明确的规定，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经营权属于承包户，受益权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而监督权由镇扶贫办和经管站统一纳入经管站的“三资”平台进行管理。
近年来，兰山区汪沟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围绕扶贫资产的使用和管理，积极摸索，勇于创新，对扶贫资产进行严格产权界定、规范管理，实行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监督权四权分置，厘清了扶贫资产管理的权责和事责，保障了资产使用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增强了村集体经济活力，保障了贫困人群实现长期稳定脱贫，拧紧了扶贫资产管理“安全阀”。
明确所有权，解决扶贫资产产权归属问题。2014年以来，汪沟镇实施扶贫项目26个，形成扶贫资产价值1827万元，以向村集体颁发扶贫资产所有权证的形式明确到47个自然村，形成了以蔬菜大棚种植为主体，光伏发电、菌菇培育、茶叶种植、肉牛养殖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元化扶贫产业发展格局。
放活经营权，把产权与经营权分离。汪沟镇沙岭子村是省定贫困村，2016年以来，该村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260万元，建成冬暖式大棚19个，以每个棚每年1万元的价格公开对外发包，发展鲜切花种植业产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实现了下游商家定点采购、专业指导、上门服务的产业发展模式，每个棚每年能为承包户实现2-3万元净收益，累计带动村内20余个闲置劳动力就业，同时为全村12户20名贫困户实现差异化年收益700-2000元。通过放活经营权，沙子岭村走出了以鲜切花种植产业为主的产业扶贫道路，在保障了贫困户稳定收益的同时，发挥了良好的“产业促就业”的带动效应。
把经营权与收益权进一步分离。汪沟镇明确扶贫项目和扶贫资产收益要优先保证贫困户的增收，根据贫困户的现实情况，通过召开村“四支队伍”会议，公开评议贫困层级，按照评定层级进行差异化收益分配，让不同的贫困户获得适宜的帮助，让深度贫困的人群能够得到最大的帮扶。2019年全镇实现扶贫项目收益129.83万元，为全镇320户492名贫困群众实现人均年增收2600元。
扶贫资产监督权归乡镇政府职能部门。以镇扶贫和农经部门为监督主体，突出建档立卡贫困户、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村两委的相互监督责任，贫困户可以全程监督扶贫资产经营使用情况。镇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对全镇所有扶贫资产进行定期巡察，登记资产运营和维护情况，及时查处侵害扶贫资产和影响资产正常经营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对照上级巡察情况反馈进行细致核查，2019年共巡查6次，巡查扶贫项目26个，累计排查出问题23条。
《走向世界》杂志(周刊)是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管主办的一份向世界介绍山东、让山东了解世界的双语种（中、英文）全彩印对外传播媒体。
“都说你的美景陶人醉，陶人醉。都说蒙山姑娘多秀美,多秀美。如果你要问我住哪里，我的那家乡就住在王羲之的故里临沂……”
一首《家住临沂》唱出了多少人对家乡的深情与骄傲。或许，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厚重的历史，临沂的吸引力更体现在人们切实体会到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上。在这里，许许多多的临沂人用自己的生活验证了这样一条真理：只要脚踏实地，务实肯干，就能在家乡的怀抱中耕耘出属于自己的幸福。
探索乡村旅游的多种可能
走进压油沟村风景区，动人的景色让人目不暇接：这里既有层峦起伏的青山、碧波荡漾的湖水，还有冬暖夏凉的传统石头房、承载红色记忆的乡村记忆馆。一步一景，将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曾几何时，这里还只是个典型的小山村：大山环绕、交通闭塞，全村76户人家，光贫困户就有38户，是当地有名的落后村。直到2017年，作为旅游扶贫开发项目，压油沟村景区正式开放，这里的村民才真正迎来脱贫致富的好日子。
在景区里开酱咸菜坊的夏永春夫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作为最早一批入驻的个体经营户，今年已是他们开店的第4个年头。“淡季，一天只有200~300元，但旺季，每天能挣2000~3000元。”
因为贫困户的身份，夏永春夫妇被减免了店面租金，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是“卖多少就赚多少”。其实，景区开发给他们带来的“甜头”远不止这些：2017年7月，他们搬进了安置的楼房，距离景区很近，每天步行“上下班”即可，而且家里的土地流转出去后，每年还能收入3000多元的土地流转费。
像夏勇春这样的贫困户还有很多，他们不仅脱了贫，还多了不少福利保障：景区投资360余万元对37户贫困户破旧房屋进行修缮保护；投资1200万元建设安置楼房80套，并对污水管道、天然气管道等配套设施进行改造；每年拿出14万元为村民每人购买500元的养老保险，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每月为每名60岁以上村民发放价值60元的物资……
“自2017年开放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6亿元。”景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我们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人’的思路，优先吸纳本地贫困人员及子女就业，安排到保洁、环卫、安保等不同岗位，实现稳定增收。”
今年8月份，这里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子音乐节，吸引了不少乐迷前来，景区里的民宿也随之热闹起来。“我们雇了些村民，负责打扫民宿，工作轻松，而且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他们都很高兴。”该工作人员介绍，“伴随着二期项目的推进，未来，我们还打算把附近的村民民居也打造成特色民宿，带动更多人富起来。”
将“四权分置”进行到底
“那些是世纪红，这边是大雪橘和蜜糖粉……这些都是非洲菊的不同品种。”在兰山区汪沟镇沙岭子村的一个大棚里，大棚主人夏老板说，像这样的鲜花大棚，他从17年开始一共承包了4座，每座年收入3~5万元。
沙岭子村支部书记闫淑强介绍，2016年以来，沙岭子村利用6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以及200万元社会援助资金，建成了19座冬暖式扶贫鲜花大棚，村里像夏“老板”一样的承包户还有6人，除了种植鲜切花，有些种植专业户还会种植蔬菜。
去年，村集体从扶贫大棚中实现收益18.5万元，除了种植户每个大棚3万元的收益外，村里20名贫困群众每人还增收了2032元的分红。
实际上，这种扶贫资产管理模式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四权分置”。顾名思义，就是将扶贫资产的4项权益——所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和监督权做出明确的规定，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经营权属于承包户，受益权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而监督权由镇扶贫办和经管站统一纳入经管站的“三资”平台进行管理。走进经管站的档案室，就能轻易地看到这4项权益的相关资料，被分门别类地归纳起来，清晰地记录着各项变动的数据。
村里82岁的独居老人冯允法每年领取的分红档案也在其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冯允法无儿无女，过去住在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里，生活和安全都没有保障。2018年，村里为他修缮了房屋，在院落打上了水泥地面，还垒了个小花池，让他种种菜、养养花。如今，再加上扶贫大棚带来的分红及各项贫困户补贴，冯允法的手头宽裕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沙岭子村闫书记介绍，除了大棚，还有2座光伏电站的收益分给村里。“像大棚一样，光伏电站的收益分配金额，也经村里开会，按照每一户的实际情况发放。”
像这样，借助扶贫资产的“四权分置”，村集体和贫困户都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2018年，沙岭子村的做法在临沂市全市得以推广，让更多人受益。
“四权分置”。顾名思义，就是将扶贫资产的4项权益——所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和监督权做出明确的规定，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经营权属于承包户，受益权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而监督权由镇扶贫办和经管站统一纳入经管站的“三资”平台进行管理。
近年来，兰山区汪沟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围绕扶贫资产的使用和管理，积极摸索，勇于创新，对扶贫资产进行严格产权界定、规范管理，实行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监督权四权分置，厘清了扶贫资产管理的权责和事责，保障了资产使用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增强了村集体经济活力，保障了贫困人群实现长期稳定脱贫，拧紧了扶贫资产管理“安全阀”。
明确所有权，解决扶贫资产产权归属问题。2014年以来，汪沟镇实施扶贫项目26个，形成扶贫资产价值1827万元，以向村集体颁发扶贫资产所有权证的形式明确到47个自然村，形成了以蔬菜大棚种植为主体，光伏发电、菌菇培育、茶叶种植、肉牛养殖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元化扶贫产业发展格局。
放活经营权，把产权与经营权分离。汪沟镇沙岭子村是省定贫困村，2016年以来，该村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260万元，建成冬暖式大棚19个，以每个棚每年1万元的价格公开对外发包，发展鲜切花种植业产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实现了下游商家定点采购、专业指导、上门服务的产业发展模式，每个棚每年能为承包户实现2-3万元净收益，累计带动村内20余个闲置劳动力就业，同时为全村12户20名贫困户实现差异化年收益700-2000元。通过放活经营权，沙子岭村走出了以鲜切花种植产业为主的产业扶贫道路，在保障了贫困户稳定收益的同时，发挥了良好的“产业促就业”的带动效应。
把经营权与收益权进一步分离。汪沟镇明确扶贫项目和扶贫资产收益要优先保证贫困户的增收，根据贫困户的现实情况，通过召开村“四支队伍”会议，公开评议贫困层级，按照评定层级进行差异化收益分配，让不同的贫困户获得适宜的帮助，让深度贫困的人群能够得到最大的帮扶。2019年全镇实现扶贫项目收益129.83万元，为全镇320户492名贫困群众实现人均年增收2600元。
扶贫资产监督权归乡镇政府职能部门。以镇扶贫和农经部门为监督主体，突出建档立卡贫困户、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村两委的相互监督责任，贫困户可以全程监督扶贫资产经营使用情况。镇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对全镇所有扶贫资产进行定期巡察，登记资产运营和维护情况，及时查处侵害扶贫资产和影响资产正常经营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对照上级巡察情况反馈进行细致核查，2019年共巡查6次，巡查扶贫项目26个，累计排查出问题23条。
#教育观察# 【消除大班额：教育从数量向质量跨越】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逐步消除大班额现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从政府工作角度首次提出“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2019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切实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指出，用两年时间，争取到2020年底，全部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基本消除现有56人以上大班额，全国大班额比例控制在5%以内。
消除大班额，已经成为国家教育政策及政府工作必须解决的焦点问题。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进程中，再次审视大班额治理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大班额问题的成因
大班额问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存在，但大班额问题的凸显与倍受重视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其产生和加剧受主客观因素影响。
客观上，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城镇人口大量增加，造成教育发展上的“城镇挤，乡村空”现象。一方面，城镇化使得城镇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及学校数量不断增长，即城镇中小学整体教育规模逐步增大；另一方面，城镇化使得乡村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及学校数量不断减少，乡村中小学整体教育规模不断缩减。乡村学生大量涌入城镇学校，“大校额”“大班额”问题日益凸显。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2018），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学生数量增长速度远高于学校数量的增长速度，小学生数量由2009年的约4416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约7673万人，10年净增长约3257万人。净增长的这么多学生若是按照每个小学1000人标准的话，还需要新建约3.257万所学校，而小学学校实际增长的数量则没有这么多。据统计，小学学校数量由2009年的约4.60万所增长至2018年的约7.12万所，净增长2.52万所。显然，实际增长的学校距需要新建的学校数还有约0.73万的缺口，没有这么多学校，增长的学生应该如何安排呢？“大校额”“大班额”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主观上，由于教育发展客观上的质性跨越，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对教育产生更多的期待与焦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往，对好学校、好老师的追求愈演愈烈。而且，由于我国教育发展历史欠账较多，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且严重失衡，“僧多粥少”“城镇多乡村少”，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诉求，出现“大班额”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大班额问题的化解
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实现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教育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大班额问题的解决更需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发展背景下有效推进。
首先，重视城乡教育协同优质发展。城乡学校教育的规划建设，需要立足于整个社会的教育生态，需要综合考虑城乡教育发展失衡、乡村教育发展滞后等根源性问题，科学统筹城乡教育协同优质发展。一是要科学规划城镇学校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要根据城镇学龄人口变动趋势，科学制定城镇学校的布点方案，尤其要在城镇规划中提前预留和增加教育用地，实现新建扩建学校服务百姓的科学功能定位。同时，需要加大教育资源增量、扩充容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积极营造建构教育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二是要重视乡村学校建设，弥补教育发展短板。只有乡村教育办好了，老百姓才不会把孩子送去城镇学校，才可能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优质发展。这就需要通过制定乡村学校发展规划、研制落实学校建设国家标准、建立乡村学校发展精准帮扶体系及推进乡村学校内涵优质发展等予以解决。
其次，完善优质教师队伍体系建设。大班额问题的解决，必须有数量充足且优质的教师队伍予以保障。因此，完善优质教师队伍体系建设是当务之急。一是解决好教师编制问题，满足学校教育教学底线需求。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根据生源状况定期核定教职工编制，教育部门在核定编制总额内统筹分配各学校教职工编制，真正满足教师数量需求。二是推进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实现教师资源合理流动。统筹调配编内教师资源，探索“一校多用”“走教送教”等方式，着力解决县域内师资不合理配置与使用问题。三是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满足育人质量全面提升需求。要全面提高师资队伍的教育观念、教学水平、专业素养及教育研究能力，实现教师队伍建设走优质可持续发展之路。
再其次，加强科学评估督导体系建设。大班额的治理需要有科学的评估督导体系予以保障。一方面，要建立加强对中小学控制班额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制度。对区域内城乡教育协同优质发展所需教育经费投入情况、硬件建设满足情况、教师资源配置情况、大班额调控存在问题状况等，进行定期不定期督导检查以及定期通报，加强对已完成基本消除大班额工作任务县（区）的复查工作，对大班额比例达标之后又出现超标的，要及时通报并责令限期整改。另一方面，要建立严格问责机制，对不作为和乱作为等情况进行问责，对工作进展缓慢、未能如期达成规划目标的县（区）进行约谈。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班额问题将会越来越被重视，而在多方合力下，大班额现象也将会成为过去式。（作者徐金海，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8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治理研究”【GYB2018004】的阶段性成果） #教育[超话]# #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报》2020年12月09日第5版 版名：校长周刊
消除大班额，已经成为国家教育政策及政府工作必须解决的焦点问题。在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进程中，再次审视大班额治理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大班额问题的成因
大班额问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存在，但大班额问题的凸显与倍受重视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其产生和加剧受主客观因素影响。
客观上，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城镇人口大量增加，造成教育发展上的“城镇挤，乡村空”现象。一方面，城镇化使得城镇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及学校数量不断增长，即城镇中小学整体教育规模逐步增大；另一方面，城镇化使得乡村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及学校数量不断减少，乡村中小学整体教育规模不断缩减。乡村学生大量涌入城镇学校，“大校额”“大班额”问题日益凸显。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2018），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学生数量增长速度远高于学校数量的增长速度，小学生数量由2009年的约4416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约7673万人，10年净增长约3257万人。净增长的这么多学生若是按照每个小学1000人标准的话，还需要新建约3.257万所学校，而小学学校实际增长的数量则没有这么多。据统计，小学学校数量由2009年的约4.60万所增长至2018年的约7.12万所，净增长2.52万所。显然，实际增长的学校距需要新建的学校数还有约0.73万的缺口，没有这么多学校，增长的学生应该如何安排呢？“大校额”“大班额”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主观上，由于教育发展客观上的质性跨越，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对教育产生更多的期待与焦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往，对好学校、好老师的追求愈演愈烈。而且，由于我国教育发展历史欠账较多，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且严重失衡，“僧多粥少”“城镇多乡村少”，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诉求，出现“大班额”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大班额问题的化解
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实现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教育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大班额问题的解决更需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发展背景下有效推进。
首先，重视城乡教育协同优质发展。城乡学校教育的规划建设，需要立足于整个社会的教育生态，需要综合考虑城乡教育发展失衡、乡村教育发展滞后等根源性问题，科学统筹城乡教育协同优质发展。一是要科学规划城镇学校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要根据城镇学龄人口变动趋势，科学制定城镇学校的布点方案，尤其要在城镇规划中提前预留和增加教育用地，实现新建扩建学校服务百姓的科学功能定位。同时，需要加大教育资源增量、扩充容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积极营造建构教育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二是要重视乡村学校建设，弥补教育发展短板。只有乡村教育办好了，老百姓才不会把孩子送去城镇学校，才可能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优质发展。这就需要通过制定乡村学校发展规划、研制落实学校建设国家标准、建立乡村学校发展精准帮扶体系及推进乡村学校内涵优质发展等予以解决。
其次，完善优质教师队伍体系建设。大班额问题的解决，必须有数量充足且优质的教师队伍予以保障。因此，完善优质教师队伍体系建设是当务之急。一是解决好教师编制问题，满足学校教育教学底线需求。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根据生源状况定期核定教职工编制，教育部门在核定编制总额内统筹分配各学校教职工编制，真正满足教师数量需求。二是推进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实现教师资源合理流动。统筹调配编内教师资源，探索“一校多用”“走教送教”等方式，着力解决县域内师资不合理配置与使用问题。三是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满足育人质量全面提升需求。要全面提高师资队伍的教育观念、教学水平、专业素养及教育研究能力，实现教师队伍建设走优质可持续发展之路。
再其次，加强科学评估督导体系建设。大班额的治理需要有科学的评估督导体系予以保障。一方面，要建立加强对中小学控制班额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制度。对区域内城乡教育协同优质发展所需教育经费投入情况、硬件建设满足情况、教师资源配置情况、大班额调控存在问题状况等，进行定期不定期督导检查以及定期通报，加强对已完成基本消除大班额工作任务县（区）的复查工作，对大班额比例达标之后又出现超标的，要及时通报并责令限期整改。另一方面，要建立严格问责机制，对不作为和乱作为等情况进行问责，对工作进展缓慢、未能如期达成规划目标的县（区）进行约谈。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班额问题将会越来越被重视，而在多方合力下，大班额现象也将会成为过去式。（作者徐金海，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8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治理研究”【GYB2018004】的阶段性成果） #教育[超话]# #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报》2020年12月09日第5版 版名：校长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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