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邯郸# #邯郸新闻网# 【发展扶贫微工厂 就地创业促脱贫——对魏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调研报告】近年来，魏县立足全国劳务输出大县在外经济能人多、在家留守妇女等“半劳力”多、增收难这一实际，积极创新，主动求变，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扶贫产业思路，对农村原有生产规模相对较小、技术含量不高、就业门槛较低，且具有扶贫效用的生产企业加以引导、改造、扶持，大力推进“扶贫微工厂”建设，让留守人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闯出了一条群众增收、村集体增益、企业增效、产业增强“一举四得”的产业化扶贫新路子。目前，全县共发展“扶贫微工厂”156家，可带动贫困人口就业400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00余人，人均实现月增2000元以上。
“一个难题”催生创新实践
魏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30万人，年劳务收入近60亿元，是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劳务大军的外出，一批农村留守妇女成为有时间、有精力但缺技能、缺信息的“半劳力”群体。如何让扶贫红利覆盖这一群体，让她们早日步入脱贫增收快车道？成为摆在魏县县委、县政府面前一个新的难题。
近年来，魏县部分返乡人员利用原先外出务工建立的人脉关系和资源，在家中从事箱包、服装、毛绒玩具等来料代加工生产的日渐增多，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来料代加工企业，融入了互联网共享经济的理念，门槛低、风险小、收入稳定，是整合利用“半劳力”资源的好载体。
载体找到了，问题看准了，该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雄安等地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陆续外迁机遇，本着“以创业促就业”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创办更多为城市大企业订单加工的扶贫“微工厂”，为农村闲散“半劳力”搭建起精准脱贫的“大舞台”。该县强化县、乡政府主导作用，出面牵线搭桥，促进城市企业和贫困村建立合作关系，在贫困村建立“生产车间”或“分工厂”，即“扶贫微工厂”；实施“引凤还巢”工程，引导各乡镇、村通过“内联”“外引”等形式，支持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大力发展箱包、服装、毛绒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更好更多地带动贫困群众就地创业就业；组建县级家庭手工业协会，为有意创建“扶贫微工厂”的企业和个人提供项目推荐、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对“扶贫微工厂”进行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补贴。该县选择基础较好的沙口集乡先行试点，推动乡、村党员干部利用招商引资信息库，与魏县籍在外从事箱包、服装等加工行业的人士积极联系对接，邀其回乡办厂。短短一个多月，沙口集乡就新建改建“扶贫微工厂”3000多平方米，从业人员500余人，其中带动贫困人口120人，人均年收入达1.8万元，示范带动效应十分明显。
“两项补助”激发建设动力
为推动“扶贫微工厂”规范建设与健康发展，魏县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进行规范引导，制定了《“扶贫微工厂”建设管理办法》，明确了资金来源、土地使用、奖补办法、建设模式等有关事项。
“扶贫微工厂”采取“村建、企用、乡管、县补”的发展模式，奖补资金主要来源于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并实行对村、对企“双补助”。
——对村集体投资新建、改建“扶贫微工厂”的，实行全额补助，分3年补贴到位，建成验收后第一年补贴80%，剩余20%分两个年度进行拨付，所形成资产及资产收益归村集体所有。
——对入驻企业，原则上要求企业优先安排贫困对象，一般不少于10人，或占用工总数的30%以上，每吸纳一个贫困工人稳定就业6个月的扶贫微工厂给予10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贫困工人使用的加工设备还可享受最多100%补助，并按“带资入股”进行分红。
“三种模式”适配不同村情
在“扶贫微工厂”建设上，魏县紧紧把握“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因村制宜，灵活创建，探索推行了三种建设模式。
“从无到有”新建模式。针对一些没有集体资产、无条件为加工企业提供生产厂房的村，经村申报、乡审核、县审批同意后，可在村集体土地或租用闲置宅基上新建“扶贫微工厂”，并享受“先建后补”扶持政策。
“盘活资产”改建模式。该县鼓励乡镇或村集体利用闲置校舍、厂房等集体资产、资源，按需求进行改建，并统一悬挂“扶贫微工厂”标识，同样享受“先建后补”扶持政策，实现变废为宝。
“借用现房”租赁模式。该县对租用民房或其他厂房的加工点，凡是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0人以上的，经验收达标后，挂牌转化为“扶贫微工厂”，实行统一管理，享受相关政策。
“四方受益”实现互利共赢
在魏县，通过发展“扶贫微工厂”，建立了“大企业+微工厂+党支部+致富带头人+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形成贫困户、“微企业”、村集体及特色产业发展“四方受益”局面。
贫困户实现了无障碍就业、多形式增收。“扶贫微工厂”大都位于村内或村周边，在不影响照顾家庭、种地创收等情况下，又给留守妇女等“半劳力”群体提供了“足不出村”在家门口也能“打工挣钱”的机会和门路。此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还可“带资入股”，每人每年又可获得保底分红，实现“入股得股金、种地收‘地金’、打工挣薪金”新“三金”增收。
“微企业”实现了低风险生产、多渠道增效。由于“扶贫微工厂”多为在外创业务工人员回乡回村开办，且多是订单式生产，其产前投资、产中技术及产后销售等高风险环节几乎全由提供来料的大企业承担；加上他们大都在生产、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所以生产经营几乎“零风险”。同时，由于“扶贫微工厂”由村建设，用工购机享有补贴，加之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等因素，破解了小微企业发展在用地、用工、资金等方面难题。
村集体实现了可持续壮大、多方面增益。新建“扶贫微工厂”由村集体负责建设，建成后由县扶贫资金全额补贴，所形成的资产归村集体所有。此外，可收取一定数额的租金，按最低建设面积400平方米的标准，村集体每年可收租金万元以上。村集体有了为群众搞服务、促增收、帮脱贫的“资本”，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随之大幅提升。据统计，魏县通过建设“扶贫微工厂”，让30多个村实现了村集体收入“零突破”。
特色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多路径增强。“扶贫微工厂”的建设与发展，也对全县“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格局构建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扶贫微工厂”发展较早的沙口集乡，乡村党员干部带头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箱包、灯饰、服装、毛绒玩具、电子元件等加工项目31个，打造家庭手工业专业村7个，初步形成了“大屯、刘屯、集东服装加工，岗上箱包加工，北辛庄灯饰加工，河沟、郑二庄毛绒玩具加工”的发展格局。其他乡村扶贫产业也竞相发展，全县发展构树种植、食用菌种植、设施蔬菜种植、奶牛养殖、生猪养殖等种植业、养殖业、家庭手工业专业村和特色村110个，建设扶贫产业园区65个，为促进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种元素”促进社会和谐
在带动贫困群众增收的同时，该县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推行“扶贫微工厂+”模式，植入党建、群团等五种元素，深化发展内涵，激发脱贫动力，促进社会和谐。
“扶贫微工厂+党建工作”。凸显党组织对发展“扶贫微工厂”的引领作用，具备条件的建立党支部或设置党小组，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并加强对优秀青年的教育培养，增添了党员队伍有生力量。
“扶贫微工厂+文明创建”。在全县大力弘扬践行“重信义、敢担当、创大业、爱家乡”新时期魏县精神，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志愿服务、社会道德实践活动，开展“身边好人”“最美员工”评选活动，让员工受到正能量的熏陶和教育。
“扶贫微工厂+群团工作”。团县委、县妇联、县工会、县残联等群团组织，在具备条件的“扶贫微工厂”成立相应组织，分别开展青年志愿者帮扶及青年能手、青年先锋岗、“巾帼创富能手”“孝贤媳妇”评选等活动，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引导员工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扶贫微工厂+育才育智”。在规模比较大的微工厂建有扶贫培训中心，负责对本厂及周边微工厂工人进行技能和管理培训，成为育才育智的孵化器。另一方面，有的员工具备了一定的管理能力，逐步发展为带班长、工长，实现了由就业到创业的转变。
“扶贫微工厂+地方文化”。结合魏县实际，加强组织引导，将一些分散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家庭手工作坊发展成“扶贫微工厂”。比如，梨木厨具制作、土纺土织、草编等，生产销售逐渐规模化、产业化。
自发展“扶贫微工厂”以来，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称赞说：工厂建在家门口，打工不再往外走；政府铺就脱贫路，生活富裕有奔头。
来源：魏县宣传部
“一个难题”催生创新实践
魏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30万人，年劳务收入近60亿元，是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劳务大军的外出，一批农村留守妇女成为有时间、有精力但缺技能、缺信息的“半劳力”群体。如何让扶贫红利覆盖这一群体，让她们早日步入脱贫增收快车道？成为摆在魏县县委、县政府面前一个新的难题。
近年来，魏县部分返乡人员利用原先外出务工建立的人脉关系和资源，在家中从事箱包、服装、毛绒玩具等来料代加工生产的日渐增多，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来料代加工企业，融入了互联网共享经济的理念，门槛低、风险小、收入稳定，是整合利用“半劳力”资源的好载体。
载体找到了，问题看准了，该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雄安等地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陆续外迁机遇，本着“以创业促就业”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创办更多为城市大企业订单加工的扶贫“微工厂”，为农村闲散“半劳力”搭建起精准脱贫的“大舞台”。该县强化县、乡政府主导作用，出面牵线搭桥，促进城市企业和贫困村建立合作关系，在贫困村建立“生产车间”或“分工厂”，即“扶贫微工厂”；实施“引凤还巢”工程，引导各乡镇、村通过“内联”“外引”等形式，支持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大力发展箱包、服装、毛绒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更好更多地带动贫困群众就地创业就业；组建县级家庭手工业协会，为有意创建“扶贫微工厂”的企业和个人提供项目推荐、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对“扶贫微工厂”进行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补贴。该县选择基础较好的沙口集乡先行试点，推动乡、村党员干部利用招商引资信息库，与魏县籍在外从事箱包、服装等加工行业的人士积极联系对接，邀其回乡办厂。短短一个多月，沙口集乡就新建改建“扶贫微工厂”3000多平方米，从业人员500余人，其中带动贫困人口120人，人均年收入达1.8万元，示范带动效应十分明显。
“两项补助”激发建设动力
为推动“扶贫微工厂”规范建设与健康发展，魏县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进行规范引导，制定了《“扶贫微工厂”建设管理办法》，明确了资金来源、土地使用、奖补办法、建设模式等有关事项。
“扶贫微工厂”采取“村建、企用、乡管、县补”的发展模式，奖补资金主要来源于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并实行对村、对企“双补助”。
——对村集体投资新建、改建“扶贫微工厂”的，实行全额补助，分3年补贴到位，建成验收后第一年补贴80%，剩余20%分两个年度进行拨付，所形成资产及资产收益归村集体所有。
——对入驻企业，原则上要求企业优先安排贫困对象，一般不少于10人，或占用工总数的30%以上，每吸纳一个贫困工人稳定就业6个月的扶贫微工厂给予10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贫困工人使用的加工设备还可享受最多100%补助，并按“带资入股”进行分红。
“三种模式”适配不同村情
在“扶贫微工厂”建设上，魏县紧紧把握“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因村制宜，灵活创建，探索推行了三种建设模式。
“从无到有”新建模式。针对一些没有集体资产、无条件为加工企业提供生产厂房的村，经村申报、乡审核、县审批同意后，可在村集体土地或租用闲置宅基上新建“扶贫微工厂”，并享受“先建后补”扶持政策。
“盘活资产”改建模式。该县鼓励乡镇或村集体利用闲置校舍、厂房等集体资产、资源，按需求进行改建，并统一悬挂“扶贫微工厂”标识，同样享受“先建后补”扶持政策，实现变废为宝。
“借用现房”租赁模式。该县对租用民房或其他厂房的加工点，凡是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0人以上的，经验收达标后，挂牌转化为“扶贫微工厂”，实行统一管理，享受相关政策。
“四方受益”实现互利共赢
在魏县，通过发展“扶贫微工厂”，建立了“大企业+微工厂+党支部+致富带头人+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形成贫困户、“微企业”、村集体及特色产业发展“四方受益”局面。
贫困户实现了无障碍就业、多形式增收。“扶贫微工厂”大都位于村内或村周边，在不影响照顾家庭、种地创收等情况下，又给留守妇女等“半劳力”群体提供了“足不出村”在家门口也能“打工挣钱”的机会和门路。此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还可“带资入股”，每人每年又可获得保底分红，实现“入股得股金、种地收‘地金’、打工挣薪金”新“三金”增收。
“微企业”实现了低风险生产、多渠道增效。由于“扶贫微工厂”多为在外创业务工人员回乡回村开办，且多是订单式生产，其产前投资、产中技术及产后销售等高风险环节几乎全由提供来料的大企业承担；加上他们大都在生产、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所以生产经营几乎“零风险”。同时，由于“扶贫微工厂”由村建设，用工购机享有补贴，加之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等因素，破解了小微企业发展在用地、用工、资金等方面难题。
村集体实现了可持续壮大、多方面增益。新建“扶贫微工厂”由村集体负责建设，建成后由县扶贫资金全额补贴，所形成的资产归村集体所有。此外，可收取一定数额的租金，按最低建设面积400平方米的标准，村集体每年可收租金万元以上。村集体有了为群众搞服务、促增收、帮脱贫的“资本”，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随之大幅提升。据统计，魏县通过建设“扶贫微工厂”，让30多个村实现了村集体收入“零突破”。
特色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多路径增强。“扶贫微工厂”的建设与发展，也对全县“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格局构建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扶贫微工厂”发展较早的沙口集乡，乡村党员干部带头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箱包、灯饰、服装、毛绒玩具、电子元件等加工项目31个，打造家庭手工业专业村7个，初步形成了“大屯、刘屯、集东服装加工，岗上箱包加工，北辛庄灯饰加工，河沟、郑二庄毛绒玩具加工”的发展格局。其他乡村扶贫产业也竞相发展，全县发展构树种植、食用菌种植、设施蔬菜种植、奶牛养殖、生猪养殖等种植业、养殖业、家庭手工业专业村和特色村110个，建设扶贫产业园区65个，为促进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种元素”促进社会和谐
在带动贫困群众增收的同时，该县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推行“扶贫微工厂+”模式，植入党建、群团等五种元素，深化发展内涵，激发脱贫动力，促进社会和谐。
“扶贫微工厂+党建工作”。凸显党组织对发展“扶贫微工厂”的引领作用，具备条件的建立党支部或设置党小组，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并加强对优秀青年的教育培养，增添了党员队伍有生力量。
“扶贫微工厂+文明创建”。在全县大力弘扬践行“重信义、敢担当、创大业、爱家乡”新时期魏县精神，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志愿服务、社会道德实践活动，开展“身边好人”“最美员工”评选活动，让员工受到正能量的熏陶和教育。
“扶贫微工厂+群团工作”。团县委、县妇联、县工会、县残联等群团组织，在具备条件的“扶贫微工厂”成立相应组织，分别开展青年志愿者帮扶及青年能手、青年先锋岗、“巾帼创富能手”“孝贤媳妇”评选等活动，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引导员工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扶贫微工厂+育才育智”。在规模比较大的微工厂建有扶贫培训中心，负责对本厂及周边微工厂工人进行技能和管理培训，成为育才育智的孵化器。另一方面，有的员工具备了一定的管理能力，逐步发展为带班长、工长，实现了由就业到创业的转变。
“扶贫微工厂+地方文化”。结合魏县实际，加强组织引导，将一些分散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家庭手工作坊发展成“扶贫微工厂”。比如，梨木厨具制作、土纺土织、草编等，生产销售逐渐规模化、产业化。
自发展“扶贫微工厂”以来，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称赞说：工厂建在家门口，打工不再往外走；政府铺就脱贫路，生活富裕有奔头。
来源：魏县宣传部
#2020年诺贝尔奖# 【高彩霞：CRISPR技术获奖“绝对不意外”；张锋没有名列其中确实有些遗憾】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5时45分许，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德国马普学会病原体研究所主任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Jennifer A. Doudna获奖，以表彰她们“开发出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作为开展CRISPR植物基因组编辑技术前沿研究的一名科学家，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彩霞时常在国际会议上与两位获奖者碰面、交流。得知获奖消息，她第一时间就给两人写Email祝贺。
“CRISPR技术获得诺奖绝对不意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高彩霞表示，“自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相对于大多数诺奖奖项来说，CRISPR-Cas9（基因剪刀）是一项比较新的技术，这项技术获得诺奖您觉得意外吗？
高彩霞：绝对不意外，自它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我感觉它很快就会发生。
首先，这项技术2012年被证明在体外有剪切活性之后，2013年很快就被全世界科学家应用在人类、动物以及植物细胞等不同物种当中。其次，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这项基因编辑工具已经变得更加高效，全世界几乎所有分子中心和实验室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就像没有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一样，我想象不出不久的将来哪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没有CRISPR，还能高效地工作。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本届诺奖颁发给 Charpentier和 Doudna对华人科学家张锋有失公平，因为在此前广受关注的关于CRISPR-Cas9专利之争中，张锋最终获胜。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彩霞：张锋的专利在美国占领先机，但在欧洲，Doudna率先获得了相关专利。这种差异可能也和专利制度有关。
张锋没有名列其中确实有些遗憾，不过也不意外。我一直认为可能会是三位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Charpentier、Doudna加张锋。2012年6月，Doudna在《科学》上首次公布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试管中精确切割DNA的可行性。2013年元月份，张锋就公布了它在动物与人类细胞中的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先前有相关系统在原核细胞工作的非常完美，但在真核细胞中不工作。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如果加入张锋，也应该加立陶宛的Virginijus Siksnys，那么，就会变成4个人。
另外一种组合也可以是Charpentier、Doudna加上玛丽亚·贾辛（Maria Jasin），她首先证明DNA双链断裂可以增加基因编辑效率，去年她获得了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但无论如何，Charpentier、Doudna都肯定是其中的两位。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基因剪刀”技术的意义。
高彩霞：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对 DNA序列进行非常精准的编辑，用打靶来作比喻，通过它可以“指哪儿打哪儿”。以前的基因组编辑或者基因组工程的广适性不强、技术有一定的难度，很少有实验室能掌握这项技术。有了CRISPR，“旧日王谢堂前燕终于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了”。和以前的技术相比，它简单、易学、廉价，大大地降低了入门门槛，更重要的是它的打靶效率也更高，可以同时对多个靶点进行靶向的编辑和修饰。
这项技术的意义太重大了，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业、医疗、工业、环境等各个领域。试想一下，有多少农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它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精准地培育出来。在疾病治疗上，它有望实现对多种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
《中国科学报》：这是诺奖颁发百余年来，女性科学家第6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使得7位女性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您怎么看待女性在科学界的发展与贡献？
高彩霞：也许在中国没有那么明显，但很多其他国家的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尤其到了PI（首席研究员）或者教授这个位置，比例非常不协调。
这个奖项的颁发不是因为性别，但她们俩的工作的确也向全世界证明：女科学家可以和男科学家一样优秀。包括昨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有一位女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您跟Charpentier、Doudna两位科学家有一些交流吗？您对她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高彩霞：开会经常碰到，看到获奖消息后，第一时间我就准备给她们写电子邮件祝贺。得知她们获奖，我非常兴奋，因为我们都在使用这个工具，或者是在进一步改善这个工具。一个朋友坐在办公室里跟我说话，我竟然没听到他说了什么。
Doudna很高很苗条，做事干练，特别专业，每次做完报告交流的时候，她都会给你很高的评价。她很容易与人交流，包括我们开会也会经常邀请她。我们之间经常发邮件。
相比Doudna，我跟Charpentier联系较少，她话不是很多，但是你能感觉到她是一位非常好的科学家，她会开会之余和大家讨论。德国马普学会聘请她担任病原体科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对她工作的肯定。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国内在CRISPR方面的研究现状。
高彩霞：诺奖肯定是奖励最原创的，两位科学家都不在中国，至少说明一点，我们确实在原创上没有拿到最先的发言权。但在CRISPR的优化以及应用上，中国还是走在前面。在植物基因组编辑领域，超过一半的专利及文章来自中国。在动物及医学方面，很多工作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如昆明理工大学季维智老师开展的猕猴相关研究。
国外可能更重视CRISPR技术在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应用，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也投了很多钱在农业上，基因组编辑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目前，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比如脱靶效应带来的影响，或是不按照要求应用带来的伦理纷争等，这些问题应该怎样面对？
高彩霞：关于伦理问题，贺建奎的CRISPR编辑婴儿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已经有非常严格的相关伦理指南，但这项研究没有遵照相关要求。
CRISPR技术本身从出现到完善肯定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工具箱里的工具永远是越全越好，这样某一个特定的工具才能做特定的事情。在临床上对这个工具本身的特异性要求就非常高：第一，能不能把 CRISPR精确地递送到细胞里去，这是一个瓶颈；第二，它的核酸酶效率是不是足够高；第三，它会不会有脱靶现象，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不能说把A疾病治疗好了，再出来B疾病，所以特别严格。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把这个工具变得更好，所以还没有走得那么快。相信这些技术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而对于某些工作，比如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它已经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想或是目标。对农作物、植物来说，如果有脱靶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用的植物材料都是后代，完全可以把脱靶突变通过后代遗传分离出去。植物研究相对不涉及伦理问题，对CRISPR工具的脱靶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希望国家能尽快在基因编辑植物的监管方面出台基于科学的法规，促进我们国家在产业化方面向前迈进。
《中国科学报》：同样是基因层面的操作，CRISPR编辑的作物和转基因作物有何不同？
高彩霞：转基因作物必须把外源基因整合到植物基因组里，是外源基因在发生功能。比如，整合进来外源性的抗虫基因。其实转基因是安育种是安全的，但大众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它。
CRISPR技术可以不需要添加任何外源性的东西，只需要把原来的序列修改好。如果这个序列有点多，你可以把它剪掉；如果组成DNA的四个字母ATCG有一个错了，你可以像一个橡皮擦一样，用CRISPR把它擦掉，然后用铅笔把A变成G，而铅笔是不留在细胞里的。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CRISPR技术未来的发展？
高彩霞：它太有用了，无论是对卫生医疗健康，还是对农作物改良。以植物为例，和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例如高低产作物杂交时，高产的作物可能不抗病，而低产的则抗病，如果想把抗病的性状转到高产，就需要杂交。杂交之后，还需要6~8代的回交，才能让作物高产、抗病。而且其前提是杂交的亲本种要有抗病的基因，而且整个过程非常漫长。
所以，科学家又设法通过辐射、化学诱变等各种方法盲目地创造各种各样的突变体，找到想要的那个突变体无异于大海捞针。通过基因组编辑不需要成千上万的突变体，而是定向地产生想要的突变体，大大节省了时间和工作量。而且突变体材料早就出现在了田间地头，为什么基因组编辑不能用呢？把这个原理讲明白了，就没不能用的。所以，在农业方面，CRISPR技术等推广应用前景是非常可期的。https://t.cn/A6bfaOyE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5时45分许，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德国马普学会病原体研究所主任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Jennifer A. Doudna获奖，以表彰她们“开发出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作为开展CRISPR植物基因组编辑技术前沿研究的一名科学家，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彩霞时常在国际会议上与两位获奖者碰面、交流。得知获奖消息，她第一时间就给两人写Email祝贺。
“CRISPR技术获得诺奖绝对不意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高彩霞表示，“自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相对于大多数诺奖奖项来说，CRISPR-Cas9（基因剪刀）是一项比较新的技术，这项技术获得诺奖您觉得意外吗？
高彩霞：绝对不意外，自它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我感觉它很快就会发生。
首先，这项技术2012年被证明在体外有剪切活性之后，2013年很快就被全世界科学家应用在人类、动物以及植物细胞等不同物种当中。其次，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这项基因编辑工具已经变得更加高效，全世界几乎所有分子中心和实验室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就像没有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一样，我想象不出不久的将来哪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没有CRISPR，还能高效地工作。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本届诺奖颁发给 Charpentier和 Doudna对华人科学家张锋有失公平，因为在此前广受关注的关于CRISPR-Cas9专利之争中，张锋最终获胜。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彩霞：张锋的专利在美国占领先机，但在欧洲，Doudna率先获得了相关专利。这种差异可能也和专利制度有关。
张锋没有名列其中确实有些遗憾，不过也不意外。我一直认为可能会是三位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Charpentier、Doudna加张锋。2012年6月，Doudna在《科学》上首次公布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试管中精确切割DNA的可行性。2013年元月份，张锋就公布了它在动物与人类细胞中的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先前有相关系统在原核细胞工作的非常完美，但在真核细胞中不工作。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如果加入张锋，也应该加立陶宛的Virginijus Siksnys，那么，就会变成4个人。
另外一种组合也可以是Charpentier、Doudna加上玛丽亚·贾辛（Maria Jasin），她首先证明DNA双链断裂可以增加基因编辑效率，去年她获得了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但无论如何，Charpentier、Doudna都肯定是其中的两位。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基因剪刀”技术的意义。
高彩霞：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对 DNA序列进行非常精准的编辑，用打靶来作比喻，通过它可以“指哪儿打哪儿”。以前的基因组编辑或者基因组工程的广适性不强、技术有一定的难度，很少有实验室能掌握这项技术。有了CRISPR，“旧日王谢堂前燕终于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了”。和以前的技术相比，它简单、易学、廉价，大大地降低了入门门槛，更重要的是它的打靶效率也更高，可以同时对多个靶点进行靶向的编辑和修饰。
这项技术的意义太重大了，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业、医疗、工业、环境等各个领域。试想一下，有多少农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它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精准地培育出来。在疾病治疗上，它有望实现对多种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
《中国科学报》：这是诺奖颁发百余年来，女性科学家第6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使得7位女性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您怎么看待女性在科学界的发展与贡献？
高彩霞：也许在中国没有那么明显，但很多其他国家的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尤其到了PI（首席研究员）或者教授这个位置，比例非常不协调。
这个奖项的颁发不是因为性别，但她们俩的工作的确也向全世界证明：女科学家可以和男科学家一样优秀。包括昨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有一位女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您跟Charpentier、Doudna两位科学家有一些交流吗？您对她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高彩霞：开会经常碰到，看到获奖消息后，第一时间我就准备给她们写电子邮件祝贺。得知她们获奖，我非常兴奋，因为我们都在使用这个工具，或者是在进一步改善这个工具。一个朋友坐在办公室里跟我说话，我竟然没听到他说了什么。
Doudna很高很苗条，做事干练，特别专业，每次做完报告交流的时候，她都会给你很高的评价。她很容易与人交流，包括我们开会也会经常邀请她。我们之间经常发邮件。
相比Doudna，我跟Charpentier联系较少，她话不是很多，但是你能感觉到她是一位非常好的科学家，她会开会之余和大家讨论。德国马普学会聘请她担任病原体科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对她工作的肯定。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国内在CRISPR方面的研究现状。
高彩霞：诺奖肯定是奖励最原创的，两位科学家都不在中国，至少说明一点，我们确实在原创上没有拿到最先的发言权。但在CRISPR的优化以及应用上，中国还是走在前面。在植物基因组编辑领域，超过一半的专利及文章来自中国。在动物及医学方面，很多工作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如昆明理工大学季维智老师开展的猕猴相关研究。
国外可能更重视CRISPR技术在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应用，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也投了很多钱在农业上，基因组编辑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目前，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比如脱靶效应带来的影响，或是不按照要求应用带来的伦理纷争等，这些问题应该怎样面对？
高彩霞：关于伦理问题，贺建奎的CRISPR编辑婴儿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已经有非常严格的相关伦理指南，但这项研究没有遵照相关要求。
CRISPR技术本身从出现到完善肯定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工具箱里的工具永远是越全越好，这样某一个特定的工具才能做特定的事情。在临床上对这个工具本身的特异性要求就非常高：第一，能不能把 CRISPR精确地递送到细胞里去，这是一个瓶颈；第二，它的核酸酶效率是不是足够高；第三，它会不会有脱靶现象，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不能说把A疾病治疗好了，再出来B疾病，所以特别严格。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把这个工具变得更好，所以还没有走得那么快。相信这些技术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而对于某些工作，比如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它已经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想或是目标。对农作物、植物来说，如果有脱靶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用的植物材料都是后代，完全可以把脱靶突变通过后代遗传分离出去。植物研究相对不涉及伦理问题，对CRISPR工具的脱靶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希望国家能尽快在基因编辑植物的监管方面出台基于科学的法规，促进我们国家在产业化方面向前迈进。
《中国科学报》：同样是基因层面的操作，CRISPR编辑的作物和转基因作物有何不同？
高彩霞：转基因作物必须把外源基因整合到植物基因组里，是外源基因在发生功能。比如，整合进来外源性的抗虫基因。其实转基因是安育种是安全的，但大众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它。
CRISPR技术可以不需要添加任何外源性的东西，只需要把原来的序列修改好。如果这个序列有点多，你可以把它剪掉；如果组成DNA的四个字母ATCG有一个错了，你可以像一个橡皮擦一样，用CRISPR把它擦掉，然后用铅笔把A变成G，而铅笔是不留在细胞里的。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CRISPR技术未来的发展？
高彩霞：它太有用了，无论是对卫生医疗健康，还是对农作物改良。以植物为例，和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例如高低产作物杂交时，高产的作物可能不抗病，而低产的则抗病，如果想把抗病的性状转到高产，就需要杂交。杂交之后，还需要6~8代的回交，才能让作物高产、抗病。而且其前提是杂交的亲本种要有抗病的基因，而且整个过程非常漫长。
所以，科学家又设法通过辐射、化学诱变等各种方法盲目地创造各种各样的突变体，找到想要的那个突变体无异于大海捞针。通过基因组编辑不需要成千上万的突变体，而是定向地产生想要的突变体，大大节省了时间和工作量。而且突变体材料早就出现在了田间地头，为什么基因组编辑不能用呢？把这个原理讲明白了，就没不能用的。所以，在农业方面，CRISPR技术等推广应用前景是非常可期的。https://t.cn/A6bfaO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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