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教祖庭：百塔寺】
百塔寺为中国佛教三阶宗祖庭，位于西安市终南山北麓长安区王庄乡天子峪口，地势高敞，视野辽阔。
■百塔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二年（281），隋开皇十四年（594）复建，称至相道场。因三阶教创始人信行禅师圆寂后葬于寺院附近，故又名信行禅师塔院。是隋、唐佛教三阶教的祖庭。唐大历六年771）改名为百塔寺。百塔寺在隋、唐时期盛极一时，规模巨大，殿宇宏伟，寺僧众多，占地千亩，有“骑马关山门”之美誉。据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载：太平兴国三年（978）改名兴教院，后又复名为百塔寺。
■同时的金石学家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说：“百塔寺在梓谷（即天子峪）口，唐信行禅师塔院，今谓之兴教院，小塔累累相比，因谓之百塔。”可见宋时百塔寺之规模犹存。此后寺院不断衰败。明代金石学家赵在长安附近游览时，著有《访古游记?游城南》一书，其中记载有：“（胡村寺）又东南五里为百塔寺，本信行禅师塔院。山畔，唐裴行俭妻库狄氏葬塔尚存。余小塔，《记》（指张礼《游城南记》）所谓累累相比，‘谓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经，无可书，殊绝。寺亦入秦邸，故庄严稍胜。殿壁金元旧画，雄伟可观。寺僧又出一像，纱帽金龙红袍，云得之承尘，意是金元达官修寺者像也，余为一诗而下。”诗即《游城南百塔寺》一诗：“遥望百塔寺，寺边塔累累。下有敷荣草，上有纷披枝……”根据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明代百塔寺的规模还相当巨大，颇为可观。
■清同治元年（1862）南山一带诸多寺院均毁于战火，百塔寺亦未能幸免。时人王弘度《游百塔寺》诗云：“谷口逶迤百塔深，望中烟雾费招寻。荒芜蒙蔽千年迹，新碣又留一代新。僧老那知思往事，客来犹自续高吟。凭栏舒啸情何极，涧水苍茫隔暮阴。”由此可见当日百塔寺荒凉破败的景象。
■民国初年，该寺残墟犹存，规模已大不如前，只留下北门城楼（即山门）垣墙、古槐、照壁依然可观。残垣内存殿堂三座，皆五开间，名禅兴堂、德道堂、十方道场。寺院后有藏经楼，另有僧舍六十余间，当时寺院住持为心开和尚。院内外有唐槐四株，重达两千余斤的铁铸古洪钟一口，直径四尺的黑铁锅两口，枝繁叶茂的参天银杏树一株，寺西有方形五级砖塔一座，直插碧空，独立终南。在寺之东南山下有塔院四十余亩，俗称“尚人坟”，存大小石塔数十座。
■民国三十年（1941）前后，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七分校驻扎在王曲曹村一带。为了修建军队营房，将百塔寺大殿庙宇大多拆毁，法器什物抢劫一空，伐树毁像，寺内之古钟、大锅、名人壁画、经幢毁之净尽，荡然无存。至1949年，百塔寺仅存大殿三间，僧房六间，留寺二僧圆寂后，寺彻底毁弃。当地民间流传有顺口溜曰：“第七分校，不干正道；白天睡觉，黑夜拆庙；不要砖瓦，单要木料。”反映出老百姓对毁庙之深恶痛绝。
■百塔寺自晋代开始即成为游览胜地，历代名人多有访游。东晋王羲之在此写过《心经》石碑，碑现存西安碑林内。北宋苏轼游览南五台诸寺及草堂寺、太平峪时，曾止宿于此寺。明赵、清王弘度都作过《百塔寺》诗抒情咏怀。寺内现存有刻于唐贞观五年（631）的《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总章三年（670）的《道安禅师塔铭》及立于开元四年（716）的《太常协律裴公妻墓志》等碑铭。大殿后的银杏树，相传为隋、唐时栽植，被称为“中国第二银杏树”、“千年活化石”，高约30余米，树冠达百余米，树围18余米，浓荫覆盖半个寺院。银杏树历尽千年风霜，依然枝叶茂盛，长势见旺，1998年西安市公布为重点保护文物。1999年日本三阶教研究专家西本照真大师莅临百塔寺，称赞说“此树是三阶教兴衰的活见证”。
最近一次修复百塔寺是在1986年，隆和老和尚带领僧众弟子，于银杏树旁新建大雄宝殿一座，殿内塑有释迦牟尼佛像一尊，流光溢彩，栩栩如生，东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西为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两边墙壁上有十八罗汉拓版画像，姿态各异，肃穆庄严。宝殿前广植松柏棕榈，竹木花卉，郁郁葱葱，曲径通幽，殿后千年古树生机盎然，浓荫覆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晨钟暮鼓，淳朴典雅，再一次成为佛家弟子参禅礼佛的理想场所。现任住持隆和法师，长安人，童贞入道，今年愈八旬，为西安市佛教协会理事。
■历史上与百塔寺渊源最为深远的僧人要数三阶教创始人信行禅师。信行（540～594），隋僧人，本姓王，魏郡（今河南安阳市）人。少年出家，博通经论，17岁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法藏寺出家，后舍具足戒，行头陀苦行，重视行持，认为佛教应趋时宜，实行济度，不应空讲理论，极力宣扬大乘利他精神，一切众生皆为真佛，发愿为众生施舍生命财物。主张亲执劳役，日止一餐，路见男女，皆行礼拜。著有《对根起行杂录集》、《三阶位别录集》、《三阶佛法》等35部著作，共44卷。开皇七年（587），受隋文帝之召入京，于真寂寺建立别院，颇受众多僧俗的皈敬。曾先后在真寂、光明、慈门、慧日、弘善等寺院建立三阶道场，全盛时，在长安55寺内相继建立了别院。至此，三阶教正式创立，盛极一时，相继传入朝鲜和日本。隋开皇十四年，信行圆寂于真寂寺，弟子净名、慧了等300余人，依嘱林葬信行法师，收其尸骨，建塔于梓谷鸱鸣阜（今终南山天子峪）。后来其弟子数百人，效仿林葬法，“以身布施”，圆寂后皆葬于信行墓塔后或两侧。天长日久自然形成了以信行墓塔为中心的数百塔院。因石塔累累，唐大历六年（772）改名为百塔寺，成为三阶教的祖庭。
百塔寺为中国佛教三阶宗祖庭，位于西安市终南山北麓长安区王庄乡天子峪口，地势高敞，视野辽阔。
■百塔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二年（281），隋开皇十四年（594）复建，称至相道场。因三阶教创始人信行禅师圆寂后葬于寺院附近，故又名信行禅师塔院。是隋、唐佛教三阶教的祖庭。唐大历六年771）改名为百塔寺。百塔寺在隋、唐时期盛极一时，规模巨大，殿宇宏伟，寺僧众多，占地千亩，有“骑马关山门”之美誉。据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载：太平兴国三年（978）改名兴教院，后又复名为百塔寺。
■同时的金石学家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说：“百塔寺在梓谷（即天子峪）口，唐信行禅师塔院，今谓之兴教院，小塔累累相比，因谓之百塔。”可见宋时百塔寺之规模犹存。此后寺院不断衰败。明代金石学家赵在长安附近游览时，著有《访古游记?游城南》一书，其中记载有：“（胡村寺）又东南五里为百塔寺，本信行禅师塔院。山畔，唐裴行俭妻库狄氏葬塔尚存。余小塔，《记》（指张礼《游城南记》）所谓累累相比，‘谓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经，无可书，殊绝。寺亦入秦邸，故庄严稍胜。殿壁金元旧画，雄伟可观。寺僧又出一像，纱帽金龙红袍，云得之承尘，意是金元达官修寺者像也，余为一诗而下。”诗即《游城南百塔寺》一诗：“遥望百塔寺，寺边塔累累。下有敷荣草，上有纷披枝……”根据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明代百塔寺的规模还相当巨大，颇为可观。
■清同治元年（1862）南山一带诸多寺院均毁于战火，百塔寺亦未能幸免。时人王弘度《游百塔寺》诗云：“谷口逶迤百塔深，望中烟雾费招寻。荒芜蒙蔽千年迹，新碣又留一代新。僧老那知思往事，客来犹自续高吟。凭栏舒啸情何极，涧水苍茫隔暮阴。”由此可见当日百塔寺荒凉破败的景象。
■民国初年，该寺残墟犹存，规模已大不如前，只留下北门城楼（即山门）垣墙、古槐、照壁依然可观。残垣内存殿堂三座，皆五开间，名禅兴堂、德道堂、十方道场。寺院后有藏经楼，另有僧舍六十余间，当时寺院住持为心开和尚。院内外有唐槐四株，重达两千余斤的铁铸古洪钟一口，直径四尺的黑铁锅两口，枝繁叶茂的参天银杏树一株，寺西有方形五级砖塔一座，直插碧空，独立终南。在寺之东南山下有塔院四十余亩，俗称“尚人坟”，存大小石塔数十座。
■民国三十年（1941）前后，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七分校驻扎在王曲曹村一带。为了修建军队营房，将百塔寺大殿庙宇大多拆毁，法器什物抢劫一空，伐树毁像，寺内之古钟、大锅、名人壁画、经幢毁之净尽，荡然无存。至1949年，百塔寺仅存大殿三间，僧房六间，留寺二僧圆寂后，寺彻底毁弃。当地民间流传有顺口溜曰：“第七分校，不干正道；白天睡觉，黑夜拆庙；不要砖瓦，单要木料。”反映出老百姓对毁庙之深恶痛绝。
■百塔寺自晋代开始即成为游览胜地，历代名人多有访游。东晋王羲之在此写过《心经》石碑，碑现存西安碑林内。北宋苏轼游览南五台诸寺及草堂寺、太平峪时，曾止宿于此寺。明赵、清王弘度都作过《百塔寺》诗抒情咏怀。寺内现存有刻于唐贞观五年（631）的《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总章三年（670）的《道安禅师塔铭》及立于开元四年（716）的《太常协律裴公妻墓志》等碑铭。大殿后的银杏树，相传为隋、唐时栽植，被称为“中国第二银杏树”、“千年活化石”，高约30余米，树冠达百余米，树围18余米，浓荫覆盖半个寺院。银杏树历尽千年风霜，依然枝叶茂盛，长势见旺，1998年西安市公布为重点保护文物。1999年日本三阶教研究专家西本照真大师莅临百塔寺，称赞说“此树是三阶教兴衰的活见证”。
最近一次修复百塔寺是在1986年，隆和老和尚带领僧众弟子，于银杏树旁新建大雄宝殿一座，殿内塑有释迦牟尼佛像一尊，流光溢彩，栩栩如生，东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西为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两边墙壁上有十八罗汉拓版画像，姿态各异，肃穆庄严。宝殿前广植松柏棕榈，竹木花卉，郁郁葱葱，曲径通幽，殿后千年古树生机盎然，浓荫覆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晨钟暮鼓，淳朴典雅，再一次成为佛家弟子参禅礼佛的理想场所。现任住持隆和法师，长安人，童贞入道，今年愈八旬，为西安市佛教协会理事。
■历史上与百塔寺渊源最为深远的僧人要数三阶教创始人信行禅师。信行（540～594），隋僧人，本姓王，魏郡（今河南安阳市）人。少年出家，博通经论，17岁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法藏寺出家，后舍具足戒，行头陀苦行，重视行持，认为佛教应趋时宜，实行济度，不应空讲理论，极力宣扬大乘利他精神，一切众生皆为真佛，发愿为众生施舍生命财物。主张亲执劳役，日止一餐，路见男女，皆行礼拜。著有《对根起行杂录集》、《三阶位别录集》、《三阶佛法》等35部著作，共44卷。开皇七年（587），受隋文帝之召入京，于真寂寺建立别院，颇受众多僧俗的皈敬。曾先后在真寂、光明、慈门、慧日、弘善等寺院建立三阶道场，全盛时，在长安55寺内相继建立了别院。至此，三阶教正式创立，盛极一时，相继传入朝鲜和日本。隋开皇十四年，信行圆寂于真寂寺，弟子净名、慧了等300余人，依嘱林葬信行法师，收其尸骨，建塔于梓谷鸱鸣阜（今终南山天子峪）。后来其弟子数百人，效仿林葬法，“以身布施”，圆寂后皆葬于信行墓塔后或两侧。天长日久自然形成了以信行墓塔为中心的数百塔院。因石塔累累，唐大历六年（772）改名为百塔寺，成为三阶教的祖庭。
#《周易》#：三种人生哲理，读懂受用一生
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事简而意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智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张居正对《周易》爱不释手，“座中置一帙常玩之”，并宣称“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
一. 人生之道：自强不息
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取法是八卦创设、《周易》成书的基础。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天道运行图：“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继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系辞》）
《周易》强调，人应“与天地合其德”，“人道”应符合“天道”。由此生发出一句千古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周易》所倡导的人生之道，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刚健”。“刚健”即刚强、雄健，它为《周易》所推重，频繁地出现在书中各处，如“刚健而文明”“刚健而不陷”“动而健，刚中而应”“健而巽，刚中而志行”“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等等。必须指出的是，《周易》所提倡的“刚健”，并不是指那种没有限度的刚强。根据其“极则反”的思想，刚强过头就容易折断，因而“刚健”应是适度的、恰到好处的，亦即它所强调的“刚中”“刚健中正”。
第二层意思是奋斗不已。《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甚至枯杨都可以“生梯”“生华”（《易·大过》）。《周易》以64卦象征万事万物，而64卦的排列顺序却有些令人费解：“既济”排在第63位，而“未济”则列在第64位，亦即最后一个卦位。其奥妙与深意乃在于揭示这样一个道理：自然与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开放系统，因此人也需要不断进取。
《周易》还认为，即便身处困境，人们仍须不懈努力。《困》卦卦象是上“兑”下“坎”，坎为水，兑为泽，水在泽下，即意味着泽中无水，因而泽中生物处于困险之境，故名该卦曰：“困”。《易·困·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这便是要求人们在困境中不能丧失信心，而应奋斗不息，甚至舍弃生命以求实现理想。这种“自强不息”的追求，不仅是指导人生的大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二. 处事法则：明时、变通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颇为不易，故而《周易》在处事方面提出了“明时”与“变通”这两条重要法则。“时”在《周易》中屡被叙及，例如，《乾·九三》曰：“与时偕行”，《乾·上九》曰：“与时偕极”，《丰·彖》曰：“与时消息”，其他还有“时发”“时变”“随时”“对时”“时义”“时用”等等。
《周易》认为，处事要“明时”，务必考虑到“时”的因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明时”观念给我们以多重启迪：其一，做事要合时宜。要认清时势，识时而行，顺时而为，做无愧于时代之事。其二，做事要讲时效。要珍惜时间，讲求效率做有益且有效之事。其三，做事要重时机。时机，无论是对于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把握了时机就增加了胜算、靠近了成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善于把握时机的人才能成功。
“变通”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也是它强调的一种处事方法。这种变通思想基于其变化观。《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变化思想的书。首先，从书名来看，“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说：“《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周易程氏传》）朱熹的解释更加明了：“《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朱熹《周易本义》）其次，从《周易》的爻、卦及其组合来看，爻和卦是《周易》的主要元素，爻分阴、阳两种，分别以符号“- -”“—”来表示，以三根爻上下排列组合，生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经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事物。将八经卦中的相同或不同的两卦任意上下排列，共可得64别卦，这64别卦分别代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而卦既是爻组合变化的结果，也演绎着变化之意，其中，“变卦”是《周易》预测过程中的一种方法，同时也表明了卦的变化属性。
《周易》的变通思想建立于其变化观的基础上，又蕴含着新的内容。何谓“变通”？《易·系辞》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因此，变通即通过变化以达到通畅之意。“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不仅重视变通的功用，而且强调合乎时宜的变通：“变通者，趋时者也。”“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易·系辞》）出于这一思想，《周易》对著名的“汤武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在人生旅途中，当我们在事业、工作、生活上遇到原有方式经事实证明行不通时，就应该“毋必、毋固”（《论语·子罕》），适时地进行总结和变通，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
三. 警世之言：寓意隽永
《周易》于人生既有正面的激励之语，也有睿智的警世之言，兹举数例如下：
“亢龙有悔”。《乾》卦中，以龙来比喻君子，从初爻到上爻，描述了“龙”从潜伏到现于田、跃于渊、飞于天以至到“亢”的极高的过程，以此来比喻人的事业由小到大，地位从低到高的境况。值得注意的是，“龙”从潜伏到飞于天，其爻辞或为“无咎”，或为“利”等，而到了“上九”的位置时，却出现了“上九，亢龙有悔”的推断。悔即有过失、不幸的意思。为什么“亢龙有悔”呢？
《易·乾·文言》解释说：“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又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因此“亢龙有悔”带给我们的训诫是：第一，人居高位时，易脱离群众，出现“高而无民”的情况，宜戒之；第二，高位，既是权力集中的中心，也常是矛盾集中的焦点，往往会“高处不胜寒”，宜慎之；第三，高位往往与成功、名气、鲜花相伴，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成为“有悔”者，宜警之。
“履霜坚冰至”。履，践也，人在履霜之时，寒冬将临，坚冰将至。这句话表面说自然，实际论人生，寓意非常深刻，生动诠释了人事之吉凶皆由“渐”而来。对此，《易·文言·坤》予以进一步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强调“渐”和“积”这两个概念，并进而提出“知几”的观点：“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便是警示我们“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需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谦，亨，君子有终”。在这里，“谦”是指谦虚，“亨”是指亨通，“终”是好结果的意思。说明只要谦，就能亨通获得好的结果。《周易》分别从天道、地道、神道、人道来说明“谦”的道理：“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彖》）翻开历史长卷：商汤、周文王、唐太宗等名君谦卑谨慎、礼贤下士，或取得天下，或赢来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商纣王、隋炀帝等人因骄横专断，暴虐臣民，致使强盛的王朝毁于一旦。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因谦虚谨慎、自强不息而终成大业；又有多少人因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而断送前程。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重要警示。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林晓平），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事简而意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智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张居正对《周易》爱不释手，“座中置一帙常玩之”，并宣称“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
一. 人生之道：自强不息
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取法是八卦创设、《周易》成书的基础。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天道运行图：“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继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系辞》）
《周易》强调，人应“与天地合其德”，“人道”应符合“天道”。由此生发出一句千古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周易》所倡导的人生之道，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刚健”。“刚健”即刚强、雄健，它为《周易》所推重，频繁地出现在书中各处，如“刚健而文明”“刚健而不陷”“动而健，刚中而应”“健而巽，刚中而志行”“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等等。必须指出的是，《周易》所提倡的“刚健”，并不是指那种没有限度的刚强。根据其“极则反”的思想，刚强过头就容易折断，因而“刚健”应是适度的、恰到好处的，亦即它所强调的“刚中”“刚健中正”。
第二层意思是奋斗不已。《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甚至枯杨都可以“生梯”“生华”（《易·大过》）。《周易》以64卦象征万事万物，而64卦的排列顺序却有些令人费解：“既济”排在第63位，而“未济”则列在第64位，亦即最后一个卦位。其奥妙与深意乃在于揭示这样一个道理：自然与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开放系统，因此人也需要不断进取。
《周易》还认为，即便身处困境，人们仍须不懈努力。《困》卦卦象是上“兑”下“坎”，坎为水，兑为泽，水在泽下，即意味着泽中无水，因而泽中生物处于困险之境，故名该卦曰：“困”。《易·困·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这便是要求人们在困境中不能丧失信心，而应奋斗不息，甚至舍弃生命以求实现理想。这种“自强不息”的追求，不仅是指导人生的大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二. 处事法则：明时、变通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颇为不易，故而《周易》在处事方面提出了“明时”与“变通”这两条重要法则。“时”在《周易》中屡被叙及，例如，《乾·九三》曰：“与时偕行”，《乾·上九》曰：“与时偕极”，《丰·彖》曰：“与时消息”，其他还有“时发”“时变”“随时”“对时”“时义”“时用”等等。
《周易》认为，处事要“明时”，务必考虑到“时”的因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明时”观念给我们以多重启迪：其一，做事要合时宜。要认清时势，识时而行，顺时而为，做无愧于时代之事。其二，做事要讲时效。要珍惜时间，讲求效率做有益且有效之事。其三，做事要重时机。时机，无论是对于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把握了时机就增加了胜算、靠近了成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善于把握时机的人才能成功。
“变通”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也是它强调的一种处事方法。这种变通思想基于其变化观。《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变化思想的书。首先，从书名来看，“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说：“《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周易程氏传》）朱熹的解释更加明了：“《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朱熹《周易本义》）其次，从《周易》的爻、卦及其组合来看，爻和卦是《周易》的主要元素，爻分阴、阳两种，分别以符号“- -”“—”来表示，以三根爻上下排列组合，生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经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事物。将八经卦中的相同或不同的两卦任意上下排列，共可得64别卦，这64别卦分别代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而卦既是爻组合变化的结果，也演绎着变化之意，其中，“变卦”是《周易》预测过程中的一种方法，同时也表明了卦的变化属性。
《周易》的变通思想建立于其变化观的基础上，又蕴含着新的内容。何谓“变通”？《易·系辞》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因此，变通即通过变化以达到通畅之意。“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不仅重视变通的功用，而且强调合乎时宜的变通：“变通者，趋时者也。”“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易·系辞》）出于这一思想，《周易》对著名的“汤武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在人生旅途中，当我们在事业、工作、生活上遇到原有方式经事实证明行不通时，就应该“毋必、毋固”（《论语·子罕》），适时地进行总结和变通，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
三. 警世之言：寓意隽永
《周易》于人生既有正面的激励之语，也有睿智的警世之言，兹举数例如下：
“亢龙有悔”。《乾》卦中，以龙来比喻君子，从初爻到上爻，描述了“龙”从潜伏到现于田、跃于渊、飞于天以至到“亢”的极高的过程，以此来比喻人的事业由小到大，地位从低到高的境况。值得注意的是，“龙”从潜伏到飞于天，其爻辞或为“无咎”，或为“利”等，而到了“上九”的位置时，却出现了“上九，亢龙有悔”的推断。悔即有过失、不幸的意思。为什么“亢龙有悔”呢？
《易·乾·文言》解释说：“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又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因此“亢龙有悔”带给我们的训诫是：第一，人居高位时，易脱离群众，出现“高而无民”的情况，宜戒之；第二，高位，既是权力集中的中心，也常是矛盾集中的焦点，往往会“高处不胜寒”，宜慎之；第三，高位往往与成功、名气、鲜花相伴，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成为“有悔”者，宜警之。
“履霜坚冰至”。履，践也，人在履霜之时，寒冬将临，坚冰将至。这句话表面说自然，实际论人生，寓意非常深刻，生动诠释了人事之吉凶皆由“渐”而来。对此，《易·文言·坤》予以进一步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强调“渐”和“积”这两个概念，并进而提出“知几”的观点：“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便是警示我们“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需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谦，亨，君子有终”。在这里，“谦”是指谦虚，“亨”是指亨通，“终”是好结果的意思。说明只要谦，就能亨通获得好的结果。《周易》分别从天道、地道、神道、人道来说明“谦”的道理：“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彖》）翻开历史长卷：商汤、周文王、唐太宗等名君谦卑谨慎、礼贤下士，或取得天下，或赢来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商纣王、隋炀帝等人因骄横专断，暴虐臣民，致使强盛的王朝毁于一旦。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因谦虚谨慎、自强不息而终成大业；又有多少人因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而断送前程。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重要警示。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林晓平），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拉珍文集：所知之障 害人至深 - 大德文集 - 古佛网》三世多杰羌佛》出现在世间，把密行者们常常挂在口中的“五明智慧”，非常实在地一条一条展现给众生了，每一条的成就都是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把众生在三世多杰羌佛座下求得佛法后解脱成就、生死自由的实例，一个一个地摆出来给众生了，有名有姓，可追可查；把最完美最透彻的空性真如的道理告诉众生了，那是真正佛陀的最彻底无有丝毫疤痕的宇宙实相般若了谛；把如何远离障业走上解脱正途的成就根本菩提心法——“什么叫修行”教给众生了……多么让人撼动的宝书啊，佛陀的大智、大悲湛然于每一撇捺之间！这本书的出现只有一个目的，也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目的：为众生开启解脱成就的真实有效的法门。诚如释迦世尊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开口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就是告诉众生，真正的佛法在世尊这里，而告诉众生的目的，是让众生依止世尊修学成就，尽快解脱轮回苦厄，大悲拳拳。然而，有一些人，因为所知之障的遮弊，出于一种封闭狭隘的凡夫我见，并不深入这本宝书本身的真实，并不能用智慧，举三藏密典之明灯而照见其实相妙智佛谛，只是一个劲地顽固执著于那个传统而支持者众多的“苹果世界”，甚至歪曲理解，用低级世俗的是非眼光投向这本光明无量的宝书，玷污佛陀的大悲觉境，可惜佛陀的大悲觉境无法玷污，刀山火海在佛陀的脚下都会化为莲池，愚痴的凡夫只是给自己种下了深重的黑业之因。所知之障害人至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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