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項羽本紀贊》鈔記
作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廿四史之第一部,《史記》的史學觀著實進步且為可貴矣。作為秦漢之際的西楚霸王項羽,他雖未能善終,且沒有完全控制天下,但他帥五諸侯攻秦,遂“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在秦楚之際雖有楚漢之爭,然至少在五年中項羽實質上掌控了天下,因而太史公並沒有以成敗論英雄,仍將項羽列入本紀之中。這在他身為漢臣的身份下,能如此評論歷史人物,更是亙古罕見的。太史公認為:項羽“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也就是說雖不得正位,然有其實也。
在肯定項羽的歷史地位的同時,太史公對於項羽一生所犯下的致命錯誤,也沒有絲毫掩飾,而是秉筆直書。太史公列數了項羽的兩個致命性錯誤:一是他過早地放逐義帝而自立,招致天下人背叛,這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項羽在攻入秦都咸陽之後,為了控制天下,考慮秦滅六國楚最無罪,因立懷王爲義帝(即楚懷王熊槐的孫子熊心)。《項羽本紀》載:“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這個義帝是項羽樹立的,但他不久又想廢除義帝而自立,因封義帝爲侯,最後將義帝殺害。像他這樣朝令夕改,且不顧天下人觀感而暗殺義帝之舉,自然會招致天下眾叛親離的。二是項羽的“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試圖以力征經營天下,這是導致他滅亡的更重要的原因。說白了,就是項羽拿打天下的這套來治理天下,這自然不難招致失敗的結局。也由於他的這一致命錯誤,衍生了他背關懷楚的戰略性錯誤,所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這不過是一種自我顯擺罷了。惟其如此,他放棄了秦中等衝要之地,仗著自己的蠻力而回歸了故鄉。從普遍規律來看,打天下必然要依仗武力,而治天下則必然要依靠文治,切不能依仗武力。更可悲的是項羽在最終滅亡之際尚不覺悟,他認為是“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真是至死不悟呀!對於項羽的這些致命錯誤,太史公也做了充分的分析,可謂評論公允,古今難得之良史也!
附原文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作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廿四史之第一部,《史記》的史學觀著實進步且為可貴矣。作為秦漢之際的西楚霸王項羽,他雖未能善終,且沒有完全控制天下,但他帥五諸侯攻秦,遂“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在秦楚之際雖有楚漢之爭,然至少在五年中項羽實質上掌控了天下,因而太史公並沒有以成敗論英雄,仍將項羽列入本紀之中。這在他身為漢臣的身份下,能如此評論歷史人物,更是亙古罕見的。太史公認為:項羽“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也就是說雖不得正位,然有其實也。
在肯定項羽的歷史地位的同時,太史公對於項羽一生所犯下的致命錯誤,也沒有絲毫掩飾,而是秉筆直書。太史公列數了項羽的兩個致命性錯誤:一是他過早地放逐義帝而自立,招致天下人背叛,這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項羽在攻入秦都咸陽之後,為了控制天下,考慮秦滅六國楚最無罪,因立懷王爲義帝(即楚懷王熊槐的孫子熊心)。《項羽本紀》載:“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這個義帝是項羽樹立的,但他不久又想廢除義帝而自立,因封義帝爲侯,最後將義帝殺害。像他這樣朝令夕改,且不顧天下人觀感而暗殺義帝之舉,自然會招致天下眾叛親離的。二是項羽的“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試圖以力征經營天下,這是導致他滅亡的更重要的原因。說白了,就是項羽拿打天下的這套來治理天下,這自然不難招致失敗的結局。也由於他的這一致命錯誤,衍生了他背關懷楚的戰略性錯誤,所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這不過是一種自我顯擺罷了。惟其如此,他放棄了秦中等衝要之地,仗著自己的蠻力而回歸了故鄉。從普遍規律來看,打天下必然要依仗武力,而治天下則必然要依靠文治,切不能依仗武力。更可悲的是項羽在最終滅亡之際尚不覺悟,他認為是“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真是至死不悟呀!對於項羽的這些致命錯誤,太史公也做了充分的分析,可謂評論公允,古今難得之良史也!
附原文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苏东波大传# 今天上午刘传铭老师撰写《苏东坡大传》、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苏东坡大传》在宽巷子见山书局与成都东坡迷们见面,四十五万字的传记不是以苏东坡先生的生平做写作轴线,老师是以“孤岛不孤,不归为归”倒叙开局,从渡海前后追溯东坡一生逆旅的因果缘起,推演其明月前身,从放逐终点回放从前。刘老师很高兴地回答苏迷们的各种问题,非常精彩![鲜花]
◎卞毓方|好文章,大抵是逼出来的
好文章,大抵是逼出来的——这样的结论源自众多古代文化大咖。
先看看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凡具备中等学历的国人,没有未读过司马迁的,也没有不熟悉上述一番话的。司马迁这里列举的“拘”“厄”“逐”“囚”等逆境,无一不可归纳为生命的大逼迫。换句话说,也正是这种逼迫,造就了一批发愤著书的“倜傥非常”之辈。
当然也有与逆境无关的。
也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老子传》中,谈到《道德经》的诞生过程,如是描述: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诚然,老子的《道德经》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积累。只是他生性散淡,没有把它当作紧迫事来办。想想,倘若没有尹喜在关键时刻的“逼迫”,这部足以代表中华文化高度的《道德经》,恐怕也将随着老子的隐遁而湮灭。
试再举一例,主角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此公的创作压力,与司马迁列举的逆境不同,与老子遭函谷关守官的“强索”也不同,小部分源自外界,大部分出自内心。
宋人范公偁的《过庭录》记述:
韩魏公在相为“昼锦堂”,欧公记之“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韩公得之爱赏。后数日,欧复遣介,别以本至,曰:“前有未是,可换此本。”韩再三玩之,无异前者,但于“仕宦”“富贵”后各添一“而”字,文义尤畅。
至和二年(1055年),韩琦在老家相州建了昼锦堂。西楚霸王项羽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昼锦”是反其意而用之。也不仅仅是光宗耀祖、扬眉吐气,他还考虑到百姓的需求,把昼锦堂变成乡亲聚集游乐的场所,借以促进民间的文化交流。
他特请欧阳修为昼锦堂作一篇纪念文章。欧阳修爽快地应承了,尽心尽意撰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韩琦读后,大为快慰,这哪里是普通的楼堂散记,分明是对昼锦堂主的千秋定评!文章巨子,其名不虚!
谁知数日后,欧阳修又派人送来一稿,传话说前篇有不足之处,请以此稿为准。韩琦好奇,想看看究竟修改了哪些地方。看了几遍,拿原稿比着读,才发现仅仅在首句“仕宦”“富贵”二词后面,各添了一个“而”字,变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仔细吟味,一个“而”字,使声调更加抑扬,词义越发丰赡。
欧阳修为了一个虚词“而”字煞费周章,都是叫名声逼的。韩魏公昼锦堂的芳名,加上欧阳修本人文坛领袖的威名,无时无刻,不在对他实行“紧逼”。
又据《宋人轶事汇编》:“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从前的老师已在他的生活中隐退了,当时敢自称为他先生的人,还没有出现。然而,后起之秀,如苏轼、苏辙兄弟,正如鲲鹏展翅,抟扶摇而上,是万万小觑不得的。更何况,江山代有才人出,焉知二苏之后,会不会涌现出更多更具才华的孺子?每每想到这里,欧阳修就觉得,千载前古人的目光,千载后来者的目光,总是如空中的尘土一样,落下来,落下来,落在他书写过的每一页、每一行上。
欧阳修提倡“穷而后工”,窃以为,他所谓的“穷”,并非单指物质的贫困或运途的坎坷,也泛指精神、意志上的穷思毕精、穷心剧力。终其一生,欧阳修本人就是穷而后工的典范,他对文学艺术的追求,绝对称得上是兀兀穷年,穷思竭想,语不惊人死不休。
好文章,大抵是逼出来的——这样的结论源自众多古代文化大咖。
先看看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凡具备中等学历的国人,没有未读过司马迁的,也没有不熟悉上述一番话的。司马迁这里列举的“拘”“厄”“逐”“囚”等逆境,无一不可归纳为生命的大逼迫。换句话说,也正是这种逼迫,造就了一批发愤著书的“倜傥非常”之辈。
当然也有与逆境无关的。
也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老子传》中,谈到《道德经》的诞生过程,如是描述: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诚然,老子的《道德经》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积累。只是他生性散淡,没有把它当作紧迫事来办。想想,倘若没有尹喜在关键时刻的“逼迫”,这部足以代表中华文化高度的《道德经》,恐怕也将随着老子的隐遁而湮灭。
试再举一例,主角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此公的创作压力,与司马迁列举的逆境不同,与老子遭函谷关守官的“强索”也不同,小部分源自外界,大部分出自内心。
宋人范公偁的《过庭录》记述:
韩魏公在相为“昼锦堂”,欧公记之“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韩公得之爱赏。后数日,欧复遣介,别以本至,曰:“前有未是,可换此本。”韩再三玩之,无异前者,但于“仕宦”“富贵”后各添一“而”字,文义尤畅。
至和二年(1055年),韩琦在老家相州建了昼锦堂。西楚霸王项羽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昼锦”是反其意而用之。也不仅仅是光宗耀祖、扬眉吐气,他还考虑到百姓的需求,把昼锦堂变成乡亲聚集游乐的场所,借以促进民间的文化交流。
他特请欧阳修为昼锦堂作一篇纪念文章。欧阳修爽快地应承了,尽心尽意撰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韩琦读后,大为快慰,这哪里是普通的楼堂散记,分明是对昼锦堂主的千秋定评!文章巨子,其名不虚!
谁知数日后,欧阳修又派人送来一稿,传话说前篇有不足之处,请以此稿为准。韩琦好奇,想看看究竟修改了哪些地方。看了几遍,拿原稿比着读,才发现仅仅在首句“仕宦”“富贵”二词后面,各添了一个“而”字,变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仔细吟味,一个“而”字,使声调更加抑扬,词义越发丰赡。
欧阳修为了一个虚词“而”字煞费周章,都是叫名声逼的。韩魏公昼锦堂的芳名,加上欧阳修本人文坛领袖的威名,无时无刻,不在对他实行“紧逼”。
又据《宋人轶事汇编》:“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从前的老师已在他的生活中隐退了,当时敢自称为他先生的人,还没有出现。然而,后起之秀,如苏轼、苏辙兄弟,正如鲲鹏展翅,抟扶摇而上,是万万小觑不得的。更何况,江山代有才人出,焉知二苏之后,会不会涌现出更多更具才华的孺子?每每想到这里,欧阳修就觉得,千载前古人的目光,千载后来者的目光,总是如空中的尘土一样,落下来,落下来,落在他书写过的每一页、每一行上。
欧阳修提倡“穷而后工”,窃以为,他所谓的“穷”,并非单指物质的贫困或运途的坎坷,也泛指精神、意志上的穷思毕精、穷心剧力。终其一生,欧阳修本人就是穷而后工的典范,他对文学艺术的追求,绝对称得上是兀兀穷年,穷思竭想,语不惊人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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