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夏朝间谍女艾的性别是有争议的。争议的点在于“女”字究竟是性别代称，还是一个姓氏。有关女艾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左传·哀公元年》中：“（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
那为什么又说，这里的“女”可能是一个姓氏呢？
《世本·氏姓篇》：“女氏，天皇封娣娲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其后为女氏，夏有女艾，商有女鸠、女方，晋有女宠，皆其后也。”
虽然“女”姓始祖娣娲（女娲）是个女性，但后来，这个姓氏既传女也传男，并非只有女性才会使用。“女”为姓氏时，与“汝”同音。
虽然，后世史料有直接把“女艾”写成“汝艾”的，但我们并不能就这么确定，在《左传》作者笔下，“女”字就一定是姓氏，而非性别代称。从“女艾”二字本身，我们实在看不出更多。
吕思勉老师的观点则是“女艾即女岐”。女岐是谁？《楚辞疏证》说她是浇的嫂子（图1、2），虽是女性，但不是间谍。
图3是我和小红书“伊希莉娅”的聊天记录，去年，我们就仔细探讨过这一问题。搜寻史料后，我们一致认为这一说并不可信。但也认为，女艾是女性的可能仍是存在的。
这一说为什么不可信呢？因为南朝沈约《竹书注》中的原文是这样的（图3）：
“少康使汝艾谍浇。初，浞娶纯狐氏，有子早死，其妇曰女岐，寡居。浇强圉，往至其户，伴有所求。女岐为之缝裳，同舍止宿。汝艾夜使人袭断其首，乃女岐也。浇既多力，又善害人，艾乃攻猎，放犬逐兽，因嗾浇颠陨，乃斩浇以归。
两段文气倒，而意实融贯。颠陨厥首，指误杀女岐言也。亲以逢殆，指逐犬颠陨浇首言也。言汝艾夜袭杀浇，为少康讨叛也，即以除蒸嫂之凶也。乃颠陨女岐之首，浇似可侥幸逃死矣，而卒不免少康逐犬之厄，逆贼之无逃于天诛者若此。”
《竹书纪年》相关原文如下：“少康使汝艾谍浇。初，浞娶纯狐氏，有子早死，其妇曰女歧，寡居。浇强圉，往至其户，阳有所求。女歧为之缝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袭断其首，乃女歧也。浇既多力，又善走，艾乃畋猎，放犬逐兽，因嗾浇颠陨，乃斩浇以归于少康。”
“因嗾浇颠陨”应该是“女艾放狗去咬浇，让他跌倒在地”的意思。《楚辞·天问》：“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洪兴祖补注：“《说文》：颠，倒也……陨，从高下也。”古人认为，在这里，“颠陨”的意思是跌倒，不是死亡。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女艾的详细事迹是这样的：
受夏朝国君少康之命，女艾去浇那里当间谍。之后，女艾发动夜袭、误杀浇的嫂子女岐（这就能说明女艾和女岐肯定不是同一人）。女艾发现杀错人后，便去追击浇。浇力气很大，跑得又快，于是女艾决定智取。
女艾在追击浇的路上进行狩猎，赶着猎狗驱逐野兽，再让猎狗咬了浇，在猎狗咬住浇使他跌倒后，女艾把浇的头砍了。女艾与浇的对战不是一场公平的单挑，但浇也不是被狗咬死的。砍头之前，浇肯定要反抗，两人应该还是有一番单挑的。狗只是咬住了浇，给女艾助了点力而已。
如果没有更多的考古成果，女艾的真实性别可能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谜题。说她的性别存疑是可以的，但图4～11中的这些理由，什么“女艾绝不可能是女的，因为此人和寒浇单挑过，而女人力气小”，是绝对错误且离谱的。这个博主力气不行不代表别的女性力气也不行，对她的观点，妇好、杨妙真、秦良玉等沙场猛将组团表示反对。
那为什么又说，这里的“女”可能是一个姓氏呢？
《世本·氏姓篇》：“女氏，天皇封娣娲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其后为女氏，夏有女艾，商有女鸠、女方，晋有女宠，皆其后也。”
虽然“女”姓始祖娣娲（女娲）是个女性，但后来，这个姓氏既传女也传男，并非只有女性才会使用。“女”为姓氏时，与“汝”同音。
虽然，后世史料有直接把“女艾”写成“汝艾”的，但我们并不能就这么确定，在《左传》作者笔下，“女”字就一定是姓氏，而非性别代称。从“女艾”二字本身，我们实在看不出更多。
吕思勉老师的观点则是“女艾即女岐”。女岐是谁？《楚辞疏证》说她是浇的嫂子（图1、2），虽是女性，但不是间谍。
图3是我和小红书“伊希莉娅”的聊天记录，去年，我们就仔细探讨过这一问题。搜寻史料后，我们一致认为这一说并不可信。但也认为，女艾是女性的可能仍是存在的。
这一说为什么不可信呢？因为南朝沈约《竹书注》中的原文是这样的（图3）：
“少康使汝艾谍浇。初，浞娶纯狐氏，有子早死，其妇曰女岐，寡居。浇强圉，往至其户，伴有所求。女岐为之缝裳，同舍止宿。汝艾夜使人袭断其首，乃女岐也。浇既多力，又善害人，艾乃攻猎，放犬逐兽，因嗾浇颠陨，乃斩浇以归。
两段文气倒，而意实融贯。颠陨厥首，指误杀女岐言也。亲以逢殆，指逐犬颠陨浇首言也。言汝艾夜袭杀浇，为少康讨叛也，即以除蒸嫂之凶也。乃颠陨女岐之首，浇似可侥幸逃死矣，而卒不免少康逐犬之厄，逆贼之无逃于天诛者若此。”
《竹书纪年》相关原文如下：“少康使汝艾谍浇。初，浞娶纯狐氏，有子早死，其妇曰女歧，寡居。浇强圉，往至其户，阳有所求。女歧为之缝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袭断其首，乃女歧也。浇既多力，又善走，艾乃畋猎，放犬逐兽，因嗾浇颠陨，乃斩浇以归于少康。”
“因嗾浇颠陨”应该是“女艾放狗去咬浇，让他跌倒在地”的意思。《楚辞·天问》：“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洪兴祖补注：“《说文》：颠，倒也……陨，从高下也。”古人认为，在这里，“颠陨”的意思是跌倒，不是死亡。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女艾的详细事迹是这样的：
受夏朝国君少康之命，女艾去浇那里当间谍。之后，女艾发动夜袭、误杀浇的嫂子女岐（这就能说明女艾和女岐肯定不是同一人）。女艾发现杀错人后，便去追击浇。浇力气很大，跑得又快，于是女艾决定智取。
女艾在追击浇的路上进行狩猎，赶着猎狗驱逐野兽，再让猎狗咬了浇，在猎狗咬住浇使他跌倒后，女艾把浇的头砍了。女艾与浇的对战不是一场公平的单挑，但浇也不是被狗咬死的。砍头之前，浇肯定要反抗，两人应该还是有一番单挑的。狗只是咬住了浇，给女艾助了点力而已。
如果没有更多的考古成果，女艾的真实性别可能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谜题。说她的性别存疑是可以的，但图4～11中的这些理由，什么“女艾绝不可能是女的，因为此人和寒浇单挑过，而女人力气小”，是绝对错误且离谱的。这个博主力气不行不代表别的女性力气也不行，对她的观点，妇好、杨妙真、秦良玉等沙场猛将组团表示反对。
“另类”修饰语最好被理解为是关于p该【怎样】进行的偏好的signifier。“另类”主要被用来标示其与主流在遵守p行为规范方面的决裂：也就是拒绝“礼貌”，拥抱下流、尖锐的“幽默”，对p对手采用对抗的、经常是故意冒犯的方式。
在“另类右鸡翅”一词被谁创造、何时出现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一些记述将其追溯到2008年11月，paleoconservative人物Paul Gottfried在far右鸡翅H.L. Mencken Club发布的演讲，《另类右鸡翅的衰弱与崛起》。其它描述则认为是Richard Spencer创造了这个术语，Spencer本人也认为如此。2010年时Spencer用这个术语作为网站的域名，当时这个网站在语气上还偏好严肃、理智主义、受人尊敬的形象。后来他表示嫌这个词消极且相对主义，而且不想把自己的主意根基于传统左右划分。
尽管Spencer放弃了这个术语，接下来这个词继续偶尔出现在Reddit、4Chan等地方。在2015年，它出人意料地在社媒上爆发。这和早期的“另类右鸡翅”之间存在着核心区别，早期的核心是Spencer，后期“另类右鸡翅”的核心则是各种网络名人，而且没有披上体面、理智主义的外衣，拥抱网络troll文化的讽刺、挖苦、堕落幽默感，不像早期的“另类右鸡翅”一样在伪知识网站上发布冗长严肃的文章，而是通过politically incorrect和故意冒犯meme来交流。另类右鸡翅的顶峰是trump竞选时期。
Alt-lite（或Alt-light）则是另类右鸡翅用来贬义地描述那些同情，或者与另类右鸡翅有联系，但不表明白人翅上或反犹观点的人。他们在仇恨feminists、移民等方面与另类右鸡翅一致。他们会使用“言_自_”、political incorrectness等方式，声称自己的批评者过度敏感、不懂幽默，他们有更广泛的媒体影响力与更复杂的策略。它通常不是独立的，而是在alt-right的旗下。
Alt-Left则是个用来攻击的术语，试图通过声称左鸡翅中也有同样糟糕的、extremism的群体来攻击左鸡翅。它由trump的随口一说和随后几天极右鸡翅网站的专栏开始。最开始只是一种模糊的、哪里都可以用的攻击，后来采用了一种p马蹄理论的现代版本，再后来用来指一些同样具有讽刺语气、频繁使用meme、反对任何不以class为中心的identity politics的左鸡翅网络媒体。基本没有人用这个标签来描述自己，几乎是用来攻击一个不存在的运动。
对于liberals和中间派来说，另类右鸡翅和另类左鸡翅所蕴含的道德等价使他们能够把自己包装为进步p价值真正的火炬手，不单单能对抗另类右鸡翅，还能对抗另类左鸡翅所谓的性别歧、racialism、年龄歧和在身份p上的装聋作哑。另外，这种一边是另类左鸡翅，一边是另类右鸡翅的二分框架使得liberals和中间派能够声称：
他们被夹在两种隐秘地有许多共同点的狂热分子之间。这将他们的liberalism，可能还包括一些“温和的republican人”，的独特品牌，打造为唯一合理的立场，而且是被另类们围攻的那种。
liberals和centrists因此能够将自己描绘为p房间里唯一的明智成年人。
在“另类右鸡翅”一词被谁创造、何时出现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一些记述将其追溯到2008年11月，paleoconservative人物Paul Gottfried在far右鸡翅H.L. Mencken Club发布的演讲，《另类右鸡翅的衰弱与崛起》。其它描述则认为是Richard Spencer创造了这个术语，Spencer本人也认为如此。2010年时Spencer用这个术语作为网站的域名，当时这个网站在语气上还偏好严肃、理智主义、受人尊敬的形象。后来他表示嫌这个词消极且相对主义，而且不想把自己的主意根基于传统左右划分。
尽管Spencer放弃了这个术语，接下来这个词继续偶尔出现在Reddit、4Chan等地方。在2015年，它出人意料地在社媒上爆发。这和早期的“另类右鸡翅”之间存在着核心区别，早期的核心是Spencer，后期“另类右鸡翅”的核心则是各种网络名人，而且没有披上体面、理智主义的外衣，拥抱网络troll文化的讽刺、挖苦、堕落幽默感，不像早期的“另类右鸡翅”一样在伪知识网站上发布冗长严肃的文章，而是通过politically incorrect和故意冒犯meme来交流。另类右鸡翅的顶峰是trump竞选时期。
Alt-lite（或Alt-light）则是另类右鸡翅用来贬义地描述那些同情，或者与另类右鸡翅有联系，但不表明白人翅上或反犹观点的人。他们在仇恨feminists、移民等方面与另类右鸡翅一致。他们会使用“言_自_”、political incorrectness等方式，声称自己的批评者过度敏感、不懂幽默，他们有更广泛的媒体影响力与更复杂的策略。它通常不是独立的，而是在alt-right的旗下。
Alt-Left则是个用来攻击的术语，试图通过声称左鸡翅中也有同样糟糕的、extremism的群体来攻击左鸡翅。它由trump的随口一说和随后几天极右鸡翅网站的专栏开始。最开始只是一种模糊的、哪里都可以用的攻击，后来采用了一种p马蹄理论的现代版本，再后来用来指一些同样具有讽刺语气、频繁使用meme、反对任何不以class为中心的identity politics的左鸡翅网络媒体。基本没有人用这个标签来描述自己，几乎是用来攻击一个不存在的运动。
对于liberals和中间派来说，另类右鸡翅和另类左鸡翅所蕴含的道德等价使他们能够把自己包装为进步p价值真正的火炬手，不单单能对抗另类右鸡翅，还能对抗另类左鸡翅所谓的性别歧、racialism、年龄歧和在身份p上的装聋作哑。另外，这种一边是另类左鸡翅，一边是另类右鸡翅的二分框架使得liberals和中间派能够声称：
他们被夹在两种隐秘地有许多共同点的狂热分子之间。这将他们的liberalism，可能还包括一些“温和的republican人”，的独特品牌，打造为唯一合理的立场，而且是被另类们围攻的那种。
liberals和centrists因此能够将自己描绘为p房间里唯一的明智成年人。
#德国在俄乌冲突中陷入自我否定# 【德国这一年，陷入在痛苦的“自我否定”中】俄乌冲突，忙坏欧洲。
而欧洲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要看德法。
在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朔尔茨领导的德国社民党、绿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就向基辅传递了政治支持，但在实质行动上却瞻前顾后，犹豫拖延。如此“挤牙膏”般的决策过程是内外因共同驱动的结果，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国内的政党政治。
从外部看，泽连斯基政府能够挺过俄罗斯的第一波打击，是德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实质支持的前提——柏林的决策者在冲突爆发初期犹豫不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乌政府即将倒台，提供军援已毫无意义”的判断。此后的布查事件、俄对乌基础设施袭击和乌军的局部反攻，推动了德国以更积极姿态对乌援助、对俄制裁。这其中是不是有投机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另一方面，柏林对乌克兰的支持又始终遵循着限度。用朔尔茨的话说，援乌的目的是要“让俄罗斯输掉战争”——这和基辅讲的“乌克兰必须赢”有本质区别。柏林拒绝承诺支持乌克兰“赢得胜利”，言下之意是外交决策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不能反过来被乌方牵着鼻子走。特别是针对克里米亚问题，基辅对“战胜”的定义包括收回半岛，柏林虽坚持克里米亚主权归乌，却对基辅武力收复国土的主张含混其词，拒绝明确支持。
除俄乌双方外，塑造德国决策的重要外部因素还包括东欧和美国。
德国发挥国际影响力要依托团结而强大的欧盟。乌克兰危机使东欧安全成为关注焦点，波罗的海三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借机挑战德法对联盟的传统影响。德国在欧盟经济独大本已令东欧国家有很多怨气，现在后者进一步提出，德法无权在外交事务上扮演欧盟领导者角色。面对朔尔茨的谨慎克制和马克龙执意同普京保持联络，来自东欧的外交官轮番抱怨：西欧大国凭借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在欧盟里高谈阔论、隔岸观火，而我们挡在“抗俄”第一线，却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
对于这样的批评，法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应说：作为大国，我们所考虑的国家利益原本就与你们不同！类似的话，德国官员却说不出口，历史包袱是重要原因。德国羞于谈论国家利益，总是以欧盟为“掩护”扩展自身影响力。但如今欧盟的队伍越来越难带，德国为保持联盟的团结，不得不更多迁就东欧的利益诉求。
俄乌冲突加剧了欧盟东西南北方成员国在战略目标上的分歧，令德国对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努力心灰意冷。这种挫败感转而强化了柏林对美国的依附。
诚然，德国对跨大⻄洋同盟的认识并非天真。德美、欧美在地缘政治、经贸财⾦、绿色发展、网络空间等议题上都存在分歧和竞争。但考虑到周边高烈度冲突持续、欧洲长期依赖美国承担防务责任的现实，德国既无意愿、也无能⼒对美国的俄乌政策提出异议——提了也肯定会遭到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否决。欧盟“另起炉灶”实现独立自主不具可行性，依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为之付出⼀定代价，成为德国应对战乱和危机的最现实选择。
无论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美国、东欧，外部力量影响德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后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党政治发挥作用的。德国政府决策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国内有若干主张不同的党派联合执政。具体到对俄乌冲突的处置，柏林态度摇摆、犹豫不决，根源在于联合执政的三个政党之间和各党内部分歧突出。
具体来说，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掌握着总理府和内政、国防、发展合作等部委的决策。社民党外交思想的基石是上世纪60-70年代创立的所谓“新东方政策”。该政策主张德国同苏东国家（及后来的俄罗斯）缓和关系，通过政治接触和经贸往来维护欧洲和平，并逐步引导这些国家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德国的政界、学界和媒体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宣告“新东方政策”破产，指责社民党“以接触促变化”的思路不但没有使俄罗斯转变，反而纵容了其扩张野心。迫于压力，社民党不得不在痛苦的“自我否定”中筹划与俄罗斯的经贸、能源脱钩，并冒着火上浇油的风险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这些政策背离了社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外交主张，引发党内激烈争辩。
面对内部分裂，朔尔茨一年来左支右绌，尽最大努力求得党内团结。无论是酝酿对俄施加制裁，还是讨论对乌输送重型武器，社民党一直身陷窘境，穷于应付。
与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社民党相对，德国自民党是一个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中右翼政党。其对外政策较之社民党，带有更强的“西方民主对东方专制”的阵营对抗色彩。自民党主张对俄强硬不足为奇，但要看到，该党同时又是一个高调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党，崇尚小政府，拥抱全球化，重视工商界诉求。
在自民党的基本盘里，既有政治上激进的自由民权斗士，也有奉行商业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者”。前者扬言乌克兰“必须赢得战争”，呼吁欧美联手对俄祭出最强硬制裁，直至普京下台、政权更迭。后者则希望德国尽量远离俄乌冲突，不赞成搞“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经济制裁，反对不惜代价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经济补助、武器援助、移民生活费等）。
自民党党首林德纳在朔尔茨内阁出任财政部长。他在俄乌冲突中的行事主张同时体现了该党上述两种不同特质——既彰显了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意识形态豪情，又不时流露出精于算计的投机心理。
类似的内部矛盾在德国绿党身上同样显著。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外长贝尔伯克在绿党内属于温和的中左力量，其对外政策主张与自民党内的自由民权主义者相似，意识形态对立和制度对抗是主基调。出于对能源、环保、性别等议题的天然关注，绿党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是德国国内旗帜鲜明的反俄派。在默克尔执政后期，哈贝克和贝尔伯克作为绿党党首，从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和气候保护多个角度，强烈批评政府的对俄能源合作计划。俄乌冲突证实了他们的“先见之明”，令绿党声势大振。相比之下，社民党因其“新东方政策”被广泛质疑，在支持率上遭绿党步步紧逼。
但与此同时，哈贝克和贝尔伯克在就任经济和外交部长后，挑动阵营对抗，激化德俄对立，支持千亿欧元军费增加，拥抱北约战略扩张的做法，导致绿党内部反战、反北约的左派支持者持续出走，动摇了党的组织根基。绿党内的左翼力量指责两位前党首一朝在政府高就，便背弃了初心，党变成了中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化身，成为德国“最好战”的政党。可见，绿党的政治明星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激进派而出尽风头，却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党的分化，造成长久损失。
总之，在德国多党联合执政的制度安排下，不存在超脱于党派利益的国家利益。俄乌冲突使德国周边环境发生剧变，深刻影响了决策者对德国、欧盟和国际格局演变的认知。冲突爆发一年来，德国外交决策的迟缓被动、犹豫彷徨，甚至政出多门、相互矛盾，值得我们从其国内政治中进一步探寻根源。
（文/青年博士 王丁楠）
而欧洲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要看德法。
在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朔尔茨领导的德国社民党、绿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就向基辅传递了政治支持，但在实质行动上却瞻前顾后，犹豫拖延。如此“挤牙膏”般的决策过程是内外因共同驱动的结果，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国内的政党政治。
从外部看，泽连斯基政府能够挺过俄罗斯的第一波打击，是德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实质支持的前提——柏林的决策者在冲突爆发初期犹豫不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乌政府即将倒台，提供军援已毫无意义”的判断。此后的布查事件、俄对乌基础设施袭击和乌军的局部反攻，推动了德国以更积极姿态对乌援助、对俄制裁。这其中是不是有投机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另一方面，柏林对乌克兰的支持又始终遵循着限度。用朔尔茨的话说，援乌的目的是要“让俄罗斯输掉战争”——这和基辅讲的“乌克兰必须赢”有本质区别。柏林拒绝承诺支持乌克兰“赢得胜利”，言下之意是外交决策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不能反过来被乌方牵着鼻子走。特别是针对克里米亚问题，基辅对“战胜”的定义包括收回半岛，柏林虽坚持克里米亚主权归乌，却对基辅武力收复国土的主张含混其词，拒绝明确支持。
除俄乌双方外，塑造德国决策的重要外部因素还包括东欧和美国。
德国发挥国际影响力要依托团结而强大的欧盟。乌克兰危机使东欧安全成为关注焦点，波罗的海三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借机挑战德法对联盟的传统影响。德国在欧盟经济独大本已令东欧国家有很多怨气，现在后者进一步提出，德法无权在外交事务上扮演欧盟领导者角色。面对朔尔茨的谨慎克制和马克龙执意同普京保持联络，来自东欧的外交官轮番抱怨：西欧大国凭借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在欧盟里高谈阔论、隔岸观火，而我们挡在“抗俄”第一线，却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
对于这样的批评，法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应说：作为大国，我们所考虑的国家利益原本就与你们不同！类似的话，德国官员却说不出口，历史包袱是重要原因。德国羞于谈论国家利益，总是以欧盟为“掩护”扩展自身影响力。但如今欧盟的队伍越来越难带，德国为保持联盟的团结，不得不更多迁就东欧的利益诉求。
俄乌冲突加剧了欧盟东西南北方成员国在战略目标上的分歧，令德国对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努力心灰意冷。这种挫败感转而强化了柏林对美国的依附。
诚然，德国对跨大⻄洋同盟的认识并非天真。德美、欧美在地缘政治、经贸财⾦、绿色发展、网络空间等议题上都存在分歧和竞争。但考虑到周边高烈度冲突持续、欧洲长期依赖美国承担防务责任的现实，德国既无意愿、也无能⼒对美国的俄乌政策提出异议——提了也肯定会遭到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否决。欧盟“另起炉灶”实现独立自主不具可行性，依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为之付出⼀定代价，成为德国应对战乱和危机的最现实选择。
无论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美国、东欧，外部力量影响德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后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党政治发挥作用的。德国政府决策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国内有若干主张不同的党派联合执政。具体到对俄乌冲突的处置，柏林态度摇摆、犹豫不决，根源在于联合执政的三个政党之间和各党内部分歧突出。
具体来说，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掌握着总理府和内政、国防、发展合作等部委的决策。社民党外交思想的基石是上世纪60-70年代创立的所谓“新东方政策”。该政策主张德国同苏东国家（及后来的俄罗斯）缓和关系，通过政治接触和经贸往来维护欧洲和平，并逐步引导这些国家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德国的政界、学界和媒体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宣告“新东方政策”破产，指责社民党“以接触促变化”的思路不但没有使俄罗斯转变，反而纵容了其扩张野心。迫于压力，社民党不得不在痛苦的“自我否定”中筹划与俄罗斯的经贸、能源脱钩，并冒着火上浇油的风险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这些政策背离了社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外交主张，引发党内激烈争辩。
面对内部分裂，朔尔茨一年来左支右绌，尽最大努力求得党内团结。无论是酝酿对俄施加制裁，还是讨论对乌输送重型武器，社民党一直身陷窘境，穷于应付。
与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社民党相对，德国自民党是一个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中右翼政党。其对外政策较之社民党，带有更强的“西方民主对东方专制”的阵营对抗色彩。自民党主张对俄强硬不足为奇，但要看到，该党同时又是一个高调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党，崇尚小政府，拥抱全球化，重视工商界诉求。
在自民党的基本盘里，既有政治上激进的自由民权斗士，也有奉行商业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者”。前者扬言乌克兰“必须赢得战争”，呼吁欧美联手对俄祭出最强硬制裁，直至普京下台、政权更迭。后者则希望德国尽量远离俄乌冲突，不赞成搞“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经济制裁，反对不惜代价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经济补助、武器援助、移民生活费等）。
自民党党首林德纳在朔尔茨内阁出任财政部长。他在俄乌冲突中的行事主张同时体现了该党上述两种不同特质——既彰显了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意识形态豪情，又不时流露出精于算计的投机心理。
类似的内部矛盾在德国绿党身上同样显著。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外长贝尔伯克在绿党内属于温和的中左力量，其对外政策主张与自民党内的自由民权主义者相似，意识形态对立和制度对抗是主基调。出于对能源、环保、性别等议题的天然关注，绿党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是德国国内旗帜鲜明的反俄派。在默克尔执政后期，哈贝克和贝尔伯克作为绿党党首，从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和气候保护多个角度，强烈批评政府的对俄能源合作计划。俄乌冲突证实了他们的“先见之明”，令绿党声势大振。相比之下，社民党因其“新东方政策”被广泛质疑，在支持率上遭绿党步步紧逼。
但与此同时，哈贝克和贝尔伯克在就任经济和外交部长后，挑动阵营对抗，激化德俄对立，支持千亿欧元军费增加，拥抱北约战略扩张的做法，导致绿党内部反战、反北约的左派支持者持续出走，动摇了党的组织根基。绿党内的左翼力量指责两位前党首一朝在政府高就，便背弃了初心，党变成了中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化身，成为德国“最好战”的政党。可见，绿党的政治明星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激进派而出尽风头，却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党的分化，造成长久损失。
总之，在德国多党联合执政的制度安排下，不存在超脱于党派利益的国家利益。俄乌冲突使德国周边环境发生剧变，深刻影响了决策者对德国、欧盟和国际格局演变的认知。冲突爆发一年来，德国外交决策的迟缓被动、犹豫彷徨，甚至政出多门、相互矛盾，值得我们从其国内政治中进一步探寻根源。
（文/青年博士 王丁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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