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与赵冬梅教授商榷：王安石有没有“封住批评者的口”？】
赵冬梅教授的大著《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谈到王安石与宋神宗如何极力打击异己，让我先原文照录：
对批评者，王安石和神宗的打击是毫不容情的。相对于后来赤裸裸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而言，神宗时代对反对派的打击还算是温和的，基本上是赶走了事。但是，专制主义的蛮横任性却已经清晰可见。王安石推荐李常为谏官，本来是希望他为新法鼓与呼，结果李常却对青苗等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吕惠卿私下找到李常，威胁他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这样近似于流氓的威胁，至少在我看到的文字记载上，是北宋政治中的第一次。斯文扫地了。跟王安石本来就有过节的开封知府郑獬想要面见皇帝，挑战王安石的法令，结果趁两个宰相不在家，王安石自己动手，越俎代庖，签署了郑獬的调令，釜底抽薪，没等郑獬开口就把他拿掉了。前任宰相富弼，因为拒不推行青苗法，竟然在退闲之后遭到贬官处分。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首都设置了“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进入“危辱时代”。
四个例子，铿锵有力，足以说明王安石耍起权力来真够“蛮横任性”。第一个例，吕惠卿威胁李常，我同意赵教授的评价：真的是斯文扫地了。不过，这事究竟是吕惠卿自作主张，还是受王安石指使，亦尚未可知。其余三个例子，则都大有可议之处，郑獬被罢与富弼受处分两事，以后另撰文讨论，这里先跟赵老师商榷的是置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一事。
熙宁变法期间，朝廷有没有设置逻卒、伺察谤议时政者？按南宋人的记述，有。如吕中《宋大事记讲义》载：“熙宁五年正月，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罪之。此商鞅议令之罚，而安石亦为之。”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载：“熙宁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 元人修《宋史》，也沿袭这一说法：“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言之凿凿。赵教授的例证即援引自《宋史》，言之有据。
《讲义》与《备要》的这一记载又来源于哪里呢？这个问题值得考据一下，因为经过溯源，我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对“置京城逻卒”叙事的溯源，可先查阅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长编”的体例决定了它的编撰特点是宁繁毋简、事无巨细、有闻必录、述而不作，使用的材料多是原始记录，对文人笔记的引用比较审慎，史料价值极高。而且，李焘的个人立场倾向于保守派，他不可能会偏袒王安石。
那么李焘有没有记录下“置京城逻卒”之事？也有。《长编》卷二百二十九载：“是月（熙宁五年五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这里的皇城司卒，即是《讲义》《备要》《宋史》所记的逻卒。两者是同义的。但《长编》使用的动词是“命”，《讲义》《备要》《宋史》则用了“置”，赵冬梅教授也延用《宋史》的说法，说是“设置”。“命”与“置”的涵义是大不一样的，“置”意味着逻卒是神宗朝创设的，宋神宗与王安石是始作俑者。但实际上，宋初已有皇城司这一机构，也很早就配置了逻卒，其职责就是伺探情报。《长编》用“命”，无疑更为准确。这一细微而关键的差异，赵教授似乎未察。
更重要的是，《长编》在记录“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一事时，还特别注明：“此据司马光日记，系（熙宁）五年正月末事，今附见此，更详考之。”李焘毕竟是史学大家，有着史家的审慎，注明了信源是司马光，并提出应该“更详考之”，因为司马光的日记并不是原始资料，且缺乏旁证，所以只能“附见此”，尚不可全信。
查《温公日记》，果然熙宁五年正月条记有：“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不过，这里司马光并未明言是王安石派置了皇城司逻卒。到了熙宁七年四月，因神宗下诏求言，司马光上札子攻击新法，便毫不客气地将矛头直指“执政之臣”（即王安石）了：“又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牓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赵冬梅教授在《大宋之法》中也引述过司马光的这份札子，并作了生动的翻译：“（为了封住批评者的口）又偷偷派出逻卒，到市场上去，到道路上去，偷听人们的闲谈，遇有谤议新法的，立即抓起来行刑。街头挂出了榜文，悬立赏格，鼓励告发诽谤朝政的人。”
赵老师还将司马光的札子赞为“狮子吼”。但假如司马光指控不实，是不是就有点辜负赵老师的赞誉了呢？所以这里我们要探究一下司马光的这一指控是否可靠。先说我的结论：不可靠。因为熙宁五年，司马光已经远离京城，隐居于洛阳，京城之事显然是他道听途说的。而熙宁年间，为抹黑王安石变法，反对变法的士大夫捏造了许多谣言，朝野上下，流言满天飞。
其中的一个流言版本记录在林希的《野史》中：民间有人伪造了司马光的书信，诋毁王安石尤甚，神宗听说了，对左右说：“此决非光所为。”王安石却盛怒道：“此由光好传私书以买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倡之。”立即置狱穷究伪书信的来源，一查发现是皇城使沈惟恭的门客孙杞所伪造。再查下去，又发现沈惟恭经常跟孙杞谈论时事，“语常涉乘舆”，伪书信也是沈惟恭指使孙杞所作。最后，沈惟恭被流放海岛，孙杞被弃市。王安石兴此大狱，意在“深禁民间私议己者”。次年，变法派的曾孝宽又提了一个建议：“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于是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
治宋史的学人都知道，林希《野史》的可信度极低，收集的多是诋毁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流言蜚语、不实传闻、抹黑材料。如沈惟恭一案，实跟王安石无关，沈惟恭是因为干请恩泽不得，心生怨恨，指使门客孙棐（林希误记为孙杞）伪造司马光的奏稿，非议时政，诅咒宋神宗：“天不祐陛下，致圣嗣不育”。沈惟恭还将伪奏稿拿出来示人，结果被閤门使李评获悉，李评报告了神宗，沈惟恭、孙棐伪造奏稿、指斥乘舆之事这才败露（《长编》对此有明确记载）。而李评却是王安石极讨厌的一个人。
林希《野史》称沈惟恭案发生后，曾孝宽“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这也是不实的谣言，因为事实是，曾孝宽报告王安石的事情无关民间怨语，而关乎军营隐秘：“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至云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或手持文书，似欲邀车驾陈诉者。”时为熙宁四年末或熙宁五年初。于是在熙宁五年正月的一次早朝上，王安石将此事提出来讨论。
枢密使文彦博趁机打击新法：“近日朝廷多更张，人情汹汹非一。”
王安石说：“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又恐摇动士众为患。”事关煽动士兵造反，这种事情在任何时代都会受“深察”。
神宗皇帝决定查出煽动造反的主谋姓名。枢密院提议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帅负责调查；王安石则提请委皇城司；神宗说：“不如付之开封府。”最终神宗决定由皇城司派逻卒暗中刺探兵营动向，开封府则负责审讯。
数月后，熙宁五年十一月，参知政事冯京反映说：“皇城司近差探事人多，人情颇不安。”
神宗说：“人数止如旧，探事亦不多，蓝元震（时任皇城使）又小心，缘都不敢乞取（受贿枉法），故诸司不安。”
执政团队说：“外间以为若十日不探到事即决杖，故多捃摭细碎。”外间传言，皇城司逻卒若十日探不到情报，就要被打板子，所以逻卒便四处搜罗细事、罗织罪名。
神宗说：“初无此处分。此辈本令专探军中事，若军中事但严告捕之法，亦可以防变。”强调只是让皇城司刺探军中煽动造反之事。
王安石说：“专令探军中事即无妨，若恃此辈伺察外事，恐不免作过。孙权、曹操用法至严，动辄诛杀，然用赵逵、吕壹之徒，皆能作奸乱政。陛下宽仁，不忍诛罚，焉能保此辈不作奸？三代圣王且不论，如汉高祖、唐太宗已不肯为孙权、曹操所为，但明示好恶赏罚，使人臣皆忠信，不敢诞谩，天下事安有蔽匿不闻者？细碎事纵不闻，何损于治体？欲闻细碎事，却致此辈作奸，即所损治体不细。”
可见王安石是明确反对让逻卒“伺察外事”、“闻细碎事”的，他不可能为堵住别人的嘴而指使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深禁民间私议己者”。
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王安石不赞成钳制人言——那是熙宁六年，枢密副使吴充给神宗提了一个议案：“朝廷开广言路，微至于庶人皂隶，苟有可言，皆得上闻，此至公之谊也。而比来士大夫辄以书启或家信投有位，其间排诋营救，增饰事情，嫌爱在心，言无忌惮，因缘闻达，以快私欲。虽朝廷必加审核，至蒙原察，则被诬之人亦已困辱。且排诋者既难于反坐，营救者又阴以为德，含沙射人，束缊还妇，怀阴害以中良善，托公谊以售私恩，此风浸成，实黯圣政。乞有司申严法禁，庶惩薄俗。”
吴充的意思是，为避免有人“言无忌惮，因缘闻达，以快私欲”，朝廷应该立法严禁士庶投书高官。神宗采纳了吴充之议，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并遵立条制”。但王安石告诉神宗，没有必要设立限制言路的法禁：“尧、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诞谩，自不须多立法禁。”这便是王安石对人言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熙宁五年初，皇城司确实派出逻卒“探事”，但指挥皇城司的人当是神宗皇帝，或者是枢密院长官，而不可能是宰相王安石；皇城司逻卒的数目也不可能是“七千余人”，因为熙宁五年皇城司的整个编制也才三千多人 ，“七千余人”当为“七十余人”之讹；而且，这些逻卒的“探事”范围也有限制：“专探军中事”，以防有将士密谋不轨，并不是“伺察外事”、“捃摭细碎”。
可是，别有用心者却谣称是王安石为钳制人口，“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云云。这类流言从京城传到洛阳，司马光听信了，不但记入日记，而且在奏疏中将锅直接扣到王安石头上。
由于反对派热衷于造谣传谣，司马光道听途说又信以为真，南宋以降史家以讹传讹，王安石便背上了钳制人言的大黑锅。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不少宋史研究者也听信司马光一面之词，不作考证，认定王安石派了皇城司逻卒，伺察于市井间，发现哪个人讪谤新法，就立即抓起来治罪。却不想想：宋朝的皇城司直隶于内廷与枢密院，非中书所能指挥，况且枢密院的长官还是王安石的死对头文彦博，岂有可能听命于王安石？再者，以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自负，又怎么会浪费心力去理会市井间的议论？
基于上面的考据与分析，我相信，王安石变法期间，东京尚不至于“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也不至于“进入危辱时代”。
原文出处：https://t.cn/A6OU9KDK
（原创 吴钩本人 我们都爱宋朝 ）
【与赵冬梅教授商榷：王安石有没有“封住批评者的口”？】
赵冬梅教授的大著《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谈到王安石与宋神宗如何极力打击异己，让我先原文照录：
对批评者，王安石和神宗的打击是毫不容情的。相对于后来赤裸裸的政治清洗、政治迫害而言，神宗时代对反对派的打击还算是温和的，基本上是赶走了事。但是，专制主义的蛮横任性却已经清晰可见。王安石推荐李常为谏官，本来是希望他为新法鼓与呼，结果李常却对青苗等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吕惠卿私下找到李常，威胁他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这样近似于流氓的威胁，至少在我看到的文字记载上，是北宋政治中的第一次。斯文扫地了。跟王安石本来就有过节的开封知府郑獬想要面见皇帝，挑战王安石的法令，结果趁两个宰相不在家，王安石自己动手，越俎代庖，签署了郑獬的调令，釜底抽薪，没等郑獬开口就把他拿掉了。前任宰相富弼，因为拒不推行青苗法，竟然在退闲之后遭到贬官处分。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首都设置了“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进入“危辱时代”。
四个例子，铿锵有力，足以说明王安石耍起权力来真够“蛮横任性”。第一个例，吕惠卿威胁李常，我同意赵教授的评价：真的是斯文扫地了。不过，这事究竟是吕惠卿自作主张，还是受王安石指使，亦尚未可知。其余三个例子，则都大有可议之处，郑獬被罢与富弼受处分两事，以后另撰文讨论，这里先跟赵老师商榷的是置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一事。
熙宁变法期间，朝廷有没有设置逻卒、伺察谤议时政者？按南宋人的记述，有。如吕中《宋大事记讲义》载：“熙宁五年正月，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罪之。此商鞅议令之罚，而安石亦为之。”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载：“熙宁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 元人修《宋史》，也沿袭这一说法：“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言之凿凿。赵教授的例证即援引自《宋史》，言之有据。
《讲义》与《备要》的这一记载又来源于哪里呢？这个问题值得考据一下，因为经过溯源，我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对“置京城逻卒”叙事的溯源，可先查阅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长编”的体例决定了它的编撰特点是宁繁毋简、事无巨细、有闻必录、述而不作，使用的材料多是原始记录，对文人笔记的引用比较审慎，史料价值极高。而且，李焘的个人立场倾向于保守派，他不可能会偏袒王安石。
那么李焘有没有记录下“置京城逻卒”之事？也有。《长编》卷二百二十九载：“是月（熙宁五年五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这里的皇城司卒，即是《讲义》《备要》《宋史》所记的逻卒。两者是同义的。但《长编》使用的动词是“命”，《讲义》《备要》《宋史》则用了“置”，赵冬梅教授也延用《宋史》的说法，说是“设置”。“命”与“置”的涵义是大不一样的，“置”意味着逻卒是神宗朝创设的，宋神宗与王安石是始作俑者。但实际上，宋初已有皇城司这一机构，也很早就配置了逻卒，其职责就是伺探情报。《长编》用“命”，无疑更为准确。这一细微而关键的差异，赵教授似乎未察。
更重要的是，《长编》在记录“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一事时，还特别注明：“此据司马光日记，系（熙宁）五年正月末事，今附见此，更详考之。”李焘毕竟是史学大家，有着史家的审慎，注明了信源是司马光，并提出应该“更详考之”，因为司马光的日记并不是原始资料，且缺乏旁证，所以只能“附见此”，尚不可全信。
查《温公日记》，果然熙宁五年正月条记有：“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不过，这里司马光并未明言是王安石派置了皇城司逻卒。到了熙宁七年四月，因神宗下诏求言，司马光上札子攻击新法，便毫不客气地将矛头直指“执政之臣”（即王安石）了：“又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牓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赵冬梅教授在《大宋之法》中也引述过司马光的这份札子，并作了生动的翻译：“（为了封住批评者的口）又偷偷派出逻卒，到市场上去，到道路上去，偷听人们的闲谈，遇有谤议新法的，立即抓起来行刑。街头挂出了榜文，悬立赏格，鼓励告发诽谤朝政的人。”
赵老师还将司马光的札子赞为“狮子吼”。但假如司马光指控不实，是不是就有点辜负赵老师的赞誉了呢？所以这里我们要探究一下司马光的这一指控是否可靠。先说我的结论：不可靠。因为熙宁五年，司马光已经远离京城，隐居于洛阳，京城之事显然是他道听途说的。而熙宁年间，为抹黑王安石变法，反对变法的士大夫捏造了许多谣言，朝野上下，流言满天飞。
其中的一个流言版本记录在林希的《野史》中：民间有人伪造了司马光的书信，诋毁王安石尤甚，神宗听说了，对左右说：“此决非光所为。”王安石却盛怒道：“此由光好传私书以买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倡之。”立即置狱穷究伪书信的来源，一查发现是皇城使沈惟恭的门客孙杞所伪造。再查下去，又发现沈惟恭经常跟孙杞谈论时事，“语常涉乘舆”，伪书信也是沈惟恭指使孙杞所作。最后，沈惟恭被流放海岛，孙杞被弃市。王安石兴此大狱，意在“深禁民间私议己者”。次年，变法派的曾孝宽又提了一个建议：“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于是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
治宋史的学人都知道，林希《野史》的可信度极低，收集的多是诋毁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流言蜚语、不实传闻、抹黑材料。如沈惟恭一案，实跟王安石无关，沈惟恭是因为干请恩泽不得，心生怨恨，指使门客孙棐（林希误记为孙杞）伪造司马光的奏稿，非议时政，诅咒宋神宗：“天不祐陛下，致圣嗣不育”。沈惟恭还将伪奏稿拿出来示人，结果被閤门使李评获悉，李评报告了神宗，沈惟恭、孙棐伪造奏稿、指斥乘舆之事这才败露（《长编》对此有明确记载）。而李评却是王安石极讨厌的一个人。
林希《野史》称沈惟恭案发生后，曾孝宽“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这也是不实的谣言，因为事实是，曾孝宽报告王安石的事情无关民间怨语，而关乎军营隐秘：“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至云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或手持文书，似欲邀车驾陈诉者。”时为熙宁四年末或熙宁五年初。于是在熙宁五年正月的一次早朝上，王安石将此事提出来讨论。
枢密使文彦博趁机打击新法：“近日朝廷多更张，人情汹汹非一。”
王安石说：“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又恐摇动士众为患。”事关煽动士兵造反，这种事情在任何时代都会受“深察”。
神宗皇帝决定查出煽动造反的主谋姓名。枢密院提议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帅负责调查；王安石则提请委皇城司；神宗说：“不如付之开封府。”最终神宗决定由皇城司派逻卒暗中刺探兵营动向，开封府则负责审讯。
数月后，熙宁五年十一月，参知政事冯京反映说：“皇城司近差探事人多，人情颇不安。”
神宗说：“人数止如旧，探事亦不多，蓝元震（时任皇城使）又小心，缘都不敢乞取（受贿枉法），故诸司不安。”
执政团队说：“外间以为若十日不探到事即决杖，故多捃摭细碎。”外间传言，皇城司逻卒若十日探不到情报，就要被打板子，所以逻卒便四处搜罗细事、罗织罪名。
神宗说：“初无此处分。此辈本令专探军中事，若军中事但严告捕之法，亦可以防变。”强调只是让皇城司刺探军中煽动造反之事。
王安石说：“专令探军中事即无妨，若恃此辈伺察外事，恐不免作过。孙权、曹操用法至严，动辄诛杀，然用赵逵、吕壹之徒，皆能作奸乱政。陛下宽仁，不忍诛罚，焉能保此辈不作奸？三代圣王且不论，如汉高祖、唐太宗已不肯为孙权、曹操所为，但明示好恶赏罚，使人臣皆忠信，不敢诞谩，天下事安有蔽匿不闻者？细碎事纵不闻，何损于治体？欲闻细碎事，却致此辈作奸，即所损治体不细。”
可见王安石是明确反对让逻卒“伺察外事”、“闻细碎事”的，他不可能为堵住别人的嘴而指使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深禁民间私议己者”。
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王安石不赞成钳制人言——那是熙宁六年，枢密副使吴充给神宗提了一个议案：“朝廷开广言路，微至于庶人皂隶，苟有可言，皆得上闻，此至公之谊也。而比来士大夫辄以书启或家信投有位，其间排诋营救，增饰事情，嫌爱在心，言无忌惮，因缘闻达，以快私欲。虽朝廷必加审核，至蒙原察，则被诬之人亦已困辱。且排诋者既难于反坐，营救者又阴以为德，含沙射人，束缊还妇，怀阴害以中良善，托公谊以售私恩，此风浸成，实黯圣政。乞有司申严法禁，庶惩薄俗。”
吴充的意思是，为避免有人“言无忌惮，因缘闻达，以快私欲”，朝廷应该立法严禁士庶投书高官。神宗采纳了吴充之议，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并遵立条制”。但王安石告诉神宗，没有必要设立限制言路的法禁：“尧、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诞谩，自不须多立法禁。”这便是王安石对人言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熙宁五年初，皇城司确实派出逻卒“探事”，但指挥皇城司的人当是神宗皇帝，或者是枢密院长官，而不可能是宰相王安石；皇城司逻卒的数目也不可能是“七千余人”，因为熙宁五年皇城司的整个编制也才三千多人 ，“七千余人”当为“七十余人”之讹；而且，这些逻卒的“探事”范围也有限制：“专探军中事”，以防有将士密谋不轨，并不是“伺察外事”、“捃摭细碎”。
可是，别有用心者却谣称是王安石为钳制人口，“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云云。这类流言从京城传到洛阳，司马光听信了，不但记入日记，而且在奏疏中将锅直接扣到王安石头上。
由于反对派热衷于造谣传谣，司马光道听途说又信以为真，南宋以降史家以讹传讹，王安石便背上了钳制人言的大黑锅。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不少宋史研究者也听信司马光一面之词，不作考证，认定王安石派了皇城司逻卒，伺察于市井间，发现哪个人讪谤新法，就立即抓起来治罪。却不想想：宋朝的皇城司直隶于内廷与枢密院，非中书所能指挥，况且枢密院的长官还是王安石的死对头文彦博，岂有可能听命于王安石？再者，以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自负，又怎么会浪费心力去理会市井间的议论？
基于上面的考据与分析，我相信，王安石变法期间，东京尚不至于“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也不至于“进入危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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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权有术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明代宦官刘瑾（中）
正德三年，刘瑾，又以雍泰事件，消灭了一批异己。雍泰也是陕西兴平人，是很有干才的闲住都御史，大家纷纷推荐。刘瑾觉得既是同乡必能三分向，就起用了他。可是雍泰偏不买帐，说是"进退在天，刘瑾能把我怎么样！"刘瑾听说后就把任南京户部尚书仅4天的雍泰罢官，把先后推荐雍泰的前朝重臣马文升、刘大夏和尚书许进等都削职为民或者充军。刘大夏已经退休，逮捕他时，正在园中锄草，闻命即骑驴上路。
大规模的迫害发生在5个月以后。正德二年三月，颁示奸党名单，包括王岳等3名内臣、两位大学士、3名尚书、两名都御史、1名郎中、4名主事检讨，16名给事中、25名御史共53人，说他们颠倒是非，彼此勾结。命令"吏部查令致仕"。全体朝臣跪在金水桥南听读诏书。由此可见，一时被骂做奸臣的，或许正是被奸臣骂的忠臣。
刘瑾打击面很大，凡不投心对意的都不能见容。
正德三年，不肯给刘瑾送礼见面又不跪的御史涂祯被锦衣卫廷杖伤重死在大狱，还征索其子涂朴代父充军。三边都御史杨一清治边有功。因与刘有隔阂而被罢官。当年夏天，为追查一封攻击刘瑾的匿名信，竟下令朝官跪在赤日炎炎的奉天门外。连太监李荣都看不过，偷着扔冰块给朝官解渴。晒昏的拖走，中暑死了3人。当晚，300名五品以下官员，都被关进监狱。在数千年封建社会史上这都是绝无仅有的。刘瑾又把同情朝官的太监李荣、黄伟撵出北京。刘瑾通知兴华知府张贵要求少年进士戴大宾离婚，好把侄女嫁给戴，张不干，也被罢官。
为了进一步迫害异己，刘瑾强化了专政机构和刑法。正德三年，刘瑾设立了外行厂和内行厂，亲自统领；加上东厂西厂锦衣卫，爪牙遍布京城内外。创立一个犯法，四邻连逮制度，连隔河而居的也算邻居。
江南人赛龙舟，东厂太监谷大用，竟诬说造龙舟是御物而大肆抄家。廷杖朝臣，明初施刑时都要裹盖厚毡，不过表示羞辱而已。
自刘瑾开始让犯官脱衣赤体受杖血肉横飞，露筋见骨，打死人是常见的。南京给事中戴铣立毙杖下。蒋钦3次上疏，3次被杖九十，死在狱中。刘瑾并开创制作150斤巨枷，让犯官大枷立于街头示众，数日一月不等。因小事儿而受枷者也非常之多。因违规坐轿，因赴任迟到，都会被套上重枷，在苦雨炎日或寒风大雪中受刑，不死也得吐血残废。厂卫为求得到刘瑾欢心，搜罗侦缉，到处逞凶，连市井磨工、卖水的也被特务们赶出城外，无法为生，还命令寡妇都要嫁人，停枢没葬的都要烧掉，直闹得人人谈厂色变，惶惶不可终日。
正德四年一月，刘瑾采纳走狗李宪的建议，削夺了刘健、刘大夏等675人的诰敕。诰敕是皇帝给予功臣的殊荣或某种特许（如免死、免刑、免钱粮、准子孙继承官职），这就从根本上削夺并打击了他的反对派。刘如此倒行逆施，草菅人命，使得天怒人怨，有一次他对一个心腹说："我摧折的仕人太多了，天下的仇怨都集中到我身上，我不知往何处退身？"那个心腹劝他乘皇上无子的机会，选一个"幼而弱者"将来为帝，可以使他"长保富贵无忧"。然而他却妄想自己当皇帝。那个心腹觉得时机不成熟，因而不赞成。由此可见，杀人不眨眼的刘瑾也是虚弱的。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刘瑾打击异己的同时，培植了大批党羽。焦芳以大学士与刘勾结，公卿百官争相献媚取宠。一切取决于刘瑾，内阁不能再与司礼监"对柄"，几乎成了司礼监的"办公厅"。刘瑾网罗党羽，首先拔擢旧友和"功臣"。驱逐刘谢以后，即让焦芳进内阁，仍掌吏部尚书印，大学士兼吏部便有了真正宰相的权力，这是明朝废相以来所没有的。3年间焦芳由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再晋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凌驾在首辅大学士李东阳之上。曹元，在刑部任职时，救过刘瑾的命，至此之际，也火箭式地提拔起来。以兵部尚书兼提督京营，隔年拜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取代焦芳成为刘瑾插在内阁的钉子户。
刘瑾还挑选了不少新"朋友"，其途径五花八门。一种是以金钱为媒介的，象刘宇。刘宇经焦芳结识刘瑾，一次送给刘瑾几万两银子。那时，刘瑾刚发迹，收贿赂一笔不过几百两，因此大喜过望，立即授刘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升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一种是虚名远蜚的文过饰非者，用以携起手来欺世盗名。张彩早期名声很不错，与刘瑾同乡，也是焦芳推荐的。张彩"高冠鲜衣，白晰修伟，须眉蔚然，词辩泉涌"，又漂亮又会讲话，连标致而且口齿伶俐的刘太监也为之倾倒，拉住他的手说："您是神人啊，我怎么才遇到您呢？"立即授予张彩文选郎，忙得吏部只好追回任命另一人为文选郎的公文。
文选郎是吏部负责全国文官考核升降的，权力很大，连尚书刘宇也看他的脸色行事。不到一年，张彩又升任吏部尚书，"自郎暑而长六部"，又加太子太保，威风大得很，成为刘瑾的谋士，颇为器重。
刘瑾总是以个人的好恶来用人或处理国家大事，如他曾下令增加陕西举人名额100名，增加河南95名，原来陕、豫分别为刘瑾和焦芳的故乡。反之，他曾下令不许选用余姚人进京做官（余姚是刘健、谢迁的故乡），连早期经谢迁推荐的余姚人才也要下狱并追究推荐人的罪名。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焦芳给刘瑾送上一幅连环画，列举王安石、尹直等江西人"秉政乱国"，从而便提出了"江西人不能当京官"的"理论"，细推敲原来还有一层原因，焦芳怨恨的彭华是江西人！这样一来，"廷臣附瑾者甚众，"有史可查的便有80多名，上自阁老七卿，下至翰林御史，遍布朝廷，连首辅大学士李东阳也违心附合。
刘瑾败后，其党羽受到惩处，以至"朝署为清"。刘瑾受审时大叫："百官都出自我家，"实在不是大话和假话。自古以来趋炎附势构成的政治集团，都是社会的癌病灶，是祸国殃民的群体。刘瑾集团的每一分子都是丑恶无耻之徒，个个助纣为虐，人人坏事干绝。
焦芳是个政治流氓，告密诬陷什么都干。《明史本传》说"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茶毒缙绅，皆芳导之。"刘宇对御史籍制很紧，替刘瑾打倒吏部尚书许进，毫无正义可言。韩福"一心事瑾"，按刘瑾的旨意，办案十分严酷，一次弹劾湖广巡抚以下1200名官员，举朝震骇。他把自己在湖广聚敛的财物的一部分送给刘瑾。张龙查得4石马料豆霉烂，便罚辽东地方官送米300石。李宪一个建议被刘瑾采纳，削夺刘健、刘大夏等670名官员的诰敕。刘瑾善于随机应变，总是示人假象，而且往往可以一箭数雕。当时，多数官员在京城举债贿赂刘瑾，得官升官到任后，便盗取国库还债，再搜刮民财以补漏洞。这种做法被称为"京债"。
张彩觉得这样不利于刘瑾的"形象"，便劝说他："京债的十分之一给您、十倍的怨恨也都推给了您，何必敛怨呢？"刘瑾制定了一个极其毒辣的计策。他派14名御史到各地盘查官库。同时张张扬扬地把按老规矩送礼的欧阳云等下狱治罪。盘查御史们按刘瑾意图，牵瓜引蔓地弹劾他的怨敌。查劾边疆军仓，都御史周南、马中锡等被下狱；勘察盐课时，一次就处分了尚书王佐等173名官吏，前都御史钱钺等3家抄没，刘宪杖击而死。
刘瑾整治异己总是持久经常而深入，或削籍为民，或罚米输边，或逮捕下狱，或追夺诰敕，或杖击暗杀，或抄家籍没，或累及父子，甚至亲邻。这样一来，既可表明刘瑾嫉贪恨贿；又可污蔑政敌贪贿狼藉：三可逼索到大量钱财，时还可以在经济上使政敌破产。
刘瑾一伙的人格十分低下。焦芳称刘瑾"千岁"，自称"门下"；张彩称刘瑾为"老者"；朱恩则自称"门下小厮"；李宪揣一块银子，隔几天便向人炫耀："这是刘公赏我的"。刘瑾深谙控制这些走狗的办法。刘宇在兵部势大，就用只会喝洒谐谑的曹元取代他；焦氏父子的权势渐渐膨胀，刘瑾就指使张采揭露他们的丑事，然后，通焦芳退休……刘瑾统帅驾驭着这么一群人间丑类，干尽了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坏事。
刘瑾并不满足于这种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局面，他的政治野心非常之大，为此他煞费苦心，实施了一系列的篡权窃国的措施：搁置起弘治帝遗命书；保留了宦官监督京军的权力；自领内厂，控制锦衣卫，把京城的军、特（厂、卫）两大系统牢牢抓在手里；盘查天下军民府库，使郡县积储空匮，削弱6了地方反抗力量：号令"全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
正德三年，刘瑾，又以雍泰事件，消灭了一批异己。雍泰也是陕西兴平人，是很有干才的闲住都御史，大家纷纷推荐。刘瑾觉得既是同乡必能三分向，就起用了他。可是雍泰偏不买帐，说是"进退在天，刘瑾能把我怎么样！"刘瑾听说后就把任南京户部尚书仅4天的雍泰罢官，把先后推荐雍泰的前朝重臣马文升、刘大夏和尚书许进等都削职为民或者充军。刘大夏已经退休，逮捕他时，正在园中锄草，闻命即骑驴上路。
大规模的迫害发生在5个月以后。正德二年三月，颁示奸党名单，包括王岳等3名内臣、两位大学士、3名尚书、两名都御史、1名郎中、4名主事检讨，16名给事中、25名御史共53人，说他们颠倒是非，彼此勾结。命令"吏部查令致仕"。全体朝臣跪在金水桥南听读诏书。由此可见，一时被骂做奸臣的，或许正是被奸臣骂的忠臣。
刘瑾打击面很大，凡不投心对意的都不能见容。
正德三年，不肯给刘瑾送礼见面又不跪的御史涂祯被锦衣卫廷杖伤重死在大狱，还征索其子涂朴代父充军。三边都御史杨一清治边有功。因与刘有隔阂而被罢官。当年夏天，为追查一封攻击刘瑾的匿名信，竟下令朝官跪在赤日炎炎的奉天门外。连太监李荣都看不过，偷着扔冰块给朝官解渴。晒昏的拖走，中暑死了3人。当晚，300名五品以下官员，都被关进监狱。在数千年封建社会史上这都是绝无仅有的。刘瑾又把同情朝官的太监李荣、黄伟撵出北京。刘瑾通知兴华知府张贵要求少年进士戴大宾离婚，好把侄女嫁给戴，张不干，也被罢官。
为了进一步迫害异己，刘瑾强化了专政机构和刑法。正德三年，刘瑾设立了外行厂和内行厂，亲自统领；加上东厂西厂锦衣卫，爪牙遍布京城内外。创立一个犯法，四邻连逮制度，连隔河而居的也算邻居。
江南人赛龙舟，东厂太监谷大用，竟诬说造龙舟是御物而大肆抄家。廷杖朝臣，明初施刑时都要裹盖厚毡，不过表示羞辱而已。
自刘瑾开始让犯官脱衣赤体受杖血肉横飞，露筋见骨，打死人是常见的。南京给事中戴铣立毙杖下。蒋钦3次上疏，3次被杖九十，死在狱中。刘瑾并开创制作150斤巨枷，让犯官大枷立于街头示众，数日一月不等。因小事儿而受枷者也非常之多。因违规坐轿，因赴任迟到，都会被套上重枷，在苦雨炎日或寒风大雪中受刑，不死也得吐血残废。厂卫为求得到刘瑾欢心，搜罗侦缉，到处逞凶，连市井磨工、卖水的也被特务们赶出城外，无法为生，还命令寡妇都要嫁人，停枢没葬的都要烧掉，直闹得人人谈厂色变，惶惶不可终日。
正德四年一月，刘瑾采纳走狗李宪的建议，削夺了刘健、刘大夏等675人的诰敕。诰敕是皇帝给予功臣的殊荣或某种特许（如免死、免刑、免钱粮、准子孙继承官职），这就从根本上削夺并打击了他的反对派。刘如此倒行逆施，草菅人命，使得天怒人怨，有一次他对一个心腹说："我摧折的仕人太多了，天下的仇怨都集中到我身上，我不知往何处退身？"那个心腹劝他乘皇上无子的机会，选一个"幼而弱者"将来为帝，可以使他"长保富贵无忧"。然而他却妄想自己当皇帝。那个心腹觉得时机不成熟，因而不赞成。由此可见，杀人不眨眼的刘瑾也是虚弱的。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刘瑾打击异己的同时，培植了大批党羽。焦芳以大学士与刘勾结，公卿百官争相献媚取宠。一切取决于刘瑾，内阁不能再与司礼监"对柄"，几乎成了司礼监的"办公厅"。刘瑾网罗党羽，首先拔擢旧友和"功臣"。驱逐刘谢以后，即让焦芳进内阁，仍掌吏部尚书印，大学士兼吏部便有了真正宰相的权力，这是明朝废相以来所没有的。3年间焦芳由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再晋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凌驾在首辅大学士李东阳之上。曹元，在刑部任职时，救过刘瑾的命，至此之际，也火箭式地提拔起来。以兵部尚书兼提督京营，隔年拜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取代焦芳成为刘瑾插在内阁的钉子户。
刘瑾还挑选了不少新"朋友"，其途径五花八门。一种是以金钱为媒介的，象刘宇。刘宇经焦芳结识刘瑾，一次送给刘瑾几万两银子。那时，刘瑾刚发迹，收贿赂一笔不过几百两，因此大喜过望，立即授刘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升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一种是虚名远蜚的文过饰非者，用以携起手来欺世盗名。张彩早期名声很不错，与刘瑾同乡，也是焦芳推荐的。张彩"高冠鲜衣，白晰修伟，须眉蔚然，词辩泉涌"，又漂亮又会讲话，连标致而且口齿伶俐的刘太监也为之倾倒，拉住他的手说："您是神人啊，我怎么才遇到您呢？"立即授予张彩文选郎，忙得吏部只好追回任命另一人为文选郎的公文。
文选郎是吏部负责全国文官考核升降的，权力很大，连尚书刘宇也看他的脸色行事。不到一年，张彩又升任吏部尚书，"自郎暑而长六部"，又加太子太保，威风大得很，成为刘瑾的谋士，颇为器重。
刘瑾总是以个人的好恶来用人或处理国家大事，如他曾下令增加陕西举人名额100名，增加河南95名，原来陕、豫分别为刘瑾和焦芳的故乡。反之，他曾下令不许选用余姚人进京做官（余姚是刘健、谢迁的故乡），连早期经谢迁推荐的余姚人才也要下狱并追究推荐人的罪名。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焦芳给刘瑾送上一幅连环画，列举王安石、尹直等江西人"秉政乱国"，从而便提出了"江西人不能当京官"的"理论"，细推敲原来还有一层原因，焦芳怨恨的彭华是江西人！这样一来，"廷臣附瑾者甚众，"有史可查的便有80多名，上自阁老七卿，下至翰林御史，遍布朝廷，连首辅大学士李东阳也违心附合。
刘瑾败后，其党羽受到惩处，以至"朝署为清"。刘瑾受审时大叫："百官都出自我家，"实在不是大话和假话。自古以来趋炎附势构成的政治集团，都是社会的癌病灶，是祸国殃民的群体。刘瑾集团的每一分子都是丑恶无耻之徒，个个助纣为虐，人人坏事干绝。
焦芳是个政治流氓，告密诬陷什么都干。《明史本传》说"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茶毒缙绅，皆芳导之。"刘宇对御史籍制很紧，替刘瑾打倒吏部尚书许进，毫无正义可言。韩福"一心事瑾"，按刘瑾的旨意，办案十分严酷，一次弹劾湖广巡抚以下1200名官员，举朝震骇。他把自己在湖广聚敛的财物的一部分送给刘瑾。张龙查得4石马料豆霉烂，便罚辽东地方官送米300石。李宪一个建议被刘瑾采纳，削夺刘健、刘大夏等670名官员的诰敕。刘瑾善于随机应变，总是示人假象，而且往往可以一箭数雕。当时，多数官员在京城举债贿赂刘瑾，得官升官到任后，便盗取国库还债，再搜刮民财以补漏洞。这种做法被称为"京债"。
张彩觉得这样不利于刘瑾的"形象"，便劝说他："京债的十分之一给您、十倍的怨恨也都推给了您，何必敛怨呢？"刘瑾制定了一个极其毒辣的计策。他派14名御史到各地盘查官库。同时张张扬扬地把按老规矩送礼的欧阳云等下狱治罪。盘查御史们按刘瑾意图，牵瓜引蔓地弹劾他的怨敌。查劾边疆军仓，都御史周南、马中锡等被下狱；勘察盐课时，一次就处分了尚书王佐等173名官吏，前都御史钱钺等3家抄没，刘宪杖击而死。
刘瑾整治异己总是持久经常而深入，或削籍为民，或罚米输边，或逮捕下狱，或追夺诰敕，或杖击暗杀，或抄家籍没，或累及父子，甚至亲邻。这样一来，既可表明刘瑾嫉贪恨贿；又可污蔑政敌贪贿狼藉：三可逼索到大量钱财，时还可以在经济上使政敌破产。
刘瑾一伙的人格十分低下。焦芳称刘瑾"千岁"，自称"门下"；张彩称刘瑾为"老者"；朱恩则自称"门下小厮"；李宪揣一块银子，隔几天便向人炫耀："这是刘公赏我的"。刘瑾深谙控制这些走狗的办法。刘宇在兵部势大，就用只会喝洒谐谑的曹元取代他；焦氏父子的权势渐渐膨胀，刘瑾就指使张采揭露他们的丑事，然后，通焦芳退休……刘瑾统帅驾驭着这么一群人间丑类，干尽了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坏事。
刘瑾并不满足于这种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局面，他的政治野心非常之大，为此他煞费苦心，实施了一系列的篡权窃国的措施：搁置起弘治帝遗命书；保留了宦官监督京军的权力；自领内厂，控制锦衣卫，把京城的军、特（厂、卫）两大系统牢牢抓在手里；盘查天下军民府库，使郡县积储空匮，削弱6了地方反抗力量：号令"全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
读书笔记18：富春江水流日长
——黄公望山水画评传
元朝黄公望81岁完成的《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在浙江省博物馆，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
黄公望本姓陆名坚，父母病故后过继给永嘉（今浙江温州）黄姓老翁为养子。黄公时年90余高龄，欣喜之余，喟然长叹：“吾望子久矣！”从此陆坚便有了盛传后世的名讳：名公望，字永久。为稻粱谋，黄公望被徐琰举荐为吏，协助张闾经营管理钱粮。张闾实行变革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被诬告“括田逼死人命。”黄公望为张闾辩污说理，被关进大狱，明白了世间事是没有是非曲直和黑白的。为此，他仿佛顿悟般灰心了仕途功名，一变而淡漠世事，成了个思想超然的方外之人。年届半百，黄公望从大狱里走出来，便决意避世隐居，改号“一峰”，自称“大痴道人”，入全真教，学道执卜，交游书画，过着浪迹江湖的自在日子。
较之人物画，中国画的山水写意在时间上要晚一些。最初只是人物画的背景呈现，画中人物和山水不成比例，人物巨大而山水较小。直到魏晋以后，始有纯粹的山水画面世，典型如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目前存世可见的最早的山水画。此后有唐代的大小李将军，五代的荆浩、关仝（北派画家）和董源、巨然（南派画家)等。宋代以后，更兴盛起一股文人画的风气，在那一抓一大把的山水画家里，元代的黄公望堪称文人画的代表人物。黄公望对人失望了，于是寄情山水。晚年结庐定居在富春江畔的筲箕泉边，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饱满光耀的一段时日，呕心沥血完成了大气磅礴的《富春山居图》，题款送给了好朋友无用师，后落入爱画如痴的沈周手中，后被朋友巧取赚走。不久，在一个古董铺子里，《富春山居图》待价而沽，可沈周凑不齐那笔巨款，被苏州节推樊舜举买去。此后，几经流转，有谈志伊、董其昌、吴之炬，儿子吴洪裕。
吴洪裕痴爱《富春山居图》，“国变时”，置万贯家财不顾，唯独随身携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的《千字文真迹》两袖珍品，在清军铁蹄前四处逃乱。待世事安静，吴洪裕回宜兴故里，出资为《富春山居图》盖了一座“富春轩”，弥留之际，仆人按遗嘱烧掉了智永法师的《千字文真迹》，接着烧《富春山居图》，侄子吴静庵急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以另一幅换下了《富春山居图》，可惜画作历史地一分为二。前一截仅余下一尺六寸。1652年新安才子吴寄谷得到取名《剩山图》，1669年自觉地让给了王廷宾，几经流转，民国年间，吴湖帆偶得于战火中，1956年作了第一次展出，被沙孟海说服，归藏浙江省博物馆。后一截《无用师》卷，总共约有二丈长。从宜兴吴家流散出来后，历经季寓庸、高士奇、王鸿绪、安岐诸人之手。1746年，成为乾隆的收藏。“十全老人”乾隆帝竟以为假的置之一旁。因为此前一年，他从民间征集到一幅（图三），以假为真，在上面钤了好多印玺，还在空白处题写了诗句。
皇权至上，无人指正，实在可笑又可怜。想起《红楼梦》22回下（细说红楼49：16），元春猜灯谜，众姐妹都“胡乱说，猜到了。”做娘娘位高权重，很难听到真话，即便错了也无人告知，只会一直蒙昧下去，岂不悲哉！
有人评价《富春山居图》，“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十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极矣”，“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整幅画以意使法，咫尺千里，观者无不叹为观止。
——黄公望山水画评传
元朝黄公望81岁完成的《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在浙江省博物馆，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
黄公望本姓陆名坚，父母病故后过继给永嘉（今浙江温州）黄姓老翁为养子。黄公时年90余高龄，欣喜之余，喟然长叹：“吾望子久矣！”从此陆坚便有了盛传后世的名讳：名公望，字永久。为稻粱谋，黄公望被徐琰举荐为吏，协助张闾经营管理钱粮。张闾实行变革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被诬告“括田逼死人命。”黄公望为张闾辩污说理，被关进大狱，明白了世间事是没有是非曲直和黑白的。为此，他仿佛顿悟般灰心了仕途功名，一变而淡漠世事，成了个思想超然的方外之人。年届半百，黄公望从大狱里走出来，便决意避世隐居，改号“一峰”，自称“大痴道人”，入全真教，学道执卜，交游书画，过着浪迹江湖的自在日子。
较之人物画，中国画的山水写意在时间上要晚一些。最初只是人物画的背景呈现，画中人物和山水不成比例，人物巨大而山水较小。直到魏晋以后，始有纯粹的山水画面世，典型如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目前存世可见的最早的山水画。此后有唐代的大小李将军，五代的荆浩、关仝（北派画家）和董源、巨然（南派画家)等。宋代以后，更兴盛起一股文人画的风气，在那一抓一大把的山水画家里，元代的黄公望堪称文人画的代表人物。黄公望对人失望了，于是寄情山水。晚年结庐定居在富春江畔的筲箕泉边，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饱满光耀的一段时日，呕心沥血完成了大气磅礴的《富春山居图》，题款送给了好朋友无用师，后落入爱画如痴的沈周手中，后被朋友巧取赚走。不久，在一个古董铺子里，《富春山居图》待价而沽，可沈周凑不齐那笔巨款，被苏州节推樊舜举买去。此后，几经流转，有谈志伊、董其昌、吴之炬，儿子吴洪裕。
吴洪裕痴爱《富春山居图》，“国变时”，置万贯家财不顾，唯独随身携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的《千字文真迹》两袖珍品，在清军铁蹄前四处逃乱。待世事安静，吴洪裕回宜兴故里，出资为《富春山居图》盖了一座“富春轩”，弥留之际，仆人按遗嘱烧掉了智永法师的《千字文真迹》，接着烧《富春山居图》，侄子吴静庵急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以另一幅换下了《富春山居图》，可惜画作历史地一分为二。前一截仅余下一尺六寸。1652年新安才子吴寄谷得到取名《剩山图》，1669年自觉地让给了王廷宾，几经流转，民国年间，吴湖帆偶得于战火中，1956年作了第一次展出，被沙孟海说服，归藏浙江省博物馆。后一截《无用师》卷，总共约有二丈长。从宜兴吴家流散出来后，历经季寓庸、高士奇、王鸿绪、安岐诸人之手。1746年，成为乾隆的收藏。“十全老人”乾隆帝竟以为假的置之一旁。因为此前一年，他从民间征集到一幅（图三），以假为真，在上面钤了好多印玺，还在空白处题写了诗句。
皇权至上，无人指正，实在可笑又可怜。想起《红楼梦》22回下（细说红楼49：16），元春猜灯谜，众姐妹都“胡乱说，猜到了。”做娘娘位高权重，很难听到真话，即便错了也无人告知，只会一直蒙昧下去，岂不悲哉！
有人评价《富春山居图》，“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十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极矣”，“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整幅画以意使法，咫尺千里，观者无不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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