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铃铃，#道德经# 时间～
【原文】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译文】
踮起脚跟用脚尖站立，是站不牢的。脚步跨得太大，是走不了太远的。自逞己见的，反而得不到彰明。自以为是的，反而得不到显昭。自我夸耀的，反而建立不了功勋。自高自大的，反而不可能长久。能从“道”的角度衡量，以上这些急躁炫耀的行为，可以说都是剩饭赘瘤，惹人厌恶。所以懂得道的规律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解读】
这是第24章，是接上两章的内容来讲。
解读《道德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大概摸索出了一些基本的规律。《论语》跟《道德经》的编排还挺不一样。
《论语》每一章都是独立的，是在一个有特定背景下说的一段特定语言，章与章之间并没多大联系，即便有，也是后来的编者按主观分类放一起的，但每一篇章相对独立，可以单篇理解。
而《道德经》则不同，它是和《孙子兵法》是一类。它们是著书人在一个比较具体的任务中，作的“命题作文”。体例很像议论文或者是杂文，有论点有论据，有总论点有分论点，前后内容也都是有联系的。这两者的篇幅都不是很长，《道德经》5000字左右，《孙子兵法》6000字左右；前者是写给函谷关令尹喜看的，回答他提出的治国问题，探讨如何在乱世中寻求社会发展和个人的出路；后者则是为辅助吴王经国治军用的，探讨如何对待“国之大事—战争”，重点在“打”之前的计算与筹谋，前提是能不打就不打，实在必须要打那就算好了再打。
因为这两本书都有具体明确的命题，所以在写的时候都是没有分篇分段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策论文，有论点有总思想，然后按照一定的布局结构去论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而后来出现的这些篇章节数纯属是因为后人为了看着方便，硬给他们按字数分了篇，有时候划分得也不合理，人作者一个意思可能还没表述完，就给掐断搁下一章了。
开篇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为了从更高维度去理解《道德经》的每一章内容，比如今天这篇。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第24章）
这一章举了很多例子，“企者”“跨者”“自见者”“自是者”等，其实读着读着就会发现和上上章的很像：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2章）
我们在解读《道德经》时也会发现，有的章节很难，需要三四讲五六千字才能讲清楚一篇，而有的章节就相对简单，一讲就能说清楚。
以前我不太明白原因，到今天终于是摸索出了个大概来了。因为按照5000字是一篇文章来看，有的段落就会是观点，总论点或者分论点，这些内容的表述往往是在论据和论证之前，所以会比较难理解。相反地，如果搞清楚了总论点，再去看论据，就会相对容易很多。
而我们最初是如何来读《道德经》的呢？
按照传统的体例，偏世界观的《道经》在前，偏方法论的《德经》在后。
所以我们是一上来，在什么都还没搞懂的情况下，就看的最难最不好理解的那几章节，所以在最初解读的那段时间真的是苦不堪言，毫无头绪，一度难到想放弃。
而攻克下前几张之后，有了些许眉目，再往后面去，我们就慢慢发现，很多章节其实不那么难理解了，而这些部分，我现在也知道了，大概就是老子的论据和论证部分。好在，经历几番周折，我们终于是缕出了道家一些基本的线，现在再来回顾一下：
老子的核心观点在“道”，也就是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心点和出发点在“自然”，也就是客观规律。世界观是“道”，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德”，不是现在意义上的“道德”，而是做做“符合规律，符合天道，符合人性”的事。
而与之不同的儒家，核心观点在“仁”，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中心在“人”，出发点是“我”，形成以“我”为中心的有亲疏远近层级的社会关系。所以，与“我”最近的是自己的家人，那首先要做到“孝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接着在这个基础上尊重他人，仁爱社会，达己达人，而具体怎么做的方式就是“礼”，以礼待人。
而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不同，但根本目的和归宿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内圣外王”，对内修炼自己（反人性弱点），对外贡献社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实现个人意义和社会价值。
好，缕清楚了道家的基本线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一章，就会相对好理解些了。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这一段举了很多例子，而中心论点则是：从道的角度衡量，以上“这些行为”都是惹人厌恶的行为，懂得道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那具体“这些行为”指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生活中是不是会经常遇到呢？咱们就，你懂的—明天再说！
【原文】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译文】
踮起脚跟用脚尖站立，是站不牢的。脚步跨得太大，是走不了太远的。自逞己见的，反而得不到彰明。自以为是的，反而得不到显昭。自我夸耀的，反而建立不了功勋。自高自大的，反而不可能长久。能从“道”的角度衡量，以上这些急躁炫耀的行为，可以说都是剩饭赘瘤，惹人厌恶。所以懂得道的规律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解读】
这是第24章，是接上两章的内容来讲。
解读《道德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大概摸索出了一些基本的规律。《论语》跟《道德经》的编排还挺不一样。
《论语》每一章都是独立的，是在一个有特定背景下说的一段特定语言，章与章之间并没多大联系，即便有，也是后来的编者按主观分类放一起的，但每一篇章相对独立，可以单篇理解。
而《道德经》则不同，它是和《孙子兵法》是一类。它们是著书人在一个比较具体的任务中，作的“命题作文”。体例很像议论文或者是杂文，有论点有论据，有总论点有分论点，前后内容也都是有联系的。这两者的篇幅都不是很长，《道德经》5000字左右，《孙子兵法》6000字左右；前者是写给函谷关令尹喜看的，回答他提出的治国问题，探讨如何在乱世中寻求社会发展和个人的出路；后者则是为辅助吴王经国治军用的，探讨如何对待“国之大事—战争”，重点在“打”之前的计算与筹谋，前提是能不打就不打，实在必须要打那就算好了再打。
因为这两本书都有具体明确的命题，所以在写的时候都是没有分篇分段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策论文，有论点有总思想，然后按照一定的布局结构去论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而后来出现的这些篇章节数纯属是因为后人为了看着方便，硬给他们按字数分了篇，有时候划分得也不合理，人作者一个意思可能还没表述完，就给掐断搁下一章了。
开篇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为了从更高维度去理解《道德经》的每一章内容，比如今天这篇。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第24章）
这一章举了很多例子，“企者”“跨者”“自见者”“自是者”等，其实读着读着就会发现和上上章的很像：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2章）
我们在解读《道德经》时也会发现，有的章节很难，需要三四讲五六千字才能讲清楚一篇，而有的章节就相对简单，一讲就能说清楚。
以前我不太明白原因，到今天终于是摸索出了个大概来了。因为按照5000字是一篇文章来看，有的段落就会是观点，总论点或者分论点，这些内容的表述往往是在论据和论证之前，所以会比较难理解。相反地，如果搞清楚了总论点，再去看论据，就会相对容易很多。
而我们最初是如何来读《道德经》的呢？
按照传统的体例，偏世界观的《道经》在前，偏方法论的《德经》在后。
所以我们是一上来，在什么都还没搞懂的情况下，就看的最难最不好理解的那几章节，所以在最初解读的那段时间真的是苦不堪言，毫无头绪，一度难到想放弃。
而攻克下前几张之后，有了些许眉目，再往后面去，我们就慢慢发现，很多章节其实不那么难理解了，而这些部分，我现在也知道了，大概就是老子的论据和论证部分。好在，经历几番周折，我们终于是缕出了道家一些基本的线，现在再来回顾一下：
老子的核心观点在“道”，也就是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心点和出发点在“自然”，也就是客观规律。世界观是“道”，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德”，不是现在意义上的“道德”，而是做做“符合规律，符合天道，符合人性”的事。
而与之不同的儒家，核心观点在“仁”，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中心在“人”，出发点是“我”，形成以“我”为中心的有亲疏远近层级的社会关系。所以，与“我”最近的是自己的家人，那首先要做到“孝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接着在这个基础上尊重他人，仁爱社会，达己达人，而具体怎么做的方式就是“礼”，以礼待人。
而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不同，但根本目的和归宿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内圣外王”，对内修炼自己（反人性弱点），对外贡献社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实现个人意义和社会价值。
好，缕清楚了道家的基本线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一章，就会相对好理解些了。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这一段举了很多例子，而中心论点则是：从道的角度衡量，以上“这些行为”都是惹人厌恶的行为，懂得道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那具体“这些行为”指的是什么？我们平时生活中是不是会经常遇到呢？咱们就，你懂的—明天再说！
#是14周岁男性犯罪嫌疑人非未成年初中男生#【应该是“14周岁男性犯罪嫌疑人”，而不是“14周岁未成年初中男生”】近日，邯郸某学校一名13岁初中生惨遭3名12-14岁间同学虐杀的恶性事件见诸报道，再一次，围绕着犯罪嫌疑人年龄的争论又开始成为热门话题，这也是继2019年大连13岁男性杀害10岁女性引发刑法修正案（十一）调整刑事责任年龄（2021年3月1日起施行）之后，进入公众视野的第一案。
在讨论案件之前，我首先想要强调一下，那种制造假新闻或者捏造爆点，说什么被活埋以及贴出所谓颅骨照片的行为，即便目的是极力表达对加害人的憎恶，但显然力量用错了方向，用谎言宣泄情绪的行为，不仅无助反而会有反作用。希望大家能客观理性地等待公安以及检方的后续公告。
针对本案，无论是否有成年人协助挖坑，抑或者其他可能的事项，我相信最终的调查都会给我们一个严肃的、公正的结论。在这里，仅仅针对刑法修正案（十一）所确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调整，再次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一如我之前的观点，法律很难被称为科学，一来是立法过程有大量的价值取向存在，二来为避免法律机械主义，绝对标准化客观化的法律本就不可取，这也是为何测谎以及法定证明力规则会被排除或者限制的原因所在。
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同样也是一个无法绝对科学化的议题，其更多的是一个刑事司法观甚至朴素道德观的课题。然而即便是非科学的法律，也应当尽可能通过科学的方式进行变革，以及更科学地开展司法活动。例如2017年公安部之所以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调整行政处罚的年龄，乃至于21世纪初公安部曾提案请求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低至13岁，都是建立在公安机关在长期刑事侦查工作中的数据整理得出的，并不是一种天然的“恨不得所有人都是罪犯”的冲动使然，这种提案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是有保证的，而最终却都没能实现。
当然，如果前述更为科学的立法手段不被接受，那要不就将法律完全交给民意，通过更广泛的样本以统计学的形式来解决价值观的统一问题。然而似乎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仍然没有做到。相关立法更多受一些自认为具有更为“先进”法治思想的群体左右，他们往往更能影响立法走向。然而，好比民事诉讼法1991年修改了68条（现行法），提出了“谁主张谁举证”导致后来的诉讼爆炸一样，所谓“先进的”立法理念如果不能与该法域的社会现状相契合的话，无非就是个南橘北枳的故事。
既心痛又所幸，在大连事件之后，终于在又一起低龄恶性犯罪事件发生之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了。这里我不再对具体条文进行解读，不再一一匹配本案，讨论这三位是否会被科以刑罚。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大家仔细审视整个刑法，“未成年人”这一词汇出现过几次，又分别出现在了哪里？刑法上的“未成年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定位？
整个刑法中，一共出现了13处“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达，而且均是以一种“被害人”的身份存在：
244条之1（强迫劳动罪），“雇佣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
260条之1（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
301条2款（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反而，我们总讲到的“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条款，刑法第17条是这样规定的：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可以看到，整个17条十分清楚明了地对各项犯罪所对应的、各自不同的刑事责任年龄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没有一处使用了“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述，只存在“十六周岁以上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犯罪嫌疑人”以及“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表达。
虽然该条最后一款确实做出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的规定，但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代表不处罚。其没有将“不满十八周岁”这一表述替换成其他13处“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达，很大可能就是立法希望，不要将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与否直接画上等号，以避免现实司法活动中出现的这种因为是“未成年人”，所以做出一种超出刑法本意的差别化对待。当然，现实确实坐实了这种担忧！
因此，请我们司法界的同僚们，回归刑法17条的本意吧！即便我同意，“不满十八周岁”确实等于“未成年人”，但这种等于，应当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上的等于，是民法上的等于，甚至是刑法被害人视角的等于，绝对不是犯罪嫌疑人角度的等于。
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只有且只应该有“十六周岁以上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犯罪嫌疑人”以及“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表达。所以如同我前文对大连案件当事人的表达一样，本案中存在的是“14周岁男性犯罪嫌疑人”而不是“14周岁未成年初中男生”。
此外，我仍然想不厌其烦地跟大家交流刑罚的目的、刑法惩罚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之间的关系。我再次旗帜鲜明地认为：刑罚才是刑法最主要的功能和目的，教育只是刑罚的附随产品而已。在事前教育无法实现避免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下，那么恰恰是刑罚接手，成为一种更适配的教育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当国家将公民刑事私力救济的权利收走，所作出的自然是国家会给你一个刑罚加害人的对价，这一对价可以打折，可以有一些更高层次的考量，但倘若完全收走，完全不给本应受到刑事处罚的加害人“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理，不仅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更容易滋生次生灾害。
刑事价值观应当是一个发展的、浮动的理念，我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刑事规则以及理念的全球化趋同化可以理解，但似乎也无需盲从。在刑罚观上，也需要保持中华文明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观考量，也应该积极向世界输出中国的法律价值。在死刑废除论、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等等领域，并不当然地需要按图索骥般依从于所谓的“现代法治观”，倘若如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世界多元化的开倒车呢。
并且，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刑法实体化规定而带来可能的冤假错案，冤假错案的问题从来不是刑事实体法的错，更多的是刑事诉讼刑事司法的瑕疵所致。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侦察审查起诉阶段警检工作的合法性，而不应该把矛头指向刑事立法。相反，刑法仍然保持了这种审慎，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追求，必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才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在相应低年龄刑事犯罪中，还有进一步扩大刑事责任追诉主体范围的可能性。作为参考，民事侵权已经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扩充到了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民法典1188条），刑法上也就存在进一步扩充的可能性。当然，基于罪责刑相适应以及法律关系相对人的概念，我们并不能将低龄犯罪在当该案件中的刑事责任转介其监护人承担，但是否可以通过增设一些监护责任相关的刑事罪名，将低龄犯罪的监护人纳入刑罚的范畴，却是一个存在可探讨性的课题。
最后，我们在此类案件中，还需要做好民刑衔接。检察机关是否可以类比其他公益诉讼案件，主动在此类刑事案件中支持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帮助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获得更广泛的救济，应该也是检察公益诉讼下一步扩充受案范围的方向所在。（文/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徐文海）
在讨论案件之前，我首先想要强调一下，那种制造假新闻或者捏造爆点，说什么被活埋以及贴出所谓颅骨照片的行为，即便目的是极力表达对加害人的憎恶，但显然力量用错了方向，用谎言宣泄情绪的行为，不仅无助反而会有反作用。希望大家能客观理性地等待公安以及检方的后续公告。
针对本案，无论是否有成年人协助挖坑，抑或者其他可能的事项，我相信最终的调查都会给我们一个严肃的、公正的结论。在这里，仅仅针对刑法修正案（十一）所确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调整，再次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一如我之前的观点，法律很难被称为科学，一来是立法过程有大量的价值取向存在，二来为避免法律机械主义，绝对标准化客观化的法律本就不可取，这也是为何测谎以及法定证明力规则会被排除或者限制的原因所在。
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同样也是一个无法绝对科学化的议题，其更多的是一个刑事司法观甚至朴素道德观的课题。然而即便是非科学的法律，也应当尽可能通过科学的方式进行变革，以及更科学地开展司法活动。例如2017年公安部之所以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调整行政处罚的年龄，乃至于21世纪初公安部曾提案请求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低至13岁，都是建立在公安机关在长期刑事侦查工作中的数据整理得出的，并不是一种天然的“恨不得所有人都是罪犯”的冲动使然，这种提案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是有保证的，而最终却都没能实现。
当然，如果前述更为科学的立法手段不被接受，那要不就将法律完全交给民意，通过更广泛的样本以统计学的形式来解决价值观的统一问题。然而似乎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仍然没有做到。相关立法更多受一些自认为具有更为“先进”法治思想的群体左右，他们往往更能影响立法走向。然而，好比民事诉讼法1991年修改了68条（现行法），提出了“谁主张谁举证”导致后来的诉讼爆炸一样，所谓“先进的”立法理念如果不能与该法域的社会现状相契合的话，无非就是个南橘北枳的故事。
既心痛又所幸，在大连事件之后，终于在又一起低龄恶性犯罪事件发生之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了。这里我不再对具体条文进行解读，不再一一匹配本案，讨论这三位是否会被科以刑罚。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大家仔细审视整个刑法，“未成年人”这一词汇出现过几次，又分别出现在了哪里？刑法上的“未成年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定位？
整个刑法中，一共出现了13处“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达，而且均是以一种“被害人”的身份存在：
244条之1（强迫劳动罪），“雇佣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
260条之1（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
301条2款（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反而，我们总讲到的“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条款，刑法第17条是这样规定的：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可以看到，整个17条十分清楚明了地对各项犯罪所对应的、各自不同的刑事责任年龄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没有一处使用了“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述，只存在“十六周岁以上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犯罪嫌疑人”以及“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表达。
虽然该条最后一款确实做出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的规定，但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代表不处罚。其没有将“不满十八周岁”这一表述替换成其他13处“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达，很大可能就是立法希望，不要将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与否直接画上等号，以避免现实司法活动中出现的这种因为是“未成年人”，所以做出一种超出刑法本意的差别化对待。当然，现实确实坐实了这种担忧！
因此，请我们司法界的同僚们，回归刑法17条的本意吧！即便我同意，“不满十八周岁”确实等于“未成年人”，但这种等于，应当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上的等于，是民法上的等于，甚至是刑法被害人视角的等于，绝对不是犯罪嫌疑人角度的等于。
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只有且只应该有“十六周岁以上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犯罪嫌疑人”以及“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表达。所以如同我前文对大连案件当事人的表达一样，本案中存在的是“14周岁男性犯罪嫌疑人”而不是“14周岁未成年初中男生”。
此外，我仍然想不厌其烦地跟大家交流刑罚的目的、刑法惩罚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之间的关系。我再次旗帜鲜明地认为：刑罚才是刑法最主要的功能和目的，教育只是刑罚的附随产品而已。在事前教育无法实现避免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下，那么恰恰是刑罚接手，成为一种更适配的教育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当国家将公民刑事私力救济的权利收走，所作出的自然是国家会给你一个刑罚加害人的对价，这一对价可以打折，可以有一些更高层次的考量，但倘若完全收走，完全不给本应受到刑事处罚的加害人“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理，不仅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更容易滋生次生灾害。
刑事价值观应当是一个发展的、浮动的理念，我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刑事规则以及理念的全球化趋同化可以理解，但似乎也无需盲从。在刑罚观上，也需要保持中华文明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观考量，也应该积极向世界输出中国的法律价值。在死刑废除论、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等等领域，并不当然地需要按图索骥般依从于所谓的“现代法治观”，倘若如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世界多元化的开倒车呢。
并且，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刑法实体化规定而带来可能的冤假错案，冤假错案的问题从来不是刑事实体法的错，更多的是刑事诉讼刑事司法的瑕疵所致。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侦察审查起诉阶段警检工作的合法性，而不应该把矛头指向刑事立法。相反，刑法仍然保持了这种审慎，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追求，必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才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在相应低年龄刑事犯罪中，还有进一步扩大刑事责任追诉主体范围的可能性。作为参考，民事侵权已经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扩充到了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民法典1188条），刑法上也就存在进一步扩充的可能性。当然，基于罪责刑相适应以及法律关系相对人的概念，我们并不能将低龄犯罪在当该案件中的刑事责任转介其监护人承担，但是否可以通过增设一些监护责任相关的刑事罪名，将低龄犯罪的监护人纳入刑罚的范畴，却是一个存在可探讨性的课题。
最后，我们在此类案件中，还需要做好民刑衔接。检察机关是否可以类比其他公益诉讼案件，主动在此类刑事案件中支持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帮助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获得更广泛的救济，应该也是检察公益诉讼下一步扩充受案范围的方向所在。（文/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徐文海）
#是14周岁男性犯罪嫌疑人非未成年初中男生# 【应该是“14周岁男性犯罪嫌疑人”，而不是“14周岁未成年初中男生”】近日，邯郸某学校一名13岁初中生惨遭3名12-14岁间同学虐杀的恶性事件见诸报道，再一次，围绕着犯罪嫌疑人年龄的争论又开始成为热门话题，这也是继2019年大连13岁男性杀害10岁女性引发刑法修正案（十一）调整刑事责任年龄（2021年3月1日起施行）之后，进入公众视野的第一案。
在讨论案件之前，我首先想要强调一下，那种制造假新闻或者捏造爆点，说什么被活埋以及贴出所谓颅骨照片的行为，即便目的是极力表达对加害人的憎恶，但显然力量用错了方向，用谎言宣泄情绪的行为，不仅无助反而会有反作用。希望大家能客观理性地等待公安以及检方的后续公告。
针对本案，无论是否有成年人协助挖坑，抑或者其他可能的事项，我相信最终的调查都会给我们一个严肃的、公正的结论。在这里，仅仅针对刑法修正案（十一）所确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调整，再次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一如我之前的观点，法律很难被称为科学，一来是立法过程有大量的价值取向存在，二来为避免法律机械主义，绝对标准化客观化的法律本就不可取，这也是为何测谎以及法定证明力规则会被排除或者限制的原因所在。
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同样也是一个无法绝对科学化的议题，其更多的是一个刑事司法观甚至朴素道德观的课题。然而即便是非科学的法律，也应当尽可能通过科学的方式进行变革，以及更科学地开展司法活动。例如2017年公安部之所以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调整行政处罚的年龄，乃至于21世纪初公安部曾提案请求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低至13岁，都是建立在公安机关在长期刑事侦查工作中的数据整理得出的，并不是一种天然的“恨不得所有人都是罪犯”的冲动使然，这种提案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是有保证的，而最终却都没能实现。
当然，如果前述更为科学的立法手段不被接受，那要不就将法律完全交给民意，通过更广泛的样本以统计学的形式来解决价值观的统一问题。然而似乎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仍然没有做到。相关立法更多受一些自认为具有更为“先进”法治思想的群体左右，他们往往更能影响立法走向。然而，好比民事诉讼法1991年修改了68条（现行法），提出了“谁主张谁举证”导致后来的诉讼爆炸一样，所谓“先进的”立法理念如果不能与该法域的社会现状相契合的话，无非就是个南橘北枳的故事。
既心痛又所幸，在大连事件之后，终于在又一起低龄恶性犯罪事件发生之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了。这里我不再对具体条文进行解读，不再一一匹配本案，讨论这三位是否会被科以刑罚。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大家仔细审视整个刑法，“未成年人”这一词汇出现过几次，又分别出现在了哪里？刑法上的“未成年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定位？
整个刑法中，一共出现了13处“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达，而且均是以一种“被害人”的身份存在：
244条之1（强迫劳动罪），“雇佣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
260条之1（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
301条2款（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反而，我们总讲到的“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条款，刑法第17条是这样规定的：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可以看到，整个17条十分清楚明了地对各项犯罪所对应的、各自不同的刑事责任年龄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没有一处使用了“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述，只存在“十六周岁以上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犯罪嫌疑人”以及“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表达。
虽然该条最后一款确实做出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的规定，但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代表不处罚。其没有将“不满十八周岁”这一表述替换成其他13处“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达，很大可能就是立法希望，不要将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与否直接画上等号，以避免现实司法活动中出现的这种因为是“未成年人”，所以做出一种超出刑法本意的差别化对待。当然，现实确实坐实了这种担忧！
因此，请我们司法界的同僚们，回归刑法17条的本意吧！即便我同意，“不满十八周岁”确实等于“未成年人”，但这种等于，应当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上的等于，是民法上的等于，甚至是刑法被害人视角的等于，绝对不是犯罪嫌疑人角度的等于。
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只有且只应该有“十六周岁以上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犯罪嫌疑人”以及“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表达。所以如同我前文对大连案件当事人的表达一样，本案中存在的是“14周岁男性犯罪嫌疑人”而不是“14周岁未成年初中男生”。
此外，我仍然想不厌其烦地跟大家交流刑罚的目的、刑法惩罚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之间的关系。我再次旗帜鲜明地认为：刑罚才是刑法最主要的功能和目的，教育只是刑罚的附随产品而已。在事前教育无法实现避免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下，那么恰恰是刑罚接手，成为一种更适配的教育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当国家将公民刑事私力救济的权利收走，所作出的自然是国家会给你一个刑罚加害人的对价，这一对价可以打折，可以有一些更高层次的考量，但倘若完全收走，完全不给本应受到刑事处罚的加害人“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理，不仅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更容易滋生次生灾害。
刑事价值观应当是一个发展的、浮动的理念，我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刑事规则以及理念的全球化趋同化可以理解，但似乎也无需盲从。在刑罚观上，也需要保持中华文明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观考量，也应该积极向世界输出中国的法律价值。在死刑废除论、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等等领域，并不当然地需要按图索骥般依从于所谓的“现代法治观”，倘若如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世界多元化的开倒车呢。
并且，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刑法实体化规定而带来可能的冤假错案，冤假错案的问题从来不是刑事实体法的错，更多的是刑事诉讼刑事司法的瑕疵所致。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侦察审查起诉阶段警检工作的合法性，而不应该把矛头指向刑事立法。相反，刑法仍然保持了这种审慎，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追求，必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才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在相应低年龄刑事犯罪中，还有进一步扩大刑事责任追诉主体范围的可能性。作为参考，民事侵权已经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扩充到了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民法典1188条），刑法上也就存在进一步扩充的可能性。当然，基于罪责刑相适应以及法律关系相对人的概念，我们并不能将低龄犯罪在当该案件中的刑事责任转介其监护人承担，但是否可以通过增设一些监护责任相关的刑事罪名，将低龄犯罪的监护人纳入刑罚的范畴，却是一个存在可探讨性的课题。
最后，我们在此类案件中，还需要做好民刑衔接。检察机关是否可以类比其他公益诉讼案件，主动在此类刑事案件中支持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帮助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获得更广泛的救济，应该也是检察公益诉讼下一步扩充受案范围的方向所在。（文/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徐文海）
在讨论案件之前，我首先想要强调一下，那种制造假新闻或者捏造爆点，说什么被活埋以及贴出所谓颅骨照片的行为，即便目的是极力表达对加害人的憎恶，但显然力量用错了方向，用谎言宣泄情绪的行为，不仅无助反而会有反作用。希望大家能客观理性地等待公安以及检方的后续公告。
针对本案，无论是否有成年人协助挖坑，抑或者其他可能的事项，我相信最终的调查都会给我们一个严肃的、公正的结论。在这里，仅仅针对刑法修正案（十一）所确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调整，再次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一如我之前的观点，法律很难被称为科学，一来是立法过程有大量的价值取向存在，二来为避免法律机械主义，绝对标准化客观化的法律本就不可取，这也是为何测谎以及法定证明力规则会被排除或者限制的原因所在。
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同样也是一个无法绝对科学化的议题，其更多的是一个刑事司法观甚至朴素道德观的课题。然而即便是非科学的法律，也应当尽可能通过科学的方式进行变革，以及更科学地开展司法活动。例如2017年公安部之所以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调整行政处罚的年龄，乃至于21世纪初公安部曾提案请求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低至13岁，都是建立在公安机关在长期刑事侦查工作中的数据整理得出的，并不是一种天然的“恨不得所有人都是罪犯”的冲动使然，这种提案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是有保证的，而最终却都没能实现。
当然，如果前述更为科学的立法手段不被接受，那要不就将法律完全交给民意，通过更广泛的样本以统计学的形式来解决价值观的统一问题。然而似乎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仍然没有做到。相关立法更多受一些自认为具有更为“先进”法治思想的群体左右，他们往往更能影响立法走向。然而，好比民事诉讼法1991年修改了68条（现行法），提出了“谁主张谁举证”导致后来的诉讼爆炸一样，所谓“先进的”立法理念如果不能与该法域的社会现状相契合的话，无非就是个南橘北枳的故事。
既心痛又所幸，在大连事件之后，终于在又一起低龄恶性犯罪事件发生之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了。这里我不再对具体条文进行解读，不再一一匹配本案，讨论这三位是否会被科以刑罚。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大家仔细审视整个刑法，“未成年人”这一词汇出现过几次，又分别出现在了哪里？刑法上的“未成年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定位？
整个刑法中，一共出现了13处“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达，而且均是以一种“被害人”的身份存在：
244条之1（强迫劳动罪），“雇佣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
260条之1（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
301条2款（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反而，我们总讲到的“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条款，刑法第17条是这样规定的：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可以看到，整个17条十分清楚明了地对各项犯罪所对应的、各自不同的刑事责任年龄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没有一处使用了“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述，只存在“十六周岁以上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犯罪嫌疑人”以及“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表达。
虽然该条最后一款确实做出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的规定，但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代表不处罚。其没有将“不满十八周岁”这一表述替换成其他13处“未成年人”这样的表达，很大可能就是立法希望，不要将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与否直接画上等号，以避免现实司法活动中出现的这种因为是“未成年人”，所以做出一种超出刑法本意的差别化对待。当然，现实确实坐实了这种担忧！
因此，请我们司法界的同僚们，回归刑法17条的本意吧！即便我同意，“不满十八周岁”确实等于“未成年人”，但这种等于，应当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上的等于，是民法上的等于，甚至是刑法被害人视角的等于，绝对不是犯罪嫌疑人角度的等于。
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只有且只应该有“十六周岁以上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犯罪嫌疑人”以及“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表达。所以如同我前文对大连案件当事人的表达一样，本案中存在的是“14周岁男性犯罪嫌疑人”而不是“14周岁未成年初中男生”。
此外，我仍然想不厌其烦地跟大家交流刑罚的目的、刑法惩罚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之间的关系。我再次旗帜鲜明地认为：刑罚才是刑法最主要的功能和目的，教育只是刑罚的附随产品而已。在事前教育无法实现避免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下，那么恰恰是刑罚接手，成为一种更适配的教育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当国家将公民刑事私力救济的权利收走，所作出的自然是国家会给你一个刑罚加害人的对价，这一对价可以打折，可以有一些更高层次的考量，但倘若完全收走，完全不给本应受到刑事处罚的加害人“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理，不仅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更容易滋生次生灾害。
刑事价值观应当是一个发展的、浮动的理念，我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刑事规则以及理念的全球化趋同化可以理解，但似乎也无需盲从。在刑罚观上，也需要保持中华文明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观考量，也应该积极向世界输出中国的法律价值。在死刑废除论、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等等领域，并不当然地需要按图索骥般依从于所谓的“现代法治观”，倘若如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世界多元化的开倒车呢。
并且，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刑法实体化规定而带来可能的冤假错案，冤假错案的问题从来不是刑事实体法的错，更多的是刑事诉讼刑事司法的瑕疵所致。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侦察审查起诉阶段警检工作的合法性，而不应该把矛头指向刑事立法。相反，刑法仍然保持了这种审慎，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追求，必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才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在相应低年龄刑事犯罪中，还有进一步扩大刑事责任追诉主体范围的可能性。作为参考，民事侵权已经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扩充到了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民法典1188条），刑法上也就存在进一步扩充的可能性。当然，基于罪责刑相适应以及法律关系相对人的概念，我们并不能将低龄犯罪在当该案件中的刑事责任转介其监护人承担，但是否可以通过增设一些监护责任相关的刑事罪名，将低龄犯罪的监护人纳入刑罚的范畴，却是一个存在可探讨性的课题。
最后，我们在此类案件中，还需要做好民刑衔接。检察机关是否可以类比其他公益诉讼案件，主动在此类刑事案件中支持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帮助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获得更广泛的救济，应该也是检察公益诉讼下一步扩充受案范围的方向所在。（文/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徐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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