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建议恶意投诉举报不予受理##建议立法明确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对于职业打假索赔，全国政协委员有话说。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郁瑞芬提交了一份《遏制恶意索赔，让消费投诉合情合理合法》的提案。她说，职业打假人出现以来，对于增强消费者权利意识、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击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作用。但公司化运作 “知假买假”与 “主动造假”的恶意索赔行为，强占行政司法资源，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在提案中，郁瑞芬有四条建议：
一是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与美团外卖平台，针对虚构事实进行恶意索赔的行为，建立将涉嫌违法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的协同治理机制。2023年，警方破获多起恶意索赔案件，抓捕40余人，累计帮助商户挽回经济损失2400万元。山东省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处置职业索赔举报行为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恶意索赔的具体情形。
二是国家立法明确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建议通过国家层面立法形式，设立恶意索赔行为的判定标准，并与消费维权进行有效区分。进一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细则，减少裁量空间，为控制恶意索赔人员滥用“惩罚性赔偿”提供法律解释。
三是优化消费投诉举报处置机制。建议司法机关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优化投诉举报处理机制的指导意见》，对认定为恶意投诉举报行为的不予受理，已受理的终止调解并告知相关人员。鼓励市场主体及时向辖区信访、市场监管部门共享恶意索赔人员信息，如全国12315、12345等政府投诉平台可共享信息，减少非正常投诉占用行政资源。
四是行业共享恶意索赔人员名录。建议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及相关行业组织，依据恶意投诉举报行为判定标准，汇集各企业反馈的恶意索赔人员名录及案件，定期通报行政、司法、信访、信用管理等部门，防范滥用投诉举报诉讼权利。（澎湃新闻）
在提案中，郁瑞芬有四条建议：
一是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与美团外卖平台，针对虚构事实进行恶意索赔的行为，建立将涉嫌违法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的协同治理机制。2023年，警方破获多起恶意索赔案件，抓捕40余人，累计帮助商户挽回经济损失2400万元。山东省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处置职业索赔举报行为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恶意索赔的具体情形。
二是国家立法明确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建议通过国家层面立法形式，设立恶意索赔行为的判定标准，并与消费维权进行有效区分。进一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细则，减少裁量空间，为控制恶意索赔人员滥用“惩罚性赔偿”提供法律解释。
三是优化消费投诉举报处置机制。建议司法机关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优化投诉举报处理机制的指导意见》，对认定为恶意投诉举报行为的不予受理，已受理的终止调解并告知相关人员。鼓励市场主体及时向辖区信访、市场监管部门共享恶意索赔人员信息，如全国12315、12345等政府投诉平台可共享信息，减少非正常投诉占用行政资源。
四是行业共享恶意索赔人员名录。建议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及相关行业组织，依据恶意投诉举报行为判定标准，汇集各企业反馈的恶意索赔人员名录及案件，定期通报行政、司法、信访、信用管理等部门，防范滥用投诉举报诉讼权利。（澎湃新闻）
【#两会话产经# | 代表委员热议生物质能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推动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发展。
作为来源多为农林业生产过程中除粮食、果实以外的秸秆、树木等木质纤维素（简称木质素）、农产品加工业下脚料、农林废弃物及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禽畜粪便和废弃物等的生物质能，对发展低碳经济贡献显著。
全联新能源商会生物质专委会曾测算，生物质能在我国未来能源终端市场占比将最少达到17%以上，对碳减排的贡献将会超过20%。
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继续积极推动生物质能发展，生物质能发展相关话题也再次引起热议。
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项目发展明显滞后于发电类项目
《可再生能源法》明确鼓励生物质燃气、热力及生物液体燃料发展。但实际情况是，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生物质各类型可再生能源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项目发展明显滞后于发电类项目。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主任袁爱平表示，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政策支持和经济激励力度不足，生物质供热、生物天然气、生物液体燃料等产品缺乏具体的支持政策，受特许经营限制，难以公平进入市场。
据介绍，我国生物质燃料发展相对滞后。生物天然气年产量仅为3亿立方米，燃料乙醇350万吨，生物柴油200万吨，而更先进的生物甲醇及生物航煤尚无规模化生产案例。“十三五”末，全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量约5000 万吨标准煤，仅占可再生能源利用量的7.35%。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资源利用和循环经济处处长程慧强也曾公开表示，我国生物质产业仍有广阔得发展空间，未来急需大力推进多元化利用。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乃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我国绿电资源和生物质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绿电制绿氢并耦合CO2制绿色甲醇不仅能解决波动性绿电的规模化消纳问题，还能实现CO2的额外消纳；生物质废弃物制备绿色甲醇，不仅能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还能降低环境污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赵立欣则认为，生物天然气作为公认的低碳可再生能源，对难以电气化领域的二氧化碳减排有着独特作用。
赵立欣表示，目前，部分在华外资企业如达飞轮船、马士基、宝马、沃尔沃等，为实现公司的脱碳目标，已经开始寻求同我国生物天然气生产企业合作，购买绿色燃气。
根据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预测，2030年，我国生物天然气需求量将增长至100亿m³/年，2060年，将超过630亿m³/年。
随着市场对各种生物质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增长，未来，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领域的发展值得关注。
鼓励生物质能非电领域多元化开化发展需要怎么做？
据了解，大力发展生物质能产业，是践行我国提出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新资源观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节约战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必由之路。
我国非常重视生物质能发展。《“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就明确指出，要稳步推进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中也已将生物能质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事实上，在部分发达国家设立碳关税后，生物质能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九洲集团董事长李寅指出，欧洲通过了包括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案之后，为应对CBAM，企业可通过提高使用生物质能能源占比的方法以降低碳关税对我国产品出口的影响。
“但目前，我国生物质能以电力利用为主，能源化为辅。若能切实提高生物质能非电利用的产量，可降低我国产品出口欧盟的碳关税成本。”李寅在其提出的关于应对CBAM加强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的建议中指出，我国还应该加强绿色能源认证，做好与国际绿色能源认证体系对接工作，加强我国在国际绿色能源领域话语权，同时，要加强对生物质热能、生物天然气、生物甲醇、生物柴油、生物航煤等多种生物质能源的政策性鼓励，并鼓励行业建立统一的生物质能能源在线监测系统。
袁爱平在关于构建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生态环境价值实现机制的提案也指出，要加快绿色认证体系建设，鼓励非电利用企业主动接入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平台，进行绿色认证及交易；建立终端绿色产品补贴制度，增加企业收益；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推进绿色认证机制国际互认，降低欧盟碳关税等政策影响；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参与碳市场。
此外，赵立欣和张乃文分别就生物天然气和生物质废弃物制备的绿色甲醇这两种生物燃料，提出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一方面，要制定专门针对生物天然气、绿色甲醇的绿色认证标准和规范体系，包括设立具备专业能力和资质的独立机构，开展生物天然气绿色认证工作，确保结果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也建议对通过绿色认证的生物天然气产品给予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
据介绍，加强生物质能认证标准体系建设，有利于促进生物质能的清洁生产和使用，引导相关技术创新与进步，对于推动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健康长效发展以及促进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中环报记者乔建华）
作为来源多为农林业生产过程中除粮食、果实以外的秸秆、树木等木质纤维素（简称木质素）、农产品加工业下脚料、农林废弃物及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禽畜粪便和废弃物等的生物质能，对发展低碳经济贡献显著。
全联新能源商会生物质专委会曾测算，生物质能在我国未来能源终端市场占比将最少达到17%以上，对碳减排的贡献将会超过20%。
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继续积极推动生物质能发展，生物质能发展相关话题也再次引起热议。
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项目发展明显滞后于发电类项目
《可再生能源法》明确鼓励生物质燃气、热力及生物液体燃料发展。但实际情况是，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生物质各类型可再生能源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项目发展明显滞后于发电类项目。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主任袁爱平表示，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政策支持和经济激励力度不足，生物质供热、生物天然气、生物液体燃料等产品缺乏具体的支持政策，受特许经营限制，难以公平进入市场。
据介绍，我国生物质燃料发展相对滞后。生物天然气年产量仅为3亿立方米，燃料乙醇350万吨，生物柴油200万吨，而更先进的生物甲醇及生物航煤尚无规模化生产案例。“十三五”末，全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量约5000 万吨标准煤，仅占可再生能源利用量的7.35%。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资源利用和循环经济处处长程慧强也曾公开表示，我国生物质产业仍有广阔得发展空间，未来急需大力推进多元化利用。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乃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我国绿电资源和生物质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绿电制绿氢并耦合CO2制绿色甲醇不仅能解决波动性绿电的规模化消纳问题，还能实现CO2的额外消纳；生物质废弃物制备绿色甲醇，不仅能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还能降低环境污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赵立欣则认为，生物天然气作为公认的低碳可再生能源，对难以电气化领域的二氧化碳减排有着独特作用。
赵立欣表示，目前，部分在华外资企业如达飞轮船、马士基、宝马、沃尔沃等，为实现公司的脱碳目标，已经开始寻求同我国生物天然气生产企业合作，购买绿色燃气。
根据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预测，2030年，我国生物天然气需求量将增长至100亿m³/年，2060年，将超过630亿m³/年。
随着市场对各种生物质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增长，未来，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领域的发展值得关注。
鼓励生物质能非电领域多元化开化发展需要怎么做？
据了解，大力发展生物质能产业，是践行我国提出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新资源观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节约战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必由之路。
我国非常重视生物质能发展。《“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就明确指出，要稳步推进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中也已将生物能质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事实上，在部分发达国家设立碳关税后，生物质能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九洲集团董事长李寅指出，欧洲通过了包括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案之后，为应对CBAM，企业可通过提高使用生物质能能源占比的方法以降低碳关税对我国产品出口的影响。
“但目前，我国生物质能以电力利用为主，能源化为辅。若能切实提高生物质能非电利用的产量，可降低我国产品出口欧盟的碳关税成本。”李寅在其提出的关于应对CBAM加强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的建议中指出，我国还应该加强绿色能源认证，做好与国际绿色能源认证体系对接工作，加强我国在国际绿色能源领域话语权，同时，要加强对生物质热能、生物天然气、生物甲醇、生物柴油、生物航煤等多种生物质能源的政策性鼓励，并鼓励行业建立统一的生物质能能源在线监测系统。
袁爱平在关于构建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生态环境价值实现机制的提案也指出，要加快绿色认证体系建设，鼓励非电利用企业主动接入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平台，进行绿色认证及交易；建立终端绿色产品补贴制度，增加企业收益；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推进绿色认证机制国际互认，降低欧盟碳关税等政策影响；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参与碳市场。
此外，赵立欣和张乃文分别就生物天然气和生物质废弃物制备的绿色甲醇这两种生物燃料，提出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一方面，要制定专门针对生物天然气、绿色甲醇的绿色认证标准和规范体系，包括设立具备专业能力和资质的独立机构，开展生物天然气绿色认证工作，确保结果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也建议对通过绿色认证的生物天然气产品给予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
据介绍，加强生物质能认证标准体系建设，有利于促进生物质能的清洁生产和使用，引导相关技术创新与进步，对于推动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健康长效发展以及促进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中环报记者乔建华）
【如何看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温差”】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温差”的话题颇受关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专门提出，要注意把握和处理好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关系。
事实上，社会上对“温差”的讨论由来已久。近期“温差”之所以格外受关注，很大程度上与疫后经济恢复发展基础不牢、部分行业运行不稳等因素有关，反映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整体性与结构性的差异。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出现“温差”带有一定普遍性，不仅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有。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付凌晖此前表示，宏观数据源于对整个经济体的综合统计和宏观分析，而微观感受则是每一个经营主体、每个居民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直观体验。宏观数据的综合性和微观感受的局部性，决定了“温差”存在的必然性。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会长张连起近期撰文指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存在一定的“温差”，经济规模越大、经营主体越多元，在经济周期波动中这种“温差”越是明显。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1.84亿户，其中有5826.8万户企业，有1.24亿户个体工商户，还有220多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主体分布在不同行业或处于经济运行的不同环节，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感受自然各不相同。
我们承认“温差”的客观存在，同时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它。当前，社会上对于“温差”的认识，不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些相对封闭、自我强化的“舆论场”，不仅不能全面反映市场运行的真实趋势，甚至还放大了“温差”，造成了预期恐慌。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既不能被非理性甚至是错误舆论带节奏，更不能因此影响对经济形势的客观理性判断。
全面辩证地看待“温差”，需要拉长时间轴线。当前，“温差”虽较为明显，但仍是阶段性的，是在疫后经济波浪式前进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有专家学者研究指出，如果跨越过去3年、10年、20年甚至是改革开放全过程来考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拟合度将大幅增强且趋于一致。
有“温差”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去正视“温差”、如何有效消弭“温差”。要高度重视“温差”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市场活力不足和预期不稳等问题。宏观数据与微观个体之间的“温差”，恰恰是我们下一步打通经济运行堵点、解决企业发展痛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
要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意味着，制定宏观政策既要关注宏观数据总体趋势，也要重视微观层面的具体变化，用好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推动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形成叠加，促进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同联动，进一步放大政策的组合效应，切实防范“合成谬误”，增强政策落地实施后的有效性和获得感。
要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更大程度激发经营主体内在活力。在实际工作中，要多掌握第一手信息，了解一线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要及时发现问题、完善政策，进一步在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经营成本、加强要素保障等方面发力。要加快推出一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举措，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全面释放经济潜能。
要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信心。在经济政策阐释和宣介过程中，不仅要深刻洞察宏观数据反映的时与势，还要敏锐感知微观个体的冷与暖；不仅要把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讲透，还要把经济回升向好中的亮点说好，同时积极回应市场关切，真正让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同频共振。（文/顾阳《经济日报》图源/视觉中国）
事实上，社会上对“温差”的讨论由来已久。近期“温差”之所以格外受关注，很大程度上与疫后经济恢复发展基础不牢、部分行业运行不稳等因素有关，反映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整体性与结构性的差异。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出现“温差”带有一定普遍性，不仅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有。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付凌晖此前表示，宏观数据源于对整个经济体的综合统计和宏观分析，而微观感受则是每一个经营主体、每个居民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直观体验。宏观数据的综合性和微观感受的局部性，决定了“温差”存在的必然性。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会长张连起近期撰文指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存在一定的“温差”，经济规模越大、经营主体越多元，在经济周期波动中这种“温差”越是明显。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1.84亿户，其中有5826.8万户企业，有1.24亿户个体工商户，还有220多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主体分布在不同行业或处于经济运行的不同环节，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感受自然各不相同。
我们承认“温差”的客观存在，同时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它。当前，社会上对于“温差”的认识，不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些相对封闭、自我强化的“舆论场”，不仅不能全面反映市场运行的真实趋势，甚至还放大了“温差”，造成了预期恐慌。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既不能被非理性甚至是错误舆论带节奏，更不能因此影响对经济形势的客观理性判断。
全面辩证地看待“温差”，需要拉长时间轴线。当前，“温差”虽较为明显，但仍是阶段性的，是在疫后经济波浪式前进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有专家学者研究指出，如果跨越过去3年、10年、20年甚至是改革开放全过程来考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拟合度将大幅增强且趋于一致。
有“温差”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去正视“温差”、如何有效消弭“温差”。要高度重视“温差”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市场活力不足和预期不稳等问题。宏观数据与微观个体之间的“温差”，恰恰是我们下一步打通经济运行堵点、解决企业发展痛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
要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意味着，制定宏观政策既要关注宏观数据总体趋势，也要重视微观层面的具体变化，用好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推动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形成叠加，促进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同联动，进一步放大政策的组合效应，切实防范“合成谬误”，增强政策落地实施后的有效性和获得感。
要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更大程度激发经营主体内在活力。在实际工作中，要多掌握第一手信息，了解一线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要及时发现问题、完善政策，进一步在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经营成本、加强要素保障等方面发力。要加快推出一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举措，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全面释放经济潜能。
要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信心。在经济政策阐释和宣介过程中，不仅要深刻洞察宏观数据反映的时与势，还要敏锐感知微观个体的冷与暖；不仅要把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讲透，还要把经济回升向好中的亮点说好，同时积极回应市场关切，真正让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同频共振。（文/顾阳《经济日报》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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