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信用#赤壁赋
宋 · 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宋 · 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赤壁赋》
——《赤壁赋》
《澳门文献信息学刊》总第二〇七期，邓骏捷主编
2011年5月，蒙北大教授潘建国之邀，我前往澳门参加目录版本学会议，得以结识会议的主办人邓骏捷先生，自此之后，每过半年，我都会收到这份学术含量很高的刊物。然我却未对该刊做出任何贡献，故每接此刊，我在感念邓先生情谊之时，也会有惭愧之感。该刊每期都会刊出澳门文献信息学会活动报道，让我能了解到邓先生仍然在努力的经营着目录版本研究之业，同时也让我回忆起当年在澳门时受到他以及副主编杨开荆女史热情招待的场景。
本期所收文章依然涉及到了文史专业的方方面面，但以我狭窄的视角，我更关注版本方面新的研究成果，而该刊的第一篇乃是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陈东辉教授所撰《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若干思考》一文。该文为本期最长的一篇，可见陈教授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做了系统的研究，拜读此文，可以看到他已经关注到了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关的各类古今文献。
关于《四库全书》七阁，北四阁的情况容易说得清楚，因为其每一阁都钤盖着不同的阁宝，而南三阁则不同，这三阁所钤之印完全相同，而三阁在战火中两阁全毁、一阁半毁，半毁者即是文澜阁。而后经过当地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的努力，找到一些该阁原物所缺部分进行了补抄，后来的管理者以接力棒的形式继续着该刊的补抄过程。在正常的思维中，会认为补抄之物当然不如原装好，但有些学者却有着相反的见解，陈东辉在文中就引用了黄爱平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的所言：
文澜阁《四库全书》作为江浙三阁全书中唯一幸存的一部书籍，其原钞本固足珍贵，补钞本也同样不可忽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因补抄而变得与他本不同，这个视角的确独特，而顾志兴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一文中称：
就版本角度说，即有原钞、丁钞、钱钞、张钞四个版本，是部名副其实的‘百衲本’。可是，正因为此，文澜阁库书便有了独特的价值。从版本的角度说，优于现存之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堪称举世无双、文澜独一。
陈东辉在以上两段引文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事实上，因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本所据多为足本、善本，故其版本价值往往高于原写本。
这样的结论是我以往不能接受者。站在收藏角度，原装原函之书最能体现古籍善本的三性之一――历史文物性，而补抄之物会大大降低其文物性，所以以上几位专家论述基本上是站在学术资料性而言者。比如陈东辉在文中摘引了邓子勉所撰《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中的所言：
如同其他书一样，这些词集所据与原四库本所据是不同的，就已知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词集而言，所据多为毛晋刻本，而丁氏补钞文澜阁本，广采藏书名家所有，其间所据词集，为善本者也应不少，如瞿氏恬裕斋、朱氏结一庐、陆氏皕宋楼等，都是富藏词集珍本的。周泳先辑《唐宋金元词钩沉》，自文澜阁藏库本宋元人别集中所见的就有不少与文渊阁库本所收有不同。丁氏藏善本词集多为钞本，且丰富多样，其所补钞文澜阁库本词集应有不少采自所藏，与文渊阁等库本主要采录毛晋刻词集的单一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就内容而言，这样的论述当然很正确。但《四库全书》在编纂之时就只重内容，并且在著录时，基本上只是说该书的底本采自哪里，并没有谈到所用之书的具体版本，故而《四库全书》本历来不被版本学家所重视。该书的名气主要在于它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其整体性具有很强的文物价值，但从使用的角度而言，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删改，故无法做为校勘典籍的底本，因此说，拿后世所见的版本来比勘《四库全书》所抄之本，显然没有可比拟性。
《四库全书》编于两百年前，而在此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当时没有看到的更善之本，所以《四库全书》所用底本也确实并非都是那个时代的最佳之本。然而弘历编纂该书的目的，乃是为了保留一部那个时代所认为最好的文献，当然，其所用文献不能够影响到他的统治，所以要做一些删改与撤毁。即便撇开这个不谈，弘历编纂《四库全书》也并不是为了汇集那个时代最好的善本，如果是这样考量的话，那他没有必要编这部大书，只要动用国家之力，将这些底本经过挑选后留下最好的善本，而后花钱买下，就可以建成一座那个时代最大的善本书藏书楼。
读完这篇文章，可以感觉到陈东辉先生的视野十分开阔，因为他下气力查看了国内几乎所有藏《四库全书》零本之处，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市面上出现的《四库全书》零本，当然他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在文澜阁零本方面。而其在文中还提到了我在公微号中的所言：
而文宗、文汇、文澜等南三阁《四库全书》，每册卷首均钤盖“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大方印，卷末都盖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小方印，并且采用同样的纸张，开本大小也一致。因此，对于一些新发现的面三阁《四库全书》之残本，要进一步确定究为其中哪一阁的本子，往往难度较大，相关专家有时也无法辨别。因此，当代著名藏书家韦力在其微信公众号“芷兰斋”之“2016春泰和嘉成古籍拍卖综述”一文中，所提到的“这10册《明文海》究属南三阁中的哪一阁，则无法断定”，是有其道理的。
由此可见，陈东辉先生为了研究文澜阁确实巨细无遗地搜集到了方方面面的资料，而通过他文中的征引，也使我了解到许多未曾留意到的研究成果，而这也正是我得到本刊后所得到的收益。当然，这本刊物内还有多篇文章为我所喜爱，然限于篇幅，只是无法一一道及。
2011年5月，蒙北大教授潘建国之邀，我前往澳门参加目录版本学会议，得以结识会议的主办人邓骏捷先生，自此之后，每过半年，我都会收到这份学术含量很高的刊物。然我却未对该刊做出任何贡献，故每接此刊，我在感念邓先生情谊之时，也会有惭愧之感。该刊每期都会刊出澳门文献信息学会活动报道，让我能了解到邓先生仍然在努力的经营着目录版本研究之业，同时也让我回忆起当年在澳门时受到他以及副主编杨开荆女史热情招待的场景。
本期所收文章依然涉及到了文史专业的方方面面，但以我狭窄的视角，我更关注版本方面新的研究成果，而该刊的第一篇乃是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陈东辉教授所撰《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若干思考》一文。该文为本期最长的一篇，可见陈教授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做了系统的研究，拜读此文，可以看到他已经关注到了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关的各类古今文献。
关于《四库全书》七阁，北四阁的情况容易说得清楚，因为其每一阁都钤盖着不同的阁宝，而南三阁则不同，这三阁所钤之印完全相同，而三阁在战火中两阁全毁、一阁半毁，半毁者即是文澜阁。而后经过当地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的努力，找到一些该阁原物所缺部分进行了补抄，后来的管理者以接力棒的形式继续着该刊的补抄过程。在正常的思维中，会认为补抄之物当然不如原装好，但有些学者却有着相反的见解，陈东辉在文中就引用了黄爱平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的所言：
文澜阁《四库全书》作为江浙三阁全书中唯一幸存的一部书籍，其原钞本固足珍贵，补钞本也同样不可忽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因补抄而变得与他本不同，这个视角的确独特，而顾志兴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一文中称：
就版本角度说，即有原钞、丁钞、钱钞、张钞四个版本，是部名副其实的‘百衲本’。可是，正因为此，文澜阁库书便有了独特的价值。从版本的角度说，优于现存之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堪称举世无双、文澜独一。
陈东辉在以上两段引文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事实上，因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本所据多为足本、善本，故其版本价值往往高于原写本。
这样的结论是我以往不能接受者。站在收藏角度，原装原函之书最能体现古籍善本的三性之一――历史文物性，而补抄之物会大大降低其文物性，所以以上几位专家论述基本上是站在学术资料性而言者。比如陈东辉在文中摘引了邓子勉所撰《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中的所言：
如同其他书一样，这些词集所据与原四库本所据是不同的，就已知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词集而言，所据多为毛晋刻本，而丁氏补钞文澜阁本，广采藏书名家所有，其间所据词集，为善本者也应不少，如瞿氏恬裕斋、朱氏结一庐、陆氏皕宋楼等，都是富藏词集珍本的。周泳先辑《唐宋金元词钩沉》，自文澜阁藏库本宋元人别集中所见的就有不少与文渊阁库本所收有不同。丁氏藏善本词集多为钞本，且丰富多样，其所补钞文澜阁库本词集应有不少采自所藏，与文渊阁等库本主要采录毛晋刻词集的单一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就内容而言，这样的论述当然很正确。但《四库全书》在编纂之时就只重内容，并且在著录时，基本上只是说该书的底本采自哪里，并没有谈到所用之书的具体版本，故而《四库全书》本历来不被版本学家所重视。该书的名气主要在于它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其整体性具有很强的文物价值，但从使用的角度而言，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删改，故无法做为校勘典籍的底本，因此说，拿后世所见的版本来比勘《四库全书》所抄之本，显然没有可比拟性。
《四库全书》编于两百年前，而在此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当时没有看到的更善之本，所以《四库全书》所用底本也确实并非都是那个时代的最佳之本。然而弘历编纂该书的目的，乃是为了保留一部那个时代所认为最好的文献，当然，其所用文献不能够影响到他的统治，所以要做一些删改与撤毁。即便撇开这个不谈，弘历编纂《四库全书》也并不是为了汇集那个时代最好的善本，如果是这样考量的话，那他没有必要编这部大书，只要动用国家之力，将这些底本经过挑选后留下最好的善本，而后花钱买下，就可以建成一座那个时代最大的善本书藏书楼。
读完这篇文章，可以感觉到陈东辉先生的视野十分开阔，因为他下气力查看了国内几乎所有藏《四库全书》零本之处，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市面上出现的《四库全书》零本，当然他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在文澜阁零本方面。而其在文中还提到了我在公微号中的所言：
而文宗、文汇、文澜等南三阁《四库全书》，每册卷首均钤盖“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大方印，卷末都盖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小方印，并且采用同样的纸张，开本大小也一致。因此，对于一些新发现的面三阁《四库全书》之残本，要进一步确定究为其中哪一阁的本子，往往难度较大，相关专家有时也无法辨别。因此，当代著名藏书家韦力在其微信公众号“芷兰斋”之“2016春泰和嘉成古籍拍卖综述”一文中，所提到的“这10册《明文海》究属南三阁中的哪一阁，则无法断定”，是有其道理的。
由此可见，陈东辉先生为了研究文澜阁确实巨细无遗地搜集到了方方面面的资料，而通过他文中的征引，也使我了解到许多未曾留意到的研究成果，而这也正是我得到本刊后所得到的收益。当然，这本刊物内还有多篇文章为我所喜爱，然限于篇幅，只是无法一一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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