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演员袁立在自己的朋友圈上怒怼《演员的诞生》节目组，表示该节目不但运用剪辑手法，把自己在台上的表现刻意丑化，塑造成一个疯子模样，并且还拖欠自己的薪酬。

娱乐圈里的这种掐架，就像流行性感冒，隔段时间总要冒出来一次，节目组为了吸引眼球，故意剪辑，夸大嘉宾情绪的事也早已经不什么新闻。

真正让我对这件事感兴趣的是，在有些指责袁立的言论里，我听到这样两种声音：一是说袁立“情商低”、“不会做人”，把大家都搞得很难堪；二是说袁立为了菲薄（对她来说）的薪酬而怒怼节目，吃相太难看。 

表达火大，维护权益，就是“不会做人”、“吃相难看”？

我突然想到，这不简答是某些个人对袁立的看法，而是我们文化心理中一些深层问题的反映。

害怕“撕破脸”的中国人

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间开在纽约唐人街的成衣厂，华人老板因为知道同胞好欺负，每一次发薪水都故意拖迟几天，把自己手头的不方便快捷转嫁给了底下人。

但偏偏有一位打杂的墨西哥人，半天不让老板拖延，上午不发下午就去讨，并义正言辞地表示自己月初就需要用钱。

于是，老板只按时发薪给他一人。

结果，本来根本合理合法的要求，却令全厂华人侧目，在背地里说他好惹是生非。

这个故事，来自知名学者孙隆基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在这本书中，孙先生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群体心理做了丝丝入扣的批判。

我发现，袁立事件的上上下下，其实有诸多地方与孙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分析相符合。

比如，袁立怒斥《演员的诞生》节目组的行为，对于有些人来说，就像那位要求按时发薪水的墨西哥人一样，也是“好惹是生非”、“情商低”和“不会做人”的表现，因为她破坏了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第一原则：不要生事，以和为贵。

而中国人对“和为贵”的看重，常常甚至到了不论是非的地步。

比如书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由台湾人组成的小圈子内，一个东哥将另一个人的妻子睡了，搞大了肚子后，又丢还给她先生，并且说：“不要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的关系！”该先生苦不堪言，但又被圈内人按住，叫他不要传丑闻。结果，反而是被一个圈外人把事情揭开。

几年之后，当孙隆基将这件事说给一个香港朋友，该朋友的反应却是：“他（指把事情拆穿者）不应该！”

虽然犯错的是那个头儿，但委屈必须由那位先生来受，并且被视为理所应当。对此，孙隆基有精彩的分析：

老大哥犯规，破坏了“和合”，已使他站到了“外”面去。但在中国人眼中，受害者如果找他算账的话，却不会被理解为“讨个公道”，反而会被认为是再去破坏一次“和合”。既然前次已无法挽回，于是大家就将这一次的压下去。

为了修缮“和合”，大家就会向比较容易说话容易欺负的一方施压，叫他屈就。

与西方文化认为人必须去谋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并且必要时为之进行对抗式斗争相同，中国文化里推崇的“做人”，是像范伟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扮演的丁务源那样：永远挂着一种中国式的笑容，擅长将一切矛盾都用太极手法阴阳调和，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把一切问题都变成“不成问题”。

《演员的诞生》节目组，大概也期望着袁立懂得丁务源式的“做人”方式，会把大事化小。毕竟大家都是圈里人，其他艺人就都懂得这套“人情事故”，顶多也就是在其他访谈中会发几句牢骚，怎么偏你那么多事？ 

肯定有这种想法，还真不能说《演员的诞生》节目组是奇葩。

因为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里，“隐忍”会被视为“有涵养”，“懂事”比“规矩”更关键，“撕破脸”就是关系之中的核战争。

这样的观念其实是被我们每个人在潜意识中接受了的。袁立与《演员的诞生》之间的冲突之所以受到人们非常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她选择把矛盾暴露而不是隐忍不发，破坏了我们想象中的整体的和谐。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嗜好“和合”？哪怕拼尽全力、受尽委屈，也要保持人际间的和谐？

根据孙隆基先生的说法，这一切，都与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分不开。

“你和大家不一样，所以你有问题”

中国向来是个反对“个人主义”的国家，翻开成语词典，会发现，凡表述个人行为的词语，多少都有点贬义，如：我行我素、固执己见、孤苦伶仃、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独断专行等等。

换句话说，在“个人”状态下，中国人很难就被看成一个“不道德的主体”。

举个例子，在很多农村里，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假如还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人伦关系——比如结婚——村里很快就会有这个人“有问题”的传言。

为什么脱离了关系的“个人”状态会受到如斯的排斥呢？

孙隆基认为，那对于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就是：“仁者，人也。”

“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换句话说，至少要在二人及以上的关系中，才能对一个人下定义，比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等：

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根据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

王小波在杂文里就曾经赞叹过：“（在中国）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

既然一个人抽离掉人际关系，就没有独立的“人格”、“贞操”与“道德”，那么，保持人际的“和合”自然就成了交往的最高目的。

因此，中国人往往推崇“合群”，喜欢“从众”。

就像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里面说的：“中国人做事，对错先无论，只要是‘大家’都这样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险系数’。”

在录制《演员的诞生》这件事上，袁立最初是“合群”、“从众”的。真人秀节目有剧本，这是大家都各怀鬼胎的事，明星大咖在节目上的嬉笑怒骂，多多少少会有点表演成分。袁立说，参加《演员的诞生》，是因为“导演吴彤，我很喜欢他，虽然他让我‘演’被淘汰了”。

那就是说，如果没出胡乱剪辑这种幺蛾子事，袁立是会像章子怡、刘烨他们一样，接受节目组的剧本安排的。然而自己被剪辑剪成了“精神病”，又“没收了我的发送键”，这就不能忍了。

袁立还是有比较强界限感的人。但我们不知道，每年这么多综艺，还有多少参演者因为“行规”、“大家都这样”、“算帮我个忙下不为例”等等说辞，选择放弃自己的界限，牺牲自我，维持“和平”？

这不是胡乱猜测，在追求“合群”“和为贵”的集体意识操控下，有时候我们会经常表现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格

去年在包贝尔婚礼上，新郎与伴郎团成员韩庚、王祖蓝、杜海涛等男星抱起伴娘柳岩，意图将她扔到水里给婚礼助兴。在现场视频曝光后，伴郎们豪无绅士风度的举动成了网友诟病的焦点。

但事后，主动出来道歉的却是柳岩！她说自己虽然“受到惊吓，开始尖叫”，但并没有“多委屈、多窘迫、多受伤害”，并且还为“没有站出来讲述现场的情况，反而对我的朋友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道歉。

受害者反而为给施暴者造成困扰而道歉，靠贬抑自己来维持人际的和睦，这便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压缩”式的“做人”方式。

当一个人不断为保持人际的融洽而“自我压缩”，也就很容易任由别人突破自己的“自我疆界”，并且让渡出自己的个人权力。

最典型的，就是婚姻自主的权力。且不说古时候全凭父母做主，即使到了今天，也有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大事上要被各种三姑六婆、亲朋好友妄加评论。

早年在厦门时，经常在公交电视上看到这样一则相亲网站的广告：女主的姥姥即将西去，死前唯一的心愿便是能看到女主结婚。于是为了满足姥姥的最后心愿，女主便去了相亲网站，找到了结婚对象，穿着婚纱来到了老人跟前。

在这温馨的结局里，姥姥达至了心愿，女主完成了孝道。

只不过，关于女主是否向往婚姻生活，是否真的喜欢这个结婚对象，甚至是不是喜欢男的，我统统都不知道。因为，从头至尾，女主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言的机会。

广告的导演只看到了，女主是一个满足姥姥遗愿的乖孙女，却没有意识到女主与此同时也是独立的，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的“个人”。

很多人其实就是带着这个广告演员的视角，来看待袁立的事件。

当看到袁立因为自己的形象被恶意诋毁、薪酬被无故拖欠而采取对抗的方式来诉求自己的权益时，那些习惯以“自我压缩“、让渡个人权力的方式来保持人际融洽的人，自然会将她看成”情商低下”和“不会做人”。

在那些人眼里，袁立只是一个节目组的不合作嘉宾，是一个让她的几个老朋友下不来台的损友，是一个自外于和合人际之外的“不人道的主体”。

他们远没有意识到，在这一切社会关系背后，袁立首先是个独立的、有人格与自尊的个体。

他们想看到的是一个“任由别人踩在身上”的祥林嫂，真没想到袁立会是一心“想要个说法”的李雪莲。

就像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说的：“中国文化之唯一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当看到袁立由于自己的形象被恶意诋毁、薪酬被无故拖欠而采取对抗的方式来诉求自己的权益时，还有人会以“不会做人”这一类理由来批评她的行为，我总在想：我们真的活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