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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灰”半世纪花瓶竟是乾隆御用
[二哈][二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3日报道，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于本月11日进行了中国艺术品拍卖活动。受新冠疫情影响，此次拍卖采用了电话连线形式进行。在当日的竞拍中，一件做工精美的清代花瓶以7040.6万港元（约合6374.4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件“乾隆爷御瓶”受不识货者的“怠慢”。它的上一任“经手人”居住在中欧某地的乡下，平日就把这件宝贝随随便便摆在一个房间内；由于房主喜欢养宠物，花瓶附近经常是“猫飞狗跳”。在鉴宝专家终于发现它时，这件从中国流失的珍品早已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土。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中）韩琦　（意）米盖拉编
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出版前的几年，正赶上中法文化交流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了相应的学术交流讲座，记得当时来了几十位法国出版史专家，韩琦先生带领这些人来我家看书，转天我又跟随他们在国图开了几场研讨会，旁听了不少新知识。而这本书，就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在此前，我与张志清先生早已相识，但那次会上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解论文。他的题目是《佛道教印像符咒对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影响》，他的所讲让我对印刷术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张先生从西汉时的方士法印讲起，他说这种法印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作为权力物化的信物，二是用于杀鬼，法印的制式从汉到唐在逐渐变化中，比如印材从铜制逐渐变为了玉、石、木制，到隋唐时产生了大量木制法印。对于木制的具体树种，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所言：“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这说明汉晋时已有木印。《隋书·经籍志》在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段木印被广泛使用。

对于隋唐时的木材，张先生称，乃是以雷震枣木心为最佳，而“梨、枣都是后世雕版的主要材料，在隋唐时期是道教法印的主要用材”。但是，早期法印的直径不大，字数也不多，张文中提到，汉印最多的印文为9个字，后来又有了双面印，字数就增加了。然而，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记载的“黄神越章”竟然有120字之多，所以张先生认为，这么多字的印“简直就是一个小雕版”。

从目前遗存的唐代早期印刷实物来看，大多属于佛教密宗的咒语，而后张先生一路推论，认为佛教和道教的印像、符咒乃是对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之物。

在那场研讨会上，经韩琦先生之介，我结识了专门研究建阳刻书史的方彦寿先生。然而自那之后，直到半年前我才第二次见到方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问方先生建阳当地是否留存许多的建阳本，因为自古就流传有“建本走天下”的说法，然方先生告诉我，在当地很难见到建阳本，宋元本从来没出现过，明本也很少见，能够见到的基本就是清代的版本。闻其所言，令人大为感慨。

当时方先生讲述的题目是《宋明时期的图书贸易与书商的利益追求》，他讲的一些细节今天已记不起来，如今翻阅这本论文集，始知方先生为了这篇文章搜集了很多的原始史料。其在文中引用了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的所言：“书籍行四方，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而此前我仅了解麻沙本的状况，并不知道崇化在书籍出版方面能与麻沙并提。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看来，崇化是当时的书籍交流中心，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旧迹在，今后有机会时，应当前往一看。

方彦寿谈到宋元时期有些书的买主可以自选纸墨，比如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有很多人通过他来购买图书，当时一个名叫周朴的人寄来一笔钱，同时开了个购书单，而朱熹回信时问他要买的《汉书》“不知要何等纸？板样大小如何？其人未敢为印，有便仔细报及，当续为印也。”对于这段话，方彦寿在文中写道：“建阳书坊可以根据读者所需，自由选择合适的纸张和版式。经济状况好的，可选择好纸，以及字大行疏的版式；经济状况不允许，则选择差一点的纸，以及行格紧密的版式，以节省开支。”

方彦寿还在文中谈到了书版的转让交易，北宋杭州有个名叫“市易务”的官方机构，此机构的职责是平抑物价，同时也附带刻印图书。宋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市易务想将一批书版转售给杭州州学，计价1469贯有奇，但东坡却认为市易务应当把书版无偿划拔给州学，为此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东坡的要求是否如愿，文献未见记载。然方彦寿却谈到，市易务转售书版的同一年，泉州商人徐戬也在做书版买卖。徐戬本是位海商，私下里受到高丽国的委托，在杭州雕造《华严经》2900多片，雕造完毕后，用海船运往高丽，为此得到酬银3000两。徐戬的所为事先没有奏准官府同意，后来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知道，上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为此徐戬受到了处罚，“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方彦寿先生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次前往寒斋看书者，还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尔凯教授，他是地道的法国人。他来寒斋特意要求看我藏的几部《芥子园画传》，可惜我的所藏版本很一般，转天听他讲座时，方知其专门研究此画谱传入日本的情况，其对比、分析之细腻，令我佩服不已。他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在1630年颁布的禁书令，以及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取消禁书令的过程，同时讲到了瑞典医生、植物学家邓博格在1775年、1776年日本居留期间，对于图书进口限制的描述：

由于日本严禁出口作为货币的银两，因此中国商人不得不带回漆器、铜器和其他的日本货物来交换他们自己带来的货物－－以生丝为多，或是药物，如人参、松香、没药、木材、锌以及印刷品。但是印刷品在未经书籍检查官验看和准许之前，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些货物大约装满70艘船，每年三次抵达日本。

看来那时中国的书籍依然在大量进入日本，只是多了一道检查限制，通过检查之后的中国书可以先由一些重要人物挑选，比如德川家族的领主们，以及幕府中的重要人物等。至于到挑选完的书籍的去向，马尔凯在文中写道：

其余的书籍，其批发价由负责商务的长崎会所决定，由所谓的“五个所商人”，即堺市、长崎、京都、大阪和江户五个城市的批发商人竞拍买得。大部分的书籍都流入后面三个城市的书店之中，这些书店之中又有一小部分称为“唐本屋”，专门从事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书籍的买卖，有的还将这些书籍重刻。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意思的史料，而本书中要述说的话题太多，这里只点此三篇为例，喜欢古书的朋友大可找来细读一番，也可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何等之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