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长沙班列！铿锵向北 中欧班列（长沙）跑出内陆开放“加速度”
图片
长沙国际铁路港内的集装箱运输。人民网 吴茜薇摄
2014年，长沙发出首趟中欧班列，通达德国杜伊斯堡。
2022年，长沙进出口总额增速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进出口额超100亿元企业实现零的突破，中欧班列开行量位列全国第三；
越来越多湖南本土产品借助中欧班列“连点成线”“织线成网”的线路布局，实现了“湘品出湘”直通海外……
作为一座内陆城市，长沙从“内陆腹地”到“开放高地”；从“不靠海、不沿边”，到实现“一带一部”与“一带一路”的深度融合。
中欧班列，助推长沙打通了对外开放新通道。
图片
中欧班列（长沙）同江口岸首发现场。人民网 吴茜薇摄
搭载本土企业“走出去”
“呜呜……”一声火车长鸣，满载165辆吉利整车的专列驶离长沙， 8月1日从长沙经由黑龙江同江口岸发往莫斯科。
这趟满载的“吉利专列”货重约287吨，货值约429万美元，是中欧班列（长沙）在同江口岸首发班列，标志着长沙打通了经黑龙江同江口岸联通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重要新通道。
55个集装箱汽车整车，量身定制运输装载方案……为做好此次班列首发工作，湖南铁路部门从装车方案、运输组织、货运调度等方面着手，优化班列开行方案。在安全装载的前提下，实现货物装载数量最大化，有效压缩企业运输成本。
据悉，今年1月至7月，湖南中欧班列共开行491列，贯穿东西、联通内外，中欧班列（长沙）让湖南“沿海化”，让本土企业高效“出海”。
近年来，中欧班列（长沙）与湖南省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断加强，由财政部枢纽到枢纽转型升级为门到门全方位服务，通过“非标产品适箱化”引导、订制物流解决方案，便利企业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2020年以来开行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吉利汽车、山河智能、澳优等制造业专列373列，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近40%，节省物流成本17.83亿元，进一步提升企业海外竞争力。
除此之外，中欧班列（长沙）在助企增效、优化通关环境上亮点频出。在长沙海关的大力支持下，中欧班列（长沙）出口整体通关时间由313分钟压缩至16分钟，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2022年开通了中欧班列山河智能专列，相较之前的海运模式，运输时间缩短20多天，运输成本降低15%左右。”山河智能董事长、首席专家何清华表示，专列帮助企业缩短了合同交付时间，还大幅降低综合成本，提升了本土企业在海外的市场竞争力。
不仅是山河智能，2022年，中联重科国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2.6%、三一重工挖掘机国际销售额同比增长69%；今年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际订单有望翻番。
图片
工作人员认真核对检查。人民网 吴茜薇摄
吸引外资外贸“投进来”
随着中欧班列（长沙）的稳定开行和效率提升，运输成本逐步降低，形成了明显的辐射带动效应。
广东、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广西等省外地区货物向长沙集结，带动大量外贸和货代企业在长沙集聚，逐步成为货物集散和产业集聚的重要枢纽，形成了对货物贸易和制造业强力支撑的枢纽经济雏形。
夸特拉斯、深圳天泽跨境电商上市公司……一些重大项目落子长沙。
同时，集结中心带来的运输链、物流链和供应链，通过对经济要素的空间组织优化和构造经济生态圈引导产业布局，实现沿海产业向湖南省加速转移，助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对不靠海、不沿边的湖南来说，缺乏便捷的国际物流通道，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中欧班列大幅降低了物流时间，对产业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凸显，成为湖南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保产保供、控制综合成本、抢占海外市场的战略通道。
数据显示，2022年，中欧班列（长沙）服务外向型企业8631家，助力湖南实现进出口额高速增长（2022年进出口额达到7058.2亿元，同比增长20.2%），稳定了外资外贸基本盘。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欧班列（长沙）常态化运行线路达12条，辐射亚欧大陆近30个国家100个城市，已成为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助推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由2013年的344.2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2569.1亿元，累计增长6.5倍。
未来，长沙将尽全力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推动中欧班列（长沙）实现集约化发展，开通经磨憨出入境往返老挝万象、经凭祥出入境往返越南河内的南向班列，着力构建以长沙为中心、连通欧盟和东盟的陆路战略大通道，高质量打造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提升中欧班列（长沙）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图片
长沙国际铁路港内的集装箱运输。人民网 吴茜薇摄
2014年，长沙发出首趟中欧班列，通达德国杜伊斯堡。
2022年，长沙进出口总额增速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进出口额超100亿元企业实现零的突破，中欧班列开行量位列全国第三；
越来越多湖南本土产品借助中欧班列“连点成线”“织线成网”的线路布局，实现了“湘品出湘”直通海外……
作为一座内陆城市，长沙从“内陆腹地”到“开放高地”；从“不靠海、不沿边”，到实现“一带一部”与“一带一路”的深度融合。
中欧班列，助推长沙打通了对外开放新通道。
图片
中欧班列（长沙）同江口岸首发现场。人民网 吴茜薇摄
搭载本土企业“走出去”
“呜呜……”一声火车长鸣，满载165辆吉利整车的专列驶离长沙， 8月1日从长沙经由黑龙江同江口岸发往莫斯科。
这趟满载的“吉利专列”货重约287吨，货值约429万美元，是中欧班列（长沙）在同江口岸首发班列，标志着长沙打通了经黑龙江同江口岸联通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重要新通道。
55个集装箱汽车整车，量身定制运输装载方案……为做好此次班列首发工作，湖南铁路部门从装车方案、运输组织、货运调度等方面着手，优化班列开行方案。在安全装载的前提下，实现货物装载数量最大化，有效压缩企业运输成本。
据悉，今年1月至7月，湖南中欧班列共开行491列，贯穿东西、联通内外，中欧班列（长沙）让湖南“沿海化”，让本土企业高效“出海”。
近年来，中欧班列（长沙）与湖南省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断加强，由财政部枢纽到枢纽转型升级为门到门全方位服务，通过“非标产品适箱化”引导、订制物流解决方案，便利企业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2020年以来开行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吉利汽车、山河智能、澳优等制造业专列373列，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近40%，节省物流成本17.83亿元，进一步提升企业海外竞争力。
除此之外，中欧班列（长沙）在助企增效、优化通关环境上亮点频出。在长沙海关的大力支持下，中欧班列（长沙）出口整体通关时间由313分钟压缩至16分钟，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2022年开通了中欧班列山河智能专列，相较之前的海运模式，运输时间缩短20多天，运输成本降低15%左右。”山河智能董事长、首席专家何清华表示，专列帮助企业缩短了合同交付时间，还大幅降低综合成本，提升了本土企业在海外的市场竞争力。
不仅是山河智能，2022年，中联重科国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2.6%、三一重工挖掘机国际销售额同比增长69%；今年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际订单有望翻番。
图片
工作人员认真核对检查。人民网 吴茜薇摄
吸引外资外贸“投进来”
随着中欧班列（长沙）的稳定开行和效率提升，运输成本逐步降低，形成了明显的辐射带动效应。
广东、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广西等省外地区货物向长沙集结，带动大量外贸和货代企业在长沙集聚，逐步成为货物集散和产业集聚的重要枢纽，形成了对货物贸易和制造业强力支撑的枢纽经济雏形。
夸特拉斯、深圳天泽跨境电商上市公司……一些重大项目落子长沙。
同时，集结中心带来的运输链、物流链和供应链，通过对经济要素的空间组织优化和构造经济生态圈引导产业布局，实现沿海产业向湖南省加速转移，助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对不靠海、不沿边的湖南来说，缺乏便捷的国际物流通道，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中欧班列大幅降低了物流时间，对产业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凸显，成为湖南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保产保供、控制综合成本、抢占海外市场的战略通道。
数据显示，2022年，中欧班列（长沙）服务外向型企业8631家，助力湖南实现进出口额高速增长（2022年进出口额达到7058.2亿元，同比增长20.2%），稳定了外资外贸基本盘。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欧班列（长沙）常态化运行线路达12条，辐射亚欧大陆近30个国家100个城市，已成为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助推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由2013年的344.2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2569.1亿元，累计增长6.5倍。
未来，长沙将尽全力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推动中欧班列（长沙）实现集约化发展，开通经磨憨出入境往返老挝万象、经凭祥出入境往返越南河内的南向班列，着力构建以长沙为中心、连通欧盟和东盟的陆路战略大通道，高质量打造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提升中欧班列（长沙）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渝湘复线高速大溪河特大桥全幅贯通】
8月30日，经过了近900天施工，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大溪河特大桥，实现全幅贯通。
大溪河特大桥位于南川区鸣玉镇四中村及峰岩乡峰胜村交界处，桥梁横跨大溪河。该桥为整体式桥梁，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桥长1126米，最大墩高103.5米，最大桥高120.48米，相当于42层楼高。
据悉，大溪河特大桥跨越沟谷，地形复杂，两侧山势陡峭，项目建设者先后克服高墩线型垂直度控制、大跨度主梁线性控制、施工后变形和混凝土徐变控制等诸多技术难点。
据了解，8月以来，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各节点性项目都迎来突破性进展。谭家隧道出口段掘进突破4000米大关，刘家山隧道双幅即将贯通，双堡特大桥拱上立柱施工已经完成，正在开展帽梁吊装作业……自2020年启动以来，这条总里程280公里、平均桥隧比高达80%的山区高速公路不断刷新“进度条”。截至8月30日，渝湘复线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29.8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80.8%；累计完成投资464.5亿元，占总投资计划640.5亿元的72.5%。全线已架通桥梁98座，占全线139座桥梁的71%，贯通隧道53座，占全线62座隧道的85%。（来源：重庆日报）
8月30日，经过了近900天施工，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大溪河特大桥，实现全幅贯通。
大溪河特大桥位于南川区鸣玉镇四中村及峰岩乡峰胜村交界处，桥梁横跨大溪河。该桥为整体式桥梁，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桥长1126米，最大墩高103.5米，最大桥高120.48米，相当于42层楼高。
据悉，大溪河特大桥跨越沟谷，地形复杂，两侧山势陡峭，项目建设者先后克服高墩线型垂直度控制、大跨度主梁线性控制、施工后变形和混凝土徐变控制等诸多技术难点。
据了解，8月以来，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各节点性项目都迎来突破性进展。谭家隧道出口段掘进突破4000米大关，刘家山隧道双幅即将贯通，双堡特大桥拱上立柱施工已经完成，正在开展帽梁吊装作业……自2020年启动以来，这条总里程280公里、平均桥隧比高达80%的山区高速公路不断刷新“进度条”。截至8月30日，渝湘复线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29.8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80.8%；累计完成投资464.5亿元，占总投资计划640.5亿元的72.5%。全线已架通桥梁98座，占全线139座桥梁的71%，贯通隧道53座，占全线62座隧道的85%。（来源：重庆日报）
#主犯胁迫孩子贩毒并殴打致死后死缓改判死刑# 【胁迫孩子贩毒并殴打致死，经检察机关抗诉主犯死缓改判死刑】长期控制、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殴打、虐待并残害未成年人致死，前不久，四川省检察机关办理的这起王某等人故意伤害等犯罪二审抗诉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第四十五批指导性案例。这起案件本身并不是很复杂，但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到判处死刑，被告人王某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变。判决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本案中，王某用暴力手段殴打致未成年人死亡，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适用死刑。”8月2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收到这起案件的判决书时，我作为案件承办人，认为对王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罪责刑不相适应，应该提出抗诉。后来我院经过研究，对该案提出抗诉，最终获法院改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综合运用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及时纠正定罪量刑明显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问题”。四川省检察机关办理的这起案件，就是贯彻落实上述要求，全面、准确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责的最好体现。
“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生命线，是人民群众感知法治建设的一把尺子。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全面、准确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责，是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感，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全国人大代表胡中辉认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推动办案质量、效率与公平正义有机统一，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
为了百元海洛因
妈妈将俩儿子“当”给了毒贩
2019年1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攀枝花市的一家医院接到了一个急救电话，打电话的人称自己的孩子在家中遭遇了意外。急救医生立即赶往现场，经对孩子进行初步抢救后，判断孩子已经死亡。看到孩子身上有大面积的淤青伤痕，医生选择了报警。警方当天对此立案侦查，一个小时后，王某到派出所说明情况，他自称是死者安某甲的父亲，对于孩子身上的伤痕，他解释说是“孩子前一天在外面打架受的伤”，并交代了自己贩毒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对王某进行排查，在其车上发现了毒品，并顺藤摸瓜抓获了王某的两个马仔龙某和王某湘。
随着进一步的侦查，以王某为首的恶势力贩毒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安某甲的离奇死亡也被查清。
2017年11月底至2019年1月，王某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龙某、王某湘、米某华在攀枝花市零包贩卖海洛因36次，并容留多人在其租住房内吸毒。2018年夏，为掩盖犯罪事实，王某对吸毒人员吉某说可以送给她货值100元的海洛因，但有一个条件——把她的两个儿子安某甲和安某乙送给他“收养”，吉某同意了。此后，王某控制、胁迫安某甲和安某乙帮助其贩毒，还对二人长期殴打、虐待。
自2018年8月起，王某在其租住房内，多次强迫安某乙吸食海洛因等毒品（经检测，在安某乙头发样本中检出吗啡和甲基苯丙胺等成分，安某乙左侧外耳廓因被王某等人殴打未及时医治而出现明显畸形）。2018年11月以来，王某安排龙某带领8岁的安某乙在攀枝花市东区华山一带贩卖毒品，他则带领11岁的安某甲购买毒品后进行零星贩毒。为了控制安某甲和安某乙，王某等人还准备了塑料管、电击棍等工具。
2019年1月22日晚至次日凌晨，王某从龙某处得知安某甲将团伙贩毒情况告知其母吉某后，不顾王某湘劝阻，伙同龙某在租住房内用烟头烫，用塑料管、电击棍等工具殴打、电击安某甲，并强迫安某乙殴打安某甲，还指使龙某逼迫安某甲吸毒。23日上午，安某甲死亡。经法医鉴定，安某甲是因全身大面积皮肤及软组织挫伤、皮下出血致失血性和创伤性休克、急性吸食海洛因中毒造成的死亡。案发后，王某亲属与吉某达成赔偿协议，并由吉某出具谅解书。
2019年11月14日，攀枝花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王某犯故意伤害罪、贩卖毒品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且王某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2020年5月29日，攀枝花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以王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多次实施贩卖毒品、故意伤害、容留他人吸毒、强迫他人吸毒犯罪活动，应依法从严惩处，特别是王某在故意伤害犯罪中，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本应严惩，但考虑其赔偿了被害方部分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以强迫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2万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8万元，并限制减刑。对另3名被告人分别以故意伤害罪、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罚。
亲历性审查
感受孩子的暗黑岁月
攀枝花市检察院收到该案的判决书后，依法审查了该案的判决结果，认为一审法院对王某故意伤害罪的量刑畸轻，应该提出抗诉。2020年6月7日，攀枝花市检察院以一审判决对王某量刑畸轻为由，向四川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并报请四川省检察院支持抗诉。同日，被告人王某、龙某、米某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2020年6月15日，四川省检察院成立了以时任检察长冯键为组长的专案组。专案组经研判分析后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8月21日，四川省检察院支持抗诉。
“司法实践中，对死缓案件提出死刑立即执行的抗诉非常慎重。该案社会影响恶劣，一审判决量刑确属错误，且我们有必要通过抗诉的监督手段来纠正这个错误的判决，回应公众关切。”四川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王小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判决死刑一般较故意杀人更为慎重，但王某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长期控制、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殴打、虐待并残害未成年人致死的行为，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王小兰回忆办案经过时说：“当时我们亲历性审查该案的在案证据，到案发现场复勘，去感受王某等人的行为对于一个孩子、一个普通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6月27日，专案组与公安机关进行座谈，详细了解该案的侦查过程及在案证据取得的相关情况，并请法医就被害人的尸检报告进行详细解读。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被害人身上的伤不是一次性造成的，“他满身的新伤叠旧伤，除了棍棒的条状殴打伤，四肢等部位有较多的电击伤，面颊、手上还有圆形的烫伤，这说明被害人长期处于被殴打虐待的状态”。
那案发当晚的殴打达到了什么样的强度？办案检察官决定复勘案发现场，通过现场痕迹、物证来判断一审在案证据是否客观真实以及孩子的日常生活状况，并建议侦查人员通过侦查实验回溯案发当晚被告人暴力殴打的工具、位置和强度。
2020年6月底，办案检察官到达现场后，发现案发现场基本保持原貌，通过现场房间布局、桌椅板凳的摆放、垃圾桶的位置、床上及窗帘上的血迹、衣柜上的痕迹等与在案现勘笔录、言词证据进行比对，来判断同案犯供述是否真实。
通过侦查实验，确定案发当晚9点至次日凌晨3点周边邻居们确实听得到殴打声，但他们说未听到孩子的哭喊声。这是为何？根据同案犯及被害人弟弟的证言，证实王某在殴打孩子时不允许孩子发出声音，如果发出声音，就会被打得更重。
同样都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行为人致人死亡的方式、持续的时长、使用暴力的过程或强度等等都会有所不同。本案中，王某长期殴打、虐待被害未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贩毒，甚至强迫未成年人吸毒，其行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希娟认为，根据2020年3月“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规定，王某的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对其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附不合理条件的赔偿
赔偿谅解情节是否足以影响量刑
赔偿谅解是刑事案件常见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评价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和人身危险性的因素之一。该案案发后，王某亲属与吉某达成赔偿协议，约定赔偿10万元，先行支付5万元并由吉某出具谅解书，余款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付清。2019年12月5日，吉某在其家人收到5万元后出具了谅解书。赔偿谅解情节是否足以影响量刑？
办案检察官对赔偿协议进行了实质性核查。经过走访发现，赔偿谅解协议书确实是双方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但赔偿款的支付是有条件的，比如被害人亲属出具谅解书、法院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年后才支付余款等。“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不真诚。”据办案检察官介绍，“从宽处理要以当事人认罪为前提，其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不好，会影响从宽处理的把握。”
此外，从被害人家属来看，出具谅解书的主体是吉某，而她是一个吸毒人员，后期已经发展为一名以贩养吸的贩毒人员。2018年夏，她为了获得100元的海洛因就将自己两个儿子的抚养权“当”给了毒贩王某，且她常在王某处买毒品或者蹭吸毒品，因此经常能在王某处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对孩子受伤的事情非常清楚，却一直不闻不问。“这样的母亲出具的谅解书对量刑的影响，我们认为在把握和适用的标准上应该更加严格。本案中的赔偿谅解不能作为从宽处罚的依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说，他们在核实谅解书真实性时，吉某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刑罚并在监狱服刑。
2020年10月30日，四川省高级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以故意伤害罪改判王某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死刑。
被告人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该案的另一名被害人安某乙又该何去何从？其母亲吉某在监狱服刑，父亲是吸毒人员且已失踪多年，四川省检察机关积极推动当地民政部门认定安某乙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变更监护人为其外祖父，协调解决户籍、入学、生活补贴等问题，开展心理辅导，给予司法救助，并委托第三方对司法救助资金进行监管。此外，针对该案暴露出的城市房屋租赁监管、重点人员管理、街面治安巡查等问题，攀枝花市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推进落实整改，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能入选最高检第一批以刑事抗诉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除了充分发挥刑事抗诉制度的价值、对谅解书开展实质性审查外，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的办理过程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我们在办案时不能脱离案件本身的具体实际，更不能机械执法，要让每起案件的被告人都罚当其罪，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王小兰说。
在胡中辉代表看来，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指导性案例直观地阐释法律精神、司法政策和价值取向，精准展示检察环节履职情况，可以对同类型案件的办理起到指导性作用，能将一个案件办理效果传导至每个同类案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的办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来源：检察日报·明镜周刊）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本案中，王某用暴力手段殴打致未成年人死亡，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适用死刑。”8月2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收到这起案件的判决书时，我作为案件承办人，认为对王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罪责刑不相适应，应该提出抗诉。后来我院经过研究，对该案提出抗诉，最终获法院改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综合运用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及时纠正定罪量刑明显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问题”。四川省检察机关办理的这起案件，就是贯彻落实上述要求，全面、准确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责的最好体现。
“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生命线，是人民群众感知法治建设的一把尺子。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全面、准确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责，是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感，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全国人大代表胡中辉认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推动办案质量、效率与公平正义有机统一，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
为了百元海洛因
妈妈将俩儿子“当”给了毒贩
2019年1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攀枝花市的一家医院接到了一个急救电话，打电话的人称自己的孩子在家中遭遇了意外。急救医生立即赶往现场，经对孩子进行初步抢救后，判断孩子已经死亡。看到孩子身上有大面积的淤青伤痕，医生选择了报警。警方当天对此立案侦查，一个小时后，王某到派出所说明情况，他自称是死者安某甲的父亲，对于孩子身上的伤痕，他解释说是“孩子前一天在外面打架受的伤”，并交代了自己贩毒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对王某进行排查，在其车上发现了毒品，并顺藤摸瓜抓获了王某的两个马仔龙某和王某湘。
随着进一步的侦查，以王某为首的恶势力贩毒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安某甲的离奇死亡也被查清。
2017年11月底至2019年1月，王某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龙某、王某湘、米某华在攀枝花市零包贩卖海洛因36次，并容留多人在其租住房内吸毒。2018年夏，为掩盖犯罪事实，王某对吸毒人员吉某说可以送给她货值100元的海洛因，但有一个条件——把她的两个儿子安某甲和安某乙送给他“收养”，吉某同意了。此后，王某控制、胁迫安某甲和安某乙帮助其贩毒，还对二人长期殴打、虐待。
自2018年8月起，王某在其租住房内，多次强迫安某乙吸食海洛因等毒品（经检测，在安某乙头发样本中检出吗啡和甲基苯丙胺等成分，安某乙左侧外耳廓因被王某等人殴打未及时医治而出现明显畸形）。2018年11月以来，王某安排龙某带领8岁的安某乙在攀枝花市东区华山一带贩卖毒品，他则带领11岁的安某甲购买毒品后进行零星贩毒。为了控制安某甲和安某乙，王某等人还准备了塑料管、电击棍等工具。
2019年1月22日晚至次日凌晨，王某从龙某处得知安某甲将团伙贩毒情况告知其母吉某后，不顾王某湘劝阻，伙同龙某在租住房内用烟头烫，用塑料管、电击棍等工具殴打、电击安某甲，并强迫安某乙殴打安某甲，还指使龙某逼迫安某甲吸毒。23日上午，安某甲死亡。经法医鉴定，安某甲是因全身大面积皮肤及软组织挫伤、皮下出血致失血性和创伤性休克、急性吸食海洛因中毒造成的死亡。案发后，王某亲属与吉某达成赔偿协议，并由吉某出具谅解书。
2019年11月14日，攀枝花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王某犯故意伤害罪、贩卖毒品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且王某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2020年5月29日，攀枝花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以王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多次实施贩卖毒品、故意伤害、容留他人吸毒、强迫他人吸毒犯罪活动，应依法从严惩处，特别是王某在故意伤害犯罪中，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本应严惩，但考虑其赔偿了被害方部分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以强迫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2万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8万元，并限制减刑。对另3名被告人分别以故意伤害罪、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罚。
亲历性审查
感受孩子的暗黑岁月
攀枝花市检察院收到该案的判决书后，依法审查了该案的判决结果，认为一审法院对王某故意伤害罪的量刑畸轻，应该提出抗诉。2020年6月7日，攀枝花市检察院以一审判决对王某量刑畸轻为由，向四川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并报请四川省检察院支持抗诉。同日，被告人王某、龙某、米某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2020年6月15日，四川省检察院成立了以时任检察长冯键为组长的专案组。专案组经研判分析后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8月21日，四川省检察院支持抗诉。
“司法实践中，对死缓案件提出死刑立即执行的抗诉非常慎重。该案社会影响恶劣，一审判决量刑确属错误，且我们有必要通过抗诉的监督手段来纠正这个错误的判决，回应公众关切。”四川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王小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判决死刑一般较故意杀人更为慎重，但王某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长期控制、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殴打、虐待并残害未成年人致死的行为，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王小兰回忆办案经过时说：“当时我们亲历性审查该案的在案证据，到案发现场复勘，去感受王某等人的行为对于一个孩子、一个普通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6月27日，专案组与公安机关进行座谈，详细了解该案的侦查过程及在案证据取得的相关情况，并请法医就被害人的尸检报告进行详细解读。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被害人身上的伤不是一次性造成的，“他满身的新伤叠旧伤，除了棍棒的条状殴打伤，四肢等部位有较多的电击伤，面颊、手上还有圆形的烫伤，这说明被害人长期处于被殴打虐待的状态”。
那案发当晚的殴打达到了什么样的强度？办案检察官决定复勘案发现场，通过现场痕迹、物证来判断一审在案证据是否客观真实以及孩子的日常生活状况，并建议侦查人员通过侦查实验回溯案发当晚被告人暴力殴打的工具、位置和强度。
2020年6月底，办案检察官到达现场后，发现案发现场基本保持原貌，通过现场房间布局、桌椅板凳的摆放、垃圾桶的位置、床上及窗帘上的血迹、衣柜上的痕迹等与在案现勘笔录、言词证据进行比对，来判断同案犯供述是否真实。
通过侦查实验，确定案发当晚9点至次日凌晨3点周边邻居们确实听得到殴打声，但他们说未听到孩子的哭喊声。这是为何？根据同案犯及被害人弟弟的证言，证实王某在殴打孩子时不允许孩子发出声音，如果发出声音，就会被打得更重。
同样都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行为人致人死亡的方式、持续的时长、使用暴力的过程或强度等等都会有所不同。本案中，王某长期殴打、虐待被害未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贩毒，甚至强迫未成年人吸毒，其行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希娟认为，根据2020年3月“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规定，王某的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对其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附不合理条件的赔偿
赔偿谅解情节是否足以影响量刑
赔偿谅解是刑事案件常见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评价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和人身危险性的因素之一。该案案发后，王某亲属与吉某达成赔偿协议，约定赔偿10万元，先行支付5万元并由吉某出具谅解书，余款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付清。2019年12月5日，吉某在其家人收到5万元后出具了谅解书。赔偿谅解情节是否足以影响量刑？
办案检察官对赔偿协议进行了实质性核查。经过走访发现，赔偿谅解协议书确实是双方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但赔偿款的支付是有条件的，比如被害人亲属出具谅解书、法院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年后才支付余款等。“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不真诚。”据办案检察官介绍，“从宽处理要以当事人认罪为前提，其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不好，会影响从宽处理的把握。”
此外，从被害人家属来看，出具谅解书的主体是吉某，而她是一个吸毒人员，后期已经发展为一名以贩养吸的贩毒人员。2018年夏，她为了获得100元的海洛因就将自己两个儿子的抚养权“当”给了毒贩王某，且她常在王某处买毒品或者蹭吸毒品，因此经常能在王某处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对孩子受伤的事情非常清楚，却一直不闻不问。“这样的母亲出具的谅解书对量刑的影响，我们认为在把握和适用的标准上应该更加严格。本案中的赔偿谅解不能作为从宽处罚的依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说，他们在核实谅解书真实性时，吉某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刑罚并在监狱服刑。
2020年10月30日，四川省高级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以故意伤害罪改判王某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死刑。
被告人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该案的另一名被害人安某乙又该何去何从？其母亲吉某在监狱服刑，父亲是吸毒人员且已失踪多年，四川省检察机关积极推动当地民政部门认定安某乙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变更监护人为其外祖父，协调解决户籍、入学、生活补贴等问题，开展心理辅导，给予司法救助，并委托第三方对司法救助资金进行监管。此外，针对该案暴露出的城市房屋租赁监管、重点人员管理、街面治安巡查等问题，攀枝花市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推进落实整改，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能入选最高检第一批以刑事抗诉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除了充分发挥刑事抗诉制度的价值、对谅解书开展实质性审查外，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的办理过程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我们在办案时不能脱离案件本身的具体实际，更不能机械执法，要让每起案件的被告人都罚当其罪，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王小兰说。
在胡中辉代表看来，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指导性案例直观地阐释法律精神、司法政策和价值取向，精准展示检察环节履职情况，可以对同类型案件的办理起到指导性作用，能将一个案件办理效果传导至每个同类案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的办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来源：检察日报·明镜周刊）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