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ACA5法案表决前民主党华裔政客陷入天人交战，影响入加大华人要发声！
6月10日加州众议会对ACA5修宪法案投票表决，加州第28选区民主党众议员罗达伦(Evan Low)投出赞成票。
但表决前他发表了一场煽情演说，诉说内心的纠结和痛楚，虽然他受到了来自华人社区的强大压力，甚至动摇他的连任基础，但仍要为所有人争取正义投下一票，且听他的内心独白。
代表北加州硅谷一带的罗达伦表示，他怀著一种十分複杂的情感参加投票，交织著悲伤、义愤、沮丧和衝突。
这是一场族裔之间困难的对话，他要为所有人争取正义。
众议会的委员们已经从ACA-5修宪案的作者那裡听到，她已经同所有的族裔党团打过招呼，但是唯独漏掉了亚太裔党团。
为什麽没有一个亚裔议员成为这个修宪案的共同作者？因为他们担忧会失去连任机会。
如何看待缺失的对话？
为什麽不能重启一场对话，为什麽不给予我们（亚裔党团）应有的尊重，为什麽没有找我们对话？
议会非洲裔党团主席没有主动接触我们，没有打电话和发电邮？
但我们不能被分离，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即使这个（华人）社区是反对的。
但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之间的沟通是互动的，无条件和双向的。
罗达伦提到，以前他的选区众议员方文忠（Paul Fong）曾经是众议会亚太裔党团主席，由于他在一次投票中支持一个类似议案，结果失去了连任机会。
为什麽很多移民社区反对这个提案？
有些在位的民选官员告诉他，为什麽要反对自己的同胞？
你不也是黄种人吗？
你背叛了我们？
罗达伦承认，在此之前收到99则电邮支持这项提案，但也收到3700个电邮和电话反对这个提案，正反双方是1比37 。
该怎麽办？
要和反对者们对话很困难，没有机会同他们对话。这是关于权力、公平、种族的议题。
亚裔社区特别是华人，担心他们会失去机会，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勤奋工作就会有回报，别人也有同样的机会。
因为这个族裔（华人）非常重视教育，这是他们传统的文化观念。
所以，众议会没有一个亚裔议员成为ACA-5的连署人。
为什麽移民社区这麽多人反对，如果了解整个移民历史，可能有所不同。
19世纪美国发生过排华法案，1913年加州禁止外籍移民购房置产且拥有自己的物业。
2008年11月加州选民通过了八号提案，将加州宪法修正为「婚姻只限于一男一女」，禁止同性婚姻。
这些歧视的信息是十分清楚的。
罗达伦还提出建议，「如果想让你的孩子完成高等教育，可以先读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
我和我的选区，有79%社区学院毕业生转入加州大学（UC ) 。
社区学院转校生享有优先权，这是最好的方式。
他最后表示，今天在这裡讨论这些观点是必要的，因为很难有「种族中立」政策。
他的投票完全基于良知、承诺、责任，让自由和正义属于所有人。
对于华裔民主党众议员罗达伦、邱信福(David Chiu)、丁右立(Phil Ting)投出赞成票，以及周本立（Ed Chau）、朱感生（Kansen Chu）弃权投票，前联邦教育部副次长，也是共和党活跃份子张曼君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表现，面对ACA-5 这样一个对华人和亚裔入学伤害很大的平权法案，为什麽要弃权，为什麽要支持，为什麽不反对？
这些华裔民选官员，他们的选举经费和选票大部分来自华人社区，在关键时刻为什麽不能捍卫华人利益呢？
因为他们不敢违背民主党立场，又想维护既得利益，但是伤害了华人利益。
下一次选举，华人还要给他们提供金钱和选票吗？
ACA5法案要求废除「209号提案」，209号提案是1996年由选民通过的加州宪法修订案，禁止在公共教育、就业及签约政府项目时，考虑种族和性别因素。
ACA5希望废除209号提案，取代以族裔人口的配额比例为依据，用于加州公立大学的录取、就业和政府机构的合同签约等。
ACA-5影响入加大 华人要发声
ACA-5法案24日以加州参议会多数票支持通过，将放在11月大选公投。
在民主党华裔参众议员大多数支持，少数投票时弃权的同时，共和党华裔参众议员对该法案的通过，以及其用意在废除第209号提案提出强烈谴责。
多位华裔民选官员表示ACA-5无疑将大大影响未来华裔学子在加州公立大学的入学情形，加州公立大学是否能继续保持其优良品质也是问号。
学区民选官员指出，过去两周的事实同时告诉华人：华人必须要草根行动，用选票发声。
鑽石吧共和党加州参议员张玲龄，24日的在投出反对票后表示，种族歧视并非祕密，过去有，现在也依然有，她就曾经历过。
「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不公平。
但是，反对歧视的答案不是更多的歧视」。
她支持立法保护少数群体和妇女免受歧视，但ACA-5的通过以及其废除第209号提案的目的，应该谴责。
罗兰冈学区教委陈正治表示，学区很多华人家长都通过网上观看了24日参议会的投票过程，虽然共和党几乎全部投出反对票，但依然寡不敌众，ACA-5以民主党的强力支持获得通过。
ACA-5在最近两周无悬念地通过加州参众两会，民主党华裔议员即使有人投弃权票，但都无一表达华人强大的反对声音。
陈正治表示，多年来华人一直存在一个误区，认爲华人民选官员就会支持华人，代表华人説话，事实上在很多议题上并非如此。
「华人期待华人支持华人，这个想法还是在种族的误区中，最终会失望」。
华人应该抛开同胞一定会支持同胞的幻想，而要支持理念相同的人，民选官员应该代表所有族裔，这才是民主真谛，用选票爲自己争取权利，才是硬道理。
陈正治表示，ACA-5进入公投木已成舟，今年11月的决战至关重要。
如果ACA-5最终成爲新法，无疑会严重影响华人和亚裔学生在加州公立大学系统的录取数。
以罗兰学区为例，每年毕业的高中应届生900人左右，大约60%都进入加大和州大系统，尤其是加大系统，很多华人学子都获录取。
但如果未来比例受限，这些华人学生只能另谋出路。
另一方面，ACA-5如果通过，学区的员工品质也可能受影响，由于必须按族裔比例来招聘员工，即使受聘人员素质不够，也得照顾 ，整个学区的水平，都可能受拖累。
哈冈-拉朋地学区教委会副主席张金生表示，ACA-5以族裔和性别为优惠取向录用和招聘人才的结果，最终只能打击努力、助长落后。
华人努力，一样赋税，爲什么要受到不公平待遇？
他认爲，ACA-5是政客利用族裔来操作政治的把戏。
张金生表示，哈冈学区每年1400名应届毕业生，200多人上加大和州大，比例不到20%的亚裔学生，占加大和州大录取的相当数量。
如果未来比例受限，很多华人和亚裔学生只能进入私立大学；
或读两年社区学院之后，转入加大系统。
不过他认爲，加大的研究生院还是要求严格，对不够水平的学生依然有一定的阻挡作用。
6月10日加州众议会对ACA5修宪法案投票表决，加州第28选区民主党众议员罗达伦(Evan Low)投出赞成票。
但表决前他发表了一场煽情演说，诉说内心的纠结和痛楚，虽然他受到了来自华人社区的强大压力，甚至动摇他的连任基础，但仍要为所有人争取正义投下一票，且听他的内心独白。
代表北加州硅谷一带的罗达伦表示，他怀著一种十分複杂的情感参加投票，交织著悲伤、义愤、沮丧和衝突。
这是一场族裔之间困难的对话，他要为所有人争取正义。
众议会的委员们已经从ACA-5修宪案的作者那裡听到，她已经同所有的族裔党团打过招呼，但是唯独漏掉了亚太裔党团。
为什麽没有一个亚裔议员成为这个修宪案的共同作者？因为他们担忧会失去连任机会。
如何看待缺失的对话？
为什麽不能重启一场对话，为什麽不给予我们（亚裔党团）应有的尊重，为什麽没有找我们对话？
议会非洲裔党团主席没有主动接触我们，没有打电话和发电邮？
但我们不能被分离，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即使这个（华人）社区是反对的。
但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之间的沟通是互动的，无条件和双向的。
罗达伦提到，以前他的选区众议员方文忠（Paul Fong）曾经是众议会亚太裔党团主席，由于他在一次投票中支持一个类似议案，结果失去了连任机会。
为什麽很多移民社区反对这个提案？
有些在位的民选官员告诉他，为什麽要反对自己的同胞？
你不也是黄种人吗？
你背叛了我们？
罗达伦承认，在此之前收到99则电邮支持这项提案，但也收到3700个电邮和电话反对这个提案，正反双方是1比37 。
该怎麽办？
要和反对者们对话很困难，没有机会同他们对话。这是关于权力、公平、种族的议题。
亚裔社区特别是华人，担心他们会失去机会，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勤奋工作就会有回报，别人也有同样的机会。
因为这个族裔（华人）非常重视教育，这是他们传统的文化观念。
所以，众议会没有一个亚裔议员成为ACA-5的连署人。
为什麽移民社区这麽多人反对，如果了解整个移民历史，可能有所不同。
19世纪美国发生过排华法案，1913年加州禁止外籍移民购房置产且拥有自己的物业。
2008年11月加州选民通过了八号提案，将加州宪法修正为「婚姻只限于一男一女」，禁止同性婚姻。
这些歧视的信息是十分清楚的。
罗达伦还提出建议，「如果想让你的孩子完成高等教育，可以先读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
我和我的选区，有79%社区学院毕业生转入加州大学（UC ) 。
社区学院转校生享有优先权，这是最好的方式。
他最后表示，今天在这裡讨论这些观点是必要的，因为很难有「种族中立」政策。
他的投票完全基于良知、承诺、责任，让自由和正义属于所有人。
对于华裔民主党众议员罗达伦、邱信福(David Chiu)、丁右立(Phil Ting)投出赞成票，以及周本立（Ed Chau）、朱感生（Kansen Chu）弃权投票，前联邦教育部副次长，也是共和党活跃份子张曼君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表现，面对ACA-5 这样一个对华人和亚裔入学伤害很大的平权法案，为什麽要弃权，为什麽要支持，为什麽不反对？
这些华裔民选官员，他们的选举经费和选票大部分来自华人社区，在关键时刻为什麽不能捍卫华人利益呢？
因为他们不敢违背民主党立场，又想维护既得利益，但是伤害了华人利益。
下一次选举，华人还要给他们提供金钱和选票吗？
ACA5法案要求废除「209号提案」，209号提案是1996年由选民通过的加州宪法修订案，禁止在公共教育、就业及签约政府项目时，考虑种族和性别因素。
ACA5希望废除209号提案，取代以族裔人口的配额比例为依据，用于加州公立大学的录取、就业和政府机构的合同签约等。
ACA-5影响入加大 华人要发声
ACA-5法案24日以加州参议会多数票支持通过，将放在11月大选公投。
在民主党华裔参众议员大多数支持，少数投票时弃权的同时，共和党华裔参众议员对该法案的通过，以及其用意在废除第209号提案提出强烈谴责。
多位华裔民选官员表示ACA-5无疑将大大影响未来华裔学子在加州公立大学的入学情形，加州公立大学是否能继续保持其优良品质也是问号。
学区民选官员指出，过去两周的事实同时告诉华人：华人必须要草根行动，用选票发声。
鑽石吧共和党加州参议员张玲龄，24日的在投出反对票后表示，种族歧视并非祕密，过去有，现在也依然有，她就曾经历过。
「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不公平。
但是，反对歧视的答案不是更多的歧视」。
她支持立法保护少数群体和妇女免受歧视，但ACA-5的通过以及其废除第209号提案的目的，应该谴责。
罗兰冈学区教委陈正治表示，学区很多华人家长都通过网上观看了24日参议会的投票过程，虽然共和党几乎全部投出反对票，但依然寡不敌众，ACA-5以民主党的强力支持获得通过。
ACA-5在最近两周无悬念地通过加州参众两会，民主党华裔议员即使有人投弃权票，但都无一表达华人强大的反对声音。
陈正治表示，多年来华人一直存在一个误区，认爲华人民选官员就会支持华人，代表华人説话，事实上在很多议题上并非如此。
「华人期待华人支持华人，这个想法还是在种族的误区中，最终会失望」。
华人应该抛开同胞一定会支持同胞的幻想，而要支持理念相同的人，民选官员应该代表所有族裔，这才是民主真谛，用选票爲自己争取权利，才是硬道理。
陈正治表示，ACA-5进入公投木已成舟，今年11月的决战至关重要。
如果ACA-5最终成爲新法，无疑会严重影响华人和亚裔学生在加州公立大学系统的录取数。
以罗兰学区为例，每年毕业的高中应届生900人左右，大约60%都进入加大和州大系统，尤其是加大系统，很多华人学子都获录取。
但如果未来比例受限，这些华人学生只能另谋出路。
另一方面，ACA-5如果通过，学区的员工品质也可能受影响，由于必须按族裔比例来招聘员工，即使受聘人员素质不够，也得照顾 ，整个学区的水平，都可能受拖累。
哈冈-拉朋地学区教委会副主席张金生表示，ACA-5以族裔和性别为优惠取向录用和招聘人才的结果，最终只能打击努力、助长落后。
华人努力，一样赋税，爲什么要受到不公平待遇？
他认爲，ACA-5是政客利用族裔来操作政治的把戏。
张金生表示，哈冈学区每年1400名应届毕业生，200多人上加大和州大，比例不到20%的亚裔学生，占加大和州大录取的相当数量。
如果未来比例受限，很多华人和亚裔学生只能进入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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