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喜欢多管闲事的三大星座，独善其身，从不自寻烦恼，让人羡慕
射手座：绝不会，选择在别人的身上，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射手座让人感觉起来，从来都不是一个闲人，这就好比，不管到了哪里，从来都少不了他们的存在，同时不管什么时候，他们似乎一直都有事情要做。但不得不说的是，射手座做的一切，大概都是围绕着自己展开的，而除此之外，也绝不会，选择在别人的身上，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说得更明确一些，这当然不是意味着，射手座相当的冷漠，以至于从来不喜欢帮助别人，为他人带去温暖。而更多的，这都倾向于，射手座从来不会多管闲事。又或者，不管身边那个人，出现了他们感觉错的一面，又或者不好的行为，他们也终究不会去喋喋不休地，批评对方。
毕竟，射手座的思想还是相当的开明的，相当的超前的。他们深知，在自己眼里看起来或许是属于错的，但没准儿对于别人，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向来都杜绝，在这方面挑剔别人，从而为自己自寻烦恼。他们大多也都选择了独善其身，去追寻自己喜欢，热爱的事物，获得更多的快乐与自由，同时，也必然让人相当的羡慕。
摩羯座：在人群里面必然又会如鱼得水
摩羯座在人群里面的地位，向来都是非常的高，因为不管是你与他们长期的交往，还是短期的相处，都完全不难在他们身上，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他们大多都相当的成熟，性格也必然是相当的稳定。他们比起同龄人而言，往往也都具备着，更多为人处世的智慧与原则，以至于尽管他们从来都不善言辞，但在人群里面必然又会如鱼得水。
同样，在摩羯座这类成熟的人身上，你也从来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从来不会多管闲事，给自己寻找烦恼与麻烦，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独善其身，而不是瞻前顾后，让自己乱了方寸。甚至更大的程度上，他们内心往往是这样想的，那便是自己的时间本身就是如此的宝贵，又怎么能够，随意地放到别人身上？尽管在摩羯座身上呈现出来的这一切，从来不难让人感受到他们冷漠，甚至不近人情的一面，但终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从来又都是属于，人群里面，相当让人羡慕的一类存在。
就好比我们上面谈及到的，正是由于他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自己的身上，方才在更大的程度上，成就了自己，让自己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天蝎座：具备着人生智慧
但凡我们说起不喜欢多管闲事儿的人，天蝎座必然是属于，相当明确的一类存在。又或者，他们平日里给人的感觉，就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比任何人都更要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当下要去做的，又是什么。于是，他们可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心思，把时间花费在除了自己之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同样，其实这也更可以称得上，是天蝎座具备着人生智慧的一种展现。毕竟，他们明白，在这世界上，万物都有着他自己的成长规律，而自己一旦选择了去参与到别人的轨迹当中，要是做对了还好，让对方产生感激之情。而若是一旦不如对方的愿，那真的可以说是好心办了坏事，给自己空寻烦恼与麻烦。
于是这也便意味着，相比起别人而言，天蝎座也必然具备着，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独善其身，去疯狂的生长，满足对自身各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不管是从人生的高度，还是宽度而言，天蝎座也必然占据着一个C位，很少有人能够企及。说白了，其实也正是由于天蝎座这一系列的人生智慧以及呈现，最终无一不导致了，他们会成为那类相当让人羡慕的存在。
#夏日好运接力# #星盘# #失恋分手复合#
射手座：绝不会，选择在别人的身上，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射手座让人感觉起来，从来都不是一个闲人，这就好比，不管到了哪里，从来都少不了他们的存在，同时不管什么时候，他们似乎一直都有事情要做。但不得不说的是，射手座做的一切，大概都是围绕着自己展开的，而除此之外，也绝不会，选择在别人的身上，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说得更明确一些，这当然不是意味着，射手座相当的冷漠，以至于从来不喜欢帮助别人，为他人带去温暖。而更多的，这都倾向于，射手座从来不会多管闲事。又或者，不管身边那个人，出现了他们感觉错的一面，又或者不好的行为，他们也终究不会去喋喋不休地，批评对方。
毕竟，射手座的思想还是相当的开明的，相当的超前的。他们深知，在自己眼里看起来或许是属于错的，但没准儿对于别人，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向来都杜绝，在这方面挑剔别人，从而为自己自寻烦恼。他们大多也都选择了独善其身，去追寻自己喜欢，热爱的事物，获得更多的快乐与自由，同时，也必然让人相当的羡慕。
摩羯座：在人群里面必然又会如鱼得水
摩羯座在人群里面的地位，向来都是非常的高，因为不管是你与他们长期的交往，还是短期的相处，都完全不难在他们身上，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他们大多都相当的成熟，性格也必然是相当的稳定。他们比起同龄人而言，往往也都具备着，更多为人处世的智慧与原则，以至于尽管他们从来都不善言辞，但在人群里面必然又会如鱼得水。
同样，在摩羯座这类成熟的人身上，你也从来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从来不会多管闲事，给自己寻找烦恼与麻烦，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独善其身，而不是瞻前顾后，让自己乱了方寸。甚至更大的程度上，他们内心往往是这样想的，那便是自己的时间本身就是如此的宝贵，又怎么能够，随意地放到别人身上？尽管在摩羯座身上呈现出来的这一切，从来不难让人感受到他们冷漠，甚至不近人情的一面，但终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从来又都是属于，人群里面，相当让人羡慕的一类存在。
就好比我们上面谈及到的，正是由于他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自己的身上，方才在更大的程度上，成就了自己，让自己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天蝎座：具备着人生智慧
但凡我们说起不喜欢多管闲事儿的人，天蝎座必然是属于，相当明确的一类存在。又或者，他们平日里给人的感觉，就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比任何人都更要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当下要去做的，又是什么。于是，他们可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心思，把时间花费在除了自己之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同样，其实这也更可以称得上，是天蝎座具备着人生智慧的一种展现。毕竟，他们明白，在这世界上，万物都有着他自己的成长规律，而自己一旦选择了去参与到别人的轨迹当中，要是做对了还好，让对方产生感激之情。而若是一旦不如对方的愿，那真的可以说是好心办了坏事，给自己空寻烦恼与麻烦。
于是这也便意味着，相比起别人而言，天蝎座也必然具备着，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独善其身，去疯狂的生长，满足对自身各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不管是从人生的高度，还是宽度而言，天蝎座也必然占据着一个C位，很少有人能够企及。说白了，其实也正是由于天蝎座这一系列的人生智慧以及呈现，最终无一不导致了，他们会成为那类相当让人羡慕的存在。
#夏日好运接力# #星盘# #失恋分手复合#
【#主审法官回应牟林翰虐待案五大焦点#】#包丽案被告人一审被判3年2个月#备受关注的牟林翰虐待案于6月1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最终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同时判决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蔡某某（陈某某之母）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3万余元。
宣判后，围绕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案的主审法官回答了《法治日报》记者的提问。
一、问：被告人牟林翰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答：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牟林翰实施了积极追求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教唆行为；从牟林翰联系、寻找、救治陈某某的过程来看，均显示牟林翰并不希望或放任陈某某死亡结果的出现，也不存在故意拖延救治的行为。
二、问：被告人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是否属于虐待罪意义上的家庭成员？
答：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及立法精神，虐待罪是指以打骂、冻饿、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予治疗、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手段，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虐待罪是典型的家庭暴力犯罪，对虐待罪主体的范围界定，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对犯罪主体的范围界定保持一致。
在本案中，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首先，从牟林翰、陈某某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后的交往及情感发展过程来看，二人恋爱交往的目的在于共同组建家庭；其次，一系列客观行为也能证实牟林翰、陈某某确实在为共同组建家庭进行准备；再次，从双方家长对待牟林翰、陈某某的态度及要求而言，是一种对待准女婿的态度以及对待准儿媳的要求；第四，牟林翰、陈某某自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之日起，经常共同居住在一起，购买家居用品布置居所，共同进行家务活动，营造共同生活氛围；第五，牟林翰、陈某某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之后，有较为频繁的经济往来，用于双方的生活消费支出。
因此，牟林翰、陈某某不但主观上有共同生活的意愿，而且从见家长的时点、双方家长的言行、共同居住的地点、频次、时长以及双方经济往来支出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客观上二人已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且精神上相互依赖，经济上相互帮助。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的共同居住等行为构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二人的男女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林翰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
三、问：被告人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的辱骂行为是否属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
答：根据刑法理论通说、反家庭暴力法及最高司法机关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均认为采用侮辱、谩骂等手段对家庭成员的精神进行摧残、折磨，是典型的带有虐待性质的家庭暴力行为，并在实践中较为多发。
该案中，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男女朋友关系的确立系双方自愿，并无外界强迫或欺骗因素。双方在上述关系确立后交往并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牟林翰始终纠结于陈某某过往性经历一事，并认为这是陈某某对其亏欠之处，但其不愿意因此而与陈某某分手，仍将陈某某作为其未来的人生伴侣相处。在与陈某某的相处过程中，牟林翰却又无法解开因陈某某性经历一事而产生的心结，因而心生不满，为发泄对陈某某的负面情绪，便通过言语指责、谩骂、侮辱的方式，制造并不断强化陈某某对其的亏欠心理，从而换取自身的心理平衡。在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间，牟林翰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对陈某某进行指责、谩骂、侮辱，言词恶劣、内容粗俗，对陈某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陈某某不愿与牟林翰分手，但又不知如何面对牟林翰反复持续施加的精神暴力。在日积月累的精神暴力之下，陈某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摧残与折磨，其实施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的自杀行为便是例证。
因而，法院认为，从辱骂的言语内容、辱骂行为发生的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牟林翰对陈某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
四、问：被告人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的辱骂行为与陈某某自杀身亡这一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答：法院认为，在陈某某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林翰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陈某某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升高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陈某某的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牟林翰与陈某某确立恋爱关系后，在交往及共同生活过程中，本应相互平等对待，平和理性处理、并基于善意解决双方存在的情感问题。但牟林翰却出于偏执心理，不能正确对待对方过往性经历一事，不断借此指责、辱骂对方，恶语相向，将对其具有高度精神依赖关系的陈某某逐渐推向精神崩溃的临界点。
该案中，陈某某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后，对牟林翰的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牟林翰因处女情节长期对其侮辱、谩骂，进行精神折磨与打压，贬损其人格，陈某某为了维持与牟林翰的恋爱关系，虽然也有反抗、争辩，但最终选择了妥协、沉默和忍受牟林翰的负面情绪。在其服药自杀前两个月，其回到广东东莞期间在知乎上发布的帖子内容，真实反映了其因牟林翰的指责、辱骂而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以及面对牟林翰双重人格而不知所措的矛盾心态；而据牟林翰本人对2019年10月9日当天双方争吵原因及过程的供述，可以证实正是因为牟林翰所说的陈某某过于依赖他的话语，深深刺激了精神状态已极为脆弱的陈某某，导致陈某某情绪崩溃而大哭。而陈某某在案发时极度脆弱的精神状态这一风险，正是由于牟林翰日积月累的指责、辱骂行为而制造。牟林翰作为这一风险的制造者和与陈某某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并负有一定扶助义务的共同生活人员，在陈某某已出现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后进行洗胃治疗，并被下发病危病重通知书的情况下，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某早已处于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其本应及时关注陈某某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上述风险状态，防止陈某某再次出现极端情况。但牟林翰却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视而不见，仍然反复去指责、辱骂陈某某，使得陈某某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不断强化、升级，与案发当天的刺激性话语相结合，最终造成陈某某服药自杀身亡的悲剧。
同时，陈某某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前，性格开朗、外向；但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后，由于不断遭受牟林翰的指责、辱骂，其时常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并出现了割腕自残、服用过量药物而被洗胃治疗等极端情况，在确立恋爱关系仅一年多的时点上便选择了服药自杀，可见正是牟林翰长期的精神打压行为使得陈某某感觉不断丧失自我与尊严，逐渐丧失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陈某某服药自杀前所发的微信内容也有力证实了牟林翰的长期精神折磨导致了陈某某对自我价值的错误判断。
五、问：被告人牟林翰在虐待陈某某过程中是否曾实施肢体暴力？
答：法院认为，综合案件证据情况，难以确定陈某某身上伤痕的形成原因，无法认定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了肢体暴力行为。
根据案件证据，对于是否实施肢体暴力，牟林翰只承认在一次与陈某某的争吵过程中轻轻挥了对方胳膊一下，力度很轻，而这一动作与虐待罪所要求的肢体暴力程度相去甚远；其中两名证人关于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的证言系传来证据，并非其二人亲眼目睹的事实，亦缺少客观证据佐证；本案中，证人利某某的证言中也提及陈某某表示身上的淤青、伤痕系自身摔倒所致；而该案其他多名证人表示未曾见到陈某某身上存在淤青、伤痕或听闻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证人蔡某某（被害人陈某某之母）的证言以及入院体检、住院护理记录可以证实陈某某在入院治疗时存在双上肢散在淤紫、下肢淤青的情况，但不能证实是何原因造成上述淤紫、淤青，亦不排除当日牟林翰托架陈某某前往医院抢救过程中造成。（法治日报）
宣判后，围绕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案的主审法官回答了《法治日报》记者的提问。
一、问：被告人牟林翰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答：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牟林翰实施了积极追求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教唆行为；从牟林翰联系、寻找、救治陈某某的过程来看，均显示牟林翰并不希望或放任陈某某死亡结果的出现，也不存在故意拖延救治的行为。
二、问：被告人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是否属于虐待罪意义上的家庭成员？
答：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及立法精神，虐待罪是指以打骂、冻饿、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予治疗、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手段，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虐待罪是典型的家庭暴力犯罪，对虐待罪主体的范围界定，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对犯罪主体的范围界定保持一致。
在本案中，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首先，从牟林翰、陈某某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后的交往及情感发展过程来看，二人恋爱交往的目的在于共同组建家庭；其次，一系列客观行为也能证实牟林翰、陈某某确实在为共同组建家庭进行准备；再次，从双方家长对待牟林翰、陈某某的态度及要求而言，是一种对待准女婿的态度以及对待准儿媳的要求；第四，牟林翰、陈某某自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之日起，经常共同居住在一起，购买家居用品布置居所，共同进行家务活动，营造共同生活氛围；第五，牟林翰、陈某某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之后，有较为频繁的经济往来，用于双方的生活消费支出。
因此，牟林翰、陈某某不但主观上有共同生活的意愿，而且从见家长的时点、双方家长的言行、共同居住的地点、频次、时长以及双方经济往来支出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客观上二人已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且精神上相互依赖，经济上相互帮助。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的共同居住等行为构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二人的男女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林翰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
三、问：被告人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的辱骂行为是否属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
答：根据刑法理论通说、反家庭暴力法及最高司法机关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均认为采用侮辱、谩骂等手段对家庭成员的精神进行摧残、折磨，是典型的带有虐待性质的家庭暴力行为，并在实践中较为多发。
该案中，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男女朋友关系的确立系双方自愿，并无外界强迫或欺骗因素。双方在上述关系确立后交往并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牟林翰始终纠结于陈某某过往性经历一事，并认为这是陈某某对其亏欠之处，但其不愿意因此而与陈某某分手，仍将陈某某作为其未来的人生伴侣相处。在与陈某某的相处过程中，牟林翰却又无法解开因陈某某性经历一事而产生的心结，因而心生不满，为发泄对陈某某的负面情绪，便通过言语指责、谩骂、侮辱的方式，制造并不断强化陈某某对其的亏欠心理，从而换取自身的心理平衡。在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间，牟林翰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对陈某某进行指责、谩骂、侮辱，言词恶劣、内容粗俗，对陈某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陈某某不愿与牟林翰分手，但又不知如何面对牟林翰反复持续施加的精神暴力。在日积月累的精神暴力之下，陈某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摧残与折磨，其实施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的自杀行为便是例证。
因而，法院认为，从辱骂的言语内容、辱骂行为发生的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牟林翰对陈某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
四、问：被告人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的辱骂行为与陈某某自杀身亡这一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答：法院认为，在陈某某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林翰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陈某某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升高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陈某某的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牟林翰与陈某某确立恋爱关系后，在交往及共同生活过程中，本应相互平等对待，平和理性处理、并基于善意解决双方存在的情感问题。但牟林翰却出于偏执心理，不能正确对待对方过往性经历一事，不断借此指责、辱骂对方，恶语相向，将对其具有高度精神依赖关系的陈某某逐渐推向精神崩溃的临界点。
该案中，陈某某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后，对牟林翰的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牟林翰因处女情节长期对其侮辱、谩骂，进行精神折磨与打压，贬损其人格，陈某某为了维持与牟林翰的恋爱关系，虽然也有反抗、争辩，但最终选择了妥协、沉默和忍受牟林翰的负面情绪。在其服药自杀前两个月，其回到广东东莞期间在知乎上发布的帖子内容，真实反映了其因牟林翰的指责、辱骂而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以及面对牟林翰双重人格而不知所措的矛盾心态；而据牟林翰本人对2019年10月9日当天双方争吵原因及过程的供述，可以证实正是因为牟林翰所说的陈某某过于依赖他的话语，深深刺激了精神状态已极为脆弱的陈某某，导致陈某某情绪崩溃而大哭。而陈某某在案发时极度脆弱的精神状态这一风险，正是由于牟林翰日积月累的指责、辱骂行为而制造。牟林翰作为这一风险的制造者和与陈某某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并负有一定扶助义务的共同生活人员，在陈某某已出现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后进行洗胃治疗，并被下发病危病重通知书的情况下，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某早已处于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其本应及时关注陈某某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上述风险状态，防止陈某某再次出现极端情况。但牟林翰却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视而不见，仍然反复去指责、辱骂陈某某，使得陈某某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不断强化、升级，与案发当天的刺激性话语相结合，最终造成陈某某服药自杀身亡的悲剧。
同时，陈某某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前，性格开朗、外向；但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后，由于不断遭受牟林翰的指责、辱骂，其时常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并出现了割腕自残、服用过量药物而被洗胃治疗等极端情况，在确立恋爱关系仅一年多的时点上便选择了服药自杀，可见正是牟林翰长期的精神打压行为使得陈某某感觉不断丧失自我与尊严，逐渐丧失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陈某某服药自杀前所发的微信内容也有力证实了牟林翰的长期精神折磨导致了陈某某对自我价值的错误判断。
五、问：被告人牟林翰在虐待陈某某过程中是否曾实施肢体暴力？
答：法院认为，综合案件证据情况，难以确定陈某某身上伤痕的形成原因，无法认定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了肢体暴力行为。
根据案件证据，对于是否实施肢体暴力，牟林翰只承认在一次与陈某某的争吵过程中轻轻挥了对方胳膊一下，力度很轻，而这一动作与虐待罪所要求的肢体暴力程度相去甚远；其中两名证人关于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的证言系传来证据，并非其二人亲眼目睹的事实，亦缺少客观证据佐证；本案中，证人利某某的证言中也提及陈某某表示身上的淤青、伤痕系自身摔倒所致；而该案其他多名证人表示未曾见到陈某某身上存在淤青、伤痕或听闻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证人蔡某某（被害人陈某某之母）的证言以及入院体检、住院护理记录可以证实陈某某在入院治疗时存在双上肢散在淤紫、下肢淤青的情况，但不能证实是何原因造成上述淤紫、淤青，亦不排除当日牟林翰托架陈某某前往医院抢救过程中造成。（法治日报）
【#包丽案主审法官回应案件五大焦点#】#包丽案被告人一审被判3年2个月# 备受关注的牟林翰虐待案于6月1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最终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同时判决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蔡某某（陈某某之母）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3万余元。
宣判后，围绕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案的主审法官回答了《法治日报》记者的提问。
一、问：被告人牟林翰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答：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牟林翰实施了积极追求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教唆行为；从牟林翰联系、寻找、救治陈某某的过程来看，均显示牟林翰并不希望或放任陈某某死亡结果的出现，也不存在故意拖延救治的行为。
二、问：被告人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是否属于虐待罪意义上的家庭成员？
答：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及立法精神，虐待罪是指以打骂、冻饿、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予治疗、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手段，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虐待罪是典型的家庭暴力犯罪，对虐待罪主体的范围界定，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对犯罪主体的范围界定保持一致。
在本案中，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首先，从牟林翰、陈某某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后的交往及情感发展过程来看，二人恋爱交往的目的在于共同组建家庭；其次，一系列客观行为也能证实牟林翰、陈某某确实在为共同组建家庭进行准备；再次，从双方家长对待牟林翰、陈某某的态度及要求而言，是一种对待准女婿的态度以及对待准儿媳的要求；第四，牟林翰、陈某某自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之日起，经常共同居住在一起，购买家居用品布置居所，共同进行家务活动，营造共同生活氛围；第五，牟林翰、陈某某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之后，有较为频繁的经济往来，用于双方的生活消费支出。
因此，牟林翰、陈某某不但主观上有共同生活的意愿，而且从见家长的时点、双方家长的言行、共同居住的地点、频次、时长以及双方经济往来支出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客观上二人已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且精神上相互依赖，经济上相互帮助。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的共同居住等行为构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二人的男女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林翰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
三、问：被告人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的辱骂行为是否属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
答：根据刑法理论通说、反家庭暴力法及最高司法机关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均认为采用侮辱、谩骂等手段对家庭成员的精神进行摧残、折磨，是典型的带有虐待性质的家庭暴力行为，并在实践中较为多发。
该案中，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男女朋友关系的确立系双方自愿，并无外界强迫或欺骗因素。双方在上述关系确立后交往并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牟林翰始终纠结于陈某某过往性经历一事，并认为这是陈某某对其亏欠之处，但其不愿意因此而与陈某某分手，仍将陈某某作为其未来的人生伴侣相处。在与陈某某的相处过程中，牟林翰却又无法解开因陈某某性经历一事而产生的心结，因而心生不满，为发泄对陈某某的负面情绪，便通过言语指责、谩骂、侮辱的方式，制造并不断强化陈某某对其的亏欠心理，从而换取自身的心理平衡。在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间，牟林翰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对陈某某进行指责、谩骂、侮辱，言词恶劣、内容粗俗，对陈某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陈某某不愿与牟林翰分手，但又不知如何面对牟林翰反复持续施加的精神暴力。在日积月累的精神暴力之下，陈某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摧残与折磨，其实施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的自杀行为便是例证。
因而，法院认为，从辱骂的言语内容、辱骂行为发生的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牟林翰对陈某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
四、问：被告人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的辱骂行为与陈某某自杀身亡这一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答：法院认为，在陈某某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林翰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陈某某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升高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陈某某的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牟林翰与陈某某确立恋爱关系后，在交往及共同生活过程中，本应相互平等对待，平和理性处理、并基于善意解决双方存在的情感问题。但牟林翰却出于偏执心理，不能正确对待对方过往性经历一事，不断借此指责、辱骂对方，恶语相向，将对其具有高度精神依赖关系的陈某某逐渐推向精神崩溃的临界点。
该案中，陈某某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后，对牟林翰的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牟林翰因处女情节长期对其侮辱、谩骂，进行精神折磨与打压，贬损其人格，陈某某为了维持与牟林翰的恋爱关系，虽然也有反抗、争辩，但最终选择了妥协、沉默和忍受牟林翰的负面情绪。在其服药自杀前两个月，其回到广东东莞期间在知乎上发布的帖子内容，真实反映了其因牟林翰的指责、辱骂而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以及面对牟林翰双重人格而不知所措的矛盾心态；而据牟林翰本人对2019年10月9日当天双方争吵原因及过程的供述，可以证实正是因为牟林翰所说的陈某某过于依赖他的话语，深深刺激了精神状态已极为脆弱的陈某某，导致陈某某情绪崩溃而大哭。而陈某某在案发时极度脆弱的精神状态这一风险，正是由于牟林翰日积月累的指责、辱骂行为而制造。牟林翰作为这一风险的制造者和与陈某某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并负有一定扶助义务的共同生活人员，在陈某某已出现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后进行洗胃治疗，并被下发病危病重通知书的情况下，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某早已处于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其本应及时关注陈某某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上述风险状态，防止陈某某再次出现极端情况。但牟林翰却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视而不见，仍然反复去指责、辱骂陈某某，使得陈某某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不断强化、升级，与案发当天的刺激性话语相结合，最终造成陈某某服药自杀身亡的悲剧。
同时，陈某某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前，性格开朗、外向；但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后，由于不断遭受牟林翰的指责、辱骂，其时常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并出现了割腕自残、服用过量药物而被洗胃治疗等极端情况，在确立恋爱关系仅一年多的时点上便选择了服药自杀，可见正是牟林翰长期的精神打压行为使得陈某某感觉不断丧失自我与尊严，逐渐丧失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陈某某服药自杀前所发的微信内容也有力证实了牟林翰的长期精神折磨导致了陈某某对自我价值的错误判断。
五、问：被告人牟林翰在虐待陈某某过程中是否曾实施肢体暴力？
答：法院认为，综合案件证据情况，难以确定陈某某身上伤痕的形成原因，无法认定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了肢体暴力行为。
根据案件证据，对于是否实施肢体暴力，牟林翰只承认在一次与陈某某的争吵过程中轻轻挥了对方胳膊一下，力度很轻，而这一动作与虐待罪所要求的肢体暴力程度相去甚远；其中两名证人关于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的证言系传来证据，并非其二人亲眼目睹的事实，亦缺少客观证据佐证；本案中，证人利某某的证言中也提及陈某某表示身上的淤青、伤痕系自身摔倒所致；而该案其他多名证人表示未曾见到陈某某身上存在淤青、伤痕或听闻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证人蔡某某（被害人陈某某之母）的证言以及入院体检、住院护理记录可以证实陈某某在入院治疗时存在双上肢散在淤紫、下肢淤青的情况，但不能证实是何原因造成上述淤紫、淤青，亦不排除当日牟林翰托架陈某某前往医院抢救过程中造成。（法治日报）
宣判后，围绕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案的主审法官回答了《法治日报》记者的提问。
一、问：被告人牟林翰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答：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牟林翰实施了积极追求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教唆行为；从牟林翰联系、寻找、救治陈某某的过程来看，均显示牟林翰并不希望或放任陈某某死亡结果的出现，也不存在故意拖延救治的行为。
二、问：被告人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是否属于虐待罪意义上的家庭成员？
答：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及立法精神，虐待罪是指以打骂、冻饿、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予治疗、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手段，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虐待罪是典型的家庭暴力犯罪，对虐待罪主体的范围界定，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对犯罪主体的范围界定保持一致。
在本案中，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首先，从牟林翰、陈某某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后的交往及情感发展过程来看，二人恋爱交往的目的在于共同组建家庭；其次，一系列客观行为也能证实牟林翰、陈某某确实在为共同组建家庭进行准备；再次，从双方家长对待牟林翰、陈某某的态度及要求而言，是一种对待准女婿的态度以及对待准儿媳的要求；第四，牟林翰、陈某某自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之日起，经常共同居住在一起，购买家居用品布置居所，共同进行家务活动，营造共同生活氛围；第五，牟林翰、陈某某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之后，有较为频繁的经济往来，用于双方的生活消费支出。
因此，牟林翰、陈某某不但主观上有共同生活的意愿，而且从见家长的时点、双方家长的言行、共同居住的地点、频次、时长以及双方经济往来支出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客观上二人已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且精神上相互依赖，经济上相互帮助。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的共同居住等行为构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二人的男女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林翰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
三、问：被告人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的辱骂行为是否属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
答：根据刑法理论通说、反家庭暴力法及最高司法机关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均认为采用侮辱、谩骂等手段对家庭成员的精神进行摧残、折磨，是典型的带有虐待性质的家庭暴力行为，并在实践中较为多发。
该案中，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男女朋友关系的确立系双方自愿，并无外界强迫或欺骗因素。双方在上述关系确立后交往并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牟林翰始终纠结于陈某某过往性经历一事，并认为这是陈某某对其亏欠之处，但其不愿意因此而与陈某某分手，仍将陈某某作为其未来的人生伴侣相处。在与陈某某的相处过程中，牟林翰却又无法解开因陈某某性经历一事而产生的心结，因而心生不满，为发泄对陈某某的负面情绪，便通过言语指责、谩骂、侮辱的方式，制造并不断强化陈某某对其的亏欠心理，从而换取自身的心理平衡。在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间，牟林翰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对陈某某进行指责、谩骂、侮辱，言词恶劣、内容粗俗，对陈某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陈某某不愿与牟林翰分手，但又不知如何面对牟林翰反复持续施加的精神暴力。在日积月累的精神暴力之下，陈某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摧残与折磨，其实施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的自杀行为便是例证。
因而，法院认为，从辱骂的言语内容、辱骂行为发生的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牟林翰对陈某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
四、问：被告人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的辱骂行为与陈某某自杀身亡这一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答：法院认为，在陈某某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林翰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陈某某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升高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陈某某的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牟林翰与陈某某确立恋爱关系后，在交往及共同生活过程中，本应相互平等对待，平和理性处理、并基于善意解决双方存在的情感问题。但牟林翰却出于偏执心理，不能正确对待对方过往性经历一事，不断借此指责、辱骂对方，恶语相向，将对其具有高度精神依赖关系的陈某某逐渐推向精神崩溃的临界点。
该案中，陈某某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后，对牟林翰的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牟林翰因处女情节长期对其侮辱、谩骂，进行精神折磨与打压，贬损其人格，陈某某为了维持与牟林翰的恋爱关系，虽然也有反抗、争辩，但最终选择了妥协、沉默和忍受牟林翰的负面情绪。在其服药自杀前两个月，其回到广东东莞期间在知乎上发布的帖子内容，真实反映了其因牟林翰的指责、辱骂而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以及面对牟林翰双重人格而不知所措的矛盾心态；而据牟林翰本人对2019年10月9日当天双方争吵原因及过程的供述，可以证实正是因为牟林翰所说的陈某某过于依赖他的话语，深深刺激了精神状态已极为脆弱的陈某某，导致陈某某情绪崩溃而大哭。而陈某某在案发时极度脆弱的精神状态这一风险，正是由于牟林翰日积月累的指责、辱骂行为而制造。牟林翰作为这一风险的制造者和与陈某某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并负有一定扶助义务的共同生活人员，在陈某某已出现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后进行洗胃治疗，并被下发病危病重通知书的情况下，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某早已处于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其本应及时关注陈某某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上述风险状态，防止陈某某再次出现极端情况。但牟林翰却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视而不见，仍然反复去指责、辱骂陈某某，使得陈某某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不断强化、升级，与案发当天的刺激性话语相结合，最终造成陈某某服药自杀身亡的悲剧。
同时，陈某某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前，性格开朗、外向；但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后，由于不断遭受牟林翰的指责、辱骂，其时常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并出现了割腕自残、服用过量药物而被洗胃治疗等极端情况，在确立恋爱关系仅一年多的时点上便选择了服药自杀，可见正是牟林翰长期的精神打压行为使得陈某某感觉不断丧失自我与尊严，逐渐丧失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陈某某服药自杀前所发的微信内容也有力证实了牟林翰的长期精神折磨导致了陈某某对自我价值的错误判断。
五、问：被告人牟林翰在虐待陈某某过程中是否曾实施肢体暴力？
答：法院认为，综合案件证据情况，难以确定陈某某身上伤痕的形成原因，无法认定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了肢体暴力行为。
根据案件证据，对于是否实施肢体暴力，牟林翰只承认在一次与陈某某的争吵过程中轻轻挥了对方胳膊一下，力度很轻，而这一动作与虐待罪所要求的肢体暴力程度相去甚远；其中两名证人关于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的证言系传来证据，并非其二人亲眼目睹的事实，亦缺少客观证据佐证；本案中，证人利某某的证言中也提及陈某某表示身上的淤青、伤痕系自身摔倒所致；而该案其他多名证人表示未曾见到陈某某身上存在淤青、伤痕或听闻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证人蔡某某（被害人陈某某之母）的证言以及入院体检、住院护理记录可以证实陈某某在入院治疗时存在双上肢散在淤紫、下肢淤青的情况，但不能证实是何原因造成上述淤紫、淤青，亦不排除当日牟林翰托架陈某某前往医院抢救过程中造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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