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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历史君#【易中天：农民起义我一个都不会写的】常言道：乱世出枭雄，时势造英雄。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这几千年间，中华大地上演绎了一幕幕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历史剧。王朝兴亡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礼崩乐坏、社会飘摇之际，往往是农民阶级揭竿而起之时。
在论及农民起义运动时，当今学术界往往莫衷一是。有人将其定性为一场反对暴虐的解放运动，有人却持大相径庭的看法。在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看来，农民起义无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更是扬言：“农民起义我一个都不会写的。”这究竟是为何？
文人反骨
自古以来，王朝的强盛国力与立足之基，都离不开勤勉忠诚的芸芸百姓。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古代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君与民的尖锐对立状态，似乎从未得到真正缓解。在风起云涌的朝代更迭里，总是少不了农民起义军的身影。
翻开泛黄的史书，从秦末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到唐末黄巢起义，再到清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农民起义总是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停歇。有的学者赞扬农民起义意味着时代的觉醒，而有些学者却认为这种暴行不值一顾。
写出了皇皇36卷历史著作《中华史》的易中天，显然属于后者。在他看来，农民起义只是给统治集团一个警钟，除此以外，别无意义。 “农民起义一个我都不会写的。”他甚至放言，“什么黄巢起义、黄巾起义，这些我一个也不会写的。”
自从暂别《百家讲坛》的喧嚣之后，易中天就一直潜心写作。跟随《易中天中华史》的书页，我们从女娲补天一直见证到改革开放，从先秦一路走到了宋元，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风云变幻，尽在这盈盈一握中。那么，易中天为何执意不肯耗费一些笔墨在农民起义上呢？
在某次访谈中，易中天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农民起义根本无法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它所能做的，只是为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嚷嚷着像你们这样官逼民反，把我们逼上梁山，大家一起完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起义这种“乱世之源”，的确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从未解决根本问题。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农民起义的本质，不过是棋局下死后推倒重来的过程。没有方向与自觉性的起义，只能反反复复在历史中循环，看不到尽头，也看不到希望。
王朝初始，轻薄赋，平均地权；随着国力不断壮大，财富开始向新贵阶层聚集；小农经济体系脆弱不堪，一旦饥荒降临，便会爆发农民起义；部分政见不同的贵族阶层们，无路可走便加入农民起义；最终改朝换代，大量人口死亡，一切重头再来。
中国有句老话：“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兵荒马乱，狼烟四起，此时自然是枪杆子比笔杆子更能说得上话。诚然，回溯整个中国史，我们可以看到，乱世出英雄，但未必出思想。所以，我们对农民起义这件事，确实不能评价过高。
起义之祸
目前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农民起义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然而，农民起义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它只讲破坏，而没有建设，虽反抗剥削压迫，但没有建立新的秩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农民为何起义？纵观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运动，我们无法否认，封建体制的腐朽是主导因素。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统治阶层的昏庸腐朽，自然灾害导致民不聊生，凡此种种，导致了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布衣百姓们揭竿而起，混战一方。
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是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恐怕对于那些食不果腹的底层民众而言，他们想要的，不过是能抗过去这一季的皇粮地租，他们只是想活下去，仅此而已。
若是要令农民们从单纯的“抗粮”，进化到成立武装队伍，对抗中央政府，那就少不了一个人的领导。这个人，不仅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还要有一定的起步资金，最关键的，是要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于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农民的确是各种起义的绝对主力军，但是，农民阶级往往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的领导。
汉末的黄巾军起义，由宗教领袖所领导；隋朝大起义，逐渐演化为了为各地贵豪的争斗；唐末的农民起义，在黄巢死后就成了军阀们的互相吞并……
在起义中，无论农民阶层如何出力，都逃脱不掉为他人作嫁衣的命运，到头来仍一无所获。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终却成就了刘邦项羽；东汉黄巾军起义，成全了双手沾满黄巾鲜血的群雄；唐代黄巢起义，成全了起义叛徒朱温……
放眼世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权力，仿佛是天幕上划过的流星，总是转瞬即逝。自古以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能够冲击政权的农民起义数不胜数，但对农民自身来说，坐上最高权力的王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易中天对于历史的敏锐性，从他品读三国的独辟蹊径中，就可见一斑。从事史学研究的他，始终坚持以理性的视角看待历史，所以他才能不被农民起义里的悲情所迷惑，从而鞭辟入里地陈述出农民起义背后的盲从与破坏性。
理性眼光
易中天虽是文弱书生，但人人皆知，他的血液中无时无刻不奔涌着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他身上所呈现出的理性与反骨，除了于学术中深耕而得之外，还来源于人生际遇对他的磨砺。
只有历经大起大落，才会拥有冷静客观的视角，所以易中天看待问题的深度与他人截然不同。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千年的风雨涤荡而历久弥新。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对相左观点的包容度也愈来愈高。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与自由。
在许多学者的眼中，农民起义是对自身命运的积极反抗，这样的举措值得世人赞扬。可是，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世间万物皆有两面性。看待问题的角度没有绝对，只有相对。若永远面向阳光，便会看不到阴影，从而失去偏颇，无法对事件做出客观评价。
我们无法否认，在王朝末年烽烟四起的时代，垂死挣扎的底层农民们十分可悲。但是，在易中天看来，农民阶级自身的困苦，并不是将社会搅乱如一团浑水的理由。如果人人都率性而为，烧杀掠抢无恶不作，这个世道将变得何其动乱！
在论及农民起义运动时，当今学术界往往莫衷一是。有人将其定性为一场反对暴虐的解放运动，有人却持大相径庭的看法。在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看来，农民起义无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更是扬言：“农民起义我一个都不会写的。”这究竟是为何？
文人反骨
自古以来，王朝的强盛国力与立足之基，都离不开勤勉忠诚的芸芸百姓。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古代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君与民的尖锐对立状态，似乎从未得到真正缓解。在风起云涌的朝代更迭里，总是少不了农民起义军的身影。
翻开泛黄的史书，从秦末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到唐末黄巢起义，再到清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农民起义总是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停歇。有的学者赞扬农民起义意味着时代的觉醒，而有些学者却认为这种暴行不值一顾。
写出了皇皇36卷历史著作《中华史》的易中天，显然属于后者。在他看来，农民起义只是给统治集团一个警钟，除此以外，别无意义。 “农民起义一个我都不会写的。”他甚至放言，“什么黄巢起义、黄巾起义，这些我一个也不会写的。”
自从暂别《百家讲坛》的喧嚣之后，易中天就一直潜心写作。跟随《易中天中华史》的书页，我们从女娲补天一直见证到改革开放，从先秦一路走到了宋元，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风云变幻，尽在这盈盈一握中。那么，易中天为何执意不肯耗费一些笔墨在农民起义上呢？
在某次访谈中，易中天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农民起义根本无法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它所能做的，只是为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嚷嚷着像你们这样官逼民反，把我们逼上梁山，大家一起完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起义这种“乱世之源”，的确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从未解决根本问题。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农民起义的本质，不过是棋局下死后推倒重来的过程。没有方向与自觉性的起义，只能反反复复在历史中循环，看不到尽头，也看不到希望。
王朝初始，轻薄赋，平均地权；随着国力不断壮大，财富开始向新贵阶层聚集；小农经济体系脆弱不堪，一旦饥荒降临，便会爆发农民起义；部分政见不同的贵族阶层们，无路可走便加入农民起义；最终改朝换代，大量人口死亡，一切重头再来。
中国有句老话：“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兵荒马乱，狼烟四起，此时自然是枪杆子比笔杆子更能说得上话。诚然，回溯整个中国史，我们可以看到，乱世出英雄，但未必出思想。所以，我们对农民起义这件事，确实不能评价过高。
起义之祸
目前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农民起义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然而，农民起义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它只讲破坏，而没有建设，虽反抗剥削压迫，但没有建立新的秩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农民为何起义？纵观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运动，我们无法否认，封建体制的腐朽是主导因素。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统治阶层的昏庸腐朽，自然灾害导致民不聊生，凡此种种，导致了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布衣百姓们揭竿而起，混战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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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的黄巾军起义，由宗教领袖所领导；隋朝大起义，逐渐演化为了为各地贵豪的争斗；唐末的农民起义，在黄巢死后就成了军阀们的互相吞并……
在起义中，无论农民阶层如何出力，都逃脱不掉为他人作嫁衣的命运，到头来仍一无所获。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终却成就了刘邦项羽；东汉黄巾军起义，成全了双手沾满黄巾鲜血的群雄；唐代黄巢起义，成全了起义叛徒朱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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