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关于当下年轻人的痛苦,诚恳说些想法】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生活中以及在网上,有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并对前途感到迷茫。他们认为,自己的父辈也就是大约老胡这一代人更加幸运,赶上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扩张期、到处都是机会,而他们要成功则更加困难。所以,可谓生不逢时。今天周末,老胡想和大家诚恳地展开谈谈这个话题。
我对年轻人的压力非常理解。从本质上说,人产生压力是因为要在原有的位置上往前跨一步,而只要往前、往上走都不会轻松。每一代的年轻人皆如此。老胡下面的说法不知道大家是否可以接受,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承受的进步压力一点也不比今天的年轻人小。觉得我们年轻时机会多,这是误解。其实我们年轻时的感觉是:社会上根本没什么机会。
第一,当时国家的经济规模太小了。如果毕业进不了政府,理工科毕业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去研究所,还有大量的人去工厂当了基层工程师、技术员。我的妹妹是北京科技大学(当时叫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去的是北京木材工业情报所。她后来又通过自学考试,转行成了注册会计师,做了一家公司的CFO。我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我的同届同学们绝大部分都过了很平常的一生。最富有的一位是一家上市奶制品公司的创始人,但几百名同学中只出了这么一个。做了外交官,当到大使、武官的都很难得了。
第二,不仅今天全社会的经济规模要比我们年轻时扩张了上百倍,而且今天的年轻人比例比我们那时候要低,上升路径也更加多样,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今天“社会关系”仍起作用,但社会公平的刚性机制不断建立了起来,平民子弟的权利得到更多保障。比如,1994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就是一条硬杠杠,连进《人民日报》这样的大事业单位,也必须通过严格考试,考不过,托什么关系都没用。
第三,中国融入全球化,进一步扩大了年轻人的人生舞台。中国年轻人如今出国奋斗的路基本是通畅的,而且国家越来越强大,总体上为出国奋斗者提供了更多综合支撑。老胡有一次在南非看到,很多没有念过大学的年轻人在当地的中国大市场里租店经营,卖中国货。他们很多是在几年内从店员上升为小老板的。
一些年轻人提出,老胡那个时代大学生出路就是好一些,毕业都有工作,单位还分房。请允许老胡也说一点实情。我那一届1978年全国高校一共招收了约40万人,到毕业时应该也大致是这个数。但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874万人。今天的大学生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他们中很多人其实承载了当时中专生等在竞争序列中更弱群体的艰辛。
至于分房,一结婚就能够顺利分到房的是极少数幸运的人,大部分人刚结婚时挤在父母不大房子里,要30、40岁才能分到房搬出去,而且房子也很小。分房从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人的住房问题,我记得当年北京上海都是人均居住面积3、4平米。如果分房能够解决,就不会有后来的商品房浪潮。
有一个误区老胡要讲出来,就是一些年轻人把当下的压力和迷惘与上一代人几十年奋斗所积累的变化和成果进行对比,而两代人的人生是不能这么比的。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每一个时期的“当下”都压力巨大,对未来缺少信心。比如,我们结婚时要是没有房子,就真的没地方住了。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先租房过渡几年。大家都说,过去买房子多便宜啊。但在北京、上海这样中心城市的人们,每一个时期买房的人从来就没有感觉便宜过,收入低,贷几十万款也像身上压了三座大山,房价便宜都是后来的恍然大悟,没买房的都想,当时为何不下决心出手。买了房的都想,当时为何不买更大一点,为何不多买两套?
老胡的核心意思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不容易,我们的大部分压力来自于为了上升与同代人的竞争,而不是在于国家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眼下年轻人缺少了上一代人的某种优势。
今天社会的机会肯定比老胡年轻时要多,公平性也有了很大改善。但竞争压力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化解,这是我们真正的痛苦之源。所以,我们要达观。它的含义是我们做了某种选择,就接受与之相应的人生面貌。如果我们选择积极参与竞争的人生,就要有承受更多压力的思想准备。
那些移居到中心城市并且把上升作为目标的年轻人,压力感一定会比较大。如果选择“佛系”的人生态度,社会可以提供的选择也非常多。但无论如何,我主张年轻人尽量不要与自己的选择过不去,与自己的心情过不去,不要掉入对自己生不逢时、社会不公平的抱怨而不可自拔。
当然了,人生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今天年轻人就是感觉压力大,社会有无形的力量推着大家不得不参与竞争。这种压力是年轻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很多时候是凭借个人努力挥之不去的。老胡只是想帮助年轻人换一个角度思考,了解人生逻辑的另一面。我不希望大家在抱怨的情绪中随波逐流,耽误了自己的努力,也搞坏了自己的心情。
本文不妥之处,敬请年轻人谅解。https://t.cn/A6GwUE6T
我对年轻人的压力非常理解。从本质上说,人产生压力是因为要在原有的位置上往前跨一步,而只要往前、往上走都不会轻松。每一代的年轻人皆如此。老胡下面的说法不知道大家是否可以接受,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承受的进步压力一点也不比今天的年轻人小。觉得我们年轻时机会多,这是误解。其实我们年轻时的感觉是:社会上根本没什么机会。
第一,当时国家的经济规模太小了。如果毕业进不了政府,理工科毕业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去研究所,还有大量的人去工厂当了基层工程师、技术员。我的妹妹是北京科技大学(当时叫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去的是北京木材工业情报所。她后来又通过自学考试,转行成了注册会计师,做了一家公司的CFO。我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我的同届同学们绝大部分都过了很平常的一生。最富有的一位是一家上市奶制品公司的创始人,但几百名同学中只出了这么一个。做了外交官,当到大使、武官的都很难得了。
第二,不仅今天全社会的经济规模要比我们年轻时扩张了上百倍,而且今天的年轻人比例比我们那时候要低,上升路径也更加多样,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今天“社会关系”仍起作用,但社会公平的刚性机制不断建立了起来,平民子弟的权利得到更多保障。比如,1994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就是一条硬杠杠,连进《人民日报》这样的大事业单位,也必须通过严格考试,考不过,托什么关系都没用。
第三,中国融入全球化,进一步扩大了年轻人的人生舞台。中国年轻人如今出国奋斗的路基本是通畅的,而且国家越来越强大,总体上为出国奋斗者提供了更多综合支撑。老胡有一次在南非看到,很多没有念过大学的年轻人在当地的中国大市场里租店经营,卖中国货。他们很多是在几年内从店员上升为小老板的。
一些年轻人提出,老胡那个时代大学生出路就是好一些,毕业都有工作,单位还分房。请允许老胡也说一点实情。我那一届1978年全国高校一共招收了约40万人,到毕业时应该也大致是这个数。但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874万人。今天的大学生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他们中很多人其实承载了当时中专生等在竞争序列中更弱群体的艰辛。
至于分房,一结婚就能够顺利分到房的是极少数幸运的人,大部分人刚结婚时挤在父母不大房子里,要30、40岁才能分到房搬出去,而且房子也很小。分房从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人的住房问题,我记得当年北京上海都是人均居住面积3、4平米。如果分房能够解决,就不会有后来的商品房浪潮。
有一个误区老胡要讲出来,就是一些年轻人把当下的压力和迷惘与上一代人几十年奋斗所积累的变化和成果进行对比,而两代人的人生是不能这么比的。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每一个时期的“当下”都压力巨大,对未来缺少信心。比如,我们结婚时要是没有房子,就真的没地方住了。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先租房过渡几年。大家都说,过去买房子多便宜啊。但在北京、上海这样中心城市的人们,每一个时期买房的人从来就没有感觉便宜过,收入低,贷几十万款也像身上压了三座大山,房价便宜都是后来的恍然大悟,没买房的都想,当时为何不下决心出手。买了房的都想,当时为何不买更大一点,为何不多买两套?
老胡的核心意思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不容易,我们的大部分压力来自于为了上升与同代人的竞争,而不是在于国家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眼下年轻人缺少了上一代人的某种优势。
今天社会的机会肯定比老胡年轻时要多,公平性也有了很大改善。但竞争压力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化解,这是我们真正的痛苦之源。所以,我们要达观。它的含义是我们做了某种选择,就接受与之相应的人生面貌。如果我们选择积极参与竞争的人生,就要有承受更多压力的思想准备。
那些移居到中心城市并且把上升作为目标的年轻人,压力感一定会比较大。如果选择“佛系”的人生态度,社会可以提供的选择也非常多。但无论如何,我主张年轻人尽量不要与自己的选择过不去,与自己的心情过不去,不要掉入对自己生不逢时、社会不公平的抱怨而不可自拔。
当然了,人生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今天年轻人就是感觉压力大,社会有无形的力量推着大家不得不参与竞争。这种压力是年轻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很多时候是凭借个人努力挥之不去的。老胡只是想帮助年轻人换一个角度思考,了解人生逻辑的另一面。我不希望大家在抱怨的情绪中随波逐流,耽误了自己的努力,也搞坏了自己的心情。
本文不妥之处,敬请年轻人谅解。https://t.cn/A6GwUE6T
#中国摘掉乙肝大国帽子#可能年轻的小伙伴还不知道这个新闻意味着什么,但我却感受很深。
我的家乡是个贫困的小县城,上中学时一次课上老师却说我们县城是全球闻名的,因为WTO把我们县评为了全球乙肝的高感染区,收录在册。
上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会给我们体检大小三阳,虽然学校会注意学生隐私但每次都会有哪个同学被测出阳性的消息,然后家长就会叮嘱我们不要跟他一起吃饭。偶尔还有同学请假回家去送因为肝硬化走的家人……
最后再附上丁香医生报道过的一组数据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
1992 年,中国乙肝防控进行了一次重要调查,这是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全人群乙肝相关调查。
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当时的 1 - 29 岁的人群中,乙肝病毒携带率(表面抗原阳性率)为 9.75%——远远高于 8%。
当时的中国,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高感染区」。
柳叶刀杂志的《乙肝在中国》提到,在中国生活着 1.2 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大约是全球携带者总数的 1 / 3。
也许是挟着「十人一乙肝」的威力,中国的「乙肝大国」名号在国际上不胫而走。
直到 2009 年,在旧金山的地铁站上仍然有用中文写的公益广告:「小心乙肝」。
什么也不说了,此生无悔入华夏[心] https://t.cn/RJhdM1o
我的家乡是个贫困的小县城,上中学时一次课上老师却说我们县城是全球闻名的,因为WTO把我们县评为了全球乙肝的高感染区,收录在册。
上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会给我们体检大小三阳,虽然学校会注意学生隐私但每次都会有哪个同学被测出阳性的消息,然后家长就会叮嘱我们不要跟他一起吃饭。偶尔还有同学请假回家去送因为肝硬化走的家人……
最后再附上丁香医生报道过的一组数据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
1992 年,中国乙肝防控进行了一次重要调查,这是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全人群乙肝相关调查。
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当时的 1 - 29 岁的人群中,乙肝病毒携带率(表面抗原阳性率)为 9.75%——远远高于 8%。
当时的中国,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高感染区」。
柳叶刀杂志的《乙肝在中国》提到,在中国生活着 1.2 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大约是全球携带者总数的 1 / 3。
也许是挟着「十人一乙肝」的威力,中国的「乙肝大国」名号在国际上不胫而走。
直到 2009 年,在旧金山的地铁站上仍然有用中文写的公益广告:「小心乙肝」。
什么也不说了,此生无悔入华夏[心] https://t.cn/RJhdM1o
#云建校-关注时政# 深秋时节,沿阳宗海边的步道走,湖水碧绿清澈,岸绿景美,是周边居民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阳宗海,距离云南昆明36公里,水域面积31.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0米,蓄水量6.17亿立方米,是云南省第三大深水高原湖泊,也是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之一。
2008年,阳宗海曾发生震惊全国的砷污染事件,彼时,其砷浓度高达0.128 mg/L,清澈的湖水被具有致癌毒性的砷污染,水质从多年来一直保持的II类下降为劣V类。
此后,云南各级党委政府坚决落实政治责任,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誓要保护治理好阳宗海,还沿岸百姓一泓碧水。
12年来,阳宗海保护治理成效显著。最新监测结果显示,今年1—8月,阳宗海全湖平均水质已达到II类,区域生态环境全面提升。
“开湖第一天,40户渔民收获满满,最多一家捕了400多公斤!”时隔一年,34岁的胡立涛仍记得阳宗海重新开湖时的场景。
阳宗海盛产金线鱼、鲤鱼、青鱼、白鱼、杆鱼等10余种经济鱼类,胡立涛15岁时便开始在湖里捕鱼,但自2008年砷污染事件后,云南省政府宣布阳宗海实施“三禁”,即禁止饮用阳宗海的水、禁止在阳宗海内游泳、禁止捕捞阳宗海的水产品,他就再没下湖捕鱼了。
阳宗海周边渔民多,大伙打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砷污染事件后,鱼捕不了,收入自然受影响。
2019年10月15日,时隔11年,阳宗海再次开湖捕鱼。为防止过度捕捞,开湖时间从14日下午5点至23日上午7点,共10天。“当时我正在外地开出租车,知道阳宗海即将开湖捕鱼后,赶紧赶回来。”胡立涛说,开湖捕鱼那天,他划着船来到阳宗海,荡舟、撒网,收获满满。
捕鱼的人群中,47岁的适国良也在其中。2008年之前,他专门在阳宗海捕虾,“那时湖里的大鱼很少,一年捕的虾可以卖到1万元左右。”适国良说,能够重新开湖捕鱼,“太高兴了!”
阳宗海能重新开湖捕鱼,说明阳宗海湖水水质达到捕捞标准。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生态和水资源保护局工作人员李黎介绍,去年开湖前,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研究院曾分别对检验抽样的2.3公斤鲢鱼进行检验,送检鲢鱼无机砷含量检测结果为“<0.05”(每公斤鲢鱼无机砷含量小于0.05毫克),远远低于标准要求的“≤0.1”。
水质达标的背后,是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孜孜努力。要知道,大型地表水砷污染的治理是世界性难题,没有有效的技术和治理经验可借鉴。据云南省科技厅工作人员介绍,该厅曾在2008年10月对治理阳宗海砷污染进行了全球公开招标,预计治理经费40至70亿元;当年12月又与美国环保署进行了网络会议咨询,未能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案。
阳宗海治理一度陷入困境。
2009年7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大学教授陈景领衔的项目组成功研发了用铁盐沉淀吸附法原位治理阳宗海砷污染的技术,人们看到了治理阳宗海砷污染的希望。
当年10月,带着新技术,陈景院士带领项目组承担起云南省政府要求在3年左右时间内将阳宗海水质恢复到III类的水体降砷任务。
“那两年,我们每天用10艘喷洒船两次在阳宗海地毯式喷洒铁盐溶液,在污染源未完全截断的情况下,全湖砷浓度从劣V类水质的0.128 mg/L降低至0.049 mg/L,最低时降至0.021mg/L,湖体水质连续保持在II至III类。”项目团队成员、云南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峰芝说。
一期任务完成,但陈景院士并不满意。未能把阳宗海水质恢复到污染前的II类标准,一直是他的心病。
2017年6月,在云南省发改委、昆明市政府的共同支持下,云南大学再次启动阳宗海污染二期治理项目,目标是将阳宗海全湖平均砷浓度降低到≤0.035mg/L。
经过两年多的原位修复治理,阳宗海全湖的平均砷浓度下降至0.0297mg/L,水质明显好转,达到了地表水II类标准。
陈景院士的心病除了。更让他高兴的是,利用铁盐的沉淀吸附作用,除有效降低水体的砷浓度外,还达到了同时除磷的效果;而且,两次治理总经费仅4900万元,为预计治理经费40亿元至70亿元的百分之一,每立方米湖水的治理费仅3分钱。
水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水质达标的同时,从根源上截污亦很关键。2009年10月9日,云南省委省政府从统筹区域治理、保护、开发的高度,决定设立阳宗海风景名胜区,成立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2010年7月1日,管委会正式履行职责职能。
履职10年来,管委会把阳宗海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其中的环湖截污工程更是重中之重。“一期工程包括铺设阳宗海西南段、南段、东南段的截污干管,建设3座提升泵站,实施阳宗片区村庄污水支次管网建设、对阳宗海污水处理厂进行改扩建等项目。二期工程与一期工程相连,沿阳宗海东岸铺设污水管道,再新建2座污水提升泵站。”李黎说,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阳宗海由此实现了环湖污水全收集。
在此基础上,管委会还在加快实施流域内村庄的清污分流工程。日前,记者来到汤池社区柳树湾村民小组——一个紧靠阳宗海的小村庄,这里的清污分流工程已经收尾。“污水通过管网流到污水处理厂,达标后外排,不会流入阳宗海。”李黎说。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郝国栋介绍,管委会自成立后,完成阳宗海环湖截污工程、阳宗海流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18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34亿元,投资完成率达109.34%。效果显而易见。再次来到阳宗海,清水潺潺,岸边草木葱茏,胡立涛不时来湖边转转,感受一下湖光山色。
“我们将继续改善阳宗海生态环境质量,建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湖美目标。”谈及之后打算,郝国栋说。
责任编辑:李茂颖
阳宗海,距离云南昆明36公里,水域面积31.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0米,蓄水量6.17亿立方米,是云南省第三大深水高原湖泊,也是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之一。
2008年,阳宗海曾发生震惊全国的砷污染事件,彼时,其砷浓度高达0.128 mg/L,清澈的湖水被具有致癌毒性的砷污染,水质从多年来一直保持的II类下降为劣V类。
此后,云南各级党委政府坚决落实政治责任,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誓要保护治理好阳宗海,还沿岸百姓一泓碧水。
12年来,阳宗海保护治理成效显著。最新监测结果显示,今年1—8月,阳宗海全湖平均水质已达到II类,区域生态环境全面提升。
“开湖第一天,40户渔民收获满满,最多一家捕了400多公斤!”时隔一年,34岁的胡立涛仍记得阳宗海重新开湖时的场景。
阳宗海盛产金线鱼、鲤鱼、青鱼、白鱼、杆鱼等10余种经济鱼类,胡立涛15岁时便开始在湖里捕鱼,但自2008年砷污染事件后,云南省政府宣布阳宗海实施“三禁”,即禁止饮用阳宗海的水、禁止在阳宗海内游泳、禁止捕捞阳宗海的水产品,他就再没下湖捕鱼了。
阳宗海周边渔民多,大伙打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砷污染事件后,鱼捕不了,收入自然受影响。
2019年10月15日,时隔11年,阳宗海再次开湖捕鱼。为防止过度捕捞,开湖时间从14日下午5点至23日上午7点,共10天。“当时我正在外地开出租车,知道阳宗海即将开湖捕鱼后,赶紧赶回来。”胡立涛说,开湖捕鱼那天,他划着船来到阳宗海,荡舟、撒网,收获满满。
捕鱼的人群中,47岁的适国良也在其中。2008年之前,他专门在阳宗海捕虾,“那时湖里的大鱼很少,一年捕的虾可以卖到1万元左右。”适国良说,能够重新开湖捕鱼,“太高兴了!”
阳宗海能重新开湖捕鱼,说明阳宗海湖水水质达到捕捞标准。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生态和水资源保护局工作人员李黎介绍,去年开湖前,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研究院曾分别对检验抽样的2.3公斤鲢鱼进行检验,送检鲢鱼无机砷含量检测结果为“<0.05”(每公斤鲢鱼无机砷含量小于0.05毫克),远远低于标准要求的“≤0.1”。
水质达标的背后,是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孜孜努力。要知道,大型地表水砷污染的治理是世界性难题,没有有效的技术和治理经验可借鉴。据云南省科技厅工作人员介绍,该厅曾在2008年10月对治理阳宗海砷污染进行了全球公开招标,预计治理经费40至70亿元;当年12月又与美国环保署进行了网络会议咨询,未能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案。
阳宗海治理一度陷入困境。
2009年7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大学教授陈景领衔的项目组成功研发了用铁盐沉淀吸附法原位治理阳宗海砷污染的技术,人们看到了治理阳宗海砷污染的希望。
当年10月,带着新技术,陈景院士带领项目组承担起云南省政府要求在3年左右时间内将阳宗海水质恢复到III类的水体降砷任务。
“那两年,我们每天用10艘喷洒船两次在阳宗海地毯式喷洒铁盐溶液,在污染源未完全截断的情况下,全湖砷浓度从劣V类水质的0.128 mg/L降低至0.049 mg/L,最低时降至0.021mg/L,湖体水质连续保持在II至III类。”项目团队成员、云南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峰芝说。
一期任务完成,但陈景院士并不满意。未能把阳宗海水质恢复到污染前的II类标准,一直是他的心病。
2017年6月,在云南省发改委、昆明市政府的共同支持下,云南大学再次启动阳宗海污染二期治理项目,目标是将阳宗海全湖平均砷浓度降低到≤0.035mg/L。
经过两年多的原位修复治理,阳宗海全湖的平均砷浓度下降至0.0297mg/L,水质明显好转,达到了地表水II类标准。
陈景院士的心病除了。更让他高兴的是,利用铁盐的沉淀吸附作用,除有效降低水体的砷浓度外,还达到了同时除磷的效果;而且,两次治理总经费仅4900万元,为预计治理经费40亿元至70亿元的百分之一,每立方米湖水的治理费仅3分钱。
水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水质达标的同时,从根源上截污亦很关键。2009年10月9日,云南省委省政府从统筹区域治理、保护、开发的高度,决定设立阳宗海风景名胜区,成立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2010年7月1日,管委会正式履行职责职能。
履职10年来,管委会把阳宗海保护治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其中的环湖截污工程更是重中之重。“一期工程包括铺设阳宗海西南段、南段、东南段的截污干管,建设3座提升泵站,实施阳宗片区村庄污水支次管网建设、对阳宗海污水处理厂进行改扩建等项目。二期工程与一期工程相连,沿阳宗海东岸铺设污水管道,再新建2座污水提升泵站。”李黎说,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阳宗海由此实现了环湖污水全收集。
在此基础上,管委会还在加快实施流域内村庄的清污分流工程。日前,记者来到汤池社区柳树湾村民小组——一个紧靠阳宗海的小村庄,这里的清污分流工程已经收尾。“污水通过管网流到污水处理厂,达标后外排,不会流入阳宗海。”李黎说。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郝国栋介绍,管委会自成立后,完成阳宗海环湖截污工程、阳宗海流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18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34亿元,投资完成率达109.34%。效果显而易见。再次来到阳宗海,清水潺潺,岸边草木葱茏,胡立涛不时来湖边转转,感受一下湖光山色。
“我们将继续改善阳宗海生态环境质量,建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湖美目标。”谈及之后打算,郝国栋说。
责任编辑:李茂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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