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现象[超话]# 前階段我已經說過亞洲遊牧誕生的最早時間，然而有些人依然沒辦法接受商代壓根不是遊牧民族建立的事實，所以這裡貼一下商代大司空考古報告對於商代基因共享分佈的圖，這個圖也恰好證明了漢族從北到南遷徙的事實
商代貴族墓集中的「大司空墓葬區」。結果顯示，它們分屬四個不同的單倍型類群D4、Z、N9a、D、D5、B5b。與商族人有相同基因類型的人口廣泛分布在東亞各地和中亞地區，並且密集分布在中國的南方。這已經可以說明，殷墟與三星堆、新乾大洋洲等長江流域文化的密切關係，他們很可能就是同一撥人。
#汉族#

别做梦了！石油人民币结算根本不可能！
这几天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讨论关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石油贸易。中国和沙特之间的原油贸易，将不再使用美元？
第一个，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沙特阿拉伯决定放弃美元，各种传闻迄今，还只是传闻；
​第二个，石油美元是美元霸权的重要基础，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相当密集，在当前国际关系下，美国不会容忍沙特反水。我给大家说下理由。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一项所谓“不可动摇的”协议，即美国向沙特提供军事武器并承诺保护沙特政权的安全，沙特则说服欧佩克国家接受美元作为出口石油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于是石油美元体系就此诞生。由于此后世界上的石油消费国必须先换得美元才能采购石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也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再次得到了巩固。
​第三，这笔交易现在还在地下状态，最后能不能达成还不知道——毕竟这玩意就是中美之间的零和游戏；沙特此举对中国利好的越大，对美国的利空就越大。所以美国肯定会全力阻扰。而美国虽然衰落，现在也抽不开身，但归根结底，还是现在的世界霸主，是中东秩序的主导者。所以沙特最后能否扛住美国的压力，结论是不可能抗住！
​是选中国还是是美国，是优先考虑当下风险，还是重点顾及未来前程，这道选择题，就摆在沙特面前，就看它最后作何决定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世界经济；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一句话，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重塑了美元霸权，或者换句话说，美元霸权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系于沙特等石油输出国对于石油美元体系的认可。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随着21世纪初美国“页岩油革命”的爆发，美沙之间“不可动摇的”同盟关系出现了裂痕。现在，美国已经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这直接挑战了沙特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定价权。为了与美国争夺原油定价权，沙特近些年积极向俄罗斯靠拢，组建联盟，共同影响原油价格走势。“欧佩克＋”机制也因此应运而生。
​沙特可以和美国闹别扭，但是，如果竟然放弃石油美元，哪怕是开一个小口子，那是动摇国本的大事。这种核心利益，远远大于经济利益。由于中沙两国巨大的贸易额，我们当然可以指望沙特等国家逐步扩大人民币交易，譬如给浙江义乌小商品下人民币采购单，但在原油这个超级大项上，伊朗、沙特等众多中东国家叫嚷十几年也没有一个敢迈出实际一步！迈出就是伊拉克、利比亚的结局，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不要做梦了！十年内根本不可能实现石油人民币结算！因为即便美国衰落依旧非常强大，什么时候军事、舆论、软实力全面超越美国才有可能！#财经#

为什么遏制中国会成为美国空前共识？(上)

作者：赵燕菁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建筑学院双聘教授

来源：摘自《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转型》

全球化之所以会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全球货币的发明提供了重要条件。在传统经济中，由于实物货币存在必然的短缺，商品交易半径被限制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增长的两个阶段在空间上基本上是重合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随着货币所受黄金约束的解除，货币的规模大幅增长，结果同时产生了两个效应：第一，在资本大国，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不再过剩而是短缺——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接近充分就业的就业率、强大的劳动议价能力和偏向劳动者的劳动保护制度。第二，商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使得增长的两个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空间分工成为可能。

在传统经济中，由于资本（主要是土地）是慢变量，劳动（主要是人口）是快变量，因此相对于劳动，资本总是不足，过剩的劳动总是追逐有限的资本，导致劳动持续贬值，资本变得越来越贵；但在现代增长中，由于货币受到的约束解除，资本（主要是货币）变为快变量，劳动（主要是人口）变为慢变量，越来越多的资本追逐较少的劳动，劳动的议价能力迅速上升，当其超过一定的阈值，原来资本剥削劳动的状态就会逆转为劳动压制资本（例如发达国家工会力量的崛起）。在增量财富中，资本分配到的比例减小，劳动分配到的份额增大。

货币的增加不仅改变了经济体内部资本与劳动的比率关系，还解除了对交易半径的约束，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如果过剩的资本输出到劳动过剩的经济体，资本又会因为“资本—劳动”镜像关系获得定价权。这时，世界上就会形成资本输出的“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劳动输出的“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原本因为资本不足被排除在分工和交易之外的劳动，因资本增加得以加入全球分工体系，这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在过去40余年的全球化进程所形成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是典型的“中心国家”，中国是典型的“边缘国家”。全球化关键的启动点，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美国进而压倒其他主要资本大国，最先成为积累起大规模资本剩余的“中心国家”（见图1）。

中国则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1994年汇改），压倒其他“边缘国家”，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劳动输出大国。可以说，由于中美两国货币的挂钩，两国的要素才可能被“比较”，美国的资本和中国的劳动才谈得上各自的“比较优势”。没有全球货币，也就没有全球化。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意义。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分工从未获得足够的货币，甚至可以说“货币匮乏”是贯穿中国经济史最主要的特征。中国许多社会组织的形态（家庭、宗族），都是在货币短缺条件下为实现社会分工而做出的制度设计。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际上也是在货币匮乏条件下试图实现工业化的伟大制度试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的信用化为中国通过顺差“进口”美元创造货币提供了可能。

由于美元的天量供给，中国避免了再次走向实物货币时代依靠战争争夺货币的传统路径。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沿海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承接以美国为首的“中心国家”外溢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绕开了发展资本不足的产业阶段的同时，获得了分工经济所必需的货币。

在一个供过于求的消费市场上，最终决定竞争胜负的是产业链的加总成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在资本充裕的美国，资本成本是1个单位；在资本不足的中国，资本成本是5个单位。在劳动昂贵的美国，劳动成本是2.5个单位；在劳动过剩的中国，劳动成本是1个单位。就产业链加总后的总成本而言，在美国生产该产品的总成本是3.5个单位，在中国生产的总成本则是6个单位。显然，在美国生产该产品比在中国更有竞争力。但如果把劳动密集阶段转移到中国，总成本则可以进一步降低到2个单位。假设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通过将产业链拆分进行布局后，产品的利润就会比将产业链全部集中在美国增加1.5个单位。通过将产业链拆分，实现全球分工的“中心国家”就会相对于其他“中心国家”更具竞争优势。

结果是，拥有资本比较优势的美国输出资本（产生商品贸易逆差），拥有劳动比较优势的中国输出劳动（产生商品贸易顺差），资本—劳动的空间分离塑造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效率空前高的全球化。在这样的关系里，美国的竞争对手是其他也想输出资本的“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竞争对手是其他也想输出劳动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和中国之间则是互补关系。增长的两阶段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空间分工，构成了过去40余年全球化的主轴。中美两国也因此成为“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劳动两个领域最大的赢家。